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西伯利亚代表在列宁身边
瓦·尼·索柯洛夫
一 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1920年。克里姆林宫。一个夏天的早晨，阳光灿烂。人民委员会大厅旁边一间不大的房间，今天成了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室。1919年作为自治国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勘界会议定于这里举行。新成立的国家要确定疆界，问题复杂而微妙。墙上挂起的地图就说明这一点。地图上，在草原游牧区中间凡是有人定居的耕地都已一一标明。这些原来属于哈萨克族的土地，后来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和移民在此聚居之后把它开星成耕地的。
今天，会议将要解决一个由历史造成的难题：这些土地应该划归哪个国家？是留在西伯利亚境内呢（按民族来说，现在的居民是俄罗斯人），还是划归哈萨克斯坦。
预计要发生激烈的争论。西伯利亚革委会反对把额尔齐斯河沿岸地区和移民地区移交给新生的共和国。可是中央在西伯利亚革委会里的代表却持相反的观点，主张应该将这些土地从西伯利亚划出去。
昨天在筹备委员会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已经交了锋，但并未取得一致，所以今天继续讨论。今天要作出最后的决定。
现在房间里还是空荡荡的。时钟的大指针离开会时间几乎还有半个圈儿。房间里这时只有一个人，即将召开的会议主席——列宁。这是他的习惯——不让人家等他。
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的最有权威的领袖，竟然在做自己办公室里普通工作人员的事儿，竟然担任基层委员会的召集人，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岂有不感到奇怪之理的呐！
对最早来开会的那几个人，他欢迎说：
“同志，请！请进，请坐！”
邀请时态度亲切、随和，就象主人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
他自己却不坐，只是从容不迫地从桌旁走到地图跟前，然后又踱到门口。他身体结实，穿一件旧的外套。他那细心、深邃而能洞察一切的目光以及亲切、友好的谈话，使这个办公的环境蒙上一层非官方的、家庭的气氛。
“是从西伯利亚来的吗？路上顺利吗？住宿安排得怎么样？坐吧，开会的人一会儿就到。”
列宁说话很快，但吐字清晰。他的手势和动作也是如此不剧烈，然而准确、利索、没有一丝一毫的忙乱。侮一个动作都坚定干脆、简单有力。
列宁说话时，Р这个音发得不太清楚，这正好掩盖了话里这种刺耳的声音……列宁这种说话的特点，使他的尖锐的语气变得缓和。
“您反对我们的草案。为什么您要欺负这样好的人民呢？”
列宁口中的“您”，并不是对我——西伯利亚人[1]——一个人说的，显然还指派我来的以及我所代表的那些人。西伯利亚人也明白。这句话使他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变成了客观观察这个立场的人，而这个立场也获得了独立的，不是立足于个人，而是立足于公众的意义，原来所没有的新的意义。这个立场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认识，而且是从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列宁所指示的角度去认识的。
西伯利亚人是原先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犯人，他身材矮壮，长着一把大胡子，看到这一切，感到又惊又喜。他事先知道，会议将由列宁主持，但根本没有料到，列宁会第一个到会场。列宁是从哪儿了解到他的观点的？他就这样同志式地直截了当地谈论着这个观点了……
西伯利亚人在家里得到过严格的指示：保持西伯利亚领上的完整。因此他当即准备投入战斗：
“不是欺负……而是想防止哈萨克族和西伯利亚哥萨克族之间民族仇恨激化的可能性。”
“就因为这样，你们才建议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筑起一道沙文主义的藩篱，是吗？”列宁激动地说。“但是这才恰恰是民族仇恨激化的根源呐！你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列宁停下脚步，猛地转过身来盯着西伯利亚人看。他那坚定、锐利同时又含有嘲讽的目光，由于脸上友好、宽容的微笑而变得温和。列宁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目光并不是照片上的那种，它是这样的陌生但又令人觉得亲近，使西伯利亚人感到窘迫。西伯利亚人—时间答不上来。问题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不是从鄂木斯克而是从莫斯科方面提出来的，不是为了辩论、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来的。可是西伯利亚人仍然坚持他接受的指示的立场。
“历史造成的土地纠纷，”他在寻找适当的措词，“迫使我们必须……”
“无稽之谈！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大西伯利亚主义，这倒是非常危险的呀！”
列宁高兴地眯起眼睛，看着西伯利亚人，似乎想说：“老兄，你怎么啦，这一点你没看出来吗？”
他的语气和微笑与刚才一样，是宽容、和蔼的，然而说的话却是严肃的、毫不含糊的。毫不含糊的问题要求毫不含糊的回答。这种要求打乱了西伯利亚人早就准备好的辩护方案，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问题。
列宁好象猜出西伯利亚人的心思，好象看出他内心的慌乱。列宁对他友好而溫和地说：
“看问题不应该从西伯利亚的瞭望台上看……甚至也不应该从大伊凡钟楼上看。也许，要从喜马拉雅山上看吧？”列宁微微一笑。“当然不是英国人的望远镜罗！”
所谓英国人的望远镜是暗示英国在印度的两个世纪的统治，这给西伯利亚人对这个问题的固定看法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时无言以对。
会议室快要坐满了。参加会议的人正陆续到来。他们知道这位主席的习惯，都在开会之前纷纷赶到。他们比平时显得更加严肃，更加谨慎小心。到会的人各自规规矩矩地入座之后，只是轻轻地交谈了几句。
与会者几乎没有变，还是昨天那些人——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地方的代表。新参加会议的只有主席一个人。还有，房间也换了一间，比昨天的小一些，简朴一些。
列宁接待每一个到会的人都是同样的仔细：他都微笑着、象是熟人似地注视着対方，亲切地向他问好。列宁同有些人，就象同西伯利亚人一样，就今天讨论的问题简短地交换两三句话，似乎想检查一下他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或者对方是否持有这种观点。
他的话往往是出乎意料的、不同寻常的；普通的话语听来觉得不是一般的拉家常：独特的词汇搭配、说话的语调，揭示出这些话语所包含的一种新的，比通常深刻的含义。
现在他一眼看到一个刚进会议室的人：这是一位年轻人，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圆眼镜。他走路时步子稳重，两眼直视前方，不注意周国的人。西伯利亚人认识他，这是他的主要对手坎塔罗夫——站在最“左”的立场上的人。
一刹那之间列宁收起了嘴角的笑容，仿佛在欣赏他。然后猛地，所谓单刀直入地对他提出问题，发起进攻：
“今天您対额尔齐斯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坎塔罗夫不是哈萨克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方案是：强迫所有的俄罗斯移民迁出哈萨克斯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额尔齐斯吗？毫无疑问，收回自古以来就属于哈萨克的土地，归还给哈萨克人。”
“那么移民呢？俄国的哥萨克人呢？”
“到阿尔泰去，那里有的是土地嘛！”
“……自古以来不也是属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吗？”列宁接过他的话头说。他并不掩盖自己的讽刺一一他说话的语气中充满着强烈的讥讽，两眼放射出嘲笑的光芒。
围桌而坐的代表都很感兴趣地侧耳细听着。坎塔罗夫岿然不动：
“历史上的正义，”他固执己见，“应该重新得到伸张！”
“正义是从头脑中来的，”列宁指出。“而实际上，这是对群众的一次新的强制性行为，您说是吗？”
主席这样的接待显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委屈，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难堪。相反，大家作为积极的办事人员，一方面各门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却能立即了解事情的情况。事情的另一方面会展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个方面他们在此之前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没有予以足够重视的。他们变得相互更加容易了解，更加接近，似乎不是来出席正式会议，而是来促膝谈心的。
大概，列宁是经常担负起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工作的，而且不仅是在特殊的场合下才这样做的。委员会有了他的参加，看来，到会的人比往常多，也比往常全。可是，会场上，乱糟糟的场面，想必却反而少了，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富有成效。有列宁在，似乎任务本身与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都显得非常紧凑。
这时有一个哈萨克人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走了进来。这位哈萨克人已经不那么年轻，长着一-张黑黝黝的麻脸，宽额骨，一对仔细的小眼睛，穿一套朴素的西装，看得出，他早就脱离游牧生活了。在他之后，又进来一个人，也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但走路的步子却很坚定，他穿着哈萨克人的长袍，戴看有耳罩的狐狸皮帽子。
列宁兴奋地向他们问好：
“瞧，我们的主角！你们好！请先告诉我们：哥萨克人当你们的家，还是你们当哥萨克人的家，哪个好？”
加利姆·塔日巴耶夫稍微碰了碰皮帽子，対全体到会的人环视一周，莫名其妙地摊开双手。可是他塑了望列宁之后，满脸漾开了笑容。
“我不知……两个都不好！我是这样考虑的，干吗谁当谁的家呢？应该一起来当家嘛！”
列宁听了非常满意，便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目光找到了西伯利亚人，然后把视线转到坎塔罗夫身上。两眼放射出高兴的光芒，这是出自内心的笑。
“还应该学习，是吗？学习管理……同朋友和睦相处，对吗？”说罢，以主席的身份看了看表……
“好象，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开会吧？”
大家把椅子拉近会议桌，皮包被熟练的动作弄得啪啪地响了一阵，轻声谈话的人也都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发现，坎塔罗夫和西伯利亚人彼此看了一眼。昨天他们两人相互狠狠地厮杀了一阵。所以现在他们仿佛在用目光互相询问：“喂，今天怎么样？”
“谁作报告？”主席宣布开会。“谢尔哥[2]同志……请吧！简短一点，谈最本质的问题。”
主席将表从背心的口袋里拿出，放在桌上。这是做地下工作时开会的老习惯：分秒必争。
除了从外地来开会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列宁的“简短一点”意味着什么。这绝对不是要大家匆匆忙忙地讨论，然后草草收场。这句话的含义是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准确地表达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建议：不要追求华丽的词藻而使内容含糊
西伯利亚人坐在额尔齐斯的哥萨克人加米多夫身旁，他们两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开会，得到相同的指示——决不让额尔齐斯脱离西伯利亚。沉默寡言的加米多夫习惯于西伯利亚辽阔的草原，而不习惯于坐着开会，所以感到很不自在。刚到莫斯科的那些日子里他斗志昂扬，后来却日趋消沉。从昨天起西伯利亚人发现，他甚至在“额尔齐斯”的领土问题上也缺乏信心，表现出动摇的态度。现在加米多夫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
作报告的人没有拖拖拉拉。他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大家都清楚。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贵族的领地，抢夺弱小民族的土地而且对其他人的这种做法也给予同意。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俄罗斯移居到这些土地上。哈萨克民族与其他弱小民族一样，迫于沙皇的暴力不得不挤在剩下的土地上忍受屈辱。他们的反抗常常发展成为起义而被疯狂地镇压下去。
仅仅在四年前还镇压了最后一次哈萨克民族的起义，数以百计的起义者被处死，被判去服苦役[3]……
“哈萨克民族对沙皇制度的仇恨，”作报告的人指出，“被沙皇暴吏们引到俄国移民，也就是农民和哥萨克人的身上。民族之间的敌对行为变成掩护压迫者的烟幕，以及他们转嫁民愤的形式。”
作报告的人站了起来，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
“我们的任务，”他说，“是教育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相互友爱。至今一直受压迫的民族建立起的独立的国家，是各民族之间友谊的最可靠的先决条件……”
他走到地图跟前，扼要地介绍了确定新成立的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实际规划：原来属于哈萨克的土地，鉴于由俄国的哥萨克人和移民占用着，所以依然让他们占用。但是必须将这些土地划入哈萨克斯坦的境内。必须划归哈萨克斯坦的还有，与它接壤的一部分土地，包括居住在此的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行政、经济、文化设施：城市、工厂企业，试验站，种畜繁育站、国营农场……
“外部的国界，”报告人解释说，“一定会消除内部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消除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和仇恨心理。不同民族的居民实际上将会处于同一个国家的同样的法律地位。这种新型的自由的政治关系会很快地改变人们的存在和意识。”
报告人的话完了。主席往他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完了？谁要补充？请吧，简短一点。”
发言的人都照主席的要求做，发言时没有开场白，也不故意哗众取宠，也没有多余的手势，大家讲话时都简短、明了，不重复人家的话。每个人只谈其他人没有谈到的内容。
主席把身子俯在桌上，很少抬起眼睛。他一直在手边的纸上写着什么，但是很注意地主持着会议，是啊，是名副其实地主持着，引导着会议。人家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到，并且细加体会，有时还立即恰如其分地作出反应……
“请允许我发言！”坎塔罗夫用手摸了摸自己那头浓密的头发，这个动作是他的决心和克制着的激动的表现。
主席一瞬间抬起眼睛看了看他：
“请您说吧。”
出席会议的人都开始屏息凝神地听着。
“我还是应该提请大家注意，”发言的同志不慌不忙，郑重其事地说起来，“我们刚才在报告中听到的提法，是对于历史上不公正做法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办呢？”主席没有抬头，只是插进来提了个问题，不过稍稍强调了人称代词。
“这是我下面马上准备谈的。”
“请继续谈吧。”主席扔给西伯利亚人一张纸条：“移民对哈萨克人（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什么影响，您是否知道……可以谈谈吗？”
当西伯利亚人看完纸条在分析和考虑问题时，炊塔罗夫已经说出结论，结束了发言。虽然让外来移民从哈萨克斯坦迁到西伯利亚这个结论西伯利亚人早就知道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听了发言人毫不含糊的措词。现在他应该进行反驳，可是，他感到懊丧，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谁要谈？……最好有人谈谈经济形态的相互影响问题——现在是谁向谁学习？”
主席的目光又回到纸和铅笔上。可是西伯利亚人感到，这个问题就是向他提的。
他与全体与会的代表一样明白，这里说话应该简单明了。事先准备好的意见还没有说出口，就已经变得根据不足，即使说出来也是多此一举。在家里时觉得是无法反驳的观点，在此地变得苍白无力，就象折断的树枝上的枯叶那样不堪一击……可是现在来考虑这一点为时已晚，因为列宁等着对他的纸条的回答……
“在有俄罗斯移民居住的地区内，”西伯利亚人对纸条上的问题回答说，“游牧经济能够较快地变成定居的农业经济。农民村镇建立得愈早，哈萨克农民在村镇周因定居的愈多。因此哈萨克帐篷中文化要求也愈高。”
“那么农民木房子里哈萨克雇农有没有增加呢？”主席带着嘲弄的口气很快地插进来问。
“不光是雇农，还有剥削哈萨克人的富农、商业等其他形式，”西伯利亚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都同样在增加。”
“有趣的自白，”列宁赞许地微笑着。“对您个人还有一个问题，”他问西伯利亚人：“如果把这些地区并入俄国（譬如说，并入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在鼓励和加深这种剥削吗？”
“毫无疑问，这是会的，”西伯利亚人说。“这等于在政治上给它撑腰！”（“你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这一点呢？”西伯利亚人同时在心里责备自己）。
“问题就在这里！……”主席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望着西伯利亚人。
直至此刻西伯利亚人才恍然大悟，他不知不觉地在主席面前放弃了西伯利亚指示的立场。现在连他自己也不会感到惊奇，昨天为“额尔齐斯”土地之争，眼下显得多么落后于时代，多么没有必要呀。坚持将这块土地划给西伯利亚的立场现在显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此时此地没有一个人在作如此痛苦的思想斗争。所以会议并不因此而停下来，工席也并不因此而停止讨论。下一位发言的是加利姆·塔日巴耶夫，他是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利益的捍卫者。
“那位同志，”他往西伯利亚人的方向点一点头，“说得对：哈萨克人吃了俄罗斯商人不少苦头……自己的老财也好不了多少。老财对哈萨克的贫苦农民控制得更紧。老百姓穷得很。牲口没有饲料会饿死的，只能拿到很少的粮食。应该自己种，冬天用来喂牲口。应该学习，向俄罗斯农民学习……”他环视全场，似乎想看一看，他说的意思，大家是否懂了。
“报告人的话非常正确：没有额尔齐斯我们不行！……我们也不同意放哥萨克劳动人民和俄罗斯农民到西伯利亚去……”
他一时语塞，似乎在寻找适出的字眼。脸上显出紧张的神色。发言人的思路突然断了，由于激动连近在嘴边的话也说不出而讲不下去，这是常有的事。
主席温和而小心地给他提示，帮他把断了的思路再接起来。
“你们需要额尔齐斯是为了学习生产吗？”
“对，对！”他高兴地回答说，“冬天总要饿死很多牲口。哥萨克人会储备干草，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些老师虽然不好，”主席鼓励他说，“你们也不希望他们搬走，对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搬走呢？”加利姆激动地说。“不应该让他们搬走。应该让他们留下来，哈萨克人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的好处可大呐！”
“噢，这倒不坏啊，”列宁说。
于是加利姆又恢复了信心，找到了所需要的字眼。他看到并感到列宁和全体与会者对他的关心。列宁亲切地笑着，不住地点着头，做手势让他明白：主要的内容加利姆已经谈到，现在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了。
主席和加利姆·塔日巴耶夫相互之间这种无声的呼应，对于西伯利亚人和坎塔罗夫来说是一种责备。也许，事实上主席的这种无声的表示与其说是针对刚才发言的这位缺少经验的哈萨克人的，不如说是对着他们两个人的。
西伯利亚人俯身对加米多夫说：
“怎么样，”他问加米多夫，“继续斗争还是鸣金收兵？”
“唉，我也搞不清……”加米多夫犹豫不决地说。“说实在的，他们确实什么都没有，城市呀，工厂呀，学校呀都没有。稀稀落落地分散在各个游牧民族聚屈的地方。住的地方才那么一丁点儿……应该帮助他们啊！”
“简单一点说，关于‘额尔齐斯’土地问题我们不提了吧？”
“嗯，我是这么想的。”
他们两人默默地决定违反西伯利亚的指示。之后，两人如释重负。他们都感到，今天一碰头，列宁已经知道西伯利亚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不切合实际的。当然，对于两位西伯利亚代表思想上的诚实，列宁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在正确的结论面前是不会准备坚持错误的。
他们现在难道能够为了保持形式上服从指示而辜负这种信任吗？
讨论结束了。对于全体与会者来说，决定是不言而喻的。
主席却始终按会议的规程主持会议。
“同志们，全明白了吗？”他问全体参加会议的人。“我们表决吧？……”
没有一个人同意把“额尔齐斯”这块土地从哈萨克斯坦分割出去。
二 “应该想办法解决！”
1920年夏季，西伯利亚革委会决定委派一名委员到莫斯科去见列宁，请列宁撤消关于从西伯利亚撤出一个师的决定，因为当时在那儿驻防的只有两个师。
那个时候对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来说是个困难时期。日本军队正集结于贝加尔湖一侧对我虎视眈眈。以谢苗诺夫[4]为头子的匪帮在外贝加尔地区胡作非为，恩琴[5]之流从蒙古那儿来骚扰边境，杀人放火。
当然，为苏维埃政权担心还大可不必，因为高尔察克[6]的下场在西伯利亚人的头脑里还记忆犹新。可是，按照西伯利亚俗话“行事谨慎者，上帝保佑之”来做，应该尽可能确保自身的安全。
不管怎么说，有两个师在手总比只有一个师要放心得多。当时西伯利亚革委会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这个任务委托我来办。我刚刚视察了西伯利亚，印象新鲜，去莫斯科介绍这里的情况能够更加全面。
早在到达莫斯科之前很久，我已经在激动地准备这次谈话。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对西伯利亚有兴趣。事实上，还远远不止于此：他的兴趣正在发展为国家对于这个富饶地区的建设的巨大关怀。
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放心而且还抱着希望。
面前就是列宁的办公室……不十分宽敞，只有两扇窗。两边沿墙是一溜儿的大书柜。书柜之前是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报纸。办公桌的位置使坐在它旁边工作的人使用书架十分方便。办公桌近旁有一只可以转动的书架。桌子对面，门两旁的墙上挂着几幅大地图。
这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占陆地六分之一的大国政府首脑的办公室。
在这里工作的是他——殚精竭虑、胸怀世界的伟大而英明的领袖。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分析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
当您一跨进他的办公室，他站起来伸出手欢迎您说：“您好。路上好吗？”的时候，所有这些感觉顿时油然而生。
您的窘迫、激动之情马上为之一扫，随之而来的是纯朴、轻松、镇静的感觉。
“请坐到这儿来。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甚至没有一点点影子使您感到，您打断了他的重要工作。
我把我们西伯利亚的请求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态度诚恳而认真。
他没有打断我，默默地听着。这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感到委屈。从他那张消痩、憔悴的脸上看得出，他思想十分集中。毫无疑问，他在注意地听我说话，而且不无反应。他有时往我望望；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偶而还发出一声感叹，或者提出一个简短的问题。
“游击队的思想状况怎么样？”
“有点儿牢骚，不过是善意的。他们给前线的骑兵旅补充武器，还自力更生地供给骑兵旅粮草。”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自已视察西伯利亚各区的情况，介绍了直接同游击队员谈话的内容，并且转达了游击队员希望能够更加积极地参加国防和建设的愿望。
“他们要求同意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谈谈家里和前线的形势。”
“嗯，这倒也许不坏。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西伯利亚革委会里议论一下。”
关于游击队的这些愿望我曾经与西伯利亚革委会“一把手”[7]交换过意见，但是对此我只能避而不谈。因为他对于这种会议连听也不想听。
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前只字不提我们西伯利亚内部的分歧，避免有背后打西伯利亚革委会“一把手”的小报告之嫌。
这样一来，我不禁窘了起来。列宁盯着我看，非常仔细，非常严肃，我不可能不明白：他猜到（可能甚至知道）“一把手”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且用敏锐的目光在检查我真诚的程度。
为了转移列宁的注意力，我谈起了那次视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官俘虏营的情况。
“在1905年那个时候，我和您没有这么近（他手伸过桌子比划了一下）谈过话，”列宁打断我说，“您说是吗？”
“1906年3月，”我回答道，“在皮麦诺夫斯卡亚街的寓所里，我向您汇报过中央在列斯纳亚街的莫斯科地下印刷厂的情况。”
“嗯，嗯……您那时想暂时把它从那儿运走？运走了吗？”
“全部安全地运走了。”
“我打断您了，请原谅。您刚才谈起了俘虏营。请继续谈吧。”
十五年前在皮麦诺夫斯卡亚街上的会面是我终生难忘的。列宁当时在莫斯科是秘密的，根本不象列宁……他正急匆匆地赶着去开秘密会议，只是在路上顺便简单地问了我两三个关于印刷厂的问题。
然而在他的头脑里显然留下了这次短暂晤面的某个细节。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弄清了这个细节，便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而建议我回到西伯利亚俘虏营的问题上来。
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游击队问题上一样，也反映出西伯利亚白卫军的特点：沙皇职业军官（除了将军）的核心是非常软弱的。准尉一级的大部分是办事员、教师、林区管理员，他们担任的是文职的“领导”职务，因而被迫招募为军官。这些军官远非赳赳武夫，在高尔察克被赶出鄂木斯克之后，他们那些在非常安宁条件下养成的职业习惯产生了作用。所以在俘虏营召开大会之后，愿意在苏维埃机关内工作的倒大有人在。
“那里看来不少是小知识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教师、统计员不少吧？”
“很多。第一批已经有几十个人在我们的地政机关里工作了。”
“您相信，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在工作吗？”
“违反自己保证的现象暂时还没有发生。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大多数在打仗的时候都是些无能之辈。”
谈话突然一下子离开了西伯利亚问题：
“看过今天的报纸吗？我们在西线的情况您知道吗？”列宁很感兴趣地问。
“我刚才碰到布哈林正在看最近的战报，他很有把握地说，这一、两天里就可以拿下华沙。”
列宁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他摇摇头，仿佛自己对自己说：
“有的人往往忘记，数量一多，会引起新的质变。乐观主义弄得不好，可能会变成轻率。”
很难理解，这番话的矛头所向：是对布哈林，还是对最近的战报，还是兼对两者的。
“最近中央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写了一封信，要求你们选派共产党员上克里木前线[8]，您在那里时，这封信收到了吗？”列宁问道。
“没有，后来才收到的。我是在这里才看到这封信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报纸拖到自己面前。
“我要对您说的是，”他拿起铅笔，在报上划出什么东西。“陆海军人民委员现在不在这里。您向他的副手了解一下我们西线战况。我个人想补充一点：应该想办法解决！”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我就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路上回忆起刚才结束的谈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脑海中重新浮现出列宁那张脸，虽然神色憔悴，然而是多么严肃、诚朴、和蔼啊！
又回想起自己对他说的话，回想起他注意听我说话时的姿态：克制着自己体力上的疲劳，笑着频频点头。我一边回忆，一边重新仔细地体会他的话，领会这些话的内在含义……
“应该想办法解决！”
我顿时站住了脚步，这才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是多么的简单明白呀！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为听到这句话时不能立即领会它的意义而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的要求是从极端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提出来的，是毫无道理的，列宁关于报纸和前线的问题就是对这种要求直接和毫不含糊的回答，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个问题表明，除了西伯利亚利益外还有整个苏维埃的、全俄罗斯的、全国的利益，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中难道还没有强调吗？他提到的游击队和俘虏营的问题说明，利用自己西伯利亚的力量和潜力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必要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确吗？
至此，我对这次来莫斯科的使命——为把那个师留在西伯利亚进行活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潭。全局被撇在了一边而看不到了。今天我们西伯利亚要求靠大家的力量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错误想法，其根源不就在于此吗？外线——南线和西线——吃紧，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看到。
列宁并没有因此而狠狠地训斥我们（事实上理应如此！），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利己主义，因为我们不会利用本地的力量和条件而指责我们，相反，却亲切地、婉转地启发我们懂得，还有全局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
“应该想办法解决！”
在这句普通的，人人明白的话中包含着整个纲领——伟大而原则性的指示。
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里还能说些什么呢？
那里也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那里要解决的问题，比要求我们在当地解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我没有再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去。没有完成任务可能会引起西伯利亚的不满，这个想法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张消瘦、憔悴然而亲切的脸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它可靠地保护着我。列宁说得对：“应该想办法解决！”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49—559页
（吴克礼 译 张草纫 校）
[1] 西伯利亚人是瓦·尼·索柯洛夫为了用第三人称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笔名。——编者注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索柯洛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колов，1874年2月8日——1959年1月25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跨贝加尔湖地区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跨贝加尔湖地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任《新村》出版社社长。1925—1929年任莫斯科动物技术研究所所长。1945年退休。
[2] 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编者注
[3] 指1916年在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格尔迪·伊马诺夫领导下的一次起义。——编者注
[4]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емёнов，1890年9月25日——1946年8月30日），1911年入伍。参加了一战。1917年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战败后流亡中国东北地区，在满洲里建立所谓“外乌拉尔临时政府”。1919—1920年任高尔察克政府西伯利亚陆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高尔察克被处决后，于1920年1—11月任“东俄罗斯赤塔政府”首脑。1921年兵败，先后流亡美国、加拿大和日本。1934年赴“满洲国”，参加流亡白俄活动。1945年日军投降后被捕。1946年被处决。
[5] 罗伯特·尼古拉斯·马克西米利安·弗赖尔·冯·恩琴—施滕伯格（Robert Nikola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Ungern-Sternberg，1886年1月10日——1921年9月15日），德裔俄国军事领导人，白军名将。1902年入伍。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一战期间在奥地利、东普鲁士、高加索等地作战。1917年8月担任远东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追随谢苗诺夫成立白军。1920年击溃北洋军阀部队，占领蒙古，被封为亲王，自任“开国大巴图鲁司令”。1921年8月20日战败后被捕，9月15日被处决。
[6]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7] 当时西伯利亚革委会主席是伊·尼·斯米尔诺夫。——编者注
[8] 可能指俄共（布）中央于1920年8月19日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电报，中央要求选派共产党员上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以提高红军部队的战斗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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