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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的报告的题目是:《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目前,广大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17年,革命胜利初期,我们一开始时曾力图通过个别实验示范学校、实验示范儿童之家来生动具体地说明应该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教育,不是用旧时孤儿院的方法,而是用新的教育方法。当时开办了一些儿童之家,而且数量很大,但是只有少数儿童之家真正称得上示范儿童之家,儿童们在这里多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从全局看,那么应该承认,我们这项工作搞得是不好的。
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对广大儿童进行教育的问题近来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目前,经济方面的变化(小农个体经济向机械化集体经济过渡)引起了其他种种变化,更不用说工业化的广泛发展了——工业化为教育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机会。我认为,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在于组织他们参加劳动。我们都很了解组织劳动对成人的教育意义。
拿农村来说。在农村,农民个体经济使人们养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性格以及人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一定的态度。我们常常说:“小私有者心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懂得各种现象的普通原理,不明白一些基本的问题,只看到自己鼻尖底下的一点事情,衡量一切事物用的都是小农经济的标准。
我们知道,农村里常有这样的事:这家当家的与另一家结下了仇;妇女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翻了天;他们的思想非常狭隘,超不过自家庭院那大的天地;小农的信条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世界观。他们不了解新的劳动形式和新的组织形式。每个人只顾自己,这样一来,上帝当然就开始起作用了。年成不好“怪老天爷有错,我们只能各顾各”。
一个农民偶然来到工厂。他见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劳动组织井然有序,劳动分工十分明确。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按一定的计划精确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个人的工作与另一个人的工作扣得很紧。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一个小齿轮。于是,这个到工厂来的农民,如俗话说的,经过工厂大锅炉的一段时期的熏烤,看问题的眼光开始变了,看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个人的蝇头小利,而是集体的利益了。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因为大生产本身的条件和工厂的劳动把他培养成了集体主义者。所以在宗教问题上,进厂多年的基本工人,一般说来很少有人信教,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看到对原料、生铁进行机械加工的成果,看到机器生产的成果。他们比较容易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刚参加工作时,曾在一所星期日夜校[1]当了五年左右的教员。我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刚进校时,甚至都怕听学校讲的东西。他随身带来一本旧约,总想找时间去读读,可是在工厂干了一年下来,你再看,到了春天就不知道他把旧约扔到何处去了,斋戒也不搞了,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戒,他却大吃大嚼起腊肠来了,对上帝鬼神的态度也变了。这种情况在机械、冶金生产部门更为明显,因为机器的威力在这儿看得更清楚。当人们亲眼看到怎么把一块铁做成了小巧的工具、精密的机器时,他就会认识到技术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工厂经受过锻炼的工人阶级能够比较深刻地认清各种社会关系,并且成为领导阶级,不断巩固加强这种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全国的工业化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威力。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全力以赴搞集体化,其结果如何呢?它使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的旧的劳动形式瓦解了,新的大集体经济开始按新的方式改造着农民整个的世界观。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来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种条件今后将越来越好。但是,为了弄清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行这种教育的各个环节。
从前,在手工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家庭起着巨大的作用。农民家庭里的每个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和全家人的劳动情况。他学大人的样子,不过他不懂得如何解释这种或那种自然现象。他从小就掌握了熟巧,也就是说,8岁的儿童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劳动熟巧。我们且拿手工业生产作例子。儿子看父亲怎么干活,这样他就学会了。从前的家庭是进行劳动教育的。现在呢?现在工人的劳动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尤其是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运动(如公社)的劳动,都是在室外进行的;我们发现,家庭不再是一个经济单位。工人在工厂干活,孩子们就看不到干活的情况。在家里,他经常受到老奶奶的影响,她常常对他说些假话来哄他;或者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也不在工厂干活。要是母亲也干活,那他就完全受到街头巷尾的影响。
由此可见,成年工人在工厂所受到的那种教育影响,儿童是受不到的。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于农民家庭。当农民参加到机器生产的大型集体农庄或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去之后,家庭也不再起从前它所起过的那种劳动教育的作用了。如果我们看看职员的家庭,也就是城市里非工人家庭,那么这种家庭即使进行劳动教育的话,也无非是搞些家务劳动:擦洗地板,帮忙做饭烧菜,到市场或小铺买东西,等等。可见,这种劳动教育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而现在我们是到工厂的食堂吃饭,因此这种劳动教育也开始解体了。
现在,不仅是我国,就连资本主义各国(例如德国)都说,由于工业化和妇女参加劳动的结果,家庭的影响大为削弱,因为家庭已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劳动单位了。这并不是说家庭正在消亡,但它已不是从前那种类型的劳动单位了,所以它的教育影响就削弱了。
目前利用儿童劳动的情况如何?只要我们了解一下农村儿童劳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富农展开的斗争,我们对目前个体经济中采用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仍在自己经营的中农不敢采用雇佣劳动,他又没有机器,只好一切都靠自己利用原始的工具去干。结果我们发现,儿童就担负了力所不及的劳动。你如果问问孩子们的劳动情况,就会发现: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这种劳动完全是孩子们不能胜任的。结果有的孩子往往离家出走。凡此种种都再一次证明,家庭在劳动教育上的影响正逐渐削弱。
这种影响在别的方面也有所削弱。我们面临着一些家庭影响削弱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合乎心愿。就拿富农作例子来说吧。从前,富农在家里是想用“自己的精神”来熏染孩子的。托尔斯泰写得好,有个富农不愿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因为他想“用自己的精神熏染孩子”。现在这一点办不到了。因此富农及其家庭对儿童和青年一代的影响日益削弱,而学校和环境的影响却在不断增强。
家庭影响和劳动教育的削弱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流浪现象因此严重了。儿童往往想离开家庭,因为他在家里受不到从前那种教育。家庭影响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前,家庭可以进行教育(尽管它是手工业者、手艺匠或小农家庭),那时学校只有一种职能,即教学职能。就像过去人们常说的:老师教,学生学。学校教学生读、写、算等等。但学校不教学生劳动。群众学校不教学生劳动(只有职业学校才教劳动),这一情况以及所有群众学校都不是劳动学校,既给学校本身、也给我们的一些儿童机关打上了一定的烙印。所以,当时的学校并不具有现在这样的教育意义。
当前,由于生产性质的变化引起家庭影响的削弱,因而学校开始具有了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面临着如何组织学校的劳动,组织我国儿童机关的劳动。我们要实行普及教育的方针。现在这种普及教育已不是什么遥远的事了:它已近在眼前,可以看得到了,已成为一种现实。而普及教育意味着学校将对广大儿童产生影响。不过,重要的是不仅要估计到学校的影响,不仅要授予学生大量知识,而且要使学校成为劳动学校,要使劳动的安排能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党党纲中关于教育和学校的部分讲到,必须建立劳动学校,而且不仅是劳动学校,还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这种学校是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的学校。
那么它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教育呢?我不想谈目前已形成的实际情况,而只想讲一讲原则方针。这种学校要怎样进行劳动教育呢?它要了解目前工厂、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和大的生产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这些生产部门需要工人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从前的情况颇有不同,那时,要学会这门手艺,掌握有关工具。当然需要进行长期的手工教育。如果我们看一看集体农庄的情况,就会发现庄员们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他们不会使用劳动工具,不会计划自己的时间,不会分工,不会采用工作所需要的速度,等等。
大老远来到集体农庄的工人对下面这件事感到非常吃惊。一台拖拉机停放在那里。冬天到了,拖拉机还在雪地里,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棚里去。没有人想一想机器是否会坏损,没有人考虑怎样妥当地分工。现在出版了《爱护拖拉机》报。为什么要出版这份报纸?因为集体农庄庄员还缺少这方面的劳动技能,而工人们是有这种技能的。所以现在我国的劳动学校要继续培养学生会使用各种劳动工具的一般熟巧,让他们懂得劳动的过程: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不那么干,等等。
在这方面,工人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工厂受到了相应的锻炼,所以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机关与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保持联系,以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经验带到学校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进行教育。现在必须发动各个工厂,大型的、条件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群众到学校进行劳动教学,因为我们如按旧的模式安排儿童在学校的劳动,那就会一事无成。
从前的一些儿童之家既有设备,也有劳动指导员,但一个在那儿学习的女孩子抱怨说:“我在儿童之家工场里干了6年活,学的始终是一个东西:锁边。”手工学校也是如此:教你一种劳动,几年都干同样的活儿。男孩子们成年累月地在图片上涂色,或者干一些零活。
然而,重要的是让儿童能适应各种形式的劳动,并使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儿童掌握劳动技能。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机构和学校不要成为旧式的学校,要使它们成为一种生产单位,但又不同于家庭和小农经济那种类型,也不同于小手工业经济那种类型,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生产单位。
学校应该与工厂或大型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挂钩,让学生参加一部分劳动,从而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以后我还要讲这种生产单位的特点,不过目前需要做的是改造学校的类型。
如果我们认为全部工作就是按老样子在学校里教手艺,那我们就没有把教育劳动摆到应有的高度。如果只是找一个装帧工人坐在那儿自己糊纸盒,而孩子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毫无作用,也不可能进行劳动教育。要按现代的方式安排劳动。而我们往往没有这种认识。
工厂艺徒学校[2]自以为它是附属在厂内的,可是它与工厂往往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工厂出钱,让工人的孩子上学,只此而已。工厂是工厂,学校是学校,各不相干。学校设置的是木工手工工场,而工厂却是大型机械化设备,产品完全不同。
所以说,我们的教育机构、校办工厂都应该与大生产建立联系,这样它们才能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口机械化劳动对人的教育很大。我们不妨看一看按新的方式正确安排的劳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拿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3]来说吧。这里收容的青少年都是劳动家庭抛弃了的人。他们流落街头,走上了犯罪道路,是一些难办的孩子。
怎么办呢?那里的做法是:开办劳动学校,设立机械化工场,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当师傅,这样一来,孩子们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孩子们知道应该怎样干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产生了学习的愿望,并有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凡是到这儿参观过的人,都一致公认这所学校是一个强大的教育基地。
这类学校还有一些。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区有一所儿童之家,负责人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开始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说,对孩子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们开始通信了。他成功地进行了劳动教育,办了一些机械化工场,管理很完善。后来他来信说,他的学生变得让他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处处都听话,干什么都很乐意。”劳动发生了变化,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教育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共产主义教育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教育。小私有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这对我有利,这是我的”,等等。然而工人是怎样看待工厂的呢?就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或社会主义竞赛来说吧。这对工人起了什么教育作用呢?在十月革命胜利12年之后的今天,工人群众已把工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感到自己应对工厂的生产负责,这也就是说,形成了列宁同志称之为自觉纪律的东西,这种纪律不是棍棒纪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纪律。没有这种自觉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纪律。
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目前集体农庄还没有这种纪律。必须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为榜样进行长期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使广大集体农庄庄员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这正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果对劳动采取自觉的态度,我们就会懂得,每个人的劳动乃是共同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互助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原则上的,即:认识到为了搞好劳动必须进行互助。互助是和集体劳动不可分割的。集体劳动可以培植团结感情。
通过集体劳动,我们能够把他们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少年,他们将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他说来上帝是一文不值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教育是深刻的反宗教教育。小私有者无所不怕,他对一切都感到不可理解,突如其来。而集体主义者却懂得,问题的实质在于劳动的组织,上帝对他毫无用处。他需要的是工程师,是同事,是正确地组织劳动,没有上帝照样行得通,所以他对上帝不感兴趣。
集体主义者对社会问题也开始持新的见解了。
受过集体主义教育、具有内在自觉纪律的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也是恪守纪律的,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迥然不同。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教育任务。
此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何不同之处呢?
它不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竞争,并且拼命想多占他一些,以便夺取更大的利润。
我国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竞争。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制定整个经济的统一计划。对这一重大的前进步骤不能估计不足。但是对这一计划我们还可提出更多的要求。同志们,问题不在于我们在哪个大剧院里对我们的计划鼓掌欢呼一番,说什么计划性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把我们的整个教育引向这个方面。所以现在我国教师都十分重视计划了。
拿一级学校来说。我们要做一件小事,假定要在一天之内完成。给您一个8岁的孩子,他不是一个人去干,而是再找几个人(比如说,五个人)去干。这几个人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呢?孩子们不会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们热情很高,却不知量力而行。但是如果他们头一次碰了钉子,第二次又失败了,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计划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就需要高年级的出面帮助。对于二年级说来,可能不只一天的工作,而是一个五天的计划;并且干活的不是五个人,而是十个人。对二级学校来说,可能就要布置复杂得多的任务。整个学校生活都需要计划性。这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因为这既可以培养工人,同时又培养生产的主人,也就是说,当他日后参加生产时,他就不仅是一个只会摇把手的执行者,而且同时也能胜任厂委会的工作,不会出现差错,等等。集体农庄也是如此。他不仅应该会使锹,而且还要会开拖拉机,拖拉机再也不会停在雪地里,集体农庄庄员将成为一个会当家理财的主人,他关心一切,并能量力办事,懂得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具有什么意义。
应该指出,劳动教育必须适合儿童的体力。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不同年龄的儿童。绘画的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儿童劳动的能力。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这样画画的:开始画的是一个东西,结果画出来的是另一个东西。他们干活也是这样。开始时想用粘土捏人,后来在干活的过程中又转念一想:“不,我最好还是捏一栋房子。”于是就改捏房子。所以,他们既不量力,也没有固定的目的。
八九岁儿童的劳动不同于成人的劳动。成人(甚至少年)的劳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意图,而儿童劳动的目的却只是认识环境。所以他的劳动经常变化。儿童劳动是一种很有个性特点的劳动。儿童往往不注意劳动的各个方面。刚开始做一件事,突然被另一件事吸引住了,或者发现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就忘了劳动的事。一只蝴蝶落到手上来了,他开始观察它的翅膀,至于他刚才想干什么,他早忘了。他已醉心于这种观察了。
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我们必须考虑这些特点,因此给八九岁的孩子安排劳动时,要使他们通过劳动能学到东西,有所进步。可是我们往往让他们干一些纯机械性的劳动:看守瓜地,喂鸡,等等。
现在再来看看三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画的完全不同。他们能把握整体。
不过他们只对某些方面感兴趣,他们希望全面把握这些方面。9岁到12岁的孩子这种想把握整体的愿望,说明这时最好安排综合技术性的多方面的劳动,以便说明劳动的各个部分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拿少年的图画来说。他画的不同于10岁孩子。他已经不把头画得大于身体了。他感兴趣的是细节。他想把每一部分都画得合乎要求。这是过渡年龄阶段的特点——注意细节,希望集中注意力。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特点。
为了正确对待这一因素,就要在前一阶段给予正确的训练。
在谈到劳动的时候,要注意儿童比大人容易疲倦得多。所以要慎重对待和估计不同年龄儿童的力量。如果我们让儿童担任力所不及的劳动,那我们就会培养一批懒汉,培养一批对劳动马马虎虎的人。要使劳动既有兴趣又能胜任,同时还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只是机械性的劳动。
我还想谈谈劳动的选择问题。现在有这么一门科学——技术心理学[4],这门科学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飞行员、拖拉机手、甚至组织者的,等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他的素质有关。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就能把握全部,另外的人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办法做到这点。有的人朗读效果好,有的人则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掌握得更牢,还有的需要看了才能记住,等等。素质的所有这些不同特点十分重要。只有每项工作都有相应的人负责,这时劳动才能成为有效的劳动。资产阶级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很关心在每一个合适职位上安排一个合适的人。德国、美国的学校都设有劳动顾问,那里,技术心理学有了广泛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些顾问,那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他们对不同的社会阶级提出不同的建议。如果是工人的孩子,他们就派这些孩子干某一种工作,他们总是建议工人的孩子去当一个执行者,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孩子则说,这些孩子可以当工程师、农学家、医生,等等。顾问们不管工人的孩子可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们也不建议这个孩子当领导人,而认为他只能当执行者。于是就建议他去干执行者的工作。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在职业的选择上给予不同的建议。
我们不这样对待这个问题。此外,资产阶级不管某项工作对机体的影响如何,而只看这项工作能给资本家带来多少利润。我们将来有了顾问之后,不仅要注意这项工作对生产的重要程度,而且还要看它能否教育人并提到很高的发展阶段。
我在这个报告中是想讲讲综合技术劳动的巨大教育作用。现在,家庭的影响正在削弱,社会教育提到了首位,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需要改造我国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现在已不合适了。这点必须直率指出。最近几年来尤其不行。也许个别儿童之家不错,但总的说来儿童的生活过得不好,这不是他们期待的那种生活。我们听人说,孩子们经常从儿童之家逃走。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也可以说是由于儿童之家不能满足孩子们的劳动要求。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样使所有的教育机构具有劳动性质,使它们的规模更加扩大,因为它们将日益取代过去在家庭中进行的那种教育。
怎样安排这种劳动教育?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我们需要许许多多机构,而不只是儿童之家。我们需要设置工场、技术站、儿童劳动组合,我们需要彻底搞好组织儿童劳动的工作。这是基本的一环。它有助于我们把整个教育工作提到最高的阶段。
儿童之家为什么搞得怨声载道呢?因为那儿或者是没有安排劳动,或者是安排得不好。没有围绕这个问题把儿童组织起来,等等。
我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应当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必须记住,没有男女工人的帮助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在扫除文盲上,我们有一批文化战士,他们是专门对文盲进行帮助的人。没有这样一批来自工农的广大文化战士,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我的报告的目的就是反映这些情况。请允许我就此结束我的讲话,我希望这次代表会议能认真地注意这些问题。
[1] 参见《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的五年》一文。
[2]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2]。
[3] 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是未成年犯罪分子的教育机关,位于莫斯科省布尔什沃火车站附近,通称《布尔什沃公社》。影片《走向生活的通行证》(1931年)艺术地表现了该校的活动情况。
[4] 技术心理学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为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劳动心理学问题)时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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