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回忆1923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的生活[1]
从7月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心情也随之而变得迥然不同了。他不时开着玩笑，常常发出笑声，有时甚至轻声哼着《国际歌》、《红旗歌》和《达吉斯坦山谷之歌》。
在大房子里，我们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把他安置在他病前住过的一个房间里，这是那幢房子里最朴素的一个房间。我们摘下了墙上的绘画，放上了一架屏风，摆了一只圈椅和一张小桌子。现在，这个房间的摆设仍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圈椅放在窗子对面，从窗口可以看到哥尔克村的景色。有一次（大概在1920年12月），伊里奇住在哥尔克。村里的全体家长都涌向一栋最大的木房，把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伊里奇作了报告，报告结束后，他还久久地同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交谈。后来，他又为向哥尔克供电（这件事已经实现了），以及向农民供应种子、秧苗和机器的事操心。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当坐着或练习说话的时候，总喜欢看到哥尔克村的景色。
在这之前，我对他健康的恢复有了希望。我尽最大的努力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为什么我认为他的健康正在恢复。我们还谈到，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把这场病看作蹲监狱一样。记得我的这个比喻引起了护士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夫娜[2]的不满，她说：“嗨，您在说什么呀，这怎么是监狱呢。”我之所以谈到监狱是有原因的。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5年蹲监狱的情景。他在那里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在狱中，他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搜集并整理材料，起草传单，写了秘密小册子《谈谈罢工》，从狱中领导组织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与狱中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同他们进行频繁的通信（这些信件是用牛奶和柠檬写在书的字行中间的）。他的每一封信都富有朝气，充满着对同志的关怀……“用布头塞紧通风窗，别让风吹进来……”，要关心一下某人，某人需要一本什么书，等等，等等。
1914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加里西亚因被怀疑是俄国间谍而遭到逮捕。被捕后被关进了新塔尔克的地方监狱。这样他就同原先关押在那里的“犯人”呆在一起了。其中多数是愚昧无知的、备受欺压的农民：有的是因为没有办妥某种手续，有的是因为证件有毛病，有的是因为没有纳税。在那里坐牢的还有一些当地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是由于勇敢地反抗权势者而被后者诬陷入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使这群人振作起来。在探监的时候，他常常转告说，要为某人找一个辩护人，要关心一下某人的家庭……他给他们写申诉状，向他们讲明该做些什么。坐牢的农民都称他为“硬汉”，即坚强不屈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既然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就要把疾病看作监狱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自己的疾病也象他过去对待监狱一样开朗乐观。在这方面，他仍然是一个“硬汉”。
跟在狱中时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关心他人，如注意医护人员有没有毡靴啦；当他们中间有人来的时候，便问是否已经招待他们吃饭啦。有一次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在莫斯科，尼古拉·谢苗诺维奇[4]来了，而我没有及时关照招待他吃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人把他扶到餐橱跟前，他从橱里拿出黄油、干酪和面包，放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面前。后来他责备地摇摇头，似乎是说：“你怎么不关照一下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十分殷勤地款待弗·舒姆金[5]，他是一位党的老同志、工人，以前常去克拉科夫我们那里领取书刊，现在住在哥尔克。
他对为他制作定做的皮靴并上门来试样的鞋匠也是殷勤周到的。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车到花园范围以外的地方去散步时，他不知怎么地总要特意向遇见的农民、工人和当时在给国营农场油漆屋顶的漆工点头致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怀孩子们，对他们和蔼可亲。秋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六岁的侄子维佳[6]和他的小伙伴廖沙·巴甫洛夫住在我们那儿。伊里奇用十分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孩子们，认真地听他们天真的谈话，他面带和蔼的笑容观察着孩子们听故事时的神气，关照不要让他们受到任何拘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别人为他提供“娱乐”的机会，有时曾为此而感到苦恼。但是，当他看到某样东西能使别人得到快乐的时候，却十分乐意为别人提供方便。在处理蘑菇、电影放映机、立体镜等事情方面都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练习说话后不久，就认为自己能够默读。那时（这是在8月10日），他坚持要给他报纸。这样，他每天看报，直到逝世那天为止，先是看《真理报》，后来还翻阅《消息报》。我们生怕报纸会引起病人的激动，但是，要从伊里奇手中把报纸拿走，剥夺他这一同外界联系的方式，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规定了这样的做法：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先把报纸翻阅一遍，然后我按照他的要求把电讯、社论和文章读给他听。使医生们大为吃惊的是，他自己很快就掌握了报纸的内容，并且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重要的新闻。有一次，我略过了一则关于谋害拉波波特[7]同志女儿的消息，结果被识破了。关于沃罗夫斯基[8]的死讯，我们没有马上告诉他，但在诉讼开始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报上看到了沃罗夫斯基被杀的一段记载，就问是怎么回事。他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讲了沃罗夫斯基被杀的经过情况，以后便一直十分留意诉讼的进展。因为读报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常问我关于这个或那个同志的情况，要是我答不上来，他就叫人打电话去问。他问了波特列索夫[9]、阿克雪里罗德[10]、斯坦尼斯拉夫·沃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11]等人的情况。因阿克雪里罗德又问到马尔托夫[12]。我佯作不知道。第二天他到楼下的图书室去，在侨民报纸上找到了关于马尔托夫死讯的报道，并带着责备的神色指给我看。他常常问到高尔基，看到高尔基患病的消息时，就显得焦急不安。他经常注意图书目录，指出要为他弄到的那些书，一次他还在广告栏中找到一条关于《星》杂志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消息，上面载有他的一篇过去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他曾要求弄到一本刚出版的新书《评米亚斯尼科夫[13]习气》。他选择的文章同健康时选择的文章没有两样。他要求朗读的只是那些有实际材料的文章，例如，希法亭[14]的关于金融改革的短评、关于经营保证业务的银行的文章以及拉林[15]的关于国家出版社成本核算的文章，他特别爱听有关德国和英国的报道。鼓动性的文章他不要求重读。我对党内争论感到非常不安。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要了解主要的文件。当党代表会议开幕的时候，他要求把整个报告一口气读给他听。星期六那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开始显得激动，我就告诉他，决议已经一致通过。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都用来读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注意地听着，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报纸减轻了我猜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的问题的困难。因为过去一直生活在一起，我知道什么事情会引起他什么样的联想，所以能猜到他问的是什么。举例来说，当我谈到卡尔梅柯娃[16]时，如果他听了接着用疑问语调说出“怎样”这个词，那末我就知道这是在问波特列索夫的情况，在问他目前的政治态度。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我们就能进行对话了。
除读报之外，我们还读书。凡是新出版的书都是给我们寄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翻阅寄到的书刊，选出一些他感兴趣的书，如科学地组织劳动和财经方面的书、沃罗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有关党内争论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新出版的《红色民间故事集》、阶级斗争文选、科瓦连斯基的《今日与明日》、扎梅斯洛夫斯卡娅的《一百年来》、地图集和手册等。
他喜欢在晚上的时间听人朗读一些作品，我们大声朗读杰米扬·别德内依[17]的诗、革命诗歌集上的诗歌和贝朗热的诗。一连几个晚上我们朗读了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开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读点柯罗连柯[18]的作品，后来我们还朗读了刊载在这本书上的其他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杰克·伦敦[19]的一篇小说拣了出来，我们试着读了几节，但是立即发现小说宣扬的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付之一笑并挥了挥手。
他自己也看书。共产国际的海莫同志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来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挂历。他久久地仔细翻阅着这本挂历。他还看杰尼的善意的漫画和各种各样的画册，那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为他弄来的。
与人会见的事安排得不好。最初，他偶然碰见了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0]，感到非常高兴。但当问他是不是感到满意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他又一次见到了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又两次见到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21]；见到了皮亚特尼茨基[22]、沃隆斯基、舒姆金、潘科夫（一个在哥尔克搞农业的农民）；还会见了博哥罗茨克的几个工人和克列斯廷斯基[23]。每次会见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激动。当问他要不要再会见几个在工作上有过密切联系的同志时，他否定地摇摇头，因为他知道这将使他感到非常难受。但是他非常乐意听人谈起这些同志的情况。每次我进城回来，他总要我讲讲干了些什么，见到了什么人。每次我去莫斯科（我并不常去，一般每周一次，时间在下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托我办些事。10月初，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同我一起进城去，但医生怕他会留在那儿不走，所以我们就千方百计劝说他不要去。有一天天气非常好，他去了汽车间，坐进汽车，坚持非去莫斯科不可。[24]在那里，他走过了所有的房间，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了看人民委员会，然后想要乘车在城里走走，于是我们驱车经过了农业展览会。他整理了自己的笔记本，挑了三卷黑格尔的书，把它们随身带上……第二天就催着返回哥尔克。
以后就再没有提起过莫斯科。
9、10月间我们乘车出去过好几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爱森林和大自然，乐于乘车去郊游，他还指点车子往哪里开。他很熟悉这里的地形。冬天，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也乘车去森林。同志们随身带着猎枪，有两次还带了狗。有几次他们曾看到过狐狸和兔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乘车去打猎，但没有带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去过。
第一次发表，按手稿刊印
[1] 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2] 叶·伊·佛敏娜。——编者注
[3]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 尼·谢·波波夫，列宁患病期间在他身边值班的医生。——编者注
[5]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姆金（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умкин，1877年12月21日——1931年4月15日），189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区赤卫队。1919—1920年任托木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4年以后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1年逝世。
[6] 德·伊·乌里扬诺夫的儿子维·德·乌里扬诺夫。——编者注
[7] 查尔斯·拉波波特（Charles Rappoport，1865年6月14日——1941年11月17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参加民粹派活动，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行动失败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38年因反对大清洗运动而退党。1941年逝世。
[8]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10]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1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1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3] 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Гавриил Ильич Мясников，1889年2月25日——1945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1919年任彼尔姆契卡副主席，参与处决了米哈伊尔大公。1919—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委员会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与列宁争论。1922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3年被派驻到苏俄驻德国贸易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德共左派领导人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联系，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联系，并发表了“工人团宣言”，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工人团”，其后被召回国内并被监禁。1927年被流放到埃里温。1928年11月逃离苏联，相继流亡伊朗、土耳其和法国。1944年12月回国。1945年1月17日被捕，11月16日遇害。2001年平反。
[14]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15]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6]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卡尔梅柯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алмыкова，1849年12月26日——1926年4月1日），188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刊物担任编辑。90年代与民意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关系密切。1902年被驱逐出境。1913年回国任教。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逝世。
[17] 杰米扬·别德内依（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1883年4月1日——1945年5月25日），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沃洛夫（Еф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идворов），苏联诗人、作家。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30年代起遭到斯大林批判。1938年被开除出党。1945年逝世。1956年平反。
[18] 弗拉基米尔·加拉克托维奇·柯罗连柯（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1853年7月15日——1921年12月25日），俄国民粹派作家。
[19]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年1月12日——1916年11月22日），原名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20]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21]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22] 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木匠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前往德国，1903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并于同年返回返回俄国，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1908年获释后前往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先后在铁路工会、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1920年春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国际联络部领导。1922年担任共产国际组织局委员，1923年担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23]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24] 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在1923年10月18日—19日。——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