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列宁同志（格·科罗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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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同志

格·科罗廖夫

　　我是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1921年5月。我曾多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经常向他报告伊万诺沃工人的疾苦、需要和喜悦，而从伊里奇那儿我给工人带回他的问候和他从物质上改善工人暂时困难的措施。全体伊万诺沃工人在为失去伊里奇而共同悲痛的时刻，深感这一损失的无比巨大。我们伊万诺沃工人现在和将来都要把他记在心里，永志不忘，因为在我们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不仅用话来安慰我们，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帮助我们。
　　1920年春，我们的红军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扩大了俄罗斯联邦的领土。我们工人和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马上考虑到恢复工业生产的可能性。土耳其斯坦已在苏维埃人手中，这就是说，我们将有棉花。格罗兹内伊、顿巴斯也在苏维埃人手中，这就是说，我们将有燃料——煤和石油。如果开动脑筋，我们就能从必须关闭的工厂里抽调一些设备，集中到完好的工厂。为了使这种想法付诸实施，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会召开了几次工人和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只有组织一个拥有广泛自主权的省管理局，取代省内现有的十个联营社管理委员会，才能实现这种想法。必须对各个工厂现有的全部资财进行精确的清点，指定比较好的工厂去进行筹备工作，然后再进一步实现这一设想。
　　伊万诺沃的工人组织毫不迟疑，立即派出十八名优秀技术人员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一个月以后，他们取得了材料，证明在上述条件下，只要中央稍加支持，六个月内就能为共和国生产一亿两千万俄尺棉布。
　　我带了这个方案到中央去。遗憾的是，纺织工业总管理局和纺织工会都不同意，他们对方案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另外一些工业总管理局对我所讲的理由不予重视；可是，要我放弃业已开始的工作却又于心不甘，何况国家非常需要棉布。最后一线希望就落在列宁同志身上了。
　　我记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伊里奇的情景，那是在1917年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我当时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党团的成员。于是，我要求见列宁同志。最后，他接见了我……我简要地向伊里奇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和找他的原因。伊里奇走近我的身边，用手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科罗廖夫^[1]同志，你们真能生产一亿多俄尺棉布吗？”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弗·伊·列宁朝我手里厚厚的材料夹瞥了一眼，叹了口气说：“材料也许很好，可是目前有谁会去看它呢？”又说：“粮食人民委员部今年准备供应居民八千万俄尺棉布，能够在六个月之内再得到一亿二千万俄尺，那太好了。”他接着说：“现在请您到办公室去，把你们的要求扼要地写下来呈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了我的十八点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第二天，召开了有关部门的代表会议。当天晚上，我作了简短的报告以后，这个问题就转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会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珍惜时间。他对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全：事先向我了解开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列车什么时候开出，把我的问题列为第一项议程安排，在晚上七点钟讨论，请秘书给我要了一辆汽车。这样，到七点四十分，我就怀着对伊里奇的感激心情，高高兴兴地乘上加温车厢离开了。我回到伊万诺沃以后，立即在工厂食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几千名到会的工人一致感谢伊里奇的关怀。
　　两个月过去了。工人的组织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工人集中到各个工厂，建立各厂党支部，动员苏维埃机关中百分之二十五的职员到工厂参加生产。工人们逐日提高生产率，但是当时对伊里奇负责的一些中央部门的代表却严重失职。于是，我只得再去莫斯科。在各工业总局又一次碰壁之后，我去找伊里奇求助。
　　1920年11月15日，列宁同志接见了我们三人——阿·谢·基谢廖夫、尼·安·日杰烈夫^[2]和我。他见到我们时，劈头第一句就说：“同志们，向你们祝贺胜利。”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收到我军攻克彼烈科普和缴获大批战利品的无线电报。在这之后，我开始向他叙述伊万诺沃工业方面的需要。弗·伊·列宁仿佛并不在听我的汇报，先后向我们提出了好几十个似乎与我的汇报内容毫无关系的问题：“工人们在菜园里收获了多少东西？他们是怎样安排菜园生产的？他们用什么耕地？住的问题怎么样？”他也没有忘了关心工人子弟的情况^[3]，他说：“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但一分钟也不能把孩子们忘掉。”他问到我们那里地方报纸的销售情况。我记错了数字，说我们的《年鉴》发行了三千册，他立即纠正说：“不是三千册，科罗廖夫同志，是五千册。”原来，他桌上放着一本我们发行的手册，封底上印着：“印数五千册。”列宁同志指出，报纸的发行量不足，由于缺乏纸张，只印了八千份。因此，他指出，不必在《年鉴》上耗费那么多纸张。后来我谈到工人耕地没有耕畜，只得用人力代替，由十至十五人拉一只犁，弗·伊·列宁当即给农业人民委员谢烈达^[4]同志写了一张便条：从彼得格勒进口的二十部电犁中调拨三部给伊万诺沃的工人……
　　在与列宁谈话的时候，我想，我的汇报落空了，伊里奇忽略了主要的问题。可是，在谈话结束时，我终于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一个字也没漏掉，并且已经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这种办事的才能使我惊讶不已。那次谈话，由于高尔基在约定接见的时间还未来到，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倾吐了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弗·伊·列宁情绪很好。他善于吸引住你，使你说话时毫不拘束，说出要说的一切，至于你忘掉了什么，他会用提问的方式启发引导。那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两天以后，我回到伊万诺沃，把谒见伊里奇的结果向工人们作了汇报。
　　伊里奇要我每次去莫斯科时都一定要去看他，并向他汇报我们的成绩，因此，那年冬天，我又不止一次地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于伊里奇的支持，我为伊万诺沃的工人取得了这样一些权利，例如：向他们提供在本地区征集粮食的专用列车；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理车厢，数量不限；组织运输粮食和石油的直达货运列车；从莫斯科领到二十辆卡车，用来运输棉布，等等。工人子弟的口粮也得到了增加。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永远不会忘记，列宁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怎样帮助他们的。他善于珍惜大家的首创精神和工作热情，而工人们也决不会辜负他对大家的信任。因此，在规定的六个月内，尽管中央在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资的供应方面只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他们却为国家提供了一亿一千八百万俄尺棉布……
　　伊里奇为伊万诺沃的工人做了许多事。在特别艰难的时刻，他经常支持他们。比如，在伊里奇的帮助下，伊万诺沃工人的口粮定额于1920年提高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工人的标准。谢烈达的工厂缺少泥炭，眼看都要停工，伊里奇认为可以从科斯特罗马省科斯梅尼诺沼地调运泥炭供应这些厂；舒亚的工厂燃料不足，伊里奇决定动用储存在附近的三千立方泥炭供这些工厂使用。当时正在动员钳工等专业人员到铁路和军事部门去工作，伊里奇提请有关方面免除伊万诺沃省的上述义务。从国外运来粮食以后，伊里奇就调拨一部分给伊万诺沃工人：由于列宁的关怀，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车皮一车皮、甚至整列列车的粮食。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帮助伊万诺沃工人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在弗·伊·列宁生病之前，我还跟他见过几次面。在经济会议议事条例编制委员会里，我曾与列宁同志一起工作过两个星期。当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时，他总是对我进行详细的解释。我认为把我调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给列宁写了一张便条，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书面答复：

　　“中央关于设特派巡视员的决议是中央全会的决议。
　　就是说，是不容争辩的。
　　（我个人完全赞同这个决议。）
　　我觉得，您本人也务必要到各地走走。
　　（1）中央机关需要加强，需要密切同地方的联系。
　　（2）您在省里的工作，应由您的那些副手接替，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
　　（3）您能够（而且也应当）经常亲自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去，检查并帮助他们工作，同组织局协商，提拔新干部等等。
　　（4）不需要当理论家。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够了。您是搞经济工作的。而我们正是［需要］有一批搞经济的人（代表中央）去督促、检查、指导地方。”^[5]

　　1924年1月22日，加里宁^[6]同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的噩耗，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们万分震惊。我这个历尽艰辛的工人，不由得喉咙发哽，眼泪夺眶而出……
　　1月23日，我在伊里奇的灵柩旁守灵十分钟，我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伊里奇的亲切的面孔。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永远把他铭记在自己的心里。在这里，我再一次宣誓，永远忠于他的遗训；如果需要的话，为了正义事业，为了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以及他们的彻底解放，我将献出自己的生命。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8—292页
（谢载福译　顾柏林校）

^[1] 格里戈里·库兹米奇·科罗廖夫（Григорий Кузьмич Королёв，1884年10月12日——1927年3月14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4年起在工厂参与地下活动。1920—1921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23—192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期间在纺织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1927年逝世。

^[2]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日杰烈夫（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Жиделев，1880年5月14日——1950年8月7日），189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领导了纺织工人大罢工。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被捕并被判处5年苦役。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委员，随即移居彼得格勒。1918年进入契卡工作，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年1—7月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1918年7月在战斗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俘虏，后设法逃走。1921年起先后担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6年以后负责毛皮采购和销售工作。1937—194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个人养老金司司长。卫国战争期间领导“伊万”侦察小组潜伏于莫斯科。1950年在莫斯科逝世。

^[3] 列宁特别爱孩子，每次我去莫斯科办理省里的事务时，总要向我详细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作者注

^[4] 谢苗·帕夫柳耶维奇·谢烈达（Семё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Середа，1871年2月1日——1933年5月21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89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同年被捕。1891年被流放到奥廖尔。1896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梁赞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7年10月任梁赞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7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局长。1930—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逝世。

^[5] 《列宁文稿》第8卷第647页。——编者注

^[6]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