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

　　本篇最初刊印于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第三卷，次年由作者加以增订。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所收的本文增订版。

　　伟大作家往往出现在本国生活发生转折的紧要关头。
　　狄更斯从事创作的时代（通称维多利亚时代，由在位很久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而来），经常被说成一个升平的、井然有序的安定时代。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它的初期爆发过摄魂震魄、雷霆万钧的宪章运动，并且整个时代都带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标志；那是一个向大规模资本主义的道路急剧转变的时期。它产生了英国统治阶级借助于工业的发展、对欧洲以外群众的商业殖民剥削及金融业务的发展而迅速致富的过程，而工商业等等的胜利，又是以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被打入贫困的地狱和对无产阶级进行严酷剥削为代价换取来的。
　　资本主义随身带来一个新的政治倾向，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英国自由主义包括着宪法民主化的某种程度的扩大、某种——不过多半是表面的——人道精神、特别是贸易自由，同贸易自由连在一起的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之类自由。有个时期，英国自由派几乎被认为是欧洲人的先锋队、最先进和最崇高的世界观的体现者。
　　可是，就连眼光狭小的自由主义之敌，即保守派，托利党^[1]——为了地主在英国享受的无限特权而维护旧英国的一个党派——也能够打中自由派的弱点；他们指责自由派假仁假义，强调资本主义随身带来的新的更严重的罪恶。顺便说说：在这基础上，出了卡莱尔这位奇特的人物^[2]，也出了个迪斯累里（后来的贝肯斯菲尔德勋爵）^[3]——托利党党魁，做过多年英国首相，自由派领导人格莱斯顿^[4]的劲敌，同时又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在他的小说创作的某些方面同狄更斯很近似。
　　但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上比保守派更猛烈得多的是工人界。从这里便出现了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罗伯特·欧文这位巨人。从这里便产生了宪章运动。
　　小资产阶级亲身遭受过资本主义成长带来的沉重打击。然而它又不能同情托利党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奴役弱者的故步自封的理想，不能同情那些敌视小资产阶级优秀部分所向往的启蒙活动的人。最后，小资产阶级也无法同工人阶级、同它那宪章运动的或社会主义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因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毕竟还是私有者，头脑里无论如何容纳不了社会主义，他们又苟且偷安，绝没有革命的决心。
　　可是小资产阶级经历过十分严重的悲剧。一方面，英国财富的增长吸引着小资产阶级中有才能和最干练的一部分人向上爬，猎取各式各样的名位利禄。自由派维护的自由观念，又用理想主义色彩粉饰了资本主义借以引诱小资产阶级中个别分子的社会性收买。但是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却在破产，——中小商人在破产，手工业者在破产。原先安定的小市民生活很快成了过去。千千万万家庭的境况的这种恶化，它们的这种经常的无产阶级化，使小资产阶级中优秀人物不能不热烈同情一般穷人的苦难，横下心来反对用铁蹄蹂嫡他们的生活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即知识分子的神经构造精密，他们最机灵，最敏感，他们的痛苦也深重。这个阶层常常看到，他们为改善境况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可是同时，资本主义的辉煌进展却在个别人心里引起了某些希望，让他们抱着——用狄更斯的话来说——“伟大的期望”。况且，凡是拥有充分生命力的人，很少会听任社会的苦难完全支配自己，把自己弄到含垢忍辱、发疯或自杀的地步的。如果不能醉心于过分渺茫的希望，那就应该设法缓和一下自己的苦难的严重性。这个，缓和人生灾祸、缓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的方法，便是幽默。笑原是鞭挞的武器，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的领导者和表现者当然竭力要用笑武装自己；不过也可以使用和风细雨式的笑：把强烈的感受化为戏谑，或者至少是把世界观（以及它在政论和小说里的反映）中的悲观因素同这种温和亲切的戏谑、同对人类弱点一笑置之等因素揉和在一起。笑有时暴露和刺伤人，可是有时也能安抚人，使他对沉重的恶梦似的现实加以容忍。
　　我们从我国文学中很熟悉这类创作情绪和手法。我们最伟大的笑的宗匠果戈理和契诃夫，就是站在惩罚的、战斗的笑同叫人容忍、给人逗趣解闷的幽默之间的交界线上。这种现象是当时我国现实特点的产物，那些特点在许多方面同狄更斯时代的英国发生的过程是相似的。
　　这个总的特征决定了狄更斯在社会思想史、包括社会小说在内的一般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他的创作手法本身。
　　狄更斯是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痛苦、爱好和仇恨的伟大表现者，是它那安抚自己、设法使觉悟最高和最敏锐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周围与内心所发生的风暴得以和缓的企图的伟大表现者。切斯特顿对狄更斯的评论倒也近乎真切。这位在许多方面同狄更斯相似的英国作家写道：狄更斯“是这个在人道精神中陶醉、奋发的英国，这个鼓励人人有所作为的英国的代言人。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对自由的一阕欢乐的赞歌，……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革命^[5]的伟大光华……”^[6]不过这段评论仍然有片面性，我们在切斯特顿论狄更斯的书（有俄译本）里，还可以看到他用迥然不同的调子和色彩来评述狄更斯。事情的反面恰恰就是怀疑生活中的光明因素对黑暗因素的胜利，怀疑有时竟接近绝望，使狄更斯深感苦恼。
　　狄更斯以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出生于朴次茅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狄更斯的父亲是个相当富裕的官员，为人十分轻浮，可是愉快而温厚，他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旧时英国一切富足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那么看重的安乐和舒适。老狄更斯先生用关注和亲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们，包括他的爱子査尔斯在内。小狄更斯承袭了父亲的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且非常精粹的语言，看来，他还加上了从母亲那里承袭到的、生活上的某些严肃精神，为了维持家庭幸福，他母亲负担了全部日常的操劳。孩子的丰富才能使父母欢喜不尽，但爱好演戏的父亲真是害苦了他这个小儿子，他强迫他表演各种戏剧，叙说自己的印象，即兴创作，念诗，等等。狄更斯成了一名充满自负和虚荣的小演员。这样一开始便在小资产阶级的幸福环境中接受名士派教育，对作家后来的发展其实是有利的，可是同时，它也助长了同样为狄更斯所独有的矫揉造作的特点和追求表面成功的倾向。
　　然而狄更斯不得不受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培训。正如其他许多不大稳定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狄更斯的家庭突然彻底破产了。父亲被投入债务拘留所，关了多年，母亲被迫在贫困中挣扎。这个娇生惯养、身体柔弱、充满幻想、喜欢自我陶醉的孩子进了一家黑鞋油作坊，落到任人剥削的艰苦境地。
　　狄更斯在他以后的全部生活中，认为这次家庭破产和他进鞋油作坊的事是他的奇耻大辱，是他不应遭受的、有失尊严的一记打击。他不高兴谈起这一点，他甚至隐瞒这些事实；但是在这里，从贫穷的底层，狄更斯汲取了他对抱屈受穷的人们的热爱、对他们的苦难的了解、对他们从上头遭到的残酷迫害的了解，并且深入认识了穷人的日常生活、当时为穷孩子创办的学校和孤儿院之类可怕的社会设施、剥削儿童劳动的作坊、他前去探望父亲的债务拘留所，等等。狄更斯还从他的少年时代获得了对富人、对统治阶级的强大的悲愤感情。可是强烈的功名心支配着年轻的狄更斯。梦想回升到享受幸福的人们的队伍里去，梦想超越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为自己争取财富、享乐、自由，——就是这些梦想，激动着这个生有蓬松浓密的棕色头发，毫无血色的面孔和一对闪耀出病态的热情的大眼睛的少年。
　　狄更斯发现自己的使命首先是做一个采访记者。日益扩大的政治生活，对于议会进行的辩论和这些辩论所引起的事件的浓厚兴趣，提高了英国公众阅读报刊的兴味，也提高了报纸的种数和印数以及对报纸工作人员的需要量。狄更斯刚刚试着完成了几项采访任务，立刻便受到注意，开始高升，——越往后，他的挖苦讽刺、他的生动的文笔和丰富的语言越是使跟他共事的采访记者们惊叹。狄更斯狂热地抓住报纸工作，那些早在童年时代就在他心里繁荣滋长、在以后一个时期形成一种特殊的、叫他有点苦恼的倾向的东西，现在都从他笔下流露出来了，而且他不但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他的思想公之于世，他还认识到他正在显达。现在，文学成了他攀登社会顶峰的阶梯，攀登的同时，他又在为人类、为祖国、首先和多半是为被压迫者，做好事。
　　狄更斯第一部记述风土人情的特写集叫《博兹特写集》，出版于一八三六年。它的精神完全符合狄更斯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篇有利于破落小资产阶级的小说式的宣言。不过这些特写差不多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可是同年，随着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开头几章的发表，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生来渴望幸福和快乐的二十四岁的青年被顺利的成功鼓舞着，在他这本沁透着青春的气韵的书里极力想全然避开生活阴暗面。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描写古老的英国，时而赞美它的淳厚，时而称道它那许多可爱的有生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不能不眷恋祖国。他通过一个极其忠厚、乐观、高贵的怪诞老人描叙了古老的英国，他——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已经在世界文学中确立下来，距离堂吉诃德的伟大名字不远。如果狄更斯写本书——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一组滑稽的惊险画面——时有个深远的打算，想首先争取英国的读者，赢得他们的欢心，让他们欣赏一下匹克威克本人、难忘的聪明仆人山姆·韦勒、金格尔等等纯英国的正反两面典型的妙处，那末，他的嗅觉之准确是值得惊叹的。不过无宁说是他在首次成功期间的青年气概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个初步成功又被狄更斯的新作推上一个非凡的高峰，但必须给他说句公道话：他在使得全英国为匹克威克一伙的一连串奇遇捧腹大笑以后，登上了一座高高的讲坛，可是他立刻便利用它来执行比较严肃的任务了。
　　两年后，狄更斯发表了《奥列佛·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奥列佛·退斯特》（一八三八）叙说一个落入伦敦贫民窟的男孩的悲惨故事。其中还有许多惊险的浪漫情节。故事结局圆满，以免刺激读者的神经，可是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非常难过、具有无情的鞭挞力的图画。狄更斯用他那缺乏信心但是巧妙的手，头一回描写了贫困的地狱、社会的底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活和奇遇》^[7]（一八三九）中也有不少阴暗的画面。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狄更斯使劲抡起胳臂，给了英国的学校——至少是为穷人设立的学校——一次打击，轻蔑的和狠狠的打击。
　　狄更斯的声誉迅速增长。自由派由于他维护自由，保守派由于他指出新的社会关系的残酷性，小资产阶级则因为预料他是它的伟大表现者，都将他看作自己的盟友。
　　狄更斯作了一次美国之行，美国公众跟英国人同样热情地欢迎他；事后，狄更斯写了《马丁·朱述尔维特》（一八四三）。除了俾克史涅夫和甘普太太两个难忘的形象之外，这部长篇小说还以对美国人的讽刺著称。狄更斯觉得，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东西是荒唐、离奇、乱七八糟的，他并没有碍情面，向美国人讳言他对他们的意见。还在狄更斯居留美国的末期，他就大胆地做了一些“不得体”的事，使美国人同他的关系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他这部小说更是在大洋彼岸的公众中引起了狂风暴雨似的抗议。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狄更斯善于缓和、平衡他的创作里尖锐刺人的因素。他容易做到这一步，因为他原是一个代表英国小资产阶级根本特点的温和的诗人，对于这些特点的爱好，已远远渗透到这个阶级的范围之外去了。
　　对安乐、舒适、良好的传统礼仪和习俗的崇尚，对家庭的尊崇，似乎体现在对圣诞节——小市民最盛大的节日——的歌颂上面，这种崇尚被他用可惊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表现在他的《圣诞故事集》里。
　　一八四三年，《圣诞欢歌》问世，紧接着是《教堂钟声》、《灶上蟋蟀》、《生命的战斗》、《着魔的人》。^[8]在这里，狄更斯毋需言不由衷：他自己就是这个冬季节日最热烈的赞赏者之一；在节日期间，家庭壁炉、至亲好友、丰盛的菜食和美味的饮料，于严冬的风雪之中造成了一派牧歌情调。
　　我们要注意到，正在这时候，狄更斯成了《Daily News》^[9]的主编。他在这家报纸上表达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狄更斯的声誉，使他有责任写出越来越严肃而深刻的文学著作。它们成了高度艺术性的、生气沛然的、激动人心的对英国的宣言。青春的欢乐只是作为余音遗迹存留下来。心理探索的深度和社会性的宣传越来越跃居首要地位。
　　狄更斯才能的这一切特色，鲜明地显示在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董贝父子》（一八四八）里面。这部作品所写的众多的人物和生活实况真是值得惊叹。狄更斯的幻想和创新能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超人的。就色彩的丰富和笔调的多样性而言，世界文学中只有很少数长篇小说可以同《董贝父子》媲美，狄更斯本人的几部晚期作品也该包括在这些小说之内。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塑造了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穷人的典型。这一切典型几乎全是怪诞的人物。但是这类引你发笑的怪诞行为却使他们变得更可亲可爱了。固然，这种友好的、亲切的笑使你几乎忽视了他们的狭隘和庸碌，几乎要去容忍他们被迫在其中生活的艰苦条件；但狄更斯本来就是这样的。不过应该说，当他把他的雷霆似的威力转向压迫者，转向傲慢的批发商董贝，转向董贝手下的经理卡克尔之流的恶棍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些那么有摧毁力的愤怒的词句，有时它们确实同革命激情相去不远。
　　在狄更斯下一篇巨著《大卫·科波菲尔》（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中，幽默味减弱得更多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它的意图很严肃。小资产阶级对旧的道德基础和家庭基础的赞美的精神、对新的资本主义英国抗议的精神，在这里历历可见。对《大卫·科波菲尔》可以持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把它看得十分郑重，认为它是狄更斯最伟大的作品。照我们的私见，它固然比较严肃，同时却不象狄更斯的其他小说那样妙趣横生，作者企图在这里深入悲剧典型的心理，恐怕并没有做到。但是这部作品中有许多章节应该列入他的幽默佳篇。
　　狄更斯在五十年代达到他的光荣的顶点。他成了天之骄子。表面上，他似乎不仅是知名的作家、思想的主宰，而且是一个富翁，总之，他是得天独厚的人物。
　　在这里，我们要引用一下这段时期的狄更斯的一幅肖像，它出自切斯特顿的手笔，画得相当成功：“狄更斯身材中等，但是由于他活泼好动以及相对来说形体上没有引人瞩目之处，可能给人以一种身材矮小、至少是决不魁梧的印象。他早年留着一簇簇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过于浓密的棕色头发，后来他又蓄了棕色唇须和一部棕色胡子（修剪成又宽又密的拿破仑三世式的胡子），胡子的式样自成一格，竟使他略有一点外国人的神气了。”他那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色和熠熠闪耀、善于表情的眼睛依然如故。切斯特顿还提到他的演员般伶俐的口齿和奇异的装束。切斯特顿就后边一点写道：“他身穿丝绒上衣，背心象太阳落山回光反照似的花哨，叫人难以置信，他头戴旧时那种白得没有必要、白得刺眼的白帽子。他穿着只有起身盥洗时才穿的晨衣见人，毫不在乎；据说，他曾经穿了这样一件晨衣让人给他画像。”^[10]
　　在这副充满矫饰和神经质的外貌后面，隐藏着一出大悲剧。狄更斯的需要超过他的收入。他的散漫的纯名士派的性格，使他不可能把他的事务加以任何整顿。他不仅折磨他那丰饶多产的头脑，强迫它从事过多的创造性工作，而且由于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朗诵家，他还极力靠演讲和朗诵他自己的小说片段去挣得巨额酬金。这种纯演员式的朗诵常常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狄更斯恐怕是最大的朗诵能手之一。可是他巡回表演时落到一批剧院老板手里，虽然他挣钱很多，同时却把自己弄得疲乏不堪了。
　　他的家庭生活是痛苦的。他同妻子不和，同她全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暧昧的关系，又要为病弱的孩子们担惊受怕，这就使狄更斯的家庭变成了他经常的忧虑和苦恼的根源。
　　但这一切比起狄更斯的满腔悲郁来毕竟是次要的事：他认为，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东西——他的教诲、他的号召，——实际上等于白费气力，现实中没有改善可怕的境况的任何希望，他对于这境况看得很清楚，尽管他戴着幽默的眼镜，想为作者和读者打算，让现实的粗线条轮廓显得柔和些。这个时期他写道：“我们的政治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我这个旧信念在我心中每小时都在增强。在所有这些勾当中，我看不到一线希望。至于说到人民的精神，那末它已经如此同议会和政府分道扬镳，对两者都已经如此极端冷漠，以至我不得不认真地把它看作一种预兆不祥的迹象。”“代议制政府在我们这里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英国上层的种种风气以及那些奴颜婢膝的恶习使得人民对代议制政府更不适合，而自从那个伟大的十七世纪时代^[11]起，这一整套东西已经垮了，不存下任何希望了。”^[12]
　　这种忧郁情绪也贯穿着狄更斯的辉煌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这部小说是当时资本主义在文学中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也是它一般遭受的最有力的打击之一。庞得贝这个自有其强大可怕之处的人物，是带着真正的憎恨写出来的。但狄更斯又连忙同先进工人划清了界限。他用否定的笔触描叙宪章运动，他的全部同情都集中在工人中间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烦琐道德因素的体现者身上。
　　狄更斯的文学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他还写过许多佳作。继长篇小说《小杜丽》〈一八五五至一八五七）之后是著名的《双城记》（一八五九）——狄更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本质当然并不比卡莱尔了解得清楚。不用说，他只能把它当作疯狂的行为，对它抱着疏远的态度。这完全符合他的整个世界观。虽然如此，他却创作了一本有其一定的不朽价值的书。自传小说《伟大的期望》（一八六〇）也作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角匹普在两者之间动摇不定：既想保持渺不足道的小市民的安乐，仍然死守着他那小康的地位，又想往上爬，追求荣华富贵。狄更斯把他自己个人的动摇、个人的苦闷大量摆进了这部小说。我们现在知道，按照最初的计划，小说的结尾应该凄凉悲恻，然而狄更斯由于他个人秉性温厚，又深知他的读者的口味，他总是避免给他的作品加上令人痛苦的结局。由于同样的理由，他没有决心用完全的幻灭来结束《伟大的期望》。可是小说的整个构思显然会导致这样的结局。
　　狄更斯在他最后的杰作——巨画《我们共同的朋友》（一八六四）里面，再度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但他写这篇作品，似乎是希望摆脱尖锐的社会题材，让自己休息一下。这部小说经过缜密的考虑，充满着最奇突的典型，自始至终闪耀着机智——从挖苦讽刺到动人的幽默；按照作者的意图，它应该写得亲切、可爱、有趣。书中写到悲剧人物，似乎仅仅为了多些参差互映的意趣，并且他们大都处于次要地位。一切都结束得很圆满。原来，歹徒有时只不过戴着歹徒的假面具，有时又是那样渺小而可笑，我们情愿原谅他们的背信弃义，有时他们是那样不幸，只能唤起强烈的怜悯，而不是激起义愤。狄更斯在他这部最后的作品中聚集了他的幽默的全部力量，用这篇牧歌里绝妙的、快乐的、可爱的形象遮盖了那弥漫在他内心的忧郁情绪。然而在狄更斯的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中，忧郁情绪恐怕还要向我们倾泻过来。这部小说以高度的技巧起笔，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要领着我们到哪里去，它的意图如何，因为一八七〇年，五十八岁的狄更斯逝世了；论年龄他当时不算老迈，可是繁重的劳动、相当散漫的生活和许多形形色色的烦恼大大削弱了他的体力。
　　狄更斯死后，他的声誉还在蒸蒸日上。他成了英国文学中一个神明。人们开始将他的名字同莎士比亚的名字相提并论，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英国，他的名望盖过了拜伦的声誉。可是资产阶级评论界和资产阶级读者极力不去注意他那愤怒的抗议、他那特殊的痛苦、他在生活矛盾中的动摇。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幽默往往是狄更斯防御伤人太甚的生活打击的一块盾牌。相反地，狄更斯获得的声誉，首先倒是快乐的、古老的英国一位快乐的作家这样一个声誉。“狄更斯是伟大的幽默家，”——这就是你从英国各个不同阶级的普通人嘴里首先听到的一句话。我们对狄更斯的态度当然完全两样。我们知道，他的幽默只会削弱人们所得的印象，虽然我们明白，幽默能使狄更斯的小说朗诵起来有趣而动听。无论如何，我们不一定要学他的幽默。这个情况也是确实的：狄更斯作为一个独特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现在对我们已经没有意义，虽然狄更斯这种清新的现实主义对我们本国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的发展起过很大影响。
　　可是狄更斯的艺术手法中有一点，却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直到现在，狄更斯所描写的典型不但依然活在英国（尽管英国的风习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活在全世界，活在那些以生活而论跟英国生活的表面形式大不相同的国家里，——这个情况该怎样解释呢？所有这些匹克威克、温克尔^[13]、俾克史涅夫、±茨^[14]、卡托尔^[15]至今还活着，他们还不想死。甚至当你提起狄更斯笔下的次要人物的名字，说到什么皮普青太太^[16]或者威尼林夫妇^[17]的时候，同你谈话的那位狄更斯读者的脸上也会泛出微笑，记忆中立刻会出现一个仿佛他从小就熟识的形象。这秘诀在于狄更斯不是简单地创造典型，即创造某个代表着一种普遍性格的平均形象，同时象每个艺术家通常所做的那样，给这一概括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添上某些具体的、能赋予生命力的特点。不，狄更斯是伟大漫画家们的先驱和宗师。他从他实际生活过的环境中撷取典型。他又把写典型提高到夸张、大加渲染、有时几乎是荒唐不经的地步。这种夸张、渲染的手法是许多英国作家所特有的。只要回想一下从斯威夫特到肖伯纳这些爱尔兰人，回想一下我们当代的威尔斯或美国幽默家马克·吐温就行了。但是在狄更斯那里，这项手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也应该努力创造这类夸张的、“神话式的”、由于本身具有鲜明的高度表现力而经久不凋的人物，因此在这方面，狄更斯可以成为我国写实艺术家的老师。照我们的看法，伊里夫和彼特罗夫^[18]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便是走这条路子的一个尝试。
　　狄更斯还有个特点，对我们也非常珍贵。他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写小说的。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时时刻刻都在爱和憎。作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仿佛听得见他的心在跳动。作者这份同情、这种响亮的笑声、他的眼泪、他的愤怒，以及他把每行字都当作亲骨肉、把每个典型都当作他个人的朋友或仇敌来对待的态度，给他的小说燃起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全部世界文学中还很难找到这样一件化合物，其中既有客观的丰富的世态描写，又有这支缭绕不绝的、总是为狄更斯的生活图景伴奏着的抒情乐曲。
　　至于讲到狄更斯小说的内容，那末我们当然应该对它们抱各式各样的批判态度。我们明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不彻底性。我们可以拿他做例子，拿他的作品做例子，特别清楚地证明这不彻底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我们还有不少值得同情的、对我们宝贵的同路人，他们还往往处在一种可以称为社会学的狄更斯主义的水平上。
　　总之，狄更斯应该为我们现代广大读者极普遍地、虽然也是批判地接受。他可以成为我们文学建设事业中一个有用的助手。

^[1] 保守党的前身。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中说：“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〇〇页）

^[3] 本·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反动政治家和作家。他在他的社会小说中美化贵族，认为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同时攻击自由资产阶级。

^[4] 威·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反动政治家，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由党领袖之一，曾长期出任首相。

^[5] 指法国大革命。

^[6] 引自作家、诗人祁评论家吉·切斯特顿（1874—1936）的《査尔斯·狄更斯》一书（一九〇六年）。引文据东京“研究社英国文学丛书”版第十一页校订。

^[7]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全称。

^[8] 以上都是《圣诞故事集》中的篇名。

^[9] 《每日新闻》。

^[10] 《查尔斯·狄更斯》，东京“研究社”版第一六四、一六六页。

^[11] 整个十七世纪，从一六〇三年詹姆士一世接位，王室、贵族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激化，经过一六四〇年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到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确立为止，是英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期。同时，十七世纪的英国又是世界商业联系的中心，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

^[12] 转引自切斯特顿的《査尔斯·狄更靳》。见东京“研究社”版第一七五页。

^[13] 《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14] ^[15] ^[16] 《董贝父子》中的人物。

^[17]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

^[18] 伊·伊里夫（1897—1937）和叶·彼特罗夫（1903—1942），苏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