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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海涅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第五期《成长》杂志。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经过一场持续了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的长期昏睡以后,德国才觉醒起来,这比它的西部各邻邦要晚得多了。
醒来也困倦苦恼,因为资产阶级开始达到相当充分的自觉时所面对的德国已分裂成许多小块,而且无论是天主教会或各个新教宗派都在毒害它。正是海涅头一个特别有力地指出,德国的力量不足以促成政治上的积极觉醒;但同法国发生的政治风暴相平行,德国在思想和想象方面发生了一次极其强大的运动。
跟风雷激荡的法国资产阶级运动同时到来的初次觉醒,是以德国人民的天才诗人沃尔夫冈·歌德作为它最伟大的英雄和代表之一的。
这个富家子弟把自己同祖国的阴暗现实相对立,在他成为一大批以天才自命的优秀青年的领袖之后,本想推广一套替有才能的个人谋利益的闪闪发光的纲领,让自己去对抗命运和社会,好象一颗彗星,要在官方世界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常轨以外寻找本身的道路,虽然它对于自己和别人也许都是一条致命的道路。
可是德国对待它的儿子们的这类叛逆行为十分冷淡。然而歌德拥有很足够的自我保全的本能、灵活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不致于去同现实直接交锋,不致于用他的主角维特的方式毁灭自己,相反地,他经过一些巧妙的阶段,树立了和解的世界观,并在这次向社会交出他的阵地时保留着足够的余裕来为自己造成一个形象,它有点过于庄严肃穆和建筑物似的匀称整齐,但又是丰富而魁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当歌德年事已高,便来了新的一代德国资产阶级青年,他们要急于挣脱明哲的、调和折衷的古典主义的枷锁,冲出稳健的客观性这个白雪皑皑的寒冷地区,他们一部分被资本主义继续前进的步伐所惊醒,一部分则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苗裔而对资本提出抗议,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式的诗歌,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使人想起了歌德本人青年时代的飞翔。
以史雷格尔[1]、蒂克[2]和诺瓦利斯[3]为首的浪漫派,正好是同样拿自由的个人去对抗一切社会道德,正好是同样心潮澎湃和大胆抗议;然而他们浮在它面上的那个阶级——手工业和商业界的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真正支持他们。他们觉得,发展得愈来愈强大的资本主义,即大资产阶级,是一股敌对的力量;它背后的无产阶级,他们当然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的。因此到了最后,如同那种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类型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们惶惑而软弱,以至倒向了及动派。他们的个人主义、他们那个要靠自身独力奋斗的油然而生的习见的抱负,在有些人当中产生了无结果的讽荊和自己力不从心的感觉,在另一些人当中则(有时是通过同样的讽刺)造成了神秘主义倾向。
天主教的“魔鬼”就是在这里窥伺着他们,他们终于象后来尼采论华格纳时愤然说过的,“落到……落到了十字架底下。”
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德国资本主义的增长引起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和破产。其中一小部分凑巧变成了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出现了;大城市的作用增加了;经济生活象脉搏似的跳动起来,使人能够通过各种“精神”上层建筑的结构觉察到它。可以预料,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会开始感到一个铁器时代[4]、一个新德国正在临近,以后我们将不胜惊讶地看见,在旧德国的原址上兴起的,一方面是俾斯麦和克虏伯的德国,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和随后的共产主义的德国。
正是浪漫主义者中间锐气最盛才具最高的亨利希·海涅,比别人更早更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新的、现实主义的、清醒的同时又是战斗的时期的来临;他认识得很清楚,正在到来的时代将使政治变成一项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极其严酷复杂的因素。他懂得,政治著作家和评论家将起一种特殊的作用;他透过还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形式体察到未来的无产阶级胜利,由于认识它的正义性而对它深感同情,虽然他是用惶恐不安的眼光去看待它的临近的。海涅身上最进步、同我们最接近的东西,正是他的政治评论,它在他那本谈“法国实况”的书和德国哲学史[5]以及《阿塔·特洛尔》[6]一类政治讽刺作品中,都以稳妥的见解、辛辣机智的文笔、强大敏锐同时又是活跃的智慧,令人惊叹。至于海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的两重性是毫无疑义的事,两重性对于一个处在他那时期和境况的人是很可以原谅的,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它又由赫尔岑和勃柳索夫这类人物几乎完全重复了一遍。在《路苔齐亚》一书法文版序言里海涅写过,共产主义的胜利将是“无知的偶像破坏者”的统治。
“他们将用他们的粗糙的手,无情地打碎我心中珍惜的美丽的大理石雕像,破坏诗人如此爱重的奇幻的艺术珍玩。他们将砍伐我的夹竹桃林,在那里种起土豆来,”等等。
海涅又立刻说,毕竟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所以必须破坏那个不是建立在这一简单明了的基础上面的世界:“让他们去打碎使无辜者死亡、利己主义得逞和人剥削人的旧世界吧。”[7]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海涅其人干脆说成是政治家,说成是写出了一部就文采和思想深度而言都十分惊人的德国哲学史的思想家。
海涅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且多半是抒情诗人。
其实,他在写政论时也仍然是诗人。他为人非常灵敏;除了他的天生的、生物学意味上的灵敏之外,还要加上他那个时代的人心涣散,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紊乱无章。他的周围和他自己心里有许多矛盾在互相斗争;正因此,他的神经才变得那么敏锐,敏锐得有时简直使他痛苦。
环境粗俗丑恶,不能不加以嘲笑,笑声间或被勃发的愤怒和一阵阵的忧戚悲郁所打断。可是能用什么去对抗这个恶劣阴暗的现实呢?暂时没有这样的实力。一八三〇年革命刚刚叫海涅振作起来,但是接踵而至的失败、新的高涨和新的失败却把他变成怀疑论者,使他不大相信某些真正强大的自备力量正在临近。而当时,任何理想主义、任何高调都不啻是一种可笑的哗啷棒。况且海涅亲眼看见知识分子的抗议起了变化,时而变为空虚的幻想,他们希望在它的大麻的毒烟中忘怀一切;时而变为更坏的东西,即宗教狂热;最后,时而又变为孤傲的悲观主义或苦笑。后者对海涅特别贴近;他的苦笑虽然含有苦味,却是响亮和快乐的;他醉心于他的笑,又让别人醉心于他的笑的乐曲。他笑宗教上的无谓的努力,笑幻想家,笑悲天悯人之士,他用嘲讽的大笑的激流去冲洗可憎的现实;他更把炽热明亮的讽刺的火花喷射到所谓“高等典型”身上,却也不怜惜他自己。还有一点,也是造成他内心的复调音乐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他准备相当高兴地接受未来无产阶级的严酷的胜利,但同时,他又惟恐这种——照他所爱用的说法——犹太教徒的粗豪、这个对正义的渴望会用它铜打的双脚去践踏生活的花朵,而海涅自己,按照他的用语,是象希腊人似的喜欢这些花朵的。[8]一份莫大的、多彩的、雅致的个人幸福,就是海涅的心愿;他觉得,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现实或未来的共产主义,都不会带给他这份幸福。海涅清楚地懂得,他身上的这个两重性与不很和谐的多弦齐奏,并不是什么雄伟壮丽的东西,而是社会的必然产物。
他在下文中以天才的力量表述了这一点:“亲爱的读者,你不要埋怨不谐调,不谐调是自然的,因为世界本身被撕成了两半。诗人的心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它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不能不破碎和发出哀号。谁若夸耀说仿佛他的心是完整的,那他简直是在招认他的心又平庸又冷酷。我的心上却贯穿着一条世界大裂缝,我知道,伟大的众神既然授给我一顶诗人的荆冠,就慷慨地赋予了我比所有其他人更多的仁慈。如果在古代,在中世纪,我们都是完整的人;当时连诗人们也有一个完整的灵魂。在我们今天,模仿他们便是虚伪,这样的模仿者要受到狠狠的批判,并且逃不脱普遍的嘲笑。”[9]
海涅很关心极其广阔的社会问题和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他尤其热忱地孜孜于直接的感受:生活中的具体遭遇、爱情、友谊、虚荣心、自然欣赏、事物的美、旅行、突如其来的情绪,等等。这一切在他的抒情诗里也得到反映。有时——如象在著名的《歌集》中——那是直截了当的浪漫气派、幻想诗或者音调优美的自白、所经历的瞬间的反映,有时则是一些色彩缤纷、完整精妙的长诗和故事,透过它们的珍贵的纵横交错的花纹,可以看出饱含深情的内心感受。在这两种场合,首先引人注目的仍旧是那怀疑态度,仍旧是那讽刺。海涅刚刚展翅高飞,又故意翻着筋斗迅速降落到生活的底层;当海涅谈着最温柔的爱情时,会突然提出尖酸刻薄的指责;他用俗事打断幻想,在庄严的场面插进喜剧性的狂悖行为,等等。他任何时候都不愿做个始终如一的人,他不愿也不能坚持到底;他完全象四月的天气一样变化无常;既然他是严肃和温柔的,他就惟恐招人揶揄,于是他自己赶快先笑,然而在发狠和调侃之际,他又惟恐显得偏颇和粗暴,于是情绪猛地一转,变为感伤、忧愁、诚恳动人了。海涅描写一切事物,情况和人,都要通过他这面五彩斑斓并且显出颜色变幻的个性和气质的三棱镜;就这方面说,他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一个恢弘的灵魂,同样丰饶地秉有着智慧和情感,无限善良宽厚,又无限凶狠偏狭,犹如泼妇;它事无巨细都能感觉和反映,——这个灵魂对音乐禀赋极高,同时又清醒而有批判力,——这便是海涅的意识。不过直到今天他站在我们面前时,身上还布满着明亮的太阳光点和浓重的阴影;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然而他甚至能利用那个过渡性的历史时刻的不谐调,创造出一宗独特的财富,以它的色彩的繁多令人惊叹。
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清教徒,不仅是白尔尼,还有,举例来说,李卜克内西[10],都爱指摘海涅的这种希腊式的优雅,这种貌似轻浮的反复无常。我记不清是娜一年,当时还年轻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的父亲)去伦敦看望马克思,他向马克思炫耀说,他路过巴黎时不愿会见海涅,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声誉可疑的人[11]。但是马克思很生气,狠狠地申斥了这名学生,把他嘲笑了一番,对他说,由于他那目光短浅的道德上的苛求,他失去了同当代最聪明的人物晤谈的机会。
我们可以轻易地原谅海涅的不坚定、他的怀疑和下降;整个反动派如此痛恨他,即使为了这一点,我们也得原谅他。要知道,甚至共和制的德国都还下不了决心给这个人竖立一块纪念碑,而他的名字却是德国文学中五、六个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且不说排犹运动而败类的嘀嘀咕咕的大合唱,[12]整个反动派、贵族阶级、整个金玉满堂的大资产阶级、一切浑身尘垢只求苟安的俗物都把海涅看作魔鬼的子孙。可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一直到大地上存在着被海涅描叙得那么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人和社会主义光明时代的那一天,每个人只要打开他那富于思想的诗和富于音乐性的散文的书卷,就会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同大地所曾产生的最具多样性、最丰饶和最奇突的天才之一交谈的乐趣。
[1] 弗·史雷格尔(1772—1829),作家和评论家,德国浪漫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晚年思想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2] 鲁·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晚年倾向现实主义。
[3]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4] 喻“铁血宰相”稗斯麦和克虏伯军火钢铁公司。
[5] 即《法国情况》(一八三二年)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6] 长诗《阿塔·特洛尔》(一八四三年)主要是讽刺当时德国文学中偏狭浅薄的小资产阶级过激派及其代表白尔尼。
[7] 《路苔齐亚。关于政治、艺术和人民生活的报导》(一八四〇 至一八四三年)法文版序言(一八五四年)。
[8] 海涅认为,以气质论,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古希腊人,乐观偷快,朝气蓬勃,奉行现实主义;另一类为拿撒勒人、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禁欲,偏狭,狂信,反对艺术,如此等等。这里所谓希腊人、犹太教徒等并非指民族或宗教信仰而言。
[9] 见《旅行速写》中《洛伽浴场》一章。
[10]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11] 指海涅向路易-菲力浦和基佐政府领取津贴事。马克思对这件事的态度,见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二〇至四二一页。
[12] 海涅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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