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 旧版第41卷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1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1年3月至6月期间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向和平建设过渡，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它还受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并未消除重遭帝国主义军事进攻的危险，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在1921年上半年得到了巩固。而它的国内情况却异常困难，国民经济彻底遭受破坏，燃料和原料极端缺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由于农业歉收，粮食和食品也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有些企业甚至发生罢工。农民不满意余粮收集制，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许多地方爆发叛乱，到1921年2月，武装叛乱分子的人数达3万人。1921年3月初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水兵的不满情绪，乘机打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保卫农民”等旗号，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俄国共产党采取紧急措施，于3月18日平定了这次叛乱。国内的政治危机也使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了动摇情绪。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全面分析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全部力量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新任务即转向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实施的一套经济措施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列宁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停止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
本卷的开头是一组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献。1921年3月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
列宁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指出，全党工作的关键是解决好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的问题。列宁认为，要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他指出：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必须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过去在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权不能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处理好同小农之间的关系，“而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否则小农便不能生存。”“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见本卷第24页）为了让农民在当地流转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应当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
列宁在大会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在理论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农民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劳动过渡，但是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见本卷第50页）。“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见本卷第53页）。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需要给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因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见本卷第55页）对于实行实物税以后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是否会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这一问题，列宁作了否定的回答，指出：“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同上）列宁回顾了历史经验，认为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由流转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它能给予这种鼓励。应当无条件地通过这项措施。”（见本卷第75页）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多次谈到党内关于工会的争论，批评这种争论是不平常一年中的奢侈行为。列宁强调指出，党从代表大会前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应当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以及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对维护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列宁告诫全党：“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见本卷第78、81页）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立即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并规定了对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批准程序。草案同时规定，党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各种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指明：“工人反对派”的主张代表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工人反对派”以及这一类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必然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列宁提出的这两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指出，连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使国家受尽折磨，混乱不堪，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国家复苏只能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他深信，我们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团结一致以及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定能经受住一切严重的考验和克服新的困难；党在克服了分歧之后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必将取得愈来愈大的胜利。
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继续从理论上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并为了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而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话。《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正确地、完全清醒地估计各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才能对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点作出正确结论。列宁对国内的三种基本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地主和资本家）作了分析，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忍受了无比的困苦和牺牲把无产阶级专政维持三年半之久，他们的力量来源在于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国内农民的支持。列宁同时指出，占俄国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最后几年不得不去拯救国家，同意实行无偿的余粮收集制，但是现在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重担，这种小资产阶级力量会转化为无政府主义势力，因此应当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回答了人们就粮食税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政策提出的问题。列宁说：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经济十分困难，在许多地方几乎完全破产；而苏维埃政权只有从农民那里才能得到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俄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经济的改善；在议论粮食税时不可忘记工农之间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工人为国家因而也是为俄国农民生产一切必需品，并通过铁路和船舶运送给农民，同时从农民那里取得全部剩余的农产品；粮食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过渡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能够计算出可以自由支配的余粮的数量并拿这些余粮去交换当地的手工业品，从而也使小工业恢复起来；俄国农村已经中农化，要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列宁还指出，既然存在小经济，存在贸易自由，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掌握大工厂、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是不可怕的；以租让形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度。列宁要求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发展小工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更迅速地恢复起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阐述了租让政策的意义，逐条解释了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列宁指出，党纲首先讲到要坚决增加产量，如果不善于实行租让政策，不善于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来改善当时俄国的经济状况，那就表明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见本卷第167页）列宁在《留声机片录音讲话》中又论述了关于租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家到俄国来承租企业，“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租让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危险的，而产品的增加却会使工农得到好处。”（见本卷第238-239页）
列宁在4月间写出的《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是一篇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它阐述了与粮食税的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该文的第一部分《关于俄国现时经济》摘引了1918年5月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的很长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引言。在摘引的这一部分中，列宁论述了俄国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阐明了这五种经济成分的特点，剖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消极影响，着重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对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作用。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见本卷第199页）。在第二部分《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中指出：俄国仍然存在着1918年那样的经济成分，只是小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强了；三年国内战争加剧了国民经济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恢复。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见本卷第207页）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上）要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进行自由贸易。“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见本卷第208页）列宁在本文中第一次用“战时共产主义”来概括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一整套措施。列宁指出，如果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就不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见本卷第208-209页）列宁批评那种固守战时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在干蠢事和自杀。列宁主张用一切办法来活跃工农业间的流转，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比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在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益处大得多。列宁根据经济建设的经验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要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粮食税看做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在城乡获得胜利的一种过渡措施。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见本卷第211页）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第一，租让制，这是最简单的即同外国资本家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它的基础是大工业。“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见本卷第212页）第二，合作制，指作为一种商业形式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它的基础是小生产。“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见本卷第215页）第三，代购代销制，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本国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租赁制，指国家把国有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本国企业资本家，这种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列宁强调指出，后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根本没有人注意过。列宁认为人们常常发出的“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忘记了现存的全部社会经济结构，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经济结构来看。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见本卷第217页）列宁在《结束语》中作了总结，指出：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流转在一定限度内对工农国家有利，而限度的大小将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通过国家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学习；应当从广大劳动群众中选拔非党工作人员做经济工作。
列宁在《论粮食税》之后又写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关于报告制度和关于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决定草案》。这两篇文献以及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讲话》和《关于工作报告的每月摘抄》等，规定了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工作纲领和工作方式，提出了改组所有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具体计划。列宁在指令草案中强调指出，在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工业、建立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等工作中地方的独创精神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应当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要重视总结地方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要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以便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列宁建议成立地方经济会议，以鼓励地方经济机构在工作中的独创性、协调它们的全部活动、对它们进行监督。列宁规定了地方经济会议的任务、机构和组成人员。列宁提出扩大国家经济建设人员队伍的任务，要各级机关广泛地公开地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把他们安置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批评共产党员不敢和不善于吸收大批非党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本卷中的文献还涉及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分配农业机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中列宁提出，国家对农业机具的供应要和国家对农产品的取得联系起来。在《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信件中，列宁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出最近一两年的全国经济计划的纲要，纲要以粮食作为出发点，因为它是全部困难的关键，其次要对燃料和工业生产作出计划。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生产集中的措施的决定草案》等文献中提出了工业企业实行“生产集中”的问题。列宁认为，应该尽可能关闭无法继续生产的企业，由少数生产状况最好的企业集中进行生产。
列宁在《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一文中阐明了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制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政策时必须坚持的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他指出，这些国家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决不可以照搬俄罗斯联邦的做法，必须考虑自己的特殊性，制定符合自己具体条件的政策。列宁认为，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列宁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见本卷第186页）列宁还指出，高加索地区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地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以此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从而提高边疆的生产力。
为了消除党内外许多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的曲解、误解或不理解，使新经济政策能够正确地迅速地贯彻执行，俄共（布）于1921年5月26-28日提前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本卷收载的列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文献包括开幕词和闭幕词以及就粮食税问题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还有为代表会议草拟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等。
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针对人民对实行粮食税和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出的政治任务发生的误解和认识不清，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阐明新经济政策是要实现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这一新任务。列宁针对有人认为党忘记发展大工业这种疑虑，着重阐述了恢复大工业和恢复农业和小工业的关系。他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见本卷第301页）“如果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忘记这一主要目标，那自然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步骤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见本卷第302页）要恢复大工业，就需要恢复农业，“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哪怕是小规模的恢复工作也无法不间断地进行下去。”（见本卷第303页）列宁还指出，新经济政策向农民实行让步，这是正确的政策，我们“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见本卷第313页）。在列宁拟定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见本卷第333页）。决议草案重申，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决议草案同时提出，必须同逃避国家的任何监督的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作斗争，把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合作社手里，但这决不排斥正当的自由贸易。因此，决议草案认为，要研究市场。
列宁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由于俄国经济极为困难，而大工业又不能很快恢复，因而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把小农经济从岌岌可危的状况提高到勉强过得去的状况，为此必须振兴小工业和地方工业，尽快地巩固小经济，允许它开展地方贸易，从而扩大使用资本的范围，这也就必须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列宁说，如果不能通过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就不能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列宁要求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自由贸易、不被自由市场击败。
本卷还收载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决议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关于俄共（布）中央工作计划的意见》、《关于清党问题的建议》和《关于入党条件的意见》等文献，它们反映了列宁对工会工作、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关心和重视。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4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27篇文献中有新文献12篇，在关于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11篇文献中有新文献7篇。此外，本卷中的《在〈十人纲领）拥护者会议上的发言的提纲》、《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消货币税的决定草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坦波夫省的收购工作的决定草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队复员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直属财政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关于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包括信稿及对信稿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在格鲁吉亚发生侵犯外国人权益问题的决定草案》、《致全体人民委员及中央统计局局长》等都属新文献。《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这一组文献中的《讨论时的插话》和《总结发言》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这一组文献中的《非党人员和苏维埃政权》也是全集第1版所没有的。本卷《附录》中的文献全为新文献，《附录》收进了列宁所填写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比《列宁全集》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篇，是收入正文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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