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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谈新经济政策
维克多·施特恩
我有一次曾幸运地从很近的地方见到列宁并听到他讲话，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我作为奥地利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宁重病之后尚未彻底康复，未能参加代表大会的全部会议，但还是做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列宁只是为了做这个报告才来到会场，这个报告使他很疲劳，做完后便不得不离开会场。列宁受到十分热烈的欢呼。他的报告长约一个小时，是用德语讲的。只是在个别情况下，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女同志（我看是茀里达·鲁宾纳[1]同志）帮了他一下忙，提示他选用这个或那个德语词句。
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一个字也不放过。列宁的报告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难以形容的。然而，列宁说话特别朴实，他仅仅是努力把他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确、尽可能有说服力。
列宁基本上是谈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实质，以及这个政策已取得的成绩。列宁挑选这个问题做他的演说的基本内容，决不是偶然的。当时，这不仅是俄国革命的决定性问题，而且还是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问题，是其它一切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较，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退却。为了不脱离根据地，有可能发动新的进攻，这种退却是必要的。但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在整整一个时期内是保证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途径。这一途径首先对于保证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来说是必要的。对农民，只有在由于国内战争而不得不要求强制他们提供粮食的情况下，才能要求他们这样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着经济命脉的前提下，也有必要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容许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何况已经创造了一切条件，足以保证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上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胜利。
在列宁做报告的时候，新经济政策已不再是一种退却，而已变成社会主义的真正的进攻。但是列宁特别着重于证明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的步骤。他的理由是：对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所创造的条件，在很早以前他便断定它们是一种成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应当努力争取的。所以，新经济政策决不是意味着离开一贯的、正确的道路。恰恰相反，“战时共产主义”倒是由于国内战争而不得不实行的退却，离开了这条道路。
苏维埃国家的形势，由于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造成了空前浩劫，仍然是极端困难。全体苏维埃人民当时（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作出了无数的牺牲，为争取自己的美好未来，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进行着斗争。列宁在他的演说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要隐讳这些困难。但，尽管如此，他的演说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充满对人民的信心、坚定不移的对胜利的信心。他列举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的成就。从“战时共产主义”大胆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考验。列宁断言，过去的一年半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工人的境遇改善了，与农民的联盟巩固了，轻工业扩大了产量，无产阶级国家证明是有能力解决经济任务的。列宁怀着特别自豪和喜悦的心情告诉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已经稳定住了卢布，并积累了两千万金卢布；这两千万金卢布加上以后的积累，可以用来提高重工业。建立重工业是绝对必要的，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的成败。列宁说，工人夺取了政权，如今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表示他坚定不移地深信这个目标定会达到。
列宁在他的报告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可以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是美好的。需要回顾一下当日的国际形势，回忆一下统治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的仇恨，才能充分理解这一预见是多么大胆。
列宁的演说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向我们讲话的是列宁——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但，我们感受最强烈的还是列宁的思想的深刻。于此，我应该坦率地承认——我看这一条几乎肯定适用于绝大多数当时听了列宁报告的人，——过了很久我才充分理解列宁所说的话的全部意义。
至于后来，我明白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俄国革命得到了拯救；到后来，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终于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苏联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拯救了全世界免于沦入法西斯的奴役；到后来，其它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证明了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国际意义的评价是多么正确。
载于《难忘的列宁》（回忆文集，译自德文）1958年莫斯科国家书籍出版社版第 140—143页
[1] 茀里达·阿布拉莫维奇·鲁宾纳（Фрида Абрамовна Рубинер，1879年4月28日——1952年1月22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06年移居德国，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移居瑞士，并结识了列宁。1918年返回德国，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并被判处一年零几个月监禁。1920年获释后流亡奥地利。1920—1922年任《红旗报》维也纳版编辑。1923年辞去中央委员职务。1924年返回德国，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5年创立共产主义作家组织。1928—1929年任德共德累斯顿党校校长。1929年移居苏联。1936—1939年任苏联文学院新闻系主任。1939—1941年任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1941—1945年期间在红军政治部工作。1946年回国。1946—1948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高级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学院院长。1948年因病辞职并回到苏联。1952年在苏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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