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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从幼年时候起，我就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感情：热烈的爱交织着近乎崇拜的心情，仿佛他是一个超群绝伦的特殊人物。每当我表现出任性或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能会看到我或者听到我的声音，这些表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更谈不上我会对他有丝毫不服从的地方。然而他对我从不疾言厉色，相反，他甚至宠爱我这个家中的小妹妹。
我想，由于品德高尚，他才赢得这样充分的信任，因为孩子们非常注意大人们是否言行一致，是否在品德上对自己、对孩子采取同一的态度。哥哥不论做什么事，都始终如一地做得很好。此外，他很早就学会控制自己。然而他秉性急躁，要抑止自己是要有很大的意志力的。我再说一遍，除个别情况外，我不记得他哪时发过脾气，也不记得他对任何人有过粗鲁的表现。
也许，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依恋，是由于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对父亲的爱，——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八岁。父亲很喜欢跟我们孩子一起玩、跑和做游戏。他也跟我——家中最小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孩子的态度跟父亲一个样。这种态度特别赢得孩子的欢心。他对孩子们随便而又亲切，我要说，他平等待人，不把他们看作玩物，即使对小孩子也同样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跟孩子们说话和打交道时没有半点儿轻视，而大人常常是瞧不起孩子的。他同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也没有丝毫不协调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很多童心（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涵义来说），这表现在纯洁无瑕，诚挚坦率，乐观愉快，能够如同孩子一般酷爱打猎、郊游、做游戏等等，还表现在会得无忧无虑地沉浸在快乐之中。这怎能不贏得孩子们的好感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机会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总是很快同他们建立起最友好的关系，孩子们往往对他带有依恋的感情。他们彼此很快就熟悉起来，而且不要多少时间就可以听到哈哈大笑和喧闹奔跑的声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主张让孩子们有较多的自由。在较后的年代里，当他发现我们过分“约束”孩子们，对他们说“坐好”，“别乱动”，“别顽皮”等话的时候，他总是阻止我们。他对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在他逝世前不久仍然表现出来。1923年圣诞节，我在哥尔克一幢房子的大厅里组织了枫树联欢会，邀请当地职工的十来个孩子和我们的两个侄子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圈椅里由人从楼上抬下来，他高兴地看孩子们做游戏，听他们合唱。最后，当我给孩子们分送礼物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得乱蹦乱跳。我怕他们的喧闹声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过分疲劳，就阻止孩子们。但是他立即用手势要求我们别阻止孩子们嬉笑。
当我还小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他比我大八岁），他是从来不“约束”我的。
他对我总是那么随便而又亲切，这种态度常常使我把自己看成是个大人。
我们在辛比尔斯克生活的时期，前面提到的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在年龄上的差别，特别可以感觉出来。
可是我已经把很后面的事情提到前面来讲了。
在辛比尔斯克时期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这样一些回忆。我家住在一幢大而宽敞的房子里。房子有个阁楼，我们孩子都住在阁楼上。靠近房子有一个长满绿草的很大的院子。夏天，我们在院子里做各种游戏，如捉迷藏啦，沾人游戏啦等等，冬天则堆一座冰山。院子后面紧连着一个大果园。我家的房子座落在莫斯科大街，而果园则朝向与莫斯科大街平行的波克罗夫大街。这个果园很好，四周都有小径，小径两旁栽着丁香、金合欢等，绿荫蔽天。果园的中心也有两条交叉的小路，把园子一分为四。这四块地方栽种着各种不同的浆果树丛、苹果树等。不经大人同意是不允许我们在园子里采摘果子的。只是在留下了做果酱的储备并由于别的孩子不断闯入树丛里和畦上，里面已搞得七零八落之后，才许在草莓畦上和马林果树丛里等地方随意“摘果子吃”。我们对这一禁令遵守得极其严格。我记得，有个熟人在同妈妈谈话时对果园里一切完好无损表示奇怪。她的话多么使我吃惊啊。她说："我的孩子可什么都摘。”我记得，不去采摘浆果等等对我们来说并不十分难于做到，我们总是在餐桌上分得浆果的。此外，釆摘，比如说，成熟的醋栗果是完全不禁止的，而且我上面已经说过，釆摘其他浆果的禁令很快也取消了。
我记得在那些浆果灌木丛里曾偶而闪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影，也记得下午全家常常聚集在果园中央的亭子里喝茶。不过，那时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在年龄上的差别（八岁），特别可以感觉出来，因为我还很小，而哥哥已经是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了。尽管如此，有些图景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还很小。我家养一只小狗叫伽尔松[1]，我家的老保姆[2]管它叫伽尔松卡。老保姆一直住在我家，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照料了所有的孩子。那时彼尔西阿尼诺夫夫妇的两个男孩住在我家，他们都是中学生。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孩叫我上楼，到他们的房间去看变戏法。我跟着保姆一起上楼，屏住呼吸，望着妈妈缝纫机上的盖子。它自动地在地板上移动，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这使我感到万分惊奇。当盖子逐渐抬高，从下面露出我家的小狗的时候，我的惊奇转为恐惧。我不由放声大哭起来，即使保姆许诺立即给伽尔松卡吃牛肉也不能使我平息。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了，他说，狗没有出什么毛病，这才起了作用。
冬天到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雪橇从堆在院子里的高高的冰山上往下滑。在那几年里伊里奇管我叫“小鸟”，他经常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
1886年（1月12日）父亲去世，1887年5月8日大哥亚历山大在彼得堡被绞死。
1924年2月8日我在莫斯科市苏维埃的讲话[3]中谈到，大哥的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并引用了他的话：“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路。不应当走这条路。”他说这话时的脸部表情清楚地表明，他惋惜大哥太轻易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能把生命用来为工人阶级谋幸福。
1887年我们家卖掉房子，迁居喀山，从此就同辛比尔斯克永远告别了。姐姐安娜原来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东部，后改为去喀山省，在那里，她住在姨妈的庄园科库什基诺村。最小的哥哥转学到喀山中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了喀山大学。他在大学里只呆了两个月[4]，那时我和姐姐一起住在乡下。在伊里奇被驱逐出喀山的前几天，我不知同谁到了城里。记得这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天气很冷。我们同伊里奇一起乘坐一辆有小铃铛的带篷马车出发去科库什基诺，后面一个警官坐在雪橇上押送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同警察打交道。车子驶过城市，我们到了郊外。押送我们的警官这才转回城里去。在科库什基诺，沃洛佳整天都扑在他房间里的书桌上孜孜不倦地读书，我总是怀着某种特别尊敬的感情走进他的房间。每当他帮助我学习的时候（不过在这一时期这种情况还不多），我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觉得，所有的功课都完成得好多了。那时，我们常常到小河的冰上去散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打野兔子，但是看来不太顺当，所以姐姐常常因他打猎失败而取笑他。冬天，住在乡村是没有乐趣的，况且我们住的房子又很冷。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因而我觉得，哥哥因在那里生活而感到苦恼。他想出国，但当局不批准。
最初载于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4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11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6—10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意为男孩。——编者注
[2] 保姆于1891年在我家去世。——玛·乌·注
[3]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4] 列宁于1887年8月13（25）日进喀山大学，1887年11月5（17）日因参加大学生集会而被开除出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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