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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 *
(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1]上的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培养共产主义者。我认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毫不次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不能离开了这一基本任务来谈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我不打算详尽地讲述这个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必须特别注意我国学校和训练班的教学大纲。
我们往往在谈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学校、改进我国学校时,只是简简单单、草草率率地把教学大纲修订一下了事,而不认真讨论应该怎样修订并且从哪个方面进行修订。可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却是,要使学校(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并把我们所授予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然而,恰好是在世界观的培养上,我们做得很差。只要浏览一下某些教学大纲,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做到这种结合,没有进行这种培养,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缺少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慎之又慎,一方面不要使我们的教学落入旧的教学的巢臼;另方面也不能使我们的教学变成空洞无物的宣传。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目前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反宗教宣传问题,另一个是国际主义宣传问题),我就想说,我经常的印象是,我们在对待这两个问题上,采取的都是一些极其表面的做法,没有把这两个问题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注意的。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教育问题。当然,必须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教育,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并用最必要的知识武装他们。要想开辟自学之路,就得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制度变得更灵活机动一些,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国的学校现在是四年制,而且我们坚持这样做。可是,在实际开办这种四年制学校时,还得采取一些辅助办法。比如说,现在有许多农村,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小娃娃们有困难,那就要在这些人口不多的小村子里开办低年级班次,还要对学习差的孩子补课,就像瑞士学校那样。这么一来,就不会有留级生了。所以,应当考虑怎样使我国学校更灵活机动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得非常不够,这就是不久前上过学或者干脆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的少年的问题。要让他们赶上来。我们对成人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对少年的工作,社会教育局[2]和政治教育总局却不大管。这些孩子都是些超龄生,因此一般的学校不收他们,扫盲班又因为他们是儿童而不要他们。他们从年龄上看不属于政治教育制度的对象。这就需要办一些特殊的学校。没有这种灵活性,我们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已发动全体居民投入了这项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进军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基本的方面。为了使工作搞得更快些,必须这样做。不过,现在做得还不够,也不普遍。许多省至今仍在原地停步不前,只好搬用鲍曼区、下伏尔加边区[3]和中央黑土地带省的经验。我们要让各地都能搞得很好,对此必须特别重视才行。
当然,开办七年制学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为建立七年制学校而努力已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二级学校的问题是个难题,我们现在已对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我开始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我不打算讲学校,只讲“劳动力”。我国正处在改造时期,旧的工厂正在改造,新的工厂不断建立。新工厂与旧工厂有何不同之处?旧工厂的工作有一部分是靠手工劳动完成的,那里的机器需要有人专门看管,这种看管带有半手工性质。旧工厂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来自手工业。至今还有很多工厂的设备是陈旧的,再过几年之后,所有这些工厂都将走上新的轨道。这些工厂需要既有较好的半手工艺熟巧,同时又很熟悉机器的专业技术工人。新工厂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人分两类,一类实际上不能称之为专业技术工人,这类工人通常叫作“操作工”,他们同传送带打交道,等等。这只需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专门学习一两个星期到半年就行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半手工艺类型,而是掌握了管理整个机器的技能、懂得生产全过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人。技术不是停滞不前的,它是不断发展的,每次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因而就需要一些受过充分训练、了解生产过程、善于管理机器、能够适应各种条件的工人。目前的新生产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工人。
中等技术人员的问题目前也极其尖锐。我们需要技术员,需要专家,这些人能够指导各种行当的专业技术工人。然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我们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员,都是过去在旧工厂工作的,而能够适应新工厂的需要、能够按新的方式工作的中等技术人员,目前还极少。我们曾经由国家学术委员会[4]科教部出面召开过一些专门会议,邀请了一些精通生产的工程师参加。他们说,培养技术人员是我们生产中的燃眉之急。这里的症结何在?在于我们不能从国外招聘,因为要招聘的量太大了。个别人可以招聘,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的技术员的需要量的确太大了。另一方面,技术员必须了解群众,了解下边的工作人员。否则,工程师制定的计划就无人能够执行。但这一环节我们却有故障,而这一点却是目前最重要的。
现在再来看看我国学校。先谈职业学校吧。这种学校自古以来都是培养半手工艺型的工人。这种学校的工作很不好搞,因为生产稍有一点改进就使职业学校培养的工人失业。工厂的设备一改装,需要的就是另一些掌握了比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尽管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职业学校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应该使这种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掌握手工艺和半手工艺型熟巧的同时,也掌握一些别的熟巧;使这种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至于说到那种半专业技术的工人,他们都是加斯帖夫同志[5]所培养的。加斯帖夫的错误不在于他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我们不能说这种工作是不必要的。加斯帖夫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看做(而且仅仅看做)是一种出路,他完全没有看到必须培养另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此外,他还没有看到必须把这种教育同一般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以及社会工作联系起来。
最后,谈一谈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那种学校,即工厂艺徒学校[6]。实际上,工厂艺徒学校往往不能做到符合要求。这当然是以生产性质为转移的。不过,工厂艺徒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现代的专业技术工人。从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但是,如果不从培养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而从提高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的文化的观点看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工人不仅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者,是每个工厂的主人。他还应该是他所在工厂的社会活动家,懂得技术发展的方向,明白工厂整个的生产过程;他还能参加旨在改进该厂的生产的创造性的工作,他已养成了自觉的纪律。加斯帖夫恰好忽略了培养这种工人,职业学校往往也忽略了这一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谈谈生产实习问题。我们的认识有时非常模糊:组织了生产实习,于是就洋洋得意了。但是一般说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组织实习,而在于组织了什么样的实习。我曾经了解过一些学员,问他们经常参加的是什么样的实习。工厂接纳了他们,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等等。然而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一天三次去看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这难道也是实习?可是却认为他们是在实习。怎样组织实习,如何使实习具有连贯性,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应由实践来解决,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解决。我觉得,组织实习的问题还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现在来谈谈二级学校这个迫切的难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工厂培养人才,也要为农业培养人才。要搞农业集体化不能没有一定的准备。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在这里,农村童工劳动的问题极其尖锐。应该指出,在劳动保护上,我们集体农庄恰好搞得最糟,同时,农村一般说来也是如此。不久前,《友好儿童》杂志[7]刊登了一个小征询:儿童们在集体农庄如何劳动。于是一位小朋友写道:“你问我们怎么劳动。那我就谈谈自己的情况:我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没有马,靠人力耙地,等于白耙。父亲有病,他已经60岁了。我们的村苏维埃根本看不到: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这句精彩极了的话说明,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固然是把少年发动起来了,但是从大人方面看,从各个文化机构看,却未注意劳动保护、劳动组织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惜我不能详尽地讲这个问题。不过应该指出,综合技术教育给农业工作提出的,就是实际地了解农业的机械化并且实际地研究农业经济。所以,我们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时,要把这个问题完整地提出来,并且应该认识到: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指培养在工厂企业劳动的人,而且也包括培养参加农业工作,参加社会工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各个工作部门的人。必须培养教师、艺术家、作家、各种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工作部门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技术力量。
我认为,我们这次党的会议将会取得一定进展。应该指出,如果说教师能把综合技术教育背得滚瓜烂熟,但在教育界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充分认真的讨论。社会教育司已决定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8]。大会负责人请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9]派代表参加,因为这次代表大会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经济工作人员的代表与会才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谁也没时间管这事儿。”我要说,有些经济工作人员根本不懂什么是综合技术劳动以及它对生产有何意义,对经常出现的劳动力危机有何意义,对消除生产中不断出现的缺点有何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等技术学校的问题。当然,我国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作用不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多大贡献。所以我认为不应把它看做理想的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机构,让它提供目前需要的中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无论是我国的二级学校还是我国的中等技术学校,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现代工人。
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一切问题,以及一般地对技术训练的问题,往往采取极其简单的态度。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工人教育和工农速成中学代表会议。这次会上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普通教育摆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只有在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时才承认它。我们不能许下这种诺言:念完一级学校,你就可以得到学徒的称号。当然,文化程度的确是当学徒的必要条件,是必要条件,但非唯一的条件;除了一般知识之外,还需要有专业知识,生产知识。没有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就不可能获得目前技术条件下所必须的那种专业技术,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的专业技术。这一点必须认清。
我认为,这次党的会议之后,必须深入研究一下综合技术教育的有关问题。要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搞明确。这次党的会议必将在这方面起着推动作用。
* 这是1930年4月27日在讨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H ..A.斯克雷勃尼克的报告《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时的发言。第一次载于《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0年4月29日),标题是:《综合技术教育与马克思主义锻炼同等重要》。
[1] 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于193。年4月26~30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是: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新教学法和文化工作的统一计划,改组国民教育机关等等。
克鲁普斯卡雅在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可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7卷,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
[2] 社会教育局全称为社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总管理局,1921~1930年设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该局所辖单位为: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幼儿园;同时负责保护儿童的权利,提高全体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3] 鲍曼区指莫斯科市鲍曼区。
下伏尔加区(边区)包括现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尔梅克省、阿斯特拉罕省、伏尔加格勒省、萨拉托夫省的疆域以及古比雪夫省的部分疆域。
[4] 国家学术委员会系1919~1932年俄罗斯联邦教学法科学领导中心,下设科学政治部,科学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等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科学教育部主席是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5]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2]。
[6] 参见上文注[2]。
[7] 《友好儿童》系农村儿童杂志,共青团中央少先队中央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刊,出版于1927~1953年。
[8] 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10~16日召开。
[9] 参见《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一文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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