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奇亲笔写的（亚·瓦·伊万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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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亲笔写的

亚·瓦·伊万诺夫

　　这张列宁亲笔写的简短的但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小纸条我已经保存四十几年了。无论我搬到那里，这张镶在玻璃框内的小纸条始终挂在我房间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肖像旁边。不久前，我把这一文件献给了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家博物馆。虽然我早就意识到，应该把它交到保存列宁手稿的地方去，但同这张纸条分手，我心里仍感到依依不舍。
　　……我始终没有忘却与伊里奇的会见。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被任命为刚成立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干部处处长助理。1918年夏，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德·彼·马柳京被派到喀山工作。当时，喀山省的粮食政策被破坏得很厉害。马柳京与一些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喀山。因为我是喀山人，所以他叫我也去了。
　　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在盛产粮食的喀山省，工人在挨饿。老党员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马柳京和其他同志竭力要把粮食工作整顿好。
　　11月9日，马柳京把我叫去，说：
　　“明天你到莫斯科去，把这个省的粮食工作情况报告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要作好准备，回答列宁提出的有关粮食情况的一切问题。回答要简短扼要，抓住实质。”
　　我准备了整整一个通宵，做些摘录，并努力记住各种资料、数字……
　　我终于到了莫斯科的喀山车站。两个月以前，我在这里托运了我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运到喀山。我想去取回这些东西，就走访了车站所有的领导——他们没退给我。看来，不知塞到哪里去了，现在谁也不愿去找，因而我什么结果也没得到。算了，我想，现在没有时间，走之前再来试试看吧。
　　我来到粮食人民委员部，从那里到了克里姆林宫。
　　接待室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年轻妇女，后来知道，这是莉·亚·福齐也娃^[1]。我告诉她，我从喀山带来一封公文要呈交列宁。
　　“请坐一会儿，我马上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她走了。我等着，头脑里一切都乱了起来。门蓦地打开了，列宁快步走了出来。
　　“同志，您好！您是从喀山来的？”
　　伊里奇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请进！”
　　他让我先进去，请我坐在桌旁。
　　突然，我的胆怯和激动全都消失了。也许是列宁的微笑把它们赶跑了，或者就是同志式的握手起了作用！
　　列宁拆开公文，拿出文件，起先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就开始仔细地阅读，在页边作些批示。他经常停止阅读，提出一些问题。
　　“你们省的工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怎样？”
　　“农民的情绪如何？”
　　“如何帮助贫农呀？”
　　“工人凭卡能得到多少食物？”
　　如果我从离题很远的地方谈起，列宁就提出新的问题，使我能清楚地回答。
　　谈话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列宁突然又提了一个问题：
　　“您生在哪里？”
　　“喀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和您差不多是同乡。”
　　于是伊里奇开始详细问我生活得如何，有些什么困难。在谈我自己的时候，我无意中说漏了我同妻子去喀山时，托运了行李，而行李则卡在莫斯科的喀山车站。
　　伊里奇笑了笑：
　　“我们马上就设法补救。”
　　于是列宁当场就在公文纸上写道：

　　“莫斯科站。莫斯科—喀山线车站。”
　　“请为喀山省粮食人民委员会职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第二天，我来到喀山车站，拿出条子。我被请到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值班室。提了许多问题。我懂了：他们怀疑纸条是伪造的。要知道，三天前我刚在车站吵过，要找东西。而现在突然拿着列宁写的纸条又来了。
　　但很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道了歉。他与列宁接待室进行了联系，并相信文件确实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于是我就把这张纸条当作最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载于《关于列宁的篇章（文件、回忆录、论文）》1960年莫斯科《消息报》出版社版第44—47页

^[1] 莉迪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福齐也娃（Ли́д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Фо́тиева，1881年10月6日——1975年8月2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05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维堡区委员会工作，并担任《真理报》编辑部雇员。1918—1924年期间担任列宁的私人秘书，期间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1938年起在中央列宁博物馆工作。1941—1945年期间在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工作。195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