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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伊里奇的几次会见
亚·德·布洛欣
十分幸运，我曾同弗·伊·列宁会见并谈过话。象这样的会见，每一次都使我受到如何以革命的态度对待事业的具体的教诲，而且是受益终生的教诲。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后，弗·伊·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一项任务：对革命的第一年进行总结；研究武装斗争的经验。为此，许多城市都召开了党的会议。莫斯科也举行了这样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
我们这些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聚集在诺文斯克花园的一幢房子里。列宁很关心起义的经过，他详细地问我们罢工是如何开始的，工人们走上街头是否齐心。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说，有些企业的工人受到孟什维克的影响，起初不想参加罢工，但布尔什维克到车间去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工人们都争取过来了。
“你们没有把士兵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这是怎么搞的？”列宁问我们。
我们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在谢尔普霍夫兵营和哈莫夫尼基兵营的士兵中做过鼓动工作。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发表了演说。士兵们答应不向罢工工人开枪。
“这样，你们也就满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列宁接着谈到，我们到工人中去，发动他们参加斗争，这样做是对的；但没有把士兵，把武装起来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没有动员他们参加武装起义，这就不对了。
“谁也没有提醒过我们啊，”我们辩解道。
“这是很大的错误，”列宁说。接着，他详细地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即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应该争取军队，应该把警备部队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应该同全体劳动人民，其中包括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一起斗争。
同列宁的第二次会见已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事了。这次会见与保卫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有关。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一项任务，要求“对成年居民不分性别一律实行全面的、系统的和普遍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伊里奇说，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每天都“学习战斗”。
列宁号召充分利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所取得的喘息时机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后方。
前线需要一批批新部队。共和国各级军事委员部遵照列宁的指示筹建部队。当时，我是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军事委员，我和我的同志们也需要筹建几支新部队。
一次，在执行这项任务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把我们叫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同他一起来到伊里奇那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们，问了好，让我们坐下，然后询问组建红军新部队的情况。
我们开始详细地汇报。我们说，由赤卫队组成的正规部队和支队已经建成并安排了营房。我们正在筹建一批新的团：华沙红军团、洛兹红军团、克拉科夫红军团和中国志愿军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切地问到，派往前线的部队和分队是否很多；我们将从何处获得这些新建团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我们说区里有一家军用被服厂，这个厂有足够的储备；武器在机械厂修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我们汇报后，说：
“同志们，难道你们没有感到，你们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而是从地方的角度来对待建立新部队的问题吗？”
列宁指出，我们错误地把国家的储备（他所指的首先是军用被服厂的储备）用于本区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可以借助于区里的小型企业得到满足的。
列宁在谈话中教导我们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对待一切事情，要永远依靠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些谈话对我们来说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还用说吗？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我们直接去找民用小型私营企业的工人帮忙。譬如，我们区里就有一家私营通心粉厂。我们到那里同工人们谈了一下，他们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天后，他们为上前线的部队修复了一辆装甲车。
还有一次同列宁的谈话也使我深受教育。这已是从赤卫队向正规军过渡时期的事了。谈话是由下面一件事情引起的。
在通向缆索厂主别墅的环城铁路上开来一列火车，车上载着赤卫队。我从市军事委员部接到一项命令，要接受一支队伍，并象其他所有队伍一样，解散这支部队，以便转入正规军。但是，这支队伍充满游击习气，不肯执行命令。我们走到列车前时，看见一挺挺机枪正对着我们。于是，我下令把大炮推出来。在这以后，他们才排好队被接收过来。
我也把这件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用大炮和机枪来使自己人慑服，而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真诚的语言，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革命要求重新组织军队，必须绝对执行党和政府的命令。他说：
“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保卫革命。但是，为了保卫革命，就必须弄清，朋友在哪里，敌人在哪里。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明白易懂地同人民交谈，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真理。”
在建立工农红军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军队应该具有高度自觉的纪律，军事委员部在执行纪律方面应该作出榜样，应该坚定不移地提倡纪律。
我记得，在对我们区进行调査后，曾下达一项命令，要求把被服和装备的部分储备交给列弗尔托沃区。
我们没有及时执行这项命令，因而破坏了军纪。为此，我们被叫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
列宁说，必须绝对执行命令，否则就不能战胜敌人和提高我国的防御能力。
他对我们说：“作为第一次，我们原谅你们。但要记住，革命的保卫者应该具有最严格的纪律，并且随时随地身体力行地、坚定地提倡纪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训诲是我永远不忘的，就是现在也是我实际工作中的指南。
载于《苏联爱国者报》1956年4月22日第7号第2版
[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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