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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0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期间的著作。
1920年11月，红军彻底打垮了协约国的最后一个傀偶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至此，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终。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竭力巩固和平，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苏维埃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同波兰签订了和约，又相继和波斯（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从而为和平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俄国的经济遭到灾难性的破坏。1920年同1913年相比，俄国的产业工人减少一半，大工业的产值几乎减少6/7，生铁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3%，煤减产2/3，石油减产约3/5。铁路运输瘫痪，1700俄里铁路线和3672座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1/4的车厢不能使用。田地荒芜，农业产量仅为1913年的2/3。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产生不满。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在一些地区掀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达3万余人。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缺吃少穿、生活艰难，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下思想上也发生动摇，罢工不时发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
编入本卷卷首的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1月6日）以及列宁1920年11月21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讲话，论证了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必要性。列宁在前一篇讲话中指出，苏维埃政权成立三年来，依靠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全国上下必须满怀劳动热情和顽强精神来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比以前在一切血战中获得的更巩固更可靠的胜利。在后一篇讲话中，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能够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因此，现在应当把从事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列宁指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第一，必须战胜剥削者和捍卫住被剥削者的政权，这是用革命力量来推翻剥削者的任务；第二，担负起建设任务，就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树立怎样做这件事的榜样。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使我们的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一切革命，以往的革命有破坏这一面就够了。”“如果我们完不成第二个任务，那么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抗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就会付诸东流，旧制度的复辟就会不可避免。”（见本卷第28页）列宁号召全国党政干部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
租让政策是苏维埃俄国为恢复国民经济而采取的重要决策。1920年1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实行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的法令。列宁针对广大工农群众对租让政策的不解和疑虑，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详细地论述了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列宁指出，我国在经济上还很薄弱，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但租让不是和平，“租让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不过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不是在破坏而是在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见本卷第43页）苏维埃俄国实行租让政策的政治考虑是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他要求从帝国主义者之间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来观察有关租让的一切问题。他认为，租让的政治意义还在于它有可能创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恢复贸易联系，防止新的武装干涉。他详细介绍了租让法令的颁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和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加剧：同美国进行的关于租让堪察加的谈判使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激化；法国资产阶级为在俄国取得租让的优先权而使英法两国很难结成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德国出自对俄国租让耕地的兴趣，急于同苏维埃俄国媾和，等等。
列宁着重论述了租让对迅速恢复俄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把俄国无力开发的森林、土地、矿山租让出去，就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资金，可以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机车、电气器材等生产资料，可以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列宁说：“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而只有我们恢复了经济，我们才不会被资本打败。”（见本卷第80页）当时有些工农群众担心实行租让后俄国会被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列宁针对这种疑虑指出：租让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租让是战争在经济范围内的继续，不同的是租让不会破坏生产力，而只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租让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千百万工人农民的伤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列宁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见本卷第120-121页）
列宁在阐明租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清醒地预见到租让必然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他说，租让在经济上对俄国有很大好处，但是也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腐蚀，因此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他指出，必须监视敌人的每一个行动，要用各种管理、监督、诱导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的腐蚀，应该处处用共产主义的影响予以抵制。
国家电气化计划即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是列宁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1920年底，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电气化计划，提交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并得到大会的一致赞成。这个计划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列宁1920年12月22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俄国电气化计划是一个“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见本卷第158页）。他把这个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党的纲领“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同上）。他阐释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思想，强调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见本卷第159、161页）
列宁还高度重视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他在《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中一个主要条款的草案》、《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等文献中要求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为了保证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工作的全面领导，列宁考虑建立一个实施计划的专门机构。1920年10月底，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建立了经济委员会，以协调所有经济部门的计划。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实行总的领导。1921年2月，列宁又提出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领导。列宁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并据此原则提出了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列宁审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和他提出的委员会名单遭到了弗·巴·米柳亭、尤·拉林、恩·奥新斯基和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是由技术专家而不是经济专家制定的，单靠技术专家是不行的，只有经济专家才能完成；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技术班子”占优势，而共产党员经济专家太少。列宁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批评这些“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不宣传不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对怎样着手制定计划的问题发表空洞的议论。列宁说明国家计划委员会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内的党组织不要热衷于发号施令，而要向科学技术专家学习，要相信“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见本卷第356页）。列宁告诫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见本卷第357页）。
农民问题是列宁着重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20年末，虽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苏维埃俄国实行的仍然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农业经济中过分强调国家的调节和强制，不仅用摊派的办法收集余粮，而且连播种面积和发放种子等也搞摊派和分配。余粮收集制和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已经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使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日益尖锐。
列宁通过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以及他同农民的直接谈话，了解到农民的要求和情绪。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俄国的农村形势，指出“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见本卷第149页）。列宁认为个体农户还会相当长久地存在下去。他在1920年12月24日俄共（布）党团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会议上明确地说，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必须依靠个体农民，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必须把国家调整和强制措施同经济鼓励和说服措施结合起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进一步考虑调整农村经济政策问题。1921年2月8日他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扩大农民交足粮食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这个提纲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本卷的许多文献反映了列宁对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见本卷第142-143页）他强调指出，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他们的，只有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他希望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为了发挥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列宁反复强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宣传的重要性。列宁草拟的《关于生产宣传的提纲》就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这个提纲要求：指导性的报纸要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它们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生产宣传，要经常而广泛地从工农群众中提拔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组织工作者和发明创造者；生产性报纸应当是千百万人都能看懂的通俗报纸，但决不能庸俗化，不要降低水平迁就落后读者；要把生产检查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配合起来；要广泛宣传模范企业，把掌握了国外先进技术的工人组织起来训练技术落后的工人，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等等。
列宁一贯重视教育工作。《俄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设立人民委员助理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文献，反映了列宁这一时期对教育工作的关心。
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召开的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就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和改造普通学校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列宁批评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缺点是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过多，具体措施太少。他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不善于发现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并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列宁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问题。他提议建立起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努力设法把报纸和书籍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希望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多作一些生产宣传。他希望给人民提供必需的各种教材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经典著作。为了解决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列宁主张大力推广综合技术教育。他在《关于综合技术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把立即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或者确切些说，立即采取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见本卷第229页）。他主张把第二级学校教育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把第二级学校的高年级改为职业技术学校，但在职业技术学校里应当增加普通教育课程和共产主义、革命史课程。列宁还为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本卷收载的《〈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和关于该报告的总结发言以及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反映了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所作的斗争。
随着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俄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工会必须改变战时实行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民主的问题。托洛茨基在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工会迅速国家化，要求按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合并，执行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他建议对工会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母”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使工会军事化，变为强制性的机关。他否认工会在教育群众、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托洛茨基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对和党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否决。但他执意把分歧公开化，12月2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发表了他的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坚持其错误主张，并进行派别活动。托洛茨基挑起的这场争论使党内斗争日趋尖锐。1921年1月12日，党中央决定在党内对工会问题展开自由争论。继托洛茨基的纲领之后，“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和伊格纳托夫派又提出各自的纲领。布哈林起初企图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起缓冲作用，但后来布哈林的“缓冲”派却与托洛茨基合流，提出了以托洛茨基的观点为基础的联合纲领。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列宁和他在党中央的支持者不得不放下紧迫的经济工作来解决党内斗争问题，纠正由托洛茨基所开始而由布哈林加深了的政治错误。列宁在上述有关著作和讲话中揭示了托洛茨基强加于党的这场争论的实质，对这场党内斗争的各个阶段作了评述，指出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给党带来的危害。
列宁指出，在工会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意见分歧是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列宁阐明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见本卷第202页）。列宁认为，说服教育的方法应当是工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强制的方法是次要的。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工人认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列宁从这一角度评价了工会在生产宣传、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等方面的工作。列宁驳斥了托洛茨基所谓在工人阶级国家里工会不必保护工人利益的观点，肯定了工会维护工人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其不受官僚主义者损害的职能。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指责列宁只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不从经济上看问题。针对这种指责，列宁批判了他们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并对立起来的错误，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见本卷第282、283页）。列宁还揭露了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见本卷第290页）。列宁强调必须划清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并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要求：第一，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第二，要从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中来考察事务；第三，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对其他一些反对派的纲领也逐一作了深刻的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工人反对派主张国家工会化，使国家服从于工会，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列宁认为工人反对派的主张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工团主义倾向。民主集中派主张由工会推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党内有派别和集团活动的自由，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反对管理上的集中制。列宁称这个集团为“喊得最响”派，它的主张是一种最恶劣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思想。列宁阐明了工会运动中的分裂的严重危害，指出这种分裂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列宁同时指出，这场争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见本卷第306页）。“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见本卷第307页）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56篇，其中有许多重要文献，如：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920年12月6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2月21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时的讲话和《给巴库同志们的信的提纲》。除此以外，新增加的文献还有《就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的报告给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在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全会、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企业管理委员会代表联合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教育人民委员部条例草案》、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的讲话以及对问题的答复、在莫斯科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附录》中的文献全部是新增加的，其中《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讲话的提纲和《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小册子的一组材料，有助于阅读列宁的这两篇重要著作。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新增两篇，一篇是收入正文部分的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列宁在这次谈话中主要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的问题；另一篇是收入附录的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讨论笔记和总结发言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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