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亨利·巴比塞来访之前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真理报》。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五卷。

　　当地狱似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充分展露出它的惨祸，可是这整个人类苦难的无底深渊还看不到尽头和边际的时候，当法国的后方充斥着爱国主义的高谈阔论和自以为是的无耻行径，而前线难得有个大胆的人敢于高声说一句抗议的话的时候，——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巴比塞的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或者讲得更确切些，一份起诉书，一篇富于艺术性的悲壮的檄文，好比一颗照明弹的火光，突然升到和扎进了欧洲的天空，书名就叫《火线》^[1]。
　　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当时那场毫不惋惜地烧毁过无数生命财产的烈火，它也是使许多人能够开始据以对准航向的灯塔上的第一支火光，是帝国主义后方从出人意外的方面传来的一声枪响。
　　当然，工人真左派抗议得更早。举行了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一批最先进的和平主义者也对这场可诅咒的战争提出了某种抗议。罗曼·罗兰已经离开法国。^[2]日内瓦的《明天》^[3]一类的杂志发刊了。
　　但是亨利·巴比塞的小说仍然造成了一个奇突、强大、非常惊人的印象。这部小说在全世界交战双方所获得的成功，证明人类是多么厌战，在以官定秩序和军警纪律为厚厚的侧壁的大汽锅里面，又积聚着多少怒气。
　　巴比塞的作品显出无穷威力的原因，不光是那使本书在政治上达到革命尖锐性的大胆思想，还在于感人的真实性。世界大战中士兵大军的一切灾难，一切情绪，一切忧虑、为愤怒所取代的顺从，以及满腔的深仇大恨，全都反映在少数士兵的对话和感受中，他们用民间“切口”交谈，亲切而又准确。我要说，《火线》人物的语言本身，仿佛先就排除了作者凭空杜撰的任何可能：这真是私下截听来的谈话，但这些谈话不仅是由一位大艺术家的灵敏的耳朵，同时也是由一个杰出的人的火热心灵截听到的。
　　从那时起，巴比塞便以大写字母将自己的英名载入反战战斗史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真正的喜悦读了这本书。他好几次对我表示他的意见说，这非但是一篇绝妙的反战宣言，并且正是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中所最需要的那种艺术的典范。战争是这样一场恶梦，它当然会使得许多稍微敏感和高洁一点的人上升到相当明显的抗议的水平。^[4]
　　然而战争停息了。在知识界反资产阶级的呼声再继续喧腾一个短时期以后，随着国际孟什维主义消解波涛汹涌的无产阶级群众不满情绪这一事实的出现，知识界的神经质的抗议开始褪色了。
　　资本主义稳定了下来，随着它的稳定，知识界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一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全部聚拢在资本主义的阳极。可是那些隐没在中间某处、不热也不冷的人有过多少啊？
　　亨利·巴比塞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挺身而出，把战争受害者组成一个庞大的残废人协会^[5]，决心举起大旗，引导它去向产生大屠杀的制度作无情的斗争。他在以“国际革命家救援会”^[6]为旗帜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占着头等地位，他是白色恐怖的最强有力的揭露者。连敌人也承认他是欧洲的良心；他能够对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行为提出论证充足凿凿有据的抗议^[7]，谁也不敢封住他的嘴巴。他在他的文学新作中抱定宗旨，要有系统地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更迭编写艺术赞词。^[8]别看他有着极其深湛的教养，他的神经系统的纤弱同思想的驳杂又交错在一起，他却是共产党的一名沉着坚定的战士。
　　虽然巴比塞有些时候采取了我们不能苟同的这样那样的奇特立场（例如他最近对基督教的观点）^[9]，但是第一，他处处都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忠实捍卫者发言立论，第二，一个人既然至今还能在革命斗争的伟大祭坛上燃起如此明净的火焰，人们是很容易原谅他的个别谬误的。
　　我们不把巴比塞看作一个多多少少引起好感的同路人，而是看作我们的朋友、同志、战友。如果说，成为伟大的共产国际的一员对巴比塞是一大光荣，那末，这个具有可惊的敏感、真诚和才气的人物在我们的大纛下同我们一道行进的事实，也给我们法国的兄弟党和我们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光荣。

附　亨利·巴比塞

个人回忆片段（摘录）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至十六日《红色报》晚刊。摘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这是在莫斯科。已经是我们胜利之后。列宁已经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我^[10]为一件什么事去找他。事情办完，列宁对我说：“安那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又把巴比塞的《火线》读了一遍。据说他写了一部新的小说《光明》^[11]。请给我弄一本来。您认为怎么样，《火线》译成俄语^[12]，失掉了很多东西吗？”
　　“在艺术性上自然失掉了许多东西，”我回答。“即使把它译成法语^[13]，也难免要有所失。巴比塞精通战壕里的士兵行话，它生动，传神，充满着辛辣的挑战的味道，就是用法语也没法表达。不过主要的一点自然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表达出这股强烈的反战潜力，前线的惨状，后方的无耻行径，士兵的觉悟的提高和心头愤怒的增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若有所思地说：“对，这些都可以表达出来，但是在艺术作品中，首要的倒不是这个赤裸裸的思想！因为它也可以干脆用一篇谈巴比塞这本书的好论文来表达。在艺术作品中，重要的是使读者对于所描写的事物的真实性不致怀疑。读者用他的每根神经感觉到，一切正好是这样发生，这样被感受、体验和谈论的。在巴比塞的书里，这一点最叫我激动。我原先就知道大概该是这么回事，现在巴比塞告诉我正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一切他都给我叙述得很有说服力，要是我自己在这个排里当过兵，亲自体验过这一切，那说服力对我产生的结果又可能不同了。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讲得不错。他读完《火线》以后说：‘一篇来自战场的很起作用的战斗报吿！'这话说得好，对吧？实在说，在我们这个决定性的时代，当我们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漫长时期，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唯一职责，就是撰写‘来自战场的战斗报告'，他的艺术力量则应该是使这些‘战斗报告'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伊里奇忽然笑起来：“不过，您是我们这里的唯美派！把艺术的任务弄得这样狭隘，也许冒犯了您吧。”然后戏谑地微微眯起眼睛看看我，伊里奇轻声地笑了。
　　我觉得受了委屈。
　　“啥，哪儿的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相反，您所说的，我都很悦服！如果我不怕从您或者从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里剽窃，我就要用这个题目写它一整篇文章。如果由您自己来做，当然更好得多。”
　　伊里奇露出严肃的神情。
　　“没有工夫啊！”他说着就立刻忙碌起来。“您……怎么样？——写文章吧。”
　　很遗憾，文章我没有写。可是我认识巴比塞的时候，^[14]我把这次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伟大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的谈话详详细细告诉了他。

　　我保留着许多有关巴比塞的回忆。我可说的事很多。例如，我很想谈谈一个插曲，它把亨利·巴比塞和耶稣基督、把符塞沃洛德·艾米里耶维奇·梅耶霍德和“新生教会”总主教符威登斯基先生^[15]奇怪地联系到一块来了。
　　巴比塞憎恨基督教、教会。他恨教会，一直恨到它的起源。他认为，基督教即使以它的民主的人道的部分而论，也只不过是用来更进一步欺骗群众的一种诱饵，他认为，基督教是“统治权”的一根极精巧和很强大的支柱。然而他现在和过去都觉得，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在最深处，却有一颗革命家的活生生的心在跳动，他觉得确实存在过一个木匠的儿子^[16]，一个压制不了的抗议者、四处点火的鼓动家，此人在自己周围发起一场不幸的群众的运动，他本身的不幸则与其说是因为他被处死，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门徒将他的说教制成一份麻醉药，来毒害他倾注深情地热爱着的人民。
　　谁都知道，巴比塞就这件事写了好几本书。
　　在这些书里，尖锐的批判性思想、渊博的科学知识同非批判性的艺术想象、同诗人温厚的心灵中引发出来的故事紧挨在一起。
　　机巧而又能说善辩的“新生教会”总主教符威登斯基先生，就是在这里窥伺着亨利·巴比塞。
　　我断然否定任何的神，但是我曾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宗教的地位上去解决一切“老大难问题”的，它不在世间寻求秩序，却能象造物主一样把这个秩序带进世界。在我犯下这个错误的时期，我的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经用调侃的口气愤然对我说：“您挥手赶走神甫，而他们还会象苍蝇似的粘住您不放。既然您这样向可耻的宗教谬论献媚，好比在自己身上抹了蜂蜜，前去迎接那一群神甫的苍蝇，——那末您就不必挥动您的贵手：他们很高兴有一个同伙。”
　　我当时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免太不留情。我只同意他一半。但后来我看出他是无比正确的。
　　巴比塞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何尝没有从使徒骂到神甫，可是你看，头号神甫和新使徒、语音洪亮的符威登斯基扶正胸前的十字架，在辩论会上郑重其事地说：“亨利·巴比塞是个共产党人、唯物主义者，他自然不可能用他那害白内障的眼睛看出神的真正荣光；但是连他也在向基督寻求庇护，他那误入歧途的冷酷的心里，还渴望着扑倒在伟大仁慈的主面前，把眼泪洒在主的神圣的手上！”
　　我当然狠批了这位高僧，我引征巴比塞的话，指出他如何重创了整个教会制度。不过……符威登斯基关于巴比塞对基督教有一种下意识的虔诚信仰的论点，仍然给人留下一股微微的臭味。^[17]
　　稍晚，巴比塞又在他一篇很有意思的、别出心裁的戏剧里，极力阐发这同一个倾向。^[18]他所理解的基督、不仅遭受迫害而且有一批最亲近的门徒为之效忠的基督的故事，同今天帝国主义的卑劣残暴的场面，在剧中交替出现。
　　这在艺术上处理得还好。这里应该引进音乐和很多电影术。对导演颇有引诱力。巴比塞指望我来翻译这个剧本，说我也许能多多少少使它适应我国观众的严格要求，并指望梅耶霍德演出它。但我们党在这方面的严格态度是坚定不移的。剧本有些才气，不过是个杂烩。基督固然丛来就不存在，连他的传奇性的影子本身在我国也公正地被看作一个可疑的人，对他的任何同情都是不光彩的事。
　　现在巴比塞已经克服他当时的“偏向”——一个有关拿撒勒人耶稣的善意的、热情的、但毕竟是不适当的小故事的偏向。……

^[1] 也可以照字面直译为“火”。

^[2] 罗兰于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前不久去瑞士。

^[3] 《明天》，罗曼·罗兰的朋友亨利·基勒波创办的进步杂志，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间在日内瓦出版，主张坚决遣责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列宁、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曾为该刊撰稿。

^[4] 列宁早在侨居瑞士时就读过《火线》原著。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和《答美国记者问》两文中（见《列宁全集》第二九卷），列宁都对《火线》表示过赞许。

^[5] 一九一七年三月，巴比塞和瓦扬-古久里等建立了“共和国退伍军人联合会”。一九二〇年，在巴比塞倡议和领导下，又成立了“退伍军人国际组织”。

^[6] 这个团体存在于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七年。

^[7] 一九二五年，巴比塞去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调查法西斯白色恐怖的实况，次年根据调查结果和有关文献写了惊心动魄的报告《刽子手》一书。

^[8] 指长篇小说《光明》（一九一九年）和《锁链》（一九二五年），政论集《深渊之光》（一九二〇年）和《牙咬着刀》（一九二一年）、短篇小说集《力量》（一九二六年）。

^[9] 指《耶稣》和《耶稣的犹大》（一九二七年）等书。

^[10] 当时卢那察尔斯基任教育人民委员。

^[11] 《光明》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〇年。

^[12] 《火线》俄译本出版于一九一九年。

^[13] 指规范法语。

^[14] 一九二五年卢那察尔斯基去法国时结识巴比塞。

^[15] 亚·伊·符威登斯基（1888—1946），苏联教会革新运动的主要代表，“新生教会”即经过改革的东正教会的总主教。一九二五和一九二七年，卢那察尔斯基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他就宗教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卢那察尔斯基在辩论会上的说理透彻的长篇发言，是十月革命后他的许多反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16] 传说耶稣的父亲约瑟是巴勒斯坦的拿撒勒地方一个木匠。

^[17] 在一九二七年的辩论会上，当符威登斯基以巴比塞为例来替宗教辩解时，卢那察尔斯基除当场予以尖锐的反击外，也批评了巴比塞把耶稣当作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体现者、精神上的革命家、争取社会正义的战士等错误观点。

^[18]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巴比塞写了一部剧本《耶穌反对上帝》，副标题为《一个采用电影手段和音乐的圣迹剧》。剧本未发表，未上演。

附 亨利·巴比塞

附　亨利·巴比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