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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和他的时代
本篇是作者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初次发表于一九三四年《文学遗产》丛书第四至六辑。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剪影集》，一九六五年
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勃兴，这个新兴阶级之抱着夺取政权的明显意图而打进世界历史舞台，——这一切，不仅产生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现象，还产生了许多文化和思想性质的现象。
英国领先走上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英国发生社会大突变早于其他各国，并且出了一整批光辉的天才研究家和诗人——培根、莎士比亚、弥尔顿、霍布斯，以及主张用非常急进的方式去摧毁先前社会的全部根基的其他思想家。稍晚，法国追随着英国，也走上同样的道路，它在为本国大革命作准备时出过一群了不起的人物，如果资产阶级后来没有抛弃他们学说中的精华，是大可以引他们为光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伏尔泰的辛辣的嘲笑，卢梭对文明和阶级制度之全部基础的热诚的、发自感情的、气势磅礴的浪漫主义式的反抗，我们也看到百科全书派用毁灭性的打击震撼了旧文化的整座大厦，同时又替那被认为“合理”而“正常”的新世界观和新社会奠定了基石。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英国和法国并不缺少思想家与诗人，但起核心作用的仍旧是政治实践家。在这两个国度里，我们看见他们用马克思所说的“平民的”方法来完成资产阶级运动：将国王斩首，驱逐旧贵族，消除等级之间和诸侯国之间的内部界限，修改法律，很坚决彻底地为资产阶级民主奠定基础。
后来反革命的浪潮企图把已经争得的东西消灭掉，但是这批初步成果毕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此后欧洲发展过程的性质完全取决于这些重大事件。
德国的情况可不同。海涅在他那本谈德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杰作[1]中，头一个非常敏锐地指出了这项特点。
年轻的资产阶级文化在西方蓬勃发展之前，德国已经拥有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物和一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同德国境外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始终无关的。不过这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一批数量较多而又能够支持自己的领袖们的群众。于是海涅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在德国，由于一开头就缺乏实际行动的可能，所以出现了一个升华的过程：没有见诸行动的社会积极性，把它的光芒折射到幻想上面，折射到由音乐、书本和绘画所表现的艺术形象上面，由各种思想原则构成的精巧花纹上面去了。这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创造，这也为反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斗争开了端绪，不过这场斗争是仅仅用语言、用思想武器进行的。
那段时期的德国思想家不相信直接的积极行动即实际事业本身。他们情愿用唯心主义的态度去了解世界的实质，了解人的本质；他们特别看重幻想和紧张的思想活动，他们全神贯注的正是这个。
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虽然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比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更软弱涣散，但是它在自己的领域内，在思想领域内，却获得了无瑕可击的辉煌成就？不，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不只在于德国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而不是战士和行动的国度。
当我提到德国思想家的自我意识所固有的唯心主义时，我指的是一个从我们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不健康的东西。然而不仅如此，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在他们可以接近的那个领域内也总是不能自由施展：连他们的艺术创作也沾染了某种落后的习气，成为跟其他西欧国家的制度大不相同的德国制度的俘虏。
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论述德国资产阶级道：
“……如果他们和人民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推翻旧的政权，重建帝国，正如英国资产阶级从一六四〇年到一六八八年部分地完成了的那样，也如同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去完成的那样。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毅力，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德国的资产者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
[2]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一七五〇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
[3]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封·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4]
列宁教导我们，资本主义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最坚定的道路，它会使资本主义突飞猛进，能够动员广大群众把过去一切破烂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掉；另一条道路列宁称之为——这对于歌德是一大不幸——普鲁士式的道路，其特点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水头冲不破肮脏的封建主义堤坝，只是勉勉强强地渗透过去，资产阶级没有一批能对那些妨碍社会发展的事物进行内战的群众，因此，孤立的领袖们——即使是最优秀的，即使是最有远见、最崇高的，——不得不向统治阶级谋求妥协；僧侣和贵族仍然控制着社会，资产阶级则满足于个别的让步，一味迁就、支持他们。
歌德可以说也是这后一条道路的牺牲品。
但他那广大的声誉证明他没有完全成为牺牲品。
我们知道成熟的资产阶级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现在烂熟的资产阶级又在带来什么，——其中很少有好东西。但是如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运动初期，年轻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有时甚至超越了本阶级利益的界限。[5]正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希望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他们扬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替人民”做的，人们在旧制度下的生活只不过是愚昧的渊薮，今天以前的历史毫无意义，要等到宣布理性至上的时候才能改观，因为理性之光一旦开始普照，一切都得变化，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过去了。
不错，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在此后的发展中，绝对没有履行它那些大胆的思想家的诺言。现在居于首位的不是思想家，不是诗人，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构成资产阶级的基干的人们——工业家、商人、后来的银行家。他们把精密科学和以它为基础的、规模宏大的技术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但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也发展了卑劣的、赤裸裸的商人习气，他们铲除了早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全部遗迹，毫不掩饰地提出利润的问题，并且沿着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的道路推进，无情地践踏人们。
随着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的成长，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多了。资产阶级背叛了它原先的理想。它把红旗换成粉旗，然后又把粉旗换成黄旗，终于落到漆黑一团的反动的地步。它大开倒车，重新向贵族和牧师伸出手来。现在的主人不是贵族和牧师，但他们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现在的主人是资产阶级，但它必须求助于这两个失去领先地位的阶级。这一切在帝国主义世界里造成了一个反动的大杂烩，大致就象我们在照普鲁士式道路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初期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苦难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烂熟，而当年，苦难的原因却在于资本主义没有成熟，发展速度缓慢，这种缓慢性在思想家们的创作和生活上打下了令人痛苦的滞碍的烙印。
普鲁士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道路初期的一切特点，对歌德起过极大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象歌德一样，对于富有青年气概和创造精神的资产阶级的初期、对于这个新兴阶级的春天有过那么强烈的感受。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里，对充满内在矛盾的歌德的个性作了辉煌的阐述：
“……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匪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
[6]和门釆尔
[7]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
[8]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 plaisirs
[9]。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
[10]
恩格斯并不这样看歌德；他不但毫无保留地把歌德叫做最伟大的德国人，而且由于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格律恩[11]，反对庸俗地恭维歌德，恩格斯又补充道：
“……如果我们在上面只是从一个方面观察了歌德，那末这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他丝毫没有描写歌德伟大的一面。对于歌德的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格律恩先生不是匆匆地一闪而过，就是滔滔不绝地说一通言之无物的废话。……”
[12]
“……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13]
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对资产阶级说：“歌德是你们的。”歌德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以他的某个方面而论，他也属于我们。
这个人究竟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在这里，恩格斯所作的评论也是象一座灯塔一样，向我们放射着光辉。
青年歌德的“Sturm und Drang”[14]是怎么回事呢？
歌德曾经结交一批愤激的青年，他们憎恶鄙俗的环境，不愿再在乌烟瘴气中生活下去，而要提出一些——也许还不十分明确的——幻想，并在生活实践中予以实现，[15]凡是见过歌德怎样结交这批青年的人，都说他是鹤立鸡群。他在身体、精神和智能上禀赋独厚，接近他的人都指出他具有独特性，对他很悦服。
歌德的一代自称为天才的一代，真正的天才歌德以他们的名义，向自己和别人提出一项巨大的任务。这项任务不是政治性的，却纯然是个人性的：发挥人身上所包含的全部潜力。
而这也就是可以用来比较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秩序和结构之优劣的一个标准。马克思说，假如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使人身上蕴藏的全部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那便是优越的制度。马克思是用最民主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的：蕴藏在全人类中的潜力，也蕴藏在每个人身上。[16]在歌德那里，这个思想也许带有较多的贵族色彩，但是并没有多到使它距离马克思所表述的思想十分遥远。
歌德在他那山鹰般的青春的时代、在精力最饱满的期间说过：任何作品都不象教会赞美诗《Veni，spiritus creator》(《降临吧，造物的神灵》)那么使他激动：
“我知道，这不是向神呼吁，而是向人、特别是向富有创造力的人呼吁。”
[17]有创造才能的人是领袖，是组织家。
“如果我不应该向我的兄弟们指出一条道路，我何必那样热切地去寻找它呢！”
[18]
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分析力的人可以说：天才是才能优异的人物，他们能够比他们的整个阶级更早地说出它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会象闪电似的传布开去，成为群众自我认识的工具。马克思就是这样，列宁就是这样。
歌德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可是德国没有一个能够支持他的阶级。
歌德清清楚楚地感到，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没有机会实现他的理想，不可能做到使社会不致妨碍而是帮助从事创造的完美人物的发展。他甚至预感到，这类杰出人物一定会遭受挫败，牺牲。他创作了《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以及《维特》[19]，这些作品仿佛承认了一个几乎把他苦缠不休的思想：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摆脱这个惨剧。
你浑身发出音响，你浑身哆哆嗦嗦，
心情黯淡，你觉得你又疲倦，又衰弱，
夜里，天旋地转，
你越来越沉浸在你特有的心情中，
拥抱着整个世界，——那时人就要死亡。
死成了大彻大悟，死成了人生戏剧的光明结局。为什么？这是神秘主义吗？不，这不是神秘主义。
如果说，歌德在很大程度上向最伟大的资产阶级诗人莎士比亚学习了这样来理解人生，认为谋得幸福并不重要，获取胜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个伟大的人，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际遇，并且在生活中造成这样的事件，使人可以说道：这才是自强不息、贯穿着极大毅力的真正的生活啊！——那末，歌德又向另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斯宾诺莎[20]学习了认识自然。
对歌德来说，自然就是“一切”——由各个部分和谐地结合而成的统一的整体。但是歌德比斯宾诺莎更多地具有一个观念，认为这“一切”经常在臻于完美，认为世界上爰生的种种过程之所以有其意义，是因为拥有无限潜力、并在矛盾重重的发展中通过各别部分的互相影响而发挥其潜力的物质[21]经常在前进、改善、获得高度的发展(这一发展观念原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基础)。此外，歌德还作为一位禀赋优越的艺术家来理解物质，认为它是色、音、味、效能、享乐的总和，换言之，它是通过活生生的内心感受这一非常鲜明的综合体而对他起作用的。
歌德感到做这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件美事。他认识得很清楚：把作为部分的自己同整体相对立，把自己个人同这大千世界、同这独立存在的物质相对立，未免荒唐可笑。但是怎样达到这个整体，怎样通过社会、通过恩格斯称为腐烂的粪堆的德国社会来冲进这个整体呢？冲进去既不可能，于是歌德情愿接受一个思想：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别的门路通往自然。
易卜生的《彼尔·金特》中有过这样的形象：有人碰见一个铸造钮扣的工人，那工人告诉他：“我搜集没有扣眼的钮扣，然后再把它回炉，”——就是说，死亡把毫无用处的人扔回物质的巨流，因为做得不好的东西必须重做。歌德却是一只钻石钮扣，而且它有很好的扣眼，但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缝钮扣，——衣服破得不行了。因此，虽然他不是低于而是高于现实，他还是向往死亡。
歌德没有死。他只不过写了一篇《维特》，提出了震动世界的、把许多人投入自杀者行列的死亡的思想。然而歌德本人还停留在死胡同里，停留在十字路口，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以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22]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向歌德建议彼此联合。
人们就这次联合说过许多不正确的和肤浅的话。其实这是歌德生平一个最大的事件，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才作出决定，即是放弃资产阶级领袖的角色。他知道他在这里必须卑躬屈节，使自己处于门客、弄臣和仆役领班的地位，成为他那实际上平平庸庸的主公手下一名总管。当歌德走向贵族阶级的时候，拥护共和的思想家和诗人克罗卜史托克[23]一类人物就同他断交了。歌德预见到这一着，可是他不知道，不如此他又怎么生活下去。他身上有一股力量在沸腾，推动他去创作、活动、享乐，于是贵族阶级对他说：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挤一挤，给你匀个座位，你可以变成“封·歌德”[24]，你会有钱，有收藏品和实验室，还有充分的机会出外旅行，我们要叫你担任大臣，我们要让你治理国家，——这虽然是个小邦，可毕竟是“大公国”啊。
歌德赞成这项建议，这是他第二次失节。歌德第一次失节是他不再充当一个愿意革命的领袖，那次失节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做领袖的没有足够的群众。现在又提出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为了未来而保全生命的问题。为要做到这一点，他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出卖给了居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正在这时候，歌德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如同恩格斯所说的：有一天歌德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原来是在格律恩之流的怀抱里，让自己充当了黑暗德国的反动小市民制度的主要支柱之
恩格斯就这件事说道：
“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历史为此而给歌德的报复，并不是门采尔的叫写和白尔尼的狭隘的辩驳。不是的，正如
蒂妲妮亚在仙宫，
发现自己在波顿的怀抱里，
[25]
歌德也一度发现自己在格律恩先生的怀抱里。”[26]
这种卑劣萄或渺小的格律恩、卑劣的或渺小的说谎者，为数是很多的。
他们就歌德同贵族联合问题说道：这提高了歌德，使他从愤激的、不稳定的青年时代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他们称他为幸福的人，称他的命运为理想的命运。而歌德却对爱克曼[27]自述道：“人家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可是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却看到无数次的自我克制、无数次地舍弃我所希望的东西。我看到的是持续不断的劳动，而那令人想起幸福的光芒，只不过偶尔将我的道路照耀一下罢了。并且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他说这番话时已经是一个八十老翁，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身上的黄金锁链实在沉重。歌德刚一到魏玛，便把他自己的《维特》改成一出趣剧，以适应新的环境。他真正受到史太因夫人[28]的调教，史太因夫人将他翅膀上那些使她觉得不大合乎宫廷风尚的羽毛统统拔掉了。她极力想把他塞进平庸的侍臣的框子里面，应该说，在歌德这段宫廷生活中是有几页可耻的记录的。
固然，歌德异常痛苦，过了些时候，他逃出了魏玛：几乎没有请求批准，他就前往意大利，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这伟大人物，这位没有在一个使他能够自由呼吸的市民社会里生活过的伟大市民奔向了自然和社会——然而是过去的社会。
在意大利，歌德找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这两个富于公民精神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遗迹，那时的艺术善于表现满怀着自信、满怀着奔放的激情的丰姿优美的人们，由于意识到本身的力量，他们显得静穆而庄严，就这个意义说，他们又成了一个规范。
歌德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一个人为的世界，可是他当时的社会唠唠叨叨地提醒他说，他应该重返魏玛。歌德一想起这件事就厌烦。
这段时期歌德写了他的可怕的剧本《托尔夸托·塔索》[29]。这个剧本的可怕之处不在它的主角，那意大利诗人，发了疯。剧本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企图描写一个有才华的、热情的、天然无饰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凭着他的才能而被延揽到宫廷中，但他不揣冒昧，忽然认定自己不仅是个享有特权的弄臣，而且应该同贵族平起平坐，甚至还爱上一位公主。结果他大大地触怒了人家，结果他遭到了彻底的毁灭，那是精神上的毁灭，因为公主对待诗人的爱情也很轻慢，仿佛向她求婚的不过是一只猴子罢了。
但主要的悲剧还不在于此。剧中有个安托尼奥，他的全部智慧可以用一句俄罗斯谚语包括无遗：“各守本分。”于是歌德得出结论说：安托尼奥是明智之士，是真正的道德的体现者，托尔夸托·塔索则是悲剧罪过的体现者。他写这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歌德，你得安守本分，不要瞎闯到你不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往社会改革家的队伍里拚命钻，不要梦想随意行事。你应该善于克制，——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虽说歌德走上了妥协的道路，可是他重返德国以后，几乎人人都同他绝交了。宫廷人士窃窃私议，指责他离开魏玛是表示他的轻蔑。温柔的史太因夫人始而写小说、继而写剧本抨击歌德，歌德的传记作者之一勃兰兑斯说，这个爱妒忌的妇人对她的伟大情夫恨入骨髓，她从未写过如此肮脏的谤书。[30]
歌德很孤独，虽然从他对另一资产阶级天才席勒的友谊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支持(这里不便多谈席勒，尽管他对歌德有过众所周知的作用)。
从这个时期起，特别是在席勒死后，歌德便披上一件庄严超拔的外衣，把自己装扮成奥林普斯山上的天神了。
这段时期的歌德常常引起人们诧异。那个象火焰一样盘旋上升的山鹰和天才，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现在他变成了一位不动声色、庄严静穆的人物。然而这是一副骗人的假面具。当时歌德浑身战栗着说：“我不能写悲剧。这会使我发疯。”他听见贝多芬的奏鸣曲，不禁在昏暗的房间里号啕大哭，差不多成了贝多芬的仇敌。他说：“如果这种曲子由一个大乐队来演奏，真能把周围的一切都摧毁掉。“
恩格斯说，歌德年岁愈大，愈是变成一个庸庸碌碌的枢密顾问。但是恩格斯不知道某些有关的文献，我们却从这些文献中看到了同这一过程相对立的力量。甚至从满头白发的歌德身上也可以看出，有多少力量蕴藏在他的内心，又是怎样不时地沸腾澎湃。
我们可以谈谈这一点。
拿破仑被放逐之后，开始出现一个反动局面，诸侯们极力想剥夺解放战争[31]结束后人民自认为有权获得的全部成果。这种局势震动了歌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基塞尔医生[32]谈到一八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的情形，那一晚他是在歌德家中度过的：
“我晚上六点钟去他那里。我发现他孤孤单单，非常激动，简直是一团烈火。我在他家待了两个钟头，始终不大了解他。他向我展开一个广泛的政治计划，并且请我参加；我简直怕他。我觉得他象一条中国巨龙。他愤怒、强大，他气势汹汹地吼叫。他眼里充满着火焰，脸上通红，常常感到字汇不够，只好用猛烈的手势来代替。”
但是从可怜的基塞尔那里无法得悉这是个什么计划。他仅仅说，歌德谴责了几世纪来所积累的邪恶。
可是第二天，歌德又同一位比较先进而聪明的人物鲁登教授[33]谈了一次话。那个对摩拳擦掌的反动派表示积极抗议的计划，由于歌德认为完全不能实现，大概是被放弃了。不过这一回我们可以看到，究竟是什么使歌德产生了这种极其激动的心情。
“您也许以为我不懂自由、人民、祖国等伟大的观念吧？这些观念是我们的本质的一部分。谁也不能离开它们。可是您谈到我的德国人民的觉醒、奋发。您肯定说，他们不容许人家从他们手里夺去自由，因为自由是他们用很高的代价、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换取来的。但是，难道德国人民醒悟了吗？他们睡得太熟，第一次震动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请不要再追问我。我认为外国人有关我们同胞的传单写得很好。啊，啊，给我战马、战马，我愿用半个王国换一匹战马！”
[34]
当然，政治是歌德的活动中最薄弱的一面。作为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的歌德于我们更亲近得多。但为了说明他的政治特色，我们还是必须再作一项重要的补充。
歌德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已开始看出资广阶级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他热爱劳动，热爱技术，热爱科学。他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好的方面并无反感；早起他反感的是资产阶级带来的市侩习气和混乱局面。因此他企图向自己描绘出一种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计划化的原则将取得胜利，自由的劳动人民会结成一个劳动联盟。这一点在戏剧体的伟大诗篇《浮士德》最后一部分中有所反映。这几行著名的诗常常为人引用，可是我们不妨再引用一次，——它们证明歌德怎样超越了他的时代界限：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结论：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37]
一个人要真正在创造上促进人们，不贪图清静，而是用言论和行动为生活的胜利奋斗，反对那些尽量设法去压制人们的势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说，他没有虚度一生。
所以，思想家歌德和诗人歌德比政治家歌德于我们更亲近得多，也更重要得多。不错，甚至在歌德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创作中，也总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先进的市民、公民。然而从歌德的诗和哲学里面，毕竟能够更远为强烈地感觉到年轻的资产阶级对旧世界的反抗。
他的音律和形象之所以拥有磅礴的力量，追本溯源，是由于他的阶级正当青年时代的缘故。凡是对先进阶级的创造抱积极态度的人，通常都具有新鲜的感受力；他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他们成了新生的人所能够和应该接受的一切事物的源泉。因此歌德说：
“要爱，要憎，要奋斗，要战栗；这会使生活变得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整个生活都毫无价值了。”
歌德的力量、积极性和生命力，对于产生这种山鹰般的青年气概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光荣。然而歌德的一生对于资产阶级又是一个耻辱，因为资产阶级束缚和限制了他的青年气概，因为它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决不可能实现这个洋溢着青年气概的纲领。
作为诗人，歌德倒还有可能在形象中非常有力地表现他感觉到的东西。谈起这一点的时候，他把痛苦当作一种最主要的心情，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如果说普通人遭遇不幸时默然不语，那末我，由于某个神明的恩赐，倒有力量诉说我的全部痛苦。”[38]
我们还会长期研究歌德的创作，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认真研究它的时候。
上面我们引证过恩格斯几段精辟的话，他在那里对歌德哲学观点的深刻的革命性作了评价。
我想用歌德一封哲学性的书札来结束我这篇文章。那是人们所曾写出的最光明、最深刻的篇章之一：
“我不能不把这几天来多次盈溢在我心头的喜悦告诉你。我感到自己同远远近近的严肃积极的研究家凑巧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和断定，必须把难以了解的东西当作前提和假设接受下来，但是因此就不能对研究家本身加以任何限制。
“难道我不是必须把我自己当作假设和前提接受下来吗，虽然我始终不知道我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难道我不是经常在研究自己，却始终没有达到对自己和别人的理解，而同时又在精神抖擞地节节前进吗？
“对宇宙也是如此：让宇宙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开端也没有终极吧，让远处浑浑无涯，近处不可测知吧；但纵然这样，还是让人们永远不要断定和限制，人的智慧能够将自己的奥秘和宇宙的奥秘洞察得多么远、多么深吧。”
[39]
“‘被创造的精神
[40]不能深入自然内部。'庸人啊！你对我和我的同胞最好不要讲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总是在自然内部。
“‘即使自然只让一个人了解它的外壳，他也是幸福的。‘这种话我足足听了六十年，可是我在心里咒骂它；让我重说千万遍吧：自然慷慨地自愿赐予一切；自然无所谓核心或躯壳，而是浑然一体；你倒不如好好体察一下：你自己究竟是核心还是躯壳。”
这种探究哲理的精神、对认识力的信心、对不可限量的人类理性的信心，当然也是我们所应有的。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刚一开始停顿和腐朽，就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的、朝气蓬勃的世界观。
我们不能不做分析员，不能不用批判态度仔细研究过去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因为那些时代几乎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可以为我们全盘接受的东西。过去文化的产物中除了瑰宝之外，还包含着许多我们应该予以抛弃和剔除的形形色色的糟粕。我们现在对歌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这么一来，他所剩下的不但是精华的部分，而且是本质的部分——歌德身上最本质的东西。
渺小的或卑劣的格律恩们、渺小的或卑劣的说谎者们还可能把歌德叫做“奥林普斯山上的天神”，往歌德额头上贴各种反动的标签，但是，正在建设新世界、对剥削社会及其文化举行最后审判的无产阶级，已经提高声音表示反对了。
是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说它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是一场最后的审判，不仅因为这个革命要在社会斗争中推翻人民公敌，而且因为它是对生者和死者的一种裁判。
从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的审判所面前走过的，有旧时起过作用的人物，我们的运动的先知；现在照耀着我们的上升中的太阳，早就引起他们注意了。
从无产阶级审判所面前走过的也有其他各阶级的代表，他们越过自己的阶级意识的界限，制定了一套套纲领，但是他们的本阶级不可能实现它，而注定要由另一个阶级来实现。正如米开朗基罗那幅伟大壁画表现的一样，一个无产者的强大形象峨然屹立着，他推翻过去被认为伟大的事物，——这里有残破的皇冠、银行家的黄金、虚假的桂冠，等等，——同时又尊崇那些永远值得缅怀的人物。[42]
这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和艺术审判所对歌德说：“你应该脱掉你那萨克森-魏玛公国的绣金线的仆役制服，应该取消你的奥林普斯式的静穆的假面具，因为我们知道，这副假面具背后隐藏着一个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受难者。把你那鄙俗的时代强加于你的东西抛开吧：你自己知道，这样一来，你只会变得更好，只会更崇高得多、更明朗得多。愿你同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人们一起永垂不朽。”
这就是我们的导师们的话的意义。无产阶级是青年德意志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古典诗人的忠实继承者，这批人中间最伟大的也许便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 指《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一八三四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到，在这本书里面，海涅第一个看出了黑格尔辫证法的革命意义。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三页。
[3] “形而上学”一词在这里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问题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编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三至六三四页。
[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四五页。
[6] 路·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7] 沃·门釆尔（1798—1873），德国反动作家和评论家，民族主义者，以批评歌德著称。
[8] 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的巨大的极其腕脏的牛圈。意思是指极端肮脏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译者注。
[9] 原义是，“小小的乐趣”，转义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编者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二五六至二五七页。
[11] 卡·格律恩〈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二七四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五二页。
[14] 德语：狂飕突进。
[15] 指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剧作家雅·棱茨（1751—1792），剧本《狂飕突进》（“狂飕突进”运动因此得名）作者弗·克令格尔（1752—1831）等人。
[16] 参看本书第三〇四页注①。
[17] 见《格言和反省》（一八二二至一八三二年）。
[18] 出自《献词》（一七八四年）一诗。
[19] 即《少年维特之烦恼》。
[20] 巴·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否认人格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就是万物存在的原因。恩格斯很推许斯宾诺莎的这个“自身原因”论。
[21] 指自然。
[22] 卡尔·奥古斯特（1757—1828），萨克森-魏玛大公。
[23] 弗·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民族文学创始人之一，曾歌颂法国大革命，但在雅各宾党人开始专政后即趋向保守。
[24] “封”是德国贵族的称号。
[25] 引自歌德的《警句集》中的四行诗《警告》（蒂妲妮亚和波顿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蒂妲妮亚是个仙后，波顿是个愚蠢的小人物的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编者和原译者注。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二七五页。
[27] 约·爱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从一八二三年起担任歌德的文学秘书，辑有《歌德谈话录》。
[28] 夏·史太因夫人（1742—1827），德国作家，魏玛一个宫廷显贵的女儿，歌德的朋友。
[29] 托·塔索（1544—1595），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杰出诗人。
[30] 见丹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勃兰兑斯（1842—1927）的《歌德》。
[31] 指一八一三年德国反拿破仑的战争。
[32] 乔治·基塞尔（1779—1862），德国医生，回忆录作家，曾为歌德治病。
[33] 亨·鲁登（1780—1847），德国耶拿大学历史教授。
[34] 基塞尔和鲁登关于歌德的记述引自德国文学史家贡多尔夫（1880—1931）的《歌德》（一九一六年）一书。
[35] 艾·鲁登道夫（1865—1937），反动的德帝国主义将领和军事思想家。
[36] 见玛蒂尔德·鲁登道夫（1877年生）的《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利席勒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一九三二年。
[37] 参看《浮士德》第二部，第三五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38] 《激情三部曲》之二《哀歌》小引。
[39] 引自一八二〇年《形态学》杂志上的《友好的号召》。《形态学》是歌德发行的一种科学期刊，专门刊登他本人有关动植物形态学问题的著作以及其他科学家的著作。翻译这节引文时曾参照《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沃尔夫冈·歌德》一文加以增订。
[40] 指人。
[41] 阿·哈莱（1708—1777），瑞士人，常在诗中提出哲学问题，宣传不可知论。
[42] 米开朗基罗（1475—1564），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在他所作壁画《最后的审判》上，在耶稣的审判对象之中，有该入地狱的灵靠，也有该进天堂的上帝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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