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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会见
沙·伊布拉吉莫夫
1.
我终生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景。那是1918年的事了,当时,苏维埃政府刚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个月里,劳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面包、燃料不足,许多人失业。勃拉古舍—列弗尔托沃区的劳动人民同各种困难进行了忘我的斗争。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懂得形势的复杂性。因此,弗·伊·列宁同意在抗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镇压梯弗利斯工人集会的群众大会上,向区里的劳动人民作一次讲演[1]。
许多人都渴望见到列宁,聆听他的讲演,因此区党委决定把群众大会安排在莫斯科容纳人最多的地方——列弗尔托沃区阿列克谢耶夫马术学校。
大会请帖事先已分发到各工厂、企业和部队。可是,就连阿列克谢耶夫马术学校这样大的地方,也无法容纳所有希望见到列宁的人。
1918年4月7日,工人、手工业者、士兵和职员们早在开会前就把阿列克谢耶夫马术学校挤得水泄不通了。板凳、椅子都没有,集会者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急切地等候列宁到来。忽然,马术学校入口处人群激奋,传来一阵阵欢呼声;
“列宁来了!”
“伊里奇!伊里奇万岁!”
列宁在数千人的欢迎声中向主席台走去。欢呼声非但没有静下来,反而更热烈了。参加会议的人,脸上激动而兴奋。
列宁挥着手,想让大家静下来开始讲演,可是会场里却报以更加热烈的欢呼。人民就是这样表达自己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对伊里奇的无限爱戴。
……列宁在讲台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为大家所熟悉的身躯,微微向前倾着。利索的手势,急促而镇静的演说……
他谈到我们大家迫切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继续顺利地前进,我们必须改变愚昧无知的状况和疏忽大意的态度,而做到这一点比推翻白痴罗曼诺夫或傻瓜克伦斯基要困难得多。”
当列宁穿过人群走向讲台时,我们大家都发现,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个子不髙的人。现在,我们觉得他更加高大,更加严峻,但又始终是这样亲近,这样知己。几千双眼睛仰望着他。他的演讲热情洋溢、通俗易懂、令人信服,句句话都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我站在讲台旁,身边是一位老工人,他紧握着一双巨大、有力的拳头。伊里奇讲完时,他仿佛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道:
“对呀!对呀!……”
列宁把国家在革命最初年代里遇到的困难,把饥饿、白色恐怖、经济破坏的情形,坦率地告诉劳动人民。他说,对革命的敌人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剥削者必须施行暴力。伊里奇在揭露了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残忍”而流着鳄鱼眼泪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虚情假义后,号召我们在工作中、在经验中学习,号召我们制定同志的纪律,把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输送到各级苏维埃去,巩固苏维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只要我们能克服混乱状态和消极态度,那我们在不断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2]
2.
1919年秋,我从革命第一军调到喀山任穆斯林民族步兵训练班副政委。不久,喀山的鞑靼族共产党员把我选进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11月初,我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工作。代表大会开幕前,代表们请列宁在大会上作一次报告[3]。
代表大会于11月22日在大都会饭店[4]开幕,一直持续到1919年12月3日。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阿塞拜疆、巴什基尔、哈萨克、鞑靼、乌兹别克和东部其他各民族的共产党员。当大家知道列宁将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又来了一些客人。
列宁来了,代表们以热烈的欢呼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他。他谈到了东部各民族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
伊里奇的讲演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接着,列宁向同志们详细地报告国内战争各战线的形势。他指出,我们的胜利取决于我们后方的巩固,取决于工人、农民的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更努力地增强经济实力……”的办法来回击每一次打击。
我们这些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髙度的责任感接受了列宁向东部各民族党组织提出的任务:在特殊情况下,(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争取农民群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用人民群众明白的话在各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激发东部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
代表大会听取了中央常务局的工作报告、穆斯林民族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成立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的公告。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列宁决定亲自弄清这些分歧。就在1919年底(当时,我是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东部各民族党组织中央常务局的书记),我和其他一些东部各民族的党员同志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会客室里,我遇见了沙米古洛夫[5]、纳里曼·纳里曼诺夫[6]、比谢罗夫、和我同姓的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团主席伊布拉吉莫夫,以及其他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必须召开一次东部各民族事务会议。
我们被邀请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列宁坐在桌旁的圈椅里,亲切地向大家微笑着。办公室里,除了他还有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书记和委员。
遵照伊里奇的建议,我们就代表大会上出现分歧的一些问题重新展开了讨论。许多同志对是应该成立一个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成立鞑靼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问题进行了争论。[7]在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都赞成建立统一的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但我们有许多人仍然不同意这个意见。
伊里奇办公室里洋溢着友好、轻松的气氛。党员们毫不拘束地、自由地、坦率地向在场同志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这次会上,我也发了言。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当我知道列宁在听我发言时,我起初感到十分激动,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鼓励地、温和地向我微笑着,我很快就不再感到腼腆了,并与在我之前发言的土耳其斯坦代表团主席展开了辩论。他用过于乐观的色彩描绘了土耳其斯坦党组织的状况。我说,许多共产党员还遵守宗教礼仪,还到清真寺去,还把妇女关在家里;应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水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臂肘支在桌上,仔细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不时地写着,把字条递给某一位同志。显然,在发言时,他有一些与发言有关的问题需要立即得到答复。但没有口头提问,因为他不愿打断别人的发言。在得到答复后,他就向那个作了书面答复的同志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会议结束时,列宁向我们每个人表示感谢,并一一告别。
直到现在,我还为参加亲爱的伊里奇主持的会议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有力的握手。
3.
1920年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前国家杜马)隆重开幕。我被选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并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车前往彼得格勒。途中,向所有代表散发了弗·伊·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8]。列宁在提纲中总结了年青的苏维埃国家真正按马克思主义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确定了团结在共产国际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立场。列宁的提纲贯穿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在提纲前面附了一张给代表大会代表的便条,他要求我们提出自己的评论、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早在火车上就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解决高加索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谈论着土耳其斯坦和吉尔吉斯民族工作的经验。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们早在开会前就齐集在会议大厅内;有的在寻找熟人和革命战友,有的在急急忙忙占据一个较近的位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提前来了,他仔细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代表。忽然,他认出一个人,合上正用铅笔记着什么的便条簿,沿大厅走来。代表们目送着他,大家都想看看他到谁那儿去。大厅后面有位同志迎着他站了起来。这位同志花白的胡子,高高的额头,浓密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兴奋的眼睛。他就是米哈·茨哈卡雅[9]。他们走到一起,互相拥抱、接吻。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次会见。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各种问题作了六次发言。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弗·伊·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光辉报告、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在这最后的一个报告中,列宁向代表大会谈到了委员会的工作,详尽地论述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些最重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委员会提纲的基本思想就是将各民族区别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列宁说:“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
4.
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22年11月20日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大剧院的大厅、包厢、楼座挤满了代表和来宾。我坐在舞台上的主席团里,紧靠讲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登上了讲台。莫斯科劳动人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敬爱的领袖了。我们知道,列宁有病……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地看着他的脸。列宁开始讲演了,代表们的注意力才集中到当前的一些问题上,集中到摆在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上了。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0]弗·伊·列宁就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讲演。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列宁那天的讲演竟是他最后一次讲演。
载于《民族友谊》杂志1958年第4期第186—188页
[1]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8—509页。——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07页。——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9—140页。——编者注
[4] 代表大会在工会大厦开会。——编者注
[5] 加利·卡马列丁诺维奇·沙米古洛夫(Галий Камалетдинович Шамигулов,1890年10月15日——1959年11月25日),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委员、车里雅宾斯克苏维埃委员和车里雅宾斯克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兼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参谋长。1918—1919年任俄共(布)奥伦堡委员会委员、穆斯林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奥伦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专员。1919—1920年任奥伦堡苏维埃巴什基尔—鞑靼赤卫队司令、俄共(布)奥伦堡委员会副主席。1920年7—10月任巴什基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自治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在土耳其斯坦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25—1951年在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51年退休。
[6] 纳里曼·凯巴莱·纳贾夫·奥格鲁·纳里曼诺夫(Нарима́н Кербалаи Наджа́ф оглы́ Нарима́нов,1870年4月2日——1925年3月19日),1894年发起成立了阿塞拜疆第一座图书馆。1895年起开始从事戏剧演出。1899年起开始出版图书。1902年加入“活力社”。190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19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年任阿塞拜疆临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外交人民委员。1920—1922年任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3—12月任阿塞拜疆工会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逝世。
[7] 1918年3月22日公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的章程因内战爆发没有实现。这个章程由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但在1920年,鉴于国内形势的变化,根据鞑靼和巴什基里亚劳动人民群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分别成立鞑靼和巴什基里亚共和国的决议。——编者注
[8]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4—130页。——编者注
[9] 米哈伊尔(米哈)·格里戈里耶维奇·茨哈卡雅(Михаил (Мих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Цхакая,1865年4月22日——1950年3月19日),1886年起参与革命活动。1892年发起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7年流亡日内瓦,期间是“前进”派。1917年随同列宁返回俄国。1919—1920年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关押。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10]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0—40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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