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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我们现代
本篇是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卢那察尔斯基在列宁格勒所作的一次报告的速记记录，作者生前未发表，初次刊印于一九六一年《文学遗产》丛书第六九辑。译自上述丛书
同志们！
我请求你们把我今天的演讲当作一种纪念活动。[1]
我完全无意向你们发表一篇颂词，来歌颂通常称为“俄罗斯土地的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拿我们苏联同旧俄和西欧的情况相比，这种纪念会和庆祝会具有稍微不同的性质。这里举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做例子。知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2]，被认为是给法国文学增光的人物之一，并且又是在小说中专门致力于发挥道德原则的，当他被问到他能够对托尔斯泰纪念日作出什么反应时，竟回了这样一封奇怪的信。他说，为了纪念，只能讲讲好话，不过这类赞歌未免平淡无味；而在纪念期间表示他对托尔斯泰持某种批判态度，用这样那样的评语点破其局限性，他又觉得不合时宜。
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截然不同。我们认为，纪念会并不是官样文章式的祝典，——不是一个空洞的节庆，而是象我国所做的一切那样，或者说象我国所做的一切照理应当的那样，纪念会必须成为一项实际的和有益的活动。既然一个著名人物或历史事件作为庆祝、纪念的对象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末我们的纪念会就该促使我们去研究其好坏两方面，说出全部有关的真情实况。
涉及托尔斯泰的时候，这项任务格外重大。首先，托尔斯泰身上无疑有些值得大大肯定的特点，使他在若干方面至今还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他决没有死亡，——人们对他还感到极大的兴趣。据各图书馆调査，今天任何一个作家，无论老的还是新的，都不象托尔斯泰那么被人广泛阅读；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对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我国很多最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恰恰是给我们献出了最珍贵的作品的那些文学家，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向托尔斯泰学习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托尔斯泰看作过去的人。
同时，托尔斯泰又具备着很多客观上极其有趣的特点。不管是好是坏，它们总是重大的，表现得很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我国公民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突也的人物、这样一个势不可当的大人物，而不重新加以明确仔细的估价。
最后，尽人皆知，托尔斯泰还有这样的特点，它们同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活动针锋相对，使得他在说教中提出某些方针——而且是异常重要的方针——来与我们为敌。
对我们异常重要的是：强调、了僻和发扬托尔斯泰身上可能于我们有用的方面，把对于了解托尔斯泰的时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切作出估计，给予一定的重视，最后，确定托尔斯泰主义中我们认为有害的方面，以便向它作适当的斗争。
我们以为，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会，以及环绕着这被纪念会而产生的全部纪念文献，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在有的文章里，我们把托尔斯泰摆在他应得的崇高地位上，在有的文章里，我们又帮助人们克服某些托尔斯泰主义的特点。我们拟定了为着熟悉托尔斯泰所必须进行的工作。而熟悉托尔斯泰并不意味着将他当作偶像，在他面前顶礼膜拜，或者把手使劲一挥矿嫌弃他：“嗨，这不是我们的人！”熟悉——这是意味着对于我们称为列甫·托尔斯泰及其遗产的那整个丰富多样的复合体，十分细致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拥有支给我们标明方向的强有力的指南针。那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几篇短评和真正的天才论文。如果我们拿这些文章当作一个所谓限制托尔斯泰研究的东西，惟恐（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越雷池一步：导师既已说过，你遵照他的话就是了，——那当然是可笑的。列宁写了几篇篇幅不多的很短的文章，他天才地定下了对待托尔斯泰的基本态度，但是不言而喻，他自己也曾设想从这里将引发出托尔斯泰研究巨著和许多新的见解，从这里将遵循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初分析所开创的精神，逐渐兴建起一座大厦〔……〕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特别使大家惊叹的是对下述事实的看法：托尔斯泰的伟大、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意义、托尔斯泰遗产里包含的巨大艺术力量和内在力量，都被列宁描述为一场文化的和历史性的变动在一个从生物学观点看是天才的、禀赋优异的人身上的反映。列宁似乎预先想到过，如果有一位伟大人物、伟大作家，那末这就意味着他反映了某场伟大的变动。如果这样的作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出声音，那就意味着这位作家所反映的历史性变动是一件对全世界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列宁看作托尔斯泰艺术作品之基础的究竟是什么不平凡的社会现象、什么重大历史事件呢？这便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制度在俄国确定不移地取代封建地主制度或地主专制制度。
托尔斯泰是在我国贵族文学即将结束时出现的；全部贵族文学，从普希金起到托尔斯泰为止，标志着贵族阶级同向它进攻的资产阶级-小市民秩序、同资本主义秩序作斗争的各个不同的阶段。贵族文学的巨人如普希金或莱蒙托夫，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标志着贵族意识的内在变动。除了在大多数场合为专制政权（虽然它有时也转弯抹角地走到自由主义贵族方面去）所依靠的死硬派、保守贵族、亚洲型的贵族之外，还兴起一批先进贵族，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他们原来的阶级性，他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他们同新式的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的发展有着利害关系。这一部分贵族走上了贵族自由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如果我们想保全我们的祖国，我们就应该保证它继续发展，我们必须使它欧化，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那种使西方各国变得比我们强大的政治自由、文化高潮、生产方式和文化形式。”你们知道，我国贵族中的西欧主义自由派是一个综合典型，其中包括忏悔贵族，包括拥有一群达到左翼十二月党人运动这类革命方式的光辉代表的、贵族本身里面的农奴制反对者。这些贵族仿佛对资产阶级作了让歩，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并且多亏资产阶级革命，整个西方已经建立共和国，制定宪法，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上得到繁荣。但是后来事件的进展，使以后几代贵族不得不大大修改他们俄国欧化问题的论断。资本主义以贵族自己刻划得很好的柯路巴耶夫、拉祖瓦耶夫[3]、杰鲁诺夫[4]之流为代表，以显著的富农为代表，侵入了俄国本土，富农一方面砍伐贵族的小树林和樱桃园，收买贵族的田庄或田庄出产的粮食，以当权派的资格在贵族的国度里逐渐安顿下来，同纵容富农、包庇他们的正教教会和专制政权结成亲密的联盟，另一方面，他们又向一切民主的和半民主的进步现象宣战，因为它们可能动摇作为商人、作为财主的他们在国内进行破坏和掠夺的权利。
俄国资本主义是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它在五十、六十、七十等年代表现得格外强烈。这三十年间，它在破坏和强取豪夺方面格外触目，它当然不仅打击了农民，不仅打击了小市民和在它的冲击下形成起来的无产阶级。它还打击了地主。
在贵族中间，不但保守地主，甚至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文化很高、很风雅的那一部分人——归入这一类的恰恰是贵族中最有才能的人物——都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了。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斯拉夫派的组织。
在斯拉夫主义运动中会出现我们称为右翼斯拉夫派的一部分人，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体现着死硬派和农奴主里面略有常识的人们的一个倾向：设法在自己的良心和全世界面前为自己开脱，找出某些口号、某些准则、某些理论，由此出发来为他们的全部寄生生活、为他们基于本身利益而需要的这全部黑暗的监狱似的生活方式卸脱罪责。我们又知道，连果戈理也由于他独特的发展道路，归附了右翼斯拉夫派，并且以遵照上帝的意旨作借口，将农奴制度加以神圣化。
不过更加有意思得多的是左翼斯拉夫派——基烈耶夫斯基[5]、阿克萨科夫、霍米雅科夫[6]等。这班人对本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希望俄国得到正常的发展，希望自己和别人能享受幸福，他们受过许多欧式教育，去过欧洲，他们看到，欧洲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结果，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人对人的残酷剥削，农民和中产阶级的破产（与封建贵族的破产及其转化为堕落分子同时），以及无产阶级的出现，——资本主义使一切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干巴巴的利害得失的关系，它用小店舖的尺子衡量一切，完全失去了任何浪漫情调，在对人的关系中没有一点精神的、真挚的东西。在伟大的纪念碑、作为锐利的无产阶级思想在欧洲的初次表现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资本主义有过推进科学、发展机械技术、加强人对自然的支配权等功绩而赞扬了它，接着他们便转向阴暗的一页，说到资产阶级的孜孜为利、不道德行为和残酷无情，说到它将一切事物的外衣脱下，将一切都化作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富于诗意的光轮的利害打算，化作干巴巴的利己主义。这些话完全正确。法国革命宣布了讲求明晰和精确的理性的统治权。可是等到烟雾消散、明晰性和精确性占上风的时候，却发现金钱才是万事万物的原动力，主宰人间一切关系的正是利害打算。托尔斯泰很敬爱的、他当作自己的前辈和盟友的欧洲人卡莱尔[7]、西斯蒙第[8]、罗斯金[9]，也说过类似我国贵族所说的话：还是主人和农奴被人的关系——所有主和所有物的关系——连结在一起的那个时代比较好矿至于资本家把无产阶级当作十足的外人的时代，可就坏多了。地主养活和怜惜自己的家仆，象怜惜和养活自己的牲口一样。资本家却冷酷地雇佣工人，榨取他最后一点脂膏，还随时撂擂开他，叫别人顶替他的位置。在过去的时代，——西斯蒙第、卡莱尔等人说道，——上帝毕竟还被用来做一切契约和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见证，那时有过上帝，上帝为人们所敬畏；现在大家都忘了上帝，除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这是堕落，不是进步。
我国贵族既然亲自受过资产阶级逼攻之苦，所以附和了这个观点。我想举两三个例子说明这种关系。
就譬如说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吧。赫尔岑是地主西欧派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它最光辉的代表。他的整个青春时期是在反斯拉夫派的激烈斗争中度过的。左翼斯拉夫派企图粉饰过去，对西方采取大肆批判的态度，认为俄国可以在半亚洲式的文化基础上获得比西方更好的结果，而赫尔岑则证明这全是无稽之谈。他说，不，必须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科学和西方生活方式。光彩焕发、禀赋优异、相信生活的青年赫尔岑又说：目前西方还处于过渡时期，目前那里还由大资产阶级统治着，但是这不要紧；等到革命运动把人间万事的进程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后，便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他赞成优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幻想。他觉得，工业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社会主义，也就是导致一种使人们能够在博爱与平等的基础上过生活的制度。
赫尔岑出国去，侨居国外，在那里看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看到无产阶级试图接管政权。卡芬雅克和许瓦尔岑别尔格[10]之流枪杀无产阶级，把它推向后面，资产阶级完全主宰了局势，于是赫尔岑惊讶而愤慨地疏远了他以前经常歌颂的欧洲。赫尔岑表示：市伶，庸碌之辈，毫无想象力、没有文化根底、没有任何远大理想的小市民，狭隘渺小的市侩，确实用他们的肮脏的手攫取了一切，除掉廉价的印花布和其他各种粗糙的东西以外，从人的肌肉和神经中再也挤不出什么来。而且甚至没有人可以对这件事提出抗议，因为欧洲思想界、欧洲爱自由的人们的一切努力，一切天才的努力，最后都归结为钱袋专政了。
当赫尔岑在世间寻求安慰者，寻求能够帮助他脱离这个绝境的力量的时候，他向谁去呼吁呢？当然不是向他出身的贵族阶级呼吁。他知道得很清楚，俄国贵族多半是吝啬的、缺乏教养的农奴主，他们自然不是一张可以摊出来对付欧洲资产阶级的王牌。他向农村世界的另一极——农民——呼吁。他说：俄国农民才是生路所在；俄国农民相信土地属于上帝，俄国农民没受过坏影响，他们拥有巨大的内在的毅力，他们有着某些崇高的道德准则。如果土地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俄国农民确实能建立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赫尔岑这样谈论和思索着：幸亏我们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它在推翻专制政权之后，可能建立一个阴暗的、账房式的政治制度，以代替我们梦想的自由和社会主义；幸亏我们也没有无产阶级，它缺乏立足之地，从而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是虚弱的；但是我们有这些牢牢站在土地上的农民，他们组织了村社，并且还把它保存下来了。他们应该占有全部土地和土地的全部出产。如果知识分子的优秀部分走向农民，教导他们怎样建设一个能够使他们——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幸福的新世界，那末农民一定会响应知识分子的这个宣传，建设我们大家梦想的世界。
贵族赫尔岑最初梦想使俄国欧化，用是当他看到欧洲本身已经资产阶级化，他便以他那绅士灵魂中的全副力量否定资产阶级，而转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农民，将这些农民奉为人类的珍珠，因此他成了革命民粹派的始祖。
我们从巴枯宁的实例上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巴枯宁是绅士，是特威尔省的大地主。他宗仰黑格尔，学习德国哲学，心里充满着西方的革命思想，希望把它带给俄国；他以侨民资格在欧洲各处奔走，象一个熊熊的火把，凡是在他能够燃起叛乱的地方，他都燃起它来，他指望欧洲的贫民成为一堆火药，而他就可以用他那革命的俄罗斯之火去点燃它，结果他开始憎恨欧洲，认为欧洲正在腐烂，应该被唾弃，他同样又靠拢了俄国农民，绘出一幅幅虚幻的图画，乞灵于普加乔夫和斯迁卡·拉辛，他期待有朝一日叛逆的知识分子会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于是农民就会拿起斧头，连根砍倒现存社会，用砍出的木材建造一座宫殿，让未来的一代在那里快快活活，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巴枯宁使他的乌托邦具有浓烈的农民气味，他回到了俄国的土地、俄国的农村，回到了暂时还处于低级阶段、可是看来要发展成为世间所能有的最崇高事物的那种组织形式。
对于托尔斯泰，也必须顺着这个脉络、从这一类型中去考察他。
托尔斯泰出身于一个很顽强的地主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个很顽强的地主。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前，虽然他也经常有他的传记作者们所讲的各种内心的裂缝，但他主要还是个有阶级自觉的贵族。当他初次写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向全俄国放出异彩的时候，涅克拉索夫邀请他到自己主持编务的那个著名的杂志[11]社来，把他介绍给俄国的优秀人物、以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先驱们。但是托尔斯泰为了刺激他们，竟然谈起一些黑帮的话题、十足的贵族的话题，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位尖酸刻薄的军官[12]，对待他们听来是如此离奇的、反动透顶的意见才好。事后托尔斯泰却说，涅克拉索夫使得他纡尊降贵，给他介绍了几个浑身臭虫气味的正教中学毕业生，不过他让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本分。这是属于两个绝对不同的、无法调和的阶级的人们之间的神突。
这段时期，托尔斯泰对资产阶级、小市民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充满着同他顽固的绅士本性完全一致的阶级仇恨。在农奴制时代，他是乡绅，是仓廪充足的庄园主、一定数量的农奴的主人；农奴制废除以后，他又是农民依附的地主。他喜欢旧制度，喜欢这个稳固的、地主农奴主的制度。这个制度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摇摇欲坠，因此他憎恨资本主义关系。他去过西方，从游历中得到了极其阴郁的印象。他不仅全盘否定他所看见的、他觉得是真正市侩气的、不讲道义和不信上帝的欧洲，他还否定了这个欧洲的一切前途。他很早——还在六十年代——便开始说，有关进步的流言全都一钱不值。他说，这些进步只是造成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认为科学技术仿佛能带来幸福的一切言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技术只替富人服务，使他们能够剥削别人。其结果，我们看到一方面有被剥削者，另方面又有一帮剥削者，他们害怕人家对自己造反，他们在他们所压迫的群众面前发抖，虽然群众受尽摧残，完全不象人的样子了。
托尔斯泰对西方和西方制度的看法，其实质大体就是这样。可是托尔斯泰本人究竟往何处去，他拿谁来同西方抗衡呢？早在史诗《战争与和平》里，在这篇俄国贵族的《伊利亚特》里，我们便发现他把他的阶级的自我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他相信上层贵族是人类中最稳固、最优秀、蕴涵最丰富的一个阶级。他对此深信不疑。有人对他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里只看到俄国贵族大检阅，因为书中没有写农奴，难道这些贵族就不鞭打自己的农奴，不折磨他们吗？托尔斯泰回答道：第一，鞭打和折磨是被夸大了，第二，我不想写这些。他很直率地干脆说，他不愿描叙贵族的这些消极面。[13]他只描叙处于全盛时期的贵族，他疯狂地爱他们，他想使这群贵族永垂不朽。
贵族在其发展中的某段时期，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为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半亚洲的泱泱大国里，我们的大贵族甚至中等贵族，骑在为他们服役的、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的农民的佝偻的脊背上，既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又还保留着一股新鲜的亚洲式的力量。他们爱好打猎，常在平原和田野上消磨时光，无论是多雪的冬天或炎热的夏季，他们总能呼吸新鲜空气，呼吸他们的田野和森林中的空气。一切亚洲式的寥廓和豪宕，在我国贵族都习以为常了。同时，这些人又出国旅行，会说四五种语言，吸收西方所有的最精致的东西，用大理石雕像装饰自己的花园，在幽美的庄园中聆听贝多芬的音乐，欣赏第一流外国作家的小说和其他著作。欧洲式的精雅同亚洲式的豪宕和寥廓这样结合起来，产生了一束十分独特的、从前任何地方都没有过、以后也永不复有的奇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强大的人的典型，而托尔斯泰自己也完全属于这一典型，他凭着他的天才的灵智和天才的嗅觉，能够感触到这个处于全盛时期的阶级，并且用他那天才的艺术之笔描绘了它。
但是，为了描绘这个全盛时期，他是否要写他的同时代人呢？不。他感到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烂掉，他的同时代人身上现出了裂缝，另有一股力量要把贵族从生活中排挤出去。因此他转向一八一二年，转向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朝的历史，他选取了父亲一辈，——他觉得父辈比他这一代“道地”。
《战争与和平》无疑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那里，托尔斯泰极力想用把贵族奉为神明的办法，以解决使他苦恼的矛盾——正在消逝的旧俄国同进攻中的、可恶的市侩气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他当作贵族功绩的究竟是什么呢？
尼古拉·罗斯托夫没有任何追求自由的愿望；他是个十足的地主，相信地主制度和专制政权是合乎正义的。在小说结尾处，当彼尔·别祖霍夫向他发挥自己的十二月党人思想，说到沙皇应该了解和欣然接受他彼尔对人民福利的见解时，尼古拉·罗斯托夫说道：“如果上司命令我叫我的骑兵连上马，去用马刀把您剁成肉饼，我只要一分钟就能办到。”这还是他对最亲密的朋友说的话！这个快活的、有信心的、精力饱满的、在生物学意味上是强大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一个健壮的俄国地主，当然也应该作这样的想法。托尔斯泰明明知道他是庸碌的，实质上是愚蠢的，但仍然欣赏他，犹如欣赏。只灵𤟥[14]：灵𤟥也愚蠢，却会用漂亮有力的动作捕捉豺狼。他欣赏尼古拉·罗斯托夫的优美的风度、生物学意味上的力量、完整的性格。
不过托尔斯泰自己是个复杂的人物，我已经说过，他当时疑虑甚多；所以他也描写了摇摆不定、对自己怀疑的贵族。
安德列·包尔康斯基是一个渴望内心和谐的贵族、想证明自己正确的贵族。当他受了致命伤，仰视着穹庐似的永恒的天空和天上的浮云时，他得出一条结论：尘世的一切过眼即逝，对富贵荣华等等的企望乃是他生活中的蠢事，实在说，这永恒的自然，连同永恒的天空和天上的浮云，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人间的虚荣只不过是草芥，是随风飘的尘土罢了。
彼尔·别祖霍夫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探求而又找不到人生的真谛，只有这个真谛才使他能够说：“好，现在我看得正确，我在过圣洁的生活了。”
这两个人物是什么意思呢？托尔斯泰想借此说明：我们贵族并不全是尼古拉·罗斯托夫之流；我们也有最伟大的良心，也有最细腻崇高的精神表现。同时在后景上出现了农民卡拉塔耶夫；托尔斯泰想证实，这位农民是个和谐的人，他同绅士们十分谐调，他什么也不需要，心平气和地服从一切，始终是那么敦厚，始终保持着尊严的态度。这才是理想的农民，而整座华丽的贵族大厦却就建筑在他们的强制劳动上面。
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实质上是要使这个由消极的、不作任何计划、不追求任何目标、却信赖上帝意旨的库图左夫领头的农民-绅士的世界，去战胜西方，战胜它的拿破仑及其征服世界的雄心。
小说《战争与和平》表明一位伟大的绅士试图建立一个崇高的农民-绅士的世界，农民处于那个世界的下层，他们如同女像支柱[15]一样弯着身子，可是温顺而又幸福，背上负荷着整座绅士建筑物。这座绅士建筑物，连同它的一切娜莎们、它的良心和一切彼尔们，应该显得如此壮丽，简直足以弥补所有的矛盾。而渺小的、焦虑重重的、过分推崇个别人物的智慧的西方，却好比浪潮碰到峭壁，将在俄国贵族世界的坚固堡垒上碰得粉碎。
但此后不久，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你们却看到另一幅景象。你们看到的已经是一部惶恐不安、完全缺乏自信的小说。渥伦斯基已经不象尼古拉·罗斯托夫。渥伦斯基是平平庸庸的人、“英俊的男子汉”，他首先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门类、身强力壮的人物；然而他具有一些特点，使他不可能获得幸福。你看，他不象大家似的去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却偏偏爱上了别人的妻子，从此走入歧途。从前的人、真正的人不这么做，而他做了，这就是他的不幸。最后他不知道该把他自己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公子摆到哪里才好，于是前往巴尔干，想在那里为斯拉夫兄弟作战。
另一贵族奥布浪斯基更糟。他是个轻浮的、半破落的地主，已经把他的田庄花光用尽，只好作为官吏，靠政府津贴度日，他低声下气地坐在一位欧洲式银行家的前室里，只有当他事后回想起这银行家对他如何无礼的时候，他才脸红了。
列文极力复兴自己的田庄，为人正派，他结婚，养育儿女，象托尔斯泰本人所做的一样。列文是托尔斯泰的自我写照。但他不善于对待农民。这是他那地主的内心生活中一个裂口。新生活的浪潮冲倒了他，破坏了他的产业，使他不得不经常思索，经常苦于他的父亲也许从未考虑过的各种新问题。
世界瓦解了。
最中心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对于理解以后达到那个惊人立场[16]的绅士托尔斯泰的内心成长过程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娜达莎·罗斯托娃是一位出色的、从生物学观点看又是禀赋优异的姑娘，她美丽，有朝气，浑身是活力；在她的少女全盛时期，她被托尔斯泰描写得那么招人喜欢，在全部世界文学中，很难找出一个如此可爱和迷人的姑娘的形象。在发生于她生活初期的各种小小的风流罪过和毛病以后，她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给他生了些孩子，此后，除了尿布、儿童室和家务之外，她就什么也不管了。
可是要知道，托尔斯泰也拿儿童室、尿布和家务去折磨他自己的妻子。我们现在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的日记中看到，这位夫人有时怎样向他高声求饶。但托尔斯泰竟以一个道道地地的遵守《家训》[17]的人的顽强态度，再三迫使她接受这间儿童室、这些尿布、这份家务，断言这才是妇女的真正天职。娜达莎·罗斯托娃心甘情愿地履行着这项天职。有人说；多可惜，娜达莎前途那么远大，而她所做到的却这样微小；多可惜，她过去是那么一个令人惊叹的姑娘，如今却是这样一个平平庸庸的妇人。——这表明他们根本不理解托尔斯泰。这等于说苹果花大有诗意，苹果本身则平淡无奇。在托尔斯泰，结果是紧跟着开花而来的，出嫁后的娜达莎，只是这个女性发展的下一阶段罢了。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页上写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证明托尔斯泰是把安娜·卡列尼娜当作罪犯看待的。这正是全篇故事的宗旨。然而就是在这部小说里，他又指出吉提·谢尔巴茨卡娅也爱慕安娜·卡列尼娜，而且小说的全体读者都常常爱慕她，因为这个女性的生命力以及她对爱情、自由和幸福的冲动如此强大，它们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折服了。托尔斯泰说，这是罪过。安娜·卡列尼娜的肉体的要求、对男人的需要（是她自己挑选的男人，不是教会和日常生活强使她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冷冰冰的卡列宁），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她的身上。正由于她胆敢这样做，她才死在火车轮子底下。这里含有一种内在的玄学意义：如果你希望幸福，你便不免一死，因为幸福完全不是人命中注定的东西。要关心的不是幸福和爱情，而是责任。假如你是妻子，你就应该干你那份乏味的工作；假如你有子女，你就必须尽到你为母者的责任。你没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求改变是自私和罪过。
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这样说教，为什么他用了那样多篇幅来讲这套“至高无上的”伦理学？本来他自己是热爱生活的，现在他把爱情描写为人间最美妙的花朵，而同时，他又在践踏爱情。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自己身上践踏了它。他亲自埋葬了他对生活的恣意贪求。为什么他那样憎恨这个幸福？下面我们再回过来谈这一点，现在对我们重要的只是以下的结论：当托尔斯泰在七十年代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把贵族描绘成一个瓦解中的阶级。贵族已不再兴旺了。他们心里充满着各种欲念。这已经不是以前存在过的那朵香花，而是惶恐、罪过，而是部分地放弃本阶级的阵地。
这时托尔斯泰也发生了赫尔岑和巴枯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方式不同，在许多方面或许更为彻底罢了。
这个高傲的贵族看到本阶级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不愿向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而希望找到他自己的途径、自己的道路。但是他也知道对贵族毫无办法。开始向资产阶级斗争以后，他批判了一切——私有财产、发财的渴望、对人的剥削、只能使一些人致富和使另一些人受穷的科学、只能给有闲者解闷取乐的艺术，——他使劲抡起胳臂来鞭挞全部人类文化，这是他的一大革命壮举，虽然我们认为他在对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中前进得太远，把它连根烧掉了。而在他觉得他打破了绚丽的欧洲文化这个玻璃球以后，他想说：“你们就是这样，我们却……”他回头一看，——怎么回事？他发现“我们”也一模一样。他能够就贵族说些什么呢？难道贵族没有私有财产，贵族不想发财？贵族不剥削人家？贵族不利用科学进行这种剥削？贵族不用艺术消遣？这一切当然都是事实。因此，当托尔斯泰给予欧洲资产阶级以毁灭性的批判之后，再转向俄国贵族时，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旧俄国只有贵族，那末对俄国也象对西方一样，必须通过批判，将它烧成灰烬。可是我国还有农民，他们将解救我们。在古代社会制度下，曾经有过农民的世界，一个没有资产者和贵族的世界。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和幸福，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独这样才有真正的正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给自己做鞋子和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而不追求物质福利。当你所追求的超过了必需的食物和必需的衣服时，你就会开始压迫别人，开始出现建立巴比伦塔以及为人类幸福所不需要的全部艺术和工厂时的那种吵吵嚷嚷的局面，[18]——这些东西是靠鲜血、靠欺压、靠罪孽建立起来的，于是人毁灭了，忘掉了自己，完全背离了自己的本源，背离了最初的崇高精神。但是只要抛弃贪财之心，抛弃私有财产和对财富的渴望，抛弃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外表华丽的罪恶之花，我们便会造就一个和善友爱的人。刚刚倒进容器中的液体，动荡的表面只有一片涟漪和波纹，等到这液体稳定、平静下来，平静的表面虽然显得空寂，可是它能映照出天空，映照出星辰；人也是如此，当他情绪稳定，不再谋财逐利，消除了私心和欲念，不再动荡的时候，他就能在自己心里找到上帝、幸福、宁静、和平，就能找到爱，因为仇恨一消失，立刻会发生爱，而仇恨正是这种财富造成的。因此我们大家都象农民一样，不需要城市，不需要铁路，不需要任何科学，而要几乎象动物那样生活，不过是具有人类理性的动物罢了。一个人如果能这么过日子，他才会感受到安谧的、恬静的、充满仁爱的生活的莫大乐趣，从而回到上帝身边去。
这便是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这个在生活和智能方面拥有优异禀赋的大绅士，当他维护他自己的世界而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时候，曾用他的批判摧毁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基础，可是这样一来，他也就烧毁了他自己的贵族之家，却保留了农民的木头房子。这房子是人可以过合乎戒律的生活的唯一地方。由此得出了一连串最奇怪的社会结论，在我的报告的结尾，我还要回过头来谈一谈。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托尔斯泰的本质在于我刚才对你们所讲的那几点，但是有人反驳我们道：这是托尔斯泰身上无关紧要的部分；他首先关心的不是这些社会利益，不是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批判，也不是各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托尔斯泰没有这些；托尔斯泰其人使我们发生兴趣，是由于他的内心感受，由于他在良心面前提出了许多问题。
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托尔斯泰的内心感受仅仅属于他一个人，那当然毫无价值。如果他只写他一个人固有的东西，谁愿读它呢？而他却在千百万人心里引起了反响。这表明那些内心感受在现代人类中是很普遍的。比方说，人的自私更是属于内心的东西。人希望只顾自己，要对自己好。但是亚当·斯密却能从人皆自私这一前提出发，建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
既然一个人具有他那阶级和时代的其他人所固有的内心特点，这个人就是社会的人。
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他有两种恐惧。他同它们作斗争，这场斗争从他很早的童年时期便开始了。这两种恐惧是他八十年代初精神大转变的原因，并且一直把他折磨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为止。这就是对犯罪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两者的斗争。为什么这些感觉可以算作带有广泛的社会性的感觉呢？因为罪孽的概念和力求严守戒律的斗争存在于整个贵族社会、农民社会、小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也就是存在于一切建筑在私有财产上面的社会内部。
私有者拥有自己的房屋、财产、手工业、商业、家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荣达，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情欲和需要，将周围的事物看作次要的东西，认为可以向别人夺取一块面包供自己食用。这种竞争——邻人之间的经常竞争，各别的人、各别集团、整个整个国家的竞争，——状态是如此突出，如此紧张，早在埃及和巴比伦时代就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极其明显地表现于一句人所共知的罗马谚语：homo homini lupus est，——“人对人是狼。”这还是说得很温和的，因为狼在愿意成群结队的时候，并不互相噬食，而阶级社会的人却互相噬食，甚至对此非常爱好。十七世纪一个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19]在重复“人对人是狼”这句话以后宣称：人是那么野蛮的一种生物，又那样随时准备把任何亲近的人撕得稀烂，征服他，使他沦于奴隶状态，而且进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一个最残暴的国王、最血腥的政府，都比根本没有政权要好些，因为只有政府，只有警察，才是能够在这些野蛮人中间建立不管怎么样的秩序的一支力量。
我不来详细谈论这个思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知道，宗教也好，道德也好，其使命全在于减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定出一套准则和控制办法（人对人、对他的犯罪冲动的内在控制），从这里便产生了一个体系，象独特的圆屋顶似的高耸在这整个混乱的社会之上。当一个人极力要满足自己的全部欲念，从而对别人造成祸害的时候，这就是罪孽，这类现象蔓延和增加起来，会使整个社会生活变得不堪设想，因此必须定出一套能够深入到人的意识底层的准则、道德和良心的准则，以说明他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正当生活的极致则是严守戒律，圣洁虔诚，即是完全不会使人犯罪的生活。如果人人都过着合乎戒律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妨碍别人，那末理想社会就建成了。
为什么这个思想使托尔斯泰那样震惊呢？第一，因为这位天才人物同普通人相比较，驱使他犯罪的力量更加强大。如果你们读读托尔斯泰的日记，你们将看到他怎样从青春初期起便充满了这一切欲念。他贪图财富，执行一条往往是很严酷的地主路线，例如，一八六九年他写给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的信上的几句话就很有代表性：“我同农民讲价钱；当然可以施加更大的压力，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索妞希卡[20]，你也会满足了。”在托尔斯泰身为地主的整个期间，这种发家兴业的顽固倾向常常有所表现。此外，他又十分爱慕名、荣誉，有着可怕的、无穷的权威欲。早在托尔斯泰本人和他周围那群虔敬的崇拜者也都认为他是严守戒律的圣徒时，高尔基便说过：托尔斯泰身上使人感到惊讶的头一件，就是异乎寻常的权威欲，——他要人人都跟他抱同样的信念。[21]他开始为自己的主张奋斗时的争强好胜的脾气，在他先前的纯上流社会的日常行为中已经显露出来了。
男女情欲尤其是他所固有的东西。它是他终生的祸患；而且这种克制淫欲和防止在淫欲面前败阵投降的斗争，在托尔斯泰的日记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最后，打牌和酗酒有时也以旋风似的力量席巻了他，他一连几个月在最下流的烟粉场中厮混，——当然，主要是当他年轻的时候。这一切都在他的日记和作品里留下了鲜明的痕迹。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项罪孽，在他晚年成为他那部从社会观点来看是最富于天才的小说《复活》之源泉的一件事情，是男子对妇女、权 势赫赫的男子对遭受凌辱的妇女的罪孽。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把妇女称为世上现有的最强烈的快乐的源泉，称为对男子最有诱惑力的生物，他说，罪恶呼唤我们到这里来，那个恶魔在这里刺激我们的肉体，召唤我们，但是如果你向罪孽屈服，你就会毁坏某个少女的一生，你就应该背上这副十字架。
可是，这个被托尔斯泰视为罪孽的肉欲的狂热，这份自私的力量，必定会使他进入饱和期，在此期间，低级的淫欲的呼声已归于沉寂，而谴责他作恶的高尚思想的声音却歌唱起来，——得到满足的淫欲，再也不为那个被它驱使去犯罪的人辩解了。
托尔斯泰拥有一项神奇的自我剖析的能力。他写日记是为了挖掘他的一切病根。天然的欲念的风暴过去以后，托尔斯泰开始分析：他这是干什么？他不是做得很恶劣吗？如此等等。在无组织的社会中，人人都认为，假如离开了最高真理，缺乏圣徒的精神，那末我们必将毁灭；——而这个思想在托尔斯泰身上又发展得特别厉害。他往往非常自卑。
托尔斯泰需要找到一条途径，以便战胜罪孽，从而消除悔恨的痛苦。他究竟找到什么途径呢？他说，不应当追求什么，应当根本不向自己提出任何贪财牟利性质的任务。这意味着要消灭自己的情欲，意味着要制伏、克制自己的欲念。如果你能这样做，你就会摆脱罪孽，就会在自己身上看到合乎戒律的东西，看到仁爱的、精神的、由灵魂构成的、从天上某处投射到物质世界来的东西。这个物质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人的灵魂，把我们的带有各种肮脏欲念的躯体粘到灵魂上面。必须脱离这个物质的控制，返回到上天某个光明的老家去。只有当灵魂断绝了它同躯体的全部联系的时候，它才能做到这一步。
佛教教义号召人们抛弃今世的一切快乐，同样，托尔斯泰也号召抛弃一切与物质有关的东西，做一个自由的人、神仙似的人。在那篇把反对淫乱罪的斗争推到了顶点的《克莱釆奏鸣曲》里，托尔斯泰直接提出一个问题：好吧，既然我们要完全摆脱这个淫欲，既然连婚姻都被我们宣布为嫉妒和罪孽的根源，既然我们说童贞状态是崇高人物特有的状态，那末我们不是要停止生男育女，那末人类不是再也不能生存下去了吗？托尔斯泰可丝毫不怕这套奇谈怪论，他回答道：人类未必有一天会落到这步田地。不过，就假定世上所有的人都这样纯贞，不结婚，没有孩子，人类统统死光吧，那也是很好的事。这表明人类战胜了物质，表明人类已经自豪地、安详地、心平气和地、妙不可言地沉浸在上帝、德行和纯贞之中。难道肉体生活就那么重要？这根本不重要，只会引起痛苦，而那种不是由于你的脑袋被打破或你的内脏被某类细菌所蛀蚀，却是由于你成了圣徒而招致的死亡——这样的死亡乃是一场胜利。
可见托尔斯泰在他反罪孽的斗争中，不但把我们引向被缩小了的农民生活，——那里既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艺术，有的只是普遍的穷困和文化上的普遍贫乏，——他甚而转过身去，把我们引到人类的末日。他说，所谓幸福便是完全抛弃幸福。这是必须记住的。
为什么托尔斯泰又对死亡这样深深地感到恐惧呢？
他经常检査自己。他所关注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自己的心情，使它和谐起来，从内心矛盾中找到出路。然而他这内心世界和托尔斯泰其人都很博大恢宏。我们的著名教育家沙茨基同志[22]说得真对：当托尔斯泰讲到他在观看的时候，他似乎是用一百只眼睛来看的；当托尔斯泰在听的时候，他似乎是用一百只耳朵来听的。就生物学意味上的禀赋而论，这是一个巨人，他以空前的力量感受着生活。高尔基在谈托尔斯泰的著名的书[23]里讲到，当托尔斯泰自以为孑然独处时，他如何观察自然；高尔基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同自然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是个正确的印象。自然象一道道巨流灌进他的内心，却只是一滴一滴地渗进我们心里。各种感情带着巨大的力量从他的内心生发出来，他拥有宏浑无边的热忱，这就形成了他的强大的才情。有些感觉和思想在渺小人物心中也可能产生，他之所以能把它们提升到那样的高度，他之所以能使这一切变得那么浑厚，则是因为他非常热爱生活的缘故。
六十年代初期，他去伏尔加河购买田庄的时候，经受了他所谓的“阿尔扎玛斯的恐怖”[24]，当时他住在客店里，忽然感到死亡的恐怖，不禁号叫——实实在在是号叫——道：“我要活下去！我诅咒那个创造了我们而又将我们全体判处痛苦的死刑的力量！”这是针对死亡本身的存在而发出的一阵真正的号叫。“我爱生活，我要活下去。应该长生不死。”
托尔斯泰是信教的人，他长期信奉一切宗教仪式，自己进圣餐，也给孩子们授圣餐。但同时，托尔斯泰又太欧化，教养太高，批判力太强，太善于分析，所以他不能深信无疑。他象不轻信的多马一样，必须用手指摸摸对方的肋骨，[25]必须有人给他确凿地证明人是不死的。他不能让任何行招魂术的和任何牧师来欺骗自己。他热烈希望信神，因为如果你信神，这个骷髅形的死神才不会愚弄你。托尔斯泰描写这种心情时，笔力多么雄健！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要在我造成的幻想的玫瑰色花朵中陶醉一番，可是我不能从这幻想中享到快乐；我爱我的妻子，但是我不能接近她，因为我看见她的躯体正在逐渐死亡；我爱孩子，然而我想——他们既已注定要死，又何必出生呢？他就是这样经受着死亡的恐惧。因此托尔斯泰强迫自己去信神。
他获得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他说：如果你能抛弃七情六欲，于生活一无所求，不希罕人世间的任何幸福和享受，对人世间的事物漠然视之，那末，生或死在你就全是一样了。你将死得庄严而安详，象农民或者森林里的树木死去的时候那样，[26]你不会象伊凡·伊里奇[27]似的痉挛起来，而他却抓住枕头和床单，希望死神的手不要拉着他离开人世；你不会愚蠢地对死亡感到恐惧，因为你并不看重生活里的各种玩意儿。可是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说，当你达到这样的状态，当你的灵魂能够映照出整个天空的时候，你将觉得人世间的纷纷扰扰的生活并不是生活，这种生活只不过是无谓的奔忙，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在过眼云烟中什么都不存在，因为每时每刻都在飞逝，一转眼便化为乌有了，但是还有一种真正的永恒的生活，假如一个人脱离了情欲的王国，他就会接触到这永恒的生活，就会懂得死亡改变不了什么，懂得他的灵魂中的这种静穆是超人力、超自然的静穆。托尔斯泰想把这个叫做上帝。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上帝首先是爱；上帝又是当一个人消灭了欲念、从而清除掉罪孽时所出现的一种合乎戒律的精神；上帝也是死亡，是我们脱离生存〔？〕、脱离欲念和淫欲的整个王国以后，我们在自己心里感觉到的静穆、安宁。因此，托尔斯泰说教的中心点，是鼓吹简朴的生活、倒退、放弃谋取本身的幸福的斗争，等等。
托尔斯泰的革命的和反动的思想，便是这样。
为什么托尔斯泰的思想是革命的？因为他从现实出发，大力抨击一切生活假象，在他的打击下，充满社会混乱和社会罪恶的整个世界，都迸裂和震动了。
为什么他的思想又是反动的呢？对于“应该建设怎样的生活”的问题，他是往后指的，他号召抛弃科学技术的全部成就，抛弃目前人们在其精神成长中所达到的一切，抛弃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必须恢复原来的自我，变成一个长不高的侏儒，丢开各种欲望，回到农夫的状态，并且不止回到农夫的状态，而是回到野蛮人或者更进一步，回到某种没有任何欲望的动物的状态，回到等于零的状态。正如瑜伽派[28]哲学所说的，你越是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人的因素去掉，甚至把思想本身也去掉，你就越是接近神圣，——这是极端的反动，它宣告人的天才的巨大努力所做出的一切、但凡能够带来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一切，全要予以摧毁。
托尔斯泰还有一个反动之处：他所指的“合乎戒律的途径”是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他说，既然关键在于舍弃，那末你舍弃愈多，克己愈甚，你便愈接近戒律。应该对富人宣传财富是空花幻影，权力是祸害，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应该劝劝富人。如果说服不了他们，那末，没有办法，我们这些被压迫者，农民和工人，就彼此约好不要为他们出力吧，我们拒绝服兵役，拒绝在工厂做工，拒绝交纳任何赋税。我们固然会因此受鞭打，蹲监牢，被放逐到北极地方，——那也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受苦，可以去死，甘心为真理受苦，甘心为真理而死。到最后，我们总会用这种宣传和这个神圣的范例去战胜人世间的邪恶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答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您是基督教徒，您相信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另一个导师耶稣宣扬过您现在宣扬的东西，您还相信他比您更伟大；但是两千年过去了，您不得不再来宣扬那一套，因为世界仍然处在邪恶之中；再过两千年，再出现一个托尔斯泰或者一个耶稣，还是要宣扬那一套，——这样下去，以至于无穷。您凭什么能保证，您的宣传会比耶稣在巴勒斯坦的宣传，或者比老子、佛陀或是您认为较之您自己更伟大的其他圣哲的宣传多少要强些呢？
我们在世界观上同托尔斯泰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可以同意托尔斯泰对社会假象的全部批判。但他没有看出资产阶级才有“罪孽”，工人则是合乎正义的，他没有看出工人随身带了什么，而工人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对立面，正如农民是贵族世界的对立面一样。他不了解，只有现在，科学和技术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熟到具有这么大的威力，以至人用科学技术武装了自己，能够使全人类富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固然造成了社会的剥削制度，可也产生了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并且创造出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些前提，使劳动群众能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掌握科学和技术这个巨大的力量。托尔斯泰没有看到一切都变了。无论在基督时代还是在佛陀或者老子的时代，都没有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愿回到既没有工厂、又没有铁路和海船、而是过着野蛮生活的穷困的人那里去，相反地，我们要做一个有许多需求、但也有许多条件满足其需求的高度发展的人。这高度发展的人可以同其他的人们结成兄弟般的联盟，但不是在光秃秃的荒地上，不是在用亲爱的木犁从土地中觅取食物、而是在成为巨大的蒸汽力和电力的主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从私有制手中夺取到这一切，如果这一切成了社会的财产，那末一二十年之内——这在世界历史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短时期——我们就真能在理性威力战胜自然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由理性和光明磊落的人们主宰的王国。我们展望着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杜绝一切战争的正义世界，而且我们的学说和我们的活动一定会使我们实际达到这一步。但是通过斗争才会达到，因为那些站在前头、享有特权的人，你不斗争，他们是不肯退让的。这就是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同我们的世界观之间的重大差别。
现在我再从思想家和说教者托尔斯泰转向艺术家托尔斯泰。
假如托尔斯泰没有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去感染别人的巨大才能，他未必会获得这样的声誉和威信，他知道他有这项才能，并且称之为艺术才能。他说：艺术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是善于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去感染别人。他还认为，感染力之所以强大，正由于它是用形象来表现艺术家所代表的某些真挚的感情和博大的思想。他的艺术作品中确实盈溢着他的思想。
托尔斯泰首先是一个带倾向性的作家、有思想的作家。他的一大功绩，在于他以他的作品，证明当一位作家掌握着艺术形式和深刻的内容时，他会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会多么使人全神贯注，多么引人入胜，流传得多么久远。在我们今天，我们经常碰到一些人，他们说，有了内容，形式并不那么重要，——只要作家的方向正确，只要他的鼓动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所宣传的又是合情合理的事，这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忘了，如果不具备艺术形式，那末用报纸文章、演说或者讲义的方式来记述要更好、更有利得多。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也不承认艺术仅仅是一种形式。托尔斯泰说，这种专讲形式的艺术是纯粹的堕落，是纯粹的、一文不值的自我娱乐。假如没有伟大的思想，假如艺术家想不出任何重大而新鲜的东西，假如他对任何事都没有热烈的感受，他就不能写作。无产阶级作家同样憎恶纯形式的艺术，确信除非艺术是有思想的、动人的、虎虎有生气的、全面的，便无法收到真正的效果。
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你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抽象概念或幻想；他的作品表现着真正的生活。托尔斯泰本人拥有伟大的生活力，他的一切热情和感觉都极其强烈。因此他使用的色彩才丰富。另一方面，他又热爱真理，探求真理，无论对自己或别人，他都不愿撒谎。他犯过错误，然而我们认为是他的错误的，他却认为是深刻的真理。他不容许自己瞎说，不容许自己粉饰，他愿意做一个无限诚实的人。
由于这丰富的内容，由于不愿粉饰和歪曲内容，于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如果我们面前有个作者，论内容倒也很丰富，但是他没有作家的良心，那末虽然象百花盛开，林林总总，却并不是现实主义。
为了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为了从广博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印象出发而不致背离现实，为了成为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创造了他自己的特殊文体。
当你读托尔斯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是个粗通文墨的人。他很有些笨拙的词句。最近莫斯科一位教授说：《复活》开头一句根本不通，如果一个学生交来这么一页作文，任何俄语教师都会给他打上个“2¯”。怎么会这样的呢？托尔斯泰把他所有的作品重写过五遍到七遍，作了无穷无尽的修改，这一切都经他酝酿过，可是出人意外，竟然写得这样不完善！这不完善决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本人情愿让他的句子别扭，而惟恐它华丽和平顺，因为他认为这是不严肃。一个人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却并不激动，只是关心如何使他的声音悦耳，使一切显得精美流利，他就得不到任何人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诚意，你不会相信这个人给你讲的确实是对他很重要的事情。托尔斯泰希望在他代表自己所说的一切中、在他作为一个作者所说的一切中都能达到天然无饰和最大的朴素。他，譬如讲，对屠格涅夫的文体、柯罗连科的文体有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杰出的文体家，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对他们有所指责。他认为他们的词句过于优美，他们的风格过于典雅，加的糖分过多，而糖分似乎是应该叫读者感到愉快的。
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托尔斯泰表达每件事的时候，能使你看不见书本，忘掉作者，——而这正是人所能设想的最高的艺术。如果你读屠格涅夫或柯罗连科，你却象是透过有花纹的窗子来看一切，你会觉得——多好的玻璃啊，多美的颜色和图案啊，你将时时刻刻看见作者，看见那个圆熟的文体家，他站在你和现实之间，这势必妨碍你去感受真正的现实。
这是不是说，一个不善于掌握自己的文体的幼稚作家，反倒能够表达现实呢？完全不是。托尔斯泰的朴素是最高的朴素，是克服了一切矫饰的人的朴素，他丢开了任何的有色眼镜，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他是那样一位巨匠，他能够表现如实的事物。
就是这种完全适合现实主义的文体，对于我们十分重要。
托尔斯泰又是一位内向或内向心理学的非凡巨匠，换句话说，他表现了发生在人的内心的事情，这也是他身上一件意义重大的新东西。
不久以前我们这里还有各种评论家写文章说，无产阶级作家不应该研究心理学，——说是既然我们根本否定了灵魂，还讲什么心理学？对不起，我们必须知道人是有思想、有感觉的。我们看得见一个人如此这般行事，但对我们重要的是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仅必须知道露在表面的是什么，而且必须知道总的脾性，知道隐蔽着的东西。托尔斯泰拥有一项把自己化身为各色人等的非凡能力。他代替老太婆和年轻姑娘，代表小孩和马说话，他代表形形色色的阶级的人们说话，并且每一次都真实得令人极为信服。这是惟独艺术家才能具有的力量。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深入人的意识，因此先进的、最成熟的无产阶级作家当然要利用这个方法。在青年作家法捷耶夫的作品、中篇小说《毁灭》里面，你会看到各种人物在行动和感受，这使它成了一部最富于色彩的小说。法捷耶夫是艺术家托尔斯泰的高材生。
其次，在托尔斯泰那里，加工的精细、史诗的手法和叙事的平静也异常重要。城市居民和城市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用忌恨的态度就这方面谈论过托尔斯泰：“他倒舒服，有个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先是以主人的身分，后来又以贵宾的身分住在那里，他生活有保障，多舒服，以长年长月坐下来写他的小说，而我的境况却是这样，每逢编辑写信给我说：如果你不把下一章寄来给我供下一期刊登，那末……那末怎么样？那末我就会没有钱，不能给我妻子买药，不能离开我住腻了的城市，缺乏最起码的和对我最必需的东西。”无产阶级作家又怎么样呢？我们还不能给无产阶级作家保障生活。等到由过渡时期转入实质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得到充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这项或那项心爱的工作，但是现在还不成。据我们有些作家和他们的理论家讲，现在倒不如说我们需要向那些神经质的作家学习，他们写得快，虽然只能浮光掠影，正如契诃夫说的：“为什么你要写一整部中篇小说来谈月夜呢？只叙述磨坊堤坝上有个瓶颈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就行了。这就给你表现了月夜。”[29]不过这未免单薄无力，这是在机器时代，主要是竞争变化无常的时代，资产阶级小市民展开赛跑中所常有的印象主义。无产阶级作家是否需要听从这个，无产阶级作家是应该超契诃夫式地，用爵士乐队的、电报的风格来写作呢，还是相反，必须恢复真正的、原来的完美的技巧，恢复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强大的说服力？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这么写作。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阅读。我们的读者必须很快读完一篇短短的小说。既然如此，哪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读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此外，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对有些题材的兴趣很快就冷淡下来了。然而我这里说的不是报刊上的、半新闻纪事式的作品，而是包含着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题材的作品。请问问图书管理人员吧，现在读得最多的是什么？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谁也不怕这些大部头的书。只要写得好，就会找到时间来读。因此也必须找到时间来写。无论在我们这个忙乱时期对青年作家讲这些话可能使人多么不快，还是不得不讲：把你写好的东西仔细想想，然后搁在一边，让它放一放，加以改写，再仔细想一遍，再改写一遍。固然不会给你很多稿费，物质上是艰苦的。也许就是为此，无产阶级作家才不应当脱离车床，脱离这样那样的公职。写这类东西必须慢慢来，一天写几个钟头，而且不能天天写。每个思想都得经过酝酿、考虑。一个无产者完全能够具备这种顽强精神，这是他比神经不安的知识分子优胜的地方，也许正好是从这种精神里面，他既会获得自信心，又能体察到史诗的伟大。评论家叶尔米洛夫同志就说过，你读托尔斯泰的时候，虽然他写的是“外人”，可是你忘不了他们，不会从记忆中撇开他们；而在我们的作品里，人物不是活着，却象木偶一样。这多多少少是因为，写木偶可以速成，在文学中写出整个的活人世界，则是一件不仅要靠才能，还得花时间、花很多紧张的劳动才会做到的事情。
钢轨可以用车子运送，印花布可以借助于机器来制造，但是只有人才能创作，我们永远不会发明一台能够写小说的机器，因此创作将永远是人的神经和人的双手的事情。在这里，受到热爱的技巧将永远居于首位。托尔斯泰的工作的细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理想。
普列汉诺夫说过，我们只“在一定限度内”接受托尔斯泰。[30]我们的纪念大会也同样说过：“在一定限度内。”
气势磅礴的激情使绅士托尔斯泰冲出了他自己的世界，达到他那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具有破坏力的思想，并且使我们同托尔斯泰亲近起来。但是我们否定那些表现了他的旧世界属性的弱点的东西——不理解科学和技术的意义，完全漠视无产阶级及其随身带来的事物，和由此产生的对革命的仇恨。我们否定他的理想——农民的局限性，对我们的敌人有利而对我们有害的不用暴力抗恶论。
有人向我们说：你们否定道德家和思想家托尔斯泰，而接受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这不对。我们决不否定作为思想家和道德家的他的全部学说。列宁曾经说明，他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是典范式的，在某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就批判的部分而论，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也是强有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可以不加批判地把艺术家托尔斯泰拿过来，那我们就是给我们的青年和无产阶级帮倒忙，因为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中也包含着他的思想。所以这里也保持着“在一定限度内”的原则。
这便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当一些外国作家来到这里，象某种星相家一样，带来了礼物，但不是送到托尔斯泰的摇篮边，而是供在他的坟墓上，口中声称：一个能够产生这样的天才的国家，该是多么伟大啊！——这时候，我们当然感到自豪。是的，在使俄国转入另一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时期，从农民的苦难的深处，从当时在文化程度上的先进阶级即贵族阶级的深刻怀疑中，出现了巨人般的、有问题的、痛苦的、两重性的托尔斯泰形象。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更大得不可比拟的自豪感：当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建立起充分的无产阶级的基础时，我国出了一个新的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推行新的变革，全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都一致看着他，指着他。他也随身带来了真理，但这个真理已经不是有问题的，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是两重性的，而是最高的真理，是今天的真理。
我们应该读托尔斯泰，研究他，接受他身上的有益的东西，抛开那些可能在我们这里引起怀疑、并且归根到底我们应该加以克服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托尔斯泰真是一份巨大的文化资料。
就因为这个缘故，政府才一面对托尔斯泰抱着批判的观点，一面又出版一系列他的艺术著作全集，刊行巨型的、包括九十二卷之多的、托尔泰作品的典范式的国家版，他的每一张小字条、他的全部书信、全部日记，凡属这个天才人物所写的一切，统统收进去了。他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使它为人民所共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否定了托尔斯泰身上的许多东西，为了许多原因而谴责托尔斯泰，同时又说：在沙皇俄国，他的作品不曾为人民所共有；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使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为人民所共有。
我们知道，我国人民不会用虔敬的和不加批判的态度对待托尔斯泰，另一方面，也不会把他当作废物抛弃掉。我们的伟大阶级虽然在许多事情上同他南辕北辙，却并不嫌弃他，可也不对他顶礼膜拜，而是说：伟大的前辈，伟大的兄长，伟大的合作者，你有正面的东西，所以你是伟大的；你有错误，也仍然是伟大的。你不会死亡，你将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你将同我们一起去建立你所梦想的人类幸福，尽管你为达到幸福而拟定的道路并不正确。
[1]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是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苏联政府为此成立一个纪念委员会，由作者任主席。他作这篇报告时，纪念日已过去。
[2] 当时纪德尚未变节。
[3] 拉祖瓦耶夫也和柯路巴耶夫一样，是谢德林《蒙列波避难所》和《在国外》中新兴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典型。
[4] 杰鲁诺夫，谢德林的《金玉良言》中一个富农。
[5] 伊·瓦·基烈耶夫斯基（1806—1856），政论家，神秘主义哲学家，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
[6] 阿·斯·霍米雅科夫（1804—1860），社会活动家，作家，斯拉夫派的著名理论家。
[7] 托·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家、哲学家。曾在《过去与现在》等前期著作中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复古，观点接近四十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封建社会主义。一八四八年以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死敌。
[8] 让·西斯蒙第（1773—1842）。出生于瑞士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家。他抨击资本主义，同时热烈维护小生产经济，企图使历史倒退。
[9] 约·罗斯金从唯心主义审美观点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改革，但反对发展机械技术和大工业，提倡手工业旁动。
[10] 费·许瓦尔岑别尔格（1800—1852），奥地利反动政客，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间，曾残酷镇压本国和意大利，匈牙利的革命运动。
[11] 《现代人》杂志。
[12] 当时托尔斯泰在担任军职。
[13] 托尔斯泰在《略谈〈战争与和平〉一书》这篇文章里写道：“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中看不到的那种时代的性质是什么，——那就是农奴制的祸害、活埋妻子、鞭打成年的儿子、萨尔特契哈，以及诸如此类；我们心里都记得那个时代具有这种性质；但我并不认为它是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不愿意表现它。”按，萨尔特契哈（1730—1801）是莫斯科省的著名女恶霸地主，曾在六年之内直接间接将一百三十九名农民折磨致死。
[14] 一种猎犬。
[15] 象柱子一样承托屋顶的女雕像。
[16] 指托尔斯泰在八十年代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
[17] 《家训》，十六世纪俄国一部宣扬封建礼教的著作。
[18] 巴比伦人欲建一摩天高塔，后因耶和华故意改变他们的口音，使其语言混乱，乃不得不停工。见《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
[19] 托·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下述论点见于他的《利维坦》一书。
[20] 索菲亚的爱称。
[21] 高尔基在题名《一封信》的回忆托尔斯泰的文章中说：“他喜欢强制人，……强制人念书，强制人散步，强制人只吃素菜，强制人爱农人，强制人相信列甫·托尔斯泰的合理的宗教观念的正确性。”见高尔基《回忆录谗》第一〇〇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2] 斯·乔·沙茨基（1878—1934），儿童教育家。
[23] 指回忆录《列甫·托尔斯泰》。
[24] 阿尔扎玛斯是当时托尔斯泰中途投宿的城市。这个故事，详见高尔基《回忆录选》第九七页。
[25] 使徒多马不相信基督复活的消息，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见《新约·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26] 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死》。
[27]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主角。
[28] 瑜伽派，古代印度一个神秘的宗教哲学派别，着重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
[29] 一八八六年五月十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大哥亚·巴·契诃夫的信上说：“比方说，要是你这样写，在磨坊的堤坝上，有一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象明亮的星星一样，一只狗或者一只狼的影子象球似的滚过去等等，那你就写出了月夜。”
[30] 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〇年所写的《政论家札记（“在一定限度内”）》一文中说：“……我也不能‘单纯地喜爱托尔斯泰'；我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喜爱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天才艺术家和极其拙劣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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