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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拉(阿拉卡耶夫卡)时期的生活片断

(1889—1893年)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在乡村和城市


  1889年5月我们家从喀山迁居萨马拉。母亲决意用卖掉辛比尔斯克房子所得的钱买一个小田庄。通过马·季·叶利札罗夫[1](他是大姐的未婚夫,过不久同大姐结婚)的帮助,在离萨马拉五十俄里的地方向克·姆·西比里亚科夫[2]买了一座田庄。此人原是西伯利亚一个富有的金矿主,他在七十年代中期从萨马拉的一些破落地主手里买进大量土地,想办一个用合理的技术经营的大农场。西比利亚科夫是一个有左倾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许甚至比左倾更左一些。看来,他曾打算在人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不管怎样,他跟一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是有某种联系的。
  他从各方面帮助民粹派。早在七十年代末,民粹派就在阿拉卡耶夫卡地区(我们的田庄就是根据它毗邻的村庄命名的)不断开展革命活动。七十年代后半期,在西比里亚科夫的一个村庄斯科尔科沃村他的私邸里,住着格列勃·乌斯宾斯基[3]及其妻子,她就在西比里亚科夫办的小学里当教师。乌斯宾斯基在这里写了他那篇著名的小说《三个乡村》,描写了斯科尔科沃、札格利亚季诺、格瓦尔杰伊齐这三个村庄以及在那儿居住的当地老乡。就在这个地区,民粹派曾接二连三地作过几次尝试,建立了一些农业移民区[4](高加索人的移民区,即奥尔洛夫小组建立的移民区,奥尔洛夫后来成了社会革命党人,他在高加索,也是在西比里亚科夫的土地上,曾建立过一个同样的移民区;以及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立的移民区,在沙尔涅尔田庄,离阿拉卡耶夫卡三俄里,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移民区还在)。
  西比里亚科夫虽然在办农业方面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他所设想的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并没有搞成。他在国外买了改良农具,甚至买了两部蒸汽犁,在各个田庄里盖了一些大砖房和大土房,供饲养牲畜和堆放农具等用。但农场老是亏本,因此西比里亚科夫不得不放弃他原来的打算。他把农具廉价卖给一个在萨马拉做小型钳工工具和农具生意的德国人。西比里亚科夫也开始出卖土地,他只留下一部分土地,以维持他决心开办的农业学校。在离阿拉卡耶夫卡两俄里的康斯坦丁诺夫田庄里,已经盖好了这个学校的校舍,并已陆续招聘了一些教师。其中有托尔斯泰主义者阿列克谢耶夫(他先前曾住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还有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学院毕业的祖勃里林以及其他人,但当局不批准学校开学。之所以不批准,无疑是与西比里亚科夫同一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有一定关系的,何况当时的萨马拉省长斯维尔别也夫[5]也根本不支持这类文化事业。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从这之后,西比里亚科夫就把一切清理完毕,搬到彼得堡去了 (其实,他早先也不过是偶而来萨马拉省走走而已)。
  命运把我们赶到这个地区来了。
  母亲买这座小田庄时,[6]本来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对农业发生兴趣。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意从事农业。后来,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有一次伊里奇告诉她:“母亲曾想让我在乡村搞农业。我本来开始搞了,但一看不行,因为跟农民的关系变得不正常起来。”
  既然农业搞不成,我们很快就把它放弃了,但是阿拉卡耶夫卡作为别墅却挺不错,于是每年夏天我们都住在那里。那里草原上纯净的空气和周围安静的环境特别令人喜爱。
  在离老平房几十俄丈的地方,有一个年代久远的荒芜的花园,花园的尽头处就是小河。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角落。我们常说:“奥丽珈的槭树。”的确,经常可以碰上我的二姐在一棵高大古老的槭树旁边看书。安娜·伊里尼奇娜最喜爱白桦树的林荫小道。在一条保存得最好的两旁长着古老的椴树的小径中,浓荫蔽天,树顶的枝桠几乎碰在一起,就象搭了一个天棚。每天傍晚我们多半在这条小径上小憩和散步。从家里走十来分钟路有一个池塘,我们常到那里去游泳。四周辽阔无涯:到处是深谷、丘陵和树林!不远有个树林,叫“蚁林”,里面长满了野马林果,我们常去采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同我们一起到那里去。他酷爱大自然。到荒僻幽静、"风景优美”的地方走走[7],是他最好的娱乐和休息,这是他描绘他在国外的郊游时说的。
  我家的房子没有阳台,但有个带顶的小门廊,足够容纳我们全家在那里喝茶。晚上,为了不让蚊子飞到房间里去,就在这个小门廊上点上一盏灯,我们年青人都围坐在桌旁看书。
  大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在她习作的一首诗中是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的:

  夜色已浓,万籁无声,
  四周一片寂静。
  黑夜笼罩着大地,
  乡村睡得正沉。
  月亮在乌云背后藏身,
  天上看不见繁星。
  只有一颗孤独的星儿,
  不时眨着眼睛。
  只有在田庄的门廊里,
  依然灯火通明。
  团坐在灯光周围的,
  是一伙用功的青年人。
  大家都默不作声,
  专心攻读书本。
  玛尼亚莎那双小眼睛,
  早已瞌睡得很。
  那些飞蛾和甲虫,
  却愉快地转个不停。
  这不知疲倦的一群,
  围绕着灯光漫舞,
  它们是多么渴望啊,
  从黑暗飞向光明。
  灯火把虫儿烘暖,
  它们揣度着夏又到来,
  暖和的季节正在来临。


  每当晚餐时,我们就在这个门廊里喝牛奶(牛奶罐是从地窖里拿出来的),吃小麦面做的粗面包。
  紧靠门廊有一间小小的前室,它的右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不过他只是夜里才住在里面。一吃完早饭,他就拿了书、笔记本和词典跑到花园里去做功课。这时,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用深蓝色窗帘或毯子遮起来,“防止苍蝇进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同苍蝇战斗。
  在花园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个角落。他在槪树的树荫下安置了一张桌子和一条长凳,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装了一个单杠。吃午饭以前的整个时间,他都在这个角落里埋头用功。他善于学习,善于有系统地刻苦地进行学习。他不是泛泛地读书,而是详细地进行研究。他按照一定的计划读书。记得在稍后几年中他常常说,一般地阅读各种书籍,收效是不大的。他在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一封信中,曾问到最小的哥哥德米特里(当时关在监狱里)是否在做些什么,他写道:
  “他最好有系统地研究点东西,不然这样一般地‘读书’,没有多大好处。”[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应该选择一个题目,有系统地进行研究。他的学习总是非常有系统的。上午头脑清新,他就啃一些比较难懂的著作。他不仅是阅读,而且还记要点,做笔记和摘录。有时他放下书,在桌子旁边的林荫小径上踱来踱去,显然是在思考读过的内容,然后又坐下来深入钻研。
  每天上午我都到花园的这个角落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外语。我朗读和翻译法文书和德文书给他听,而伊里奇总是要求我尽可能地独立工作,自己捉摸书中的意思,只是碰到特别困难的地方才去找他帮助。我没有象一般人那样把生词抄写在专用的本子上,但是哥哥在第二天就来问我这些生词的词义,在以后的课文中再碰到这些词时,他又要我注意这些词的用法。
  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也坐在他心爱的角落里,但这时看的已是一些比较容易的书了。有时姐姐奥丽珈[9]也到他那里去,他们一起看书(他们看的书里我记得有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著作)。奥丽珈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年龄上最为接近,所以那时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晚上,阿拉卡耶夫卡的小屋里有时响起了歌声。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奥丽珈·伊里尼奇娜的伴奏下唱歌。他非常爱好音乐和唱歌,他自己很爱唱,也爱听别人唱,如听马·季·叶利札罗夫唱或者听大家的合唱。我还记得,他唱《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这首抒情歌曲时通常是怎样结束的。唱到“它将毁掉我的一生”这一句时,音调要提得很高,他就笑起来,摆着手说:“我毁掉了,毁掉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西伯利亚来信中,曾要求寄一本乐谱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0],他写道:“现在来回答玛尼亚莎的问题。她问,格列勃是哪个声部?……嗯,也许可以算是男中音吧。他唱的也就是我和马尔克过去常常‘喊叫’(保姆是这样说我们的)的那些东西。”[11]
  奥丽珈·伊里尼奇娜只同我们在阿拉卡耶夫卡度过两个夏天。她是一个有卓越才能和非凡工作能力的姑娘。中学毕业时她得了金质奖章,毕业后刻苦地进行自学:学习英语,认真学习音乐,读了很多书。[12]她一心想学医,因为当时彼得堡的女子医学院已经停办,所以决定到赫尔辛福斯去,并开始学习瑞典语。瑞典语她掌握得很好,还翻译过一些瑞典文的作品,但她没有去考赫尔辛福斯大学,因为据了解,那里除了瑞典语以外,还要考芬兰语。为了不再花费时间去学芬兰语,她进了彼得堡别斯屠热夫高等学校数理系。[13]1890年冬,奥丽珈·伊里尼奇娜在彼得堡紧张地学习,第二年春天,她得了肠伤寒病[14],后来又并发丹毒症,5月8日她就不在人世了。[15]
  同我们全家人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很腼腆的。如果家里来了一个不大熟悉的客人(这种情况极少),他不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是越过窗户跑到花园里去。当一些他不大感兴趣的人到我们家来时,他也同样如此。在阿拉卡耶夫卡村我们家是独门独户,熟人很少。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结识了几个当地的居民。
  我在前面说过,在离阿拉卡耶夫卡三俄里的地方,有一个被农民们叫作“卡普卡兹人”的移民区[16]。几个民粹派分子从西比里亚科夫手里廉价买下了这块土地,定居下来,其目的是要创办一个模范的农业公社。可是,他们的事业进行得并不顺当。不久,除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外,其他的人都星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见面,有过很多争论,他们有时在从我们的田庄到沙尔涅尔田庄的路上散步,直至深夜方始分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介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了一些很有天分的有趣的农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同德·亚·冈恰罗夫见面。冈恰罗夫曾在喀山大学学医,1887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他在离阿拉卡耶夫卡八至十俄里的特罗斯强卡当医士。[17]冈恰罗夫当时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是他的观点是非常激进的。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尊敬。[18]
  我们搬到萨马拉去过冬,同已经出嫁的大姐和姐夫马·季·叶利札罗夫住在一起。那时我在中学读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帮助我复习功课。如果晚上他需要外出,通常都预先告诉我,要我趁他在家的时候早一些到他那儿去。跟他在一起学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论做什么事,他都非常认真,并极力教我也这样做。我记得,有一回地理课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画一张欧洲地图。我忙着画完了,就把画好的地图拿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但他说我的作业不行,提出要我重画一张。同时他又详细地告诉我,应该怎样拿圆规,怎样用圆规在纸上一一量好距离,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靠“目测”来画地图。我就用心地画起来,并且得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夸奖,这使我很高兴。但是,我在这次和他一起做作业时,却得到了比学会画地图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应该持什么态度。不应该马虎了事,一味图快,而应该按照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一丝不苟地去做,直到所做的工作确实做得很好,很满意为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事精确、细致,有时甚至在小事情上也表现出来。有一次,我给自己订一个本子,顺手拿了一团黑线,就用黑线缝起来。当时伊里奇正在场,他阻止我说,这样缝不美观,应该去找一根白线。
  在萨马拉时,经常到我们家来的,除了阿·巴·斯克利亚连柯[19]、伊·克·拉拉扬茨[20]、瓦·瓦·沃多沃佐夫[21](他主要来找大姐,他们在一起看意大利文的书)、玛·伊·列别捷娃和玛·彼·哥卢别娃[22]之外,我记得还有瓦·安·约诺夫和阿·伊·叶拉马索夫。阿·伊·叶拉马索夫是在塞兹兰同马·季·叶利札罗夫和约诺夫认识的。有一次他们把他拉到我们家来了。他是这样描绘第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情景的:
  “当我第一次拜访遭到沉痛不幸的乌里扬诺夫家时,我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心情……当时叶利札罗夫夫妇住在邮局街和索科里尼奇街之间的那个区里,即离‘流民’(这是根据一个省长,大概是勃良恰尼诺夫的说法)居住的地区不远,也就是离革命知识分子通常居住的地区不远的那个区里。记得我们是晚上去的,正赶上喝茶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在餐厅里。我在那里认识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安娜·伊里尼奇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此外,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的侄子也在那里,他当时住在叔叔家,在一个中学里念书。
  谈话涉及到当时时行的一些话题,如民粹主义啦,资本主义的命运啦,瓦·沃·和尼古拉—逊[23]啦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显示出丰富的文学知识,而且显示出善于发现民粹派分子、米哈伊洛夫斯基式主观主义者之流弱点的独特才能。喝完茶,我们就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里继续交谈。我的朋友约诺夫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民分化等问题下过一番工夫,曾从统计资料汇编中并通过个人对农民状况的研究收集有关材料。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谈了他从当时农民分化已很明显的萨马拉省农民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我记得,安娜·伊里尼奇娜也参加了这次谈话。
  在整个房间的陈设中,我至今还记得挂在小桌前墙上的全套《俄罗斯新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看过的报纸都保存起来,并在他感兴趣的那号报纸上作上记号。”
  阿·伊·叶拉马索夫从这次作客以后,每当他到萨马拉来时,都来看望我们。[24]
  阿·伊·叶拉马索夫在他写的回忆萨马拉这一时期生活的文章中,谈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他写道:“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色地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部没有付印的译稿在人们手中辗转流传,后来我们把它带到了塞兹兰。我把这个本子交给了一个熟悉的教师,而上级认为他是思想危险分子。有一次,这个教师因某件事情被叫到辛比尔斯克去见国民教育总监。他的母亲惊慌起来,害怕遭到突然搜查,就把本子毁掉了。伊里奇这部译稿的命运就是如此。想起这件事,我就不免感到内疚,因为使这部出色的译稿遭到毁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造成的。”
  虽然阿·伊·叶拉马索夫是我们住在萨马拉时难得来访的稀客(他一直住在塞兹兰),但是我们同他建立了牢固而永久的联系。虽然他本身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在整个地下斗争时期,他常常为党提供经费(当时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每当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和尚”(这是列宁给他起的绰号)求援。
  革命后,阿·伊·叶拉马索夫有一个时候曾经参加过党,后来因病(肺结核和肾脏病)退党,他在国民教育博物馆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但也因同样原因而不得不离职。由于没有工资收入,他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们没有主动找到他并为他申请退休金以前,他本人从来没把这种情况写信告诉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他是非常纯朴的)。领退休金后,过了不久,阿·伊·叶拉马索夫于1927年春在塞兹兰去世了。
  在萨马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准备考试。1891年他在彼得堡作为校外生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束后,他回到萨马拉,在安·尼·哈尔金[25]那里,以助理律师资格进行过一段时间法律事务的实习(任务是指定的)。
  在萨马拉时期,在我们家里下象棋之风盛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小的哥哥德米特里·伊里奇和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都下得不错。第一流棋手安·尼·哈尔金是他们的劲敌。我们家里时常举行象棋晚会。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很少下棋,后来甚至完全不下了。
  1893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往彼得堡,我们家里其他的人则移居莫斯科,哥哥德米特里在莫斯科进了大学。阿拉卡耶夫卡已不能再作为我们的别墅,因此只好把它卖掉。当地一个商人达尼林买了这座田庄,但他感兴趣的只是土地和磨坊。不久,房屋和花园就只留下了一个回忆,因为达尼林把房子拆迁到涅亚洛夫卡,花园里的树木都被砍光。达尼林是在1905年或1906年被农民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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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27年到过阿拉卡耶夫卡,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情款待。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询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说:“真可惜,那时我们不知道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是谁。”他们也问到安娜·伊里尼奇娜,她在1892年萨马拉省霍乱猖獗时,曾尽力帮助病人,送给他们药品和进行各种指导。
  现在在阿拉卡耶夫卡村建立了“列宁角”集体农庄。为了纪念伊里奇,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把这个农庄办成模范集体农庄。这个集体农庄的主席、它的领导人是“柯斯嘉叔叔”——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菲力波夫,他出席过1933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柯斯嘉叔叔”年纪已经不轻了,但他工作起来却是一个真正的突击队员,集体农庄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努力。根据“列宁角”集体农庄庄员的倡议,在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夏天居住和为革命工作作准备的小木房那个地方,现在已经盖起了一所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最初载于德·伊·乌里扬诺夫、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回忆片断》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3—28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24—33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马克·蒂莫菲耶维奇·叶利札罗夫(Марк Тимофеевич Елизаров,1863年3月10日——1919年3月10日),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6年移居萨马拉。1909年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任铁路人民委员,1918年辞职。1919年任贸易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因感染斑疹伤寒而逝世。
  
[2]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比里亚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биряков,1854—1908),俄国金矿开采商、雕塑家、慈善家。
  
[3]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843年10月13日——1902年3月24日),俄国作家。1875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902年逝世。
  
[4] 卡罗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鲍尔斯克移民区》中描写过这个移民区。——玛·乌·注(见斯·卡罗宁[尼·叶·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两卷本《文集》第2卷,1958年莫斯科版第269—358页。——编者注)
  
[5]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尔别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вербеев,1835年3月25日——1917年5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6年起在俄罗斯帝国内政部工作。1868—1878年任科斯特罗马省副省长。1878—1891年任萨马拉省省长。1891—1917年任参议院议员。1917年逝世。
  
[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顺便说说,母亲希望设法防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一次被捕。那时他己被开除出大学,而大哥处死刑后,警察局总是对他和我们全家另眼看待。母亲担心他住在喀山又会出什么‘事故’。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自己告诉我们,1889年夏在喀山逮捕尼·叶·费多谢耶夫同志的小组成员时,他完全有可能出事。母亲也有点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对农业发生兴趣。”——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10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27页。——编者注
  
[9]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到1890年秋她进彼得堡的别斯屠热夫高等学校学习为止。”——编者注
  
[10]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11]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01页。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们家谁也没有好嗓子,但是我们都爱好音乐并且都学过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童年时代也学过弹钢琴。但是他很早就不弹了,后来曾为此感到惋惜。
  奥丽珈·伊里尼奇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年龄上最为接近,因此他们那时有共同的爱好。有时候他们在一起读书。我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曾规定我和奥丽珈在下午喝茶后轮流洗碗碟:一天我洗,一天她洗。有时候她为了要和沃洛佳一起读书,就请我代替她去做这件我们不大乐意承担的工作。不过,沃洛佳多半是一个人看书的。
  每天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去散步。有时候我们中间也有人跟他一起去。在散步的时候,我们作出今后的打算,交谈读过的东西。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默不作声地走着,好彖在思考什么问题。他喜爱散步,并且更喜爱在有风的天气散步。”——编者注
  
[12] 手稿中写道:“从保存下来的她的一些笔记本中可以看出,她有系统地学了很多东西。如在一个笔记本里,她把每天所做的事都记下来:看了哪一本书,看了多少页,外语学习进展如何,等等。”——编者注
  
[1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她在那里也很用功。她的同学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和阿·亚·雅库波娃都称赞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姑娘。”——编者注
  
[14]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彼得堡作为校外生参加国家考试,他给我们拍来一封电报,我至今还记得,电文是这样说的:‘奥丽珈患肠伤寒,已住院,护理很好,医生说可望痊愈。’
  记得母亲当时很不放心,但有些犹豫不决:是立即动身呢还是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但很快就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来的第二封电报:‘奥丽珈病重,妈妈最好明日动身。’
  母亲立即收拾动身。但是她未能挽救二姐的生命,因为二姐的伤寒病很重……”——编者注
  
[15] 手稿中接着说:“在我和奥丽珈·伊里尼奇娜的共同生活中,她讲故事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她常把她看过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讲给我听,这成为我喜爱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她很会讲故事,我总是心焦地等待她继续讲下去。”——编者注
  
[16] 即高加索人的移民区。——译者注
  
[17]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只是在后来,到1892年他才在基辅大学通过了获得医生称号的国家考试。”——编者注
  
[18]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冈恰罗夫于1918年在萨马拉省患斑疹伤寒去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影响下后来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编者注
  
[19] 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кляренко,1870年11月6日——1916年7月?日),1886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3年受列宁影响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后在萨拉托夫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1年起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6年逝世。
  
[20] 伊萨克·克里斯托夫洛维奇·拉拉扬茨(Исаак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Лалаянц,1870年7月24日——1933年7月14日),188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被捕。1905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起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因长期重病而逝世。
  
[2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多沃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одовозов,1864年12月22日——1933年10月7日),俄国经济学家。188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6年加入劳动派。二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大学任教。1923年流亡德国。1924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33年在布拉格卧轨自杀。
  
[22] 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雅斯涅娃—哥卢别娃(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Яснева-Голубева,1861年?月?日——1936年5月10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3—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书记。十月革命后曾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司法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契卡工作。1928年退休。
  
[23] 指的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和尼·弗·丹尼尔逊。——编者注
  尼古拉·弗兰特斯维奇·丹尼尔逊(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Даниельсон,1844年1月26日——1918年7月3日),俄国翻译家、经济学家。186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67—1892年期间将《资本论》翻译成俄语并出版。1873年起积极参与民粹派活动。1918年逝世。
  
[24] 接着,玛·伊·乌里扬诺娃在手稿中引用了阿·伊·叶拉马索夫的一段话:“以后到萨马拉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阿·巴·斯克利亚连柯,他始终是伊里奇和乌里扬诺夫—叶利札罗夫家的朋友。”——编者注
  
[25] 安·尼·哈尔金是个律师,萨马拉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哈尔金(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Харди́н,1842年9月14日——1910年2月6日),俄国律师、象棋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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