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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威力
卡米拉·拉薇拉
1922年秋，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初次到了苏维埃国家。战后年代中席卷意大利的革命浪潮，这时开始退潮。由地主和资本家武装并出钱犒赏的法西斯匪帮，正在袭击劳动人民的报馆、工会和政治组织。开始野蛮地迫害工人农民的领导者。法西斯在准备篡夺政权。
……列车东去，我们离意大利越来越远。我站在车厢窗口，眺望着白雪皑皑的田野和森林。我们快到苏维埃国家的国境了。一片片的白桦林子宛如迷魂阵一般。此时此刻，我的思想飞向布尔什维克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的俄国人民；我的思想飞向列宁。列宁领导他的人民经过英勇壮烈的战斗，发动了胜利的十月革命，开创了全人类生活的新时代……
在一望无际的白雪中间，我终于见到了一面巨幅红旗——是国境线。社会主义国家在欢迎我们。我怀着难忘的激动谛视着这面红旗。
我们到了莫斯科，首先是同葛兰西[1]同志会晤。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在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到了苏维埃国家的首都，我们才听说“法西斯进军”的消息——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党”匪帮进入了罗马。他们得到统治集团的赤裸裸的支持。政府当局默默地配合着法西斯党徒。意大利开始了法西斯的统治。
一天早晨——离代表大会开幕还有几天，——人家对我说：“今天您可以到列宁那里去。”
在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意大利工人农民的心目中，在各国千百万人的心目中，列宁占看什么样的地位，是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说到列宁的名字，我们便联想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全世界劳动人民把他看成是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夙愿、希望、理想的化身。列宁已成为新世界诞生的象征；在这个新世界，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将永远不再有任何存在的可能。
列宁的思想和意志的威力，他作出的劳动的伟大，使每个人都把他想象成相貌庄严、威风凛凛，几乎是个神话中的人物。我原来也以为他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领进他的办公室。列宁迎着我们走过来，微笑着，态度亲切，先用意大利语问好，接着讲起法语。
我注视着他，内心感到惶惑惊异：真正的列宁与我原先想象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的外表，他的习惯，他说话的方式都是极端的朴实。凡此种种，使我们的谈话无拘无束，自然随便。我听着他讲话，觉得这个人我似乎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
“我觉得身体很好，”列宁出乎意料地说道，“不过我不得不服从大夫们专横的医嘱，免得再生病。这可不是件愉快的事——要做的事太多了。”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列宁举了许许多多事实和数字。尔后他说：
“这—切，我在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都要谈的。”
紧接着，列宁表示希望了解一下关于意大利最近事件的某些新闻和我们的看法。
我们代表团的一个成员简短地谈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件，并且把他已在我们代表中间讲过的错误看法又讲了一遍：据他看，法西斯的上台并不是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无非是一般的内阁更迭，标志着一个更反动的政府上台执政，如此而已。所以，没有理由去改变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他说，主要的仍然是宣传党的原则。
列宁立刻提出了一个问题：
“工人农民，老百姓，对发生的事件是什么想法？”
“他们在斗争，”我怯生生地插了一句。我想到在都灵被杀害的工人，想到那些在意大利各地城市乡村为反对法西斯而英勇战斗而牺牲的人。
“在斗争？”列宁重复了我的话，“那好。”然后他说：
“ 工人阶级总是为争取并捍卫民主权利而斗争，即使这些权利受到资产阶级政权的限制。工人阶级一旦丧失了民主权利，便为恢复这些权利而斗争，同时，他们寻找着同盟军……”
他的话被打断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进来了。她向我们问了好，便默默地看着列宁。
“又犯错误了，”他说，换了一副开玩笑的口吻，他谈到他的身体时也总是这样的，“我们谈话的时间结束了。这便是克鲁普斯卡娅的来意。大夫们的医嘱是很严格的：谈话不能超过一定时间——若干分钟。我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只能服从。我们在大会上再见吧，”他亲切地加了一句，把我们送到办公室门口。
分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语气很严肃地对我们说：
“你们的工作将很艰苦，并且将旷日持久。主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别同工人、同农民、同妇女、同全体人民的生活失去联系。”
我回到我们代表团住的饭店后，遇见了哲马涅托[3]同志。他问我：
“你真的去见了列宁？”
我作了肯定的答复。
“你真走运，”他说，“我们可是见不着他了。”
“不，”我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大家都能见到他，听到他讲话。”
“听说他不参加大会。大夫们不同意。”
“会参加。他亲口说的。”
哲马涅托顿时喜笑颜开，跑去把这个新闻告诉其他同志。我们的纳坦杰罗同志来找我证实。他是那不勒斯的青年工人，我们戏称他是“歌唱家”，大概是因为全世界都普遍认为任何一个那不勒斯人都是歌唱家。其它国家的代表常常请他随便唱些什么，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唱起那不勒斯歌曲。后来纳坦杰罗承认，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象在莫斯科唱得那么多过。“歌唱家”老家的工人要他代他们向列宁问候，他害怕办不到。
“如果我完成不了我的任务，”他说，“我怎么有脸回家呢？他们在厂里募了钱，支援我到这里来的。”
列宁来参加了大会。开会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突然听说列宁正在走廊里，要往会场上来。我们冲出去迎接他。哲马涅托用法语向他问了好，然后说明我们是意大利代表。纳坦杰罗激动极了。
“现在你可以代你的那不勒斯同志向他问候了，”我悄悄对他说。
但他光是看着列宁，一句也不吭。
“我把这个情形讲给我的同志们听，”后来纳坦杰罗说，“他们会理解的：我是多么激动。”
不消说，我们这位那不勒斯朋友的老乡们对一切都非常理解。
4月于罗马
载于1960年4月9日《共青团真理报》第85号第3版
[1]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安杰洛·塔斯卡和恩贝托·特拉奇尼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卓万尼·哲马涅托（Giovanni Germanetto，1885年1月18日——1959年10月7日），意大利作家、记者。早年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1904年创立理发师工会。1912年任社会党地方联合会书记。一战后参加了“新秩序”派。1921年参与创立了意共。1923年被捕，同年获释后任意共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1926年先后流亡法国和苏联。1930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并当选为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苏联。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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