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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和日落之前

庆祝霍普特曼七十寿辰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消息报》。根据《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并参照《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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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虽然不完全一致地、不是用一个调子、但毕竟是隆重地庆祝了它当代最大的诗人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七十寿辰。
  恰好在他的寿辰前夕,年高望重的诗人献给德国文学和德国剧院一部题名《日落之前》的新的优秀剧本[1],从而为这个喜庆日子大大增添了光彩。
  作者选用这一标题,显然是要在他这部迄今为止的最后作品同那篇成了他的写作事业的暴风雨式开端、叫做《日出之前》的剧本之间,建立某种互相呼应的关系。我们也想在霍普特曼戏剧创作中最初同最后的产品之间作出某种类比;这个类比是有教益的。
  不过我们认为,应当先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至少用简短的言词,来提出我们对于意义重大的人物盖·霍普特曼的总评价。[2]

2


  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曾公开表示,说霍普特曼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毒害者”。他经常迫害作者,尽其所能地糟蹋他。[3]
  这当然很好。这应该作为一大优点写进对作者的评价中。可惜威廉对霍普特曼的态度,与其说是表明作者思想先进和社会政治热情强烈,倒不如说是表明这个废皇的短视、粗野和愚昧反动。
  《前进报》[4]在其论霍普特曼的文章里,引用了德皇的首相封·标洛[5]一段对霍普特曼赞颂备至的评语,可是连该报也不能不点出,出自浅薄无聊、善于沾光取巧的标洛口中的高度赞赏,未必能使今天的寿星感到很荣幸。确实,在霍普特曼的景仰者中间,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实质上非常保守的人物和集团。
  霍普特曼曾经是革命者吗?就某个意义说,他是。他是一群小资产阶级文学领袖中的巨擘,他们走着爱弥尔·左拉的路子,竭力把自然主义的无情的诚实和严酷的真实性接种到德国文学上来。他和阿尔诺·霍尔茨以及他当时的其他战友在艺术镜子里反映的真正的生活画面,都是十足的“丑脸”,而这些作家带着尖刻的冷笑来回敬被激怒的同时代人时所用的词句,则近似俄罗斯谚语“脸丑别怨镜子”。
  然而在这里不能不想起普列汉诺夫对“纯艺术”的骑士们所作的评述。[6]
  普列汉诺夫断定,竭诚拥护和往往狂热地忠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总是一些同现实处于深刻的不协调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代表。
  这种同现实不协调也是左拉和霍普特曼所固有的,——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性。
  不过普列汉诺夫马上又补充道,这种不协调只关涉到社会生活的个别令人愤慨的表现,也可以说,只关涉到社会的丑恶的表层。“为艺术而艺术”的骑士们并不追问这些蠢事和苦难的深刻原因,他们没有力量去批透反面现象的深刻根源,去怀疑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并起而反对之。
  “问题在于,”普列汉诺夫说,“这些作家批判个别特点的时候,其实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框里。”
  这便是他们的不幸。不久以前,我们的同志亨利·巴比塞在他关于爱弥尔·左拉的专著中对此有过精当的论述。
  普列汉诺夫说,正由于它的肤浅,由于缺乏真正的战斗精神和创作纲领,自然主义仍旧使读者深为不满,于是各种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及其悠思幻想与奋激情绪往往取而代之,但它们同样只是肤浅地反对生活,同样不能上升到实际革命的立场。
  霍普特曼之所以饶有兴趣,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还因为在他个人身上发生了这一取代过程:我们知道霍普特曼是自然主义者,也知道霍普特曼是幻想家。但在这两方面,他都始终是一个害怕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不彻底的批判者。
  霍普特曼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不幸就在于,他素来不但表面谨慎,——不愿招惹警察和爱国志士——而且骨子里也谨慎。
  讲到表面谨慎,那末应该为霍普特曼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一直坚持这个方针:他有时是“孟浪”的。读者立刻会从霍普特曼第一部青年时代的剧本的例子上看到这一点,可是在《织工》里,在霍普特曼专为一八一三年“解放战争”一百周年纪念而写的《喜庆演剧》里和一些其他的场合,也有不少的“孟浪”气慨。每逢霍普特曼显得孟浪的时候,他都等于把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编进了他的诗人花冠,而反动派在这些场合对他的肆意咒骂,过上几年就在整个先进欧洲的心目中变成了他的一枚枚勋章。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不幸的是,霍普特曼骨子里也素来谨慎。他同他的小市民、同一部分牧师活动、同真正有点无聊的旧知识分子及其感伤情调,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
  即便在霍普特曼最大胆的飞翔中,他的脚上仿佛还是残留着一条线,连他的翅膀的振动也拉不断它:他的阶级出身使他终于想起了自己,不得不回到地下来。无论他怎样把他那亲爱的鸽子窝涂成天蓝色,无论他怎样让自己和别人相信这实际上便是天空的高处,而鸽子窝确确实实只不过是鸽子窝罢了,霍普特曼不可能成为一只使高尔基借以歌颂“勇士的狂热精神”的山鹰[7]
  虽然如此,霍普特曼作为一个的确赋有诗才的、真正人道的很重要的人物,却常常在他周围的环境中感到深深的苦闷。你把耳朵贴近他这篇或那篇作品的心脏,有时可以听出诗人自己的心脏的呻吟,它表明他身体内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总想冒到外面来。霍普特曼的近作也是这样。

3


  不过我们将忠实地遵照时间的顺序,从剧本《日出之前》谈起。
  《日出之前》是一篇五幕社会剧,写成于四十四年以前,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由“自由剧场协会”首次上演。当时霍普特曼属于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人的小团体,它同社会处于深刻的不协调状态,可是没有找到同社会决裂的革命途径。这是一群典型的左拉主义者。“我们的职责是在艺术上十分真实地反映生活,不怕任何丑恶现象,”他们说,“至于该从这里得出什么政治规律,却完全不干我们的事了。”
  高高的、头发浅红的病态青年霍普特曼在整个团体中极受尊敬,而且唤起了希望。有些人认为他象席勒,另一些人注意到他那“歌德式的侧影”,但他还没有写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现在却传来了第一个响亮的和音,那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剧本。
  晚些时候,在禁演《织工》的丑事以后,霍普特曼向审查该剧的问题的法院声明说,他丝毫无意把这个反映工人穷困和工人起义的剧本作为激发下层群众抗议的号召,而只是作为一篇“表示恻隐之心的戏剧”,只是作为“对上层阶级的警告,好让他们注意一下穷人的苦难”,——他这样声明是十分真诚的。
  他第一部青年时代的戏剧首先是在形式方面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醉心于那粗实的素材,并且要无限真实地予以表现。可是霍普特曼用漆黑的颜色,才气磅礴地描绘一个毁于酒精中毒的家庭的生活时,却没有上升到任何社会性的概括。一个剧中人的台词所流露的各色各样的幻想,和一种类似包含在剧名本身中的许诺(说是红日终将喷薄而出)的东西,并未使情况有所改变。
  虽然如此,资产阶级世界却长期感到不安和愤恨。资产阶级报刊断言,“作者其人生有一副明摆着的犯罪的凶相,这号人只能写出叛乱的同时也是肮脏的剧本。”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本世纪最不道德的剧作家、酒馆诗人,甚至干脆是蠢猪。一个批评者宣称,霍普特曼企图将德国的剧院变成妓院。
  据在场的汉施坦[8]报导,公演时不断地发出敲打声和口哨声,当作者出现在幕前的时候,立刻扬起一阵江翻海沸似的暄闹,由于这位青年革新家的拥护者们用鼓掌和高声喝彩去反击他那为数众多的仇人,闹得就更加厉害了。
  这是德国戏剧界最轰动的丑事之一,类似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在巴黎的那次著名的演出。
  然而开端是清清楚楚的。从那里已经可以听出一个和音,其中包含着很大的真诚、坚决走良心和文学信念所提示的道路的愿望,而同时,这个开端也表现了作者缺乏他终生短缺的真正的革命急进主义。

4


  现在霍普特曼七十岁了。
  生活对他很厚爱。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总之不仅为他本国而且为全世界正式公认的伟大现代作家,一位年事虽高却仍然朝气蓬勃的、充满着思想、充满着创造力的人物。
  “生活的厚爱”决不是恒久不变的。霍普特曼的文学生活和私生活遇到过许多裂口、许多苦难。但我们此刻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们想听一听七十高龄的霍普特曼的乐曲,了解一下他做出的生活总结。
  霍普特曼的新剧本《日落之前》在文学和演出方面都非常卓越。它获得很大的成功。它为他的寿辰镀了一层金。仿佛一轮落日真是以它的彩霞装饰了这个伟大文才的晚熟的成果。
  柏林的克劳斯[9]和维也纳的亚宁格斯[10],在扮演玛蒂阿斯·克劳森这一博得同情的,按其全部观念说又是新鲜的角色时,得到了惊人的成功。
  这一切,已经足够使剧本引起俄国公众的兴趣了。
  但是剧情却令人颇为失望。
  故事里讲一个七十岁的枢密商业顾问,也就是极大的资本家,他被写成一个具有高度的优美文化的、精神境界很开阔的人和一份巨大家业的建立者。
  克劳森在七十岁时(象歌德一样)热烈地爱上年轻的姑娘、北方人英肯·彼特斯,并且也在姑娘的年轻豪爽的心里唤起了热烈的感情,她爱的是他的温存、他的才具,决不是他的金钱。
  情势的发展比歌德七十岁时的遭遇来得顺利,歌德的母亲谨慎持重,谢绝了那位激起他迟暮的热情的年轻姑娘许婚的表示。
  而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同样的阻力。
  不过剧本的实质在于,玛蒂阿斯·克劳森的继承人连有关这门“可怕的婚事”的念头都不能容忍,虽然其中有些人是敬爱和崇拜他的。他们由资本家的女婿,粗暴、庸俗、贪心、弄权的资产者埃利希·克兰罗特领头,被狡诈无耻而外表彬彬有礼的法学家哈涅费尔特唆使着(顺便提提,他的成就全靠老头),竟然起诉说要对克劳森实行监护。
  因为克劳森是拥有强大的意志和清明的智慧的人物,他的朋友们一时一刻也不怀疑他将胜诉。可是德国有一条荒谬的法律——如果继承人要对一家公司的老板,一个老人,提出类似的诉讼,那末在法院审理期间,他将暂时丧失他的全部权利,而听凭保护人之类来摆布。这一次,不顾信义的哈涅费尔特就应该成为保护人。
  这条法律的确荒谬。不过,假如霍普特曼写出这整篇热情盈溢的大剧本仅仅是为了维护一班阔老头,使他们不致遭受他们本阶级所制定的荒唐法律的侵害,那可太奇怪了。
  但是,假如我们把整个表面的剧情看得过于认真,那也未免有些奇怪。有人说,仿佛霍普特曼本人的生活中发生过一点类似的情况。然而这很不可靠。倒无宁说是一个资财百万的出版家的故事使他想起了这个题材,此人在老年时候娶了一名年轻妇女,可以说,他在诉讼中确实是被反对这门婚事的继承人辖制过,虽然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出子公司老板的恩赐。
  不,霍普特曼的剧本的基本感召力不在这里。
  当你揭开外表,开始探求实质的时候,就忽然有一幅图画逐渐显露出来,使任何留心的同情的眼睛都看得见它。
  霍普特曼在我们面前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他的同情全在克劳森老头一边。值得注意的是,他根本不问他那巨大的家财是怎样捞来的。在霍普特曼心目中,大资本家本身决不是什么反面现象。
  但问题在于克劳森是有创造力的人物。他建立了巨大的家业。不仅如此,他还具有诗意的和明哲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高贵丰富的性格。这首先是一个拥有非常多方面的和精湛的文化素养的人。
  那末究竟是谁在毁灭他?谁在玷污他那老年人的、可又是蓬勃强烈的热情?谁胆敢宣布他是呆子?是谁将他迫害致死,贬低他的尊严,把这位新的李尔王弄到发疯的地步?
  是他的子女。
  怎么?我们在这里碰到了李尔再世?这里是否只谈了子女忘恩负义?
  当然不是。
  这里写了两代人:一代被写成有创造力的、可以说近乎伟大的人,另一代则写成可怜、平庸、贪心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阶级即支配阶级的那些男女资产阶级分子。
  我们曾经看到,最讲究纤巧的文化人阿那托尔·法朗士怎样在老年时向社会主义、甚至向共产主义突飞猛进,因为他感觉统治阶级粗暴而愚昧,在它控制下的人类文化正在趋于毁灭。我们不久以前看到,当代文化素养最高的人物、曾长期拥护不抗恶论的罗曼·罗兰怎样庄严地声明,他要转入积极的革命家的阵营,以便拯救人类文化,摆脱将它导致灭亡的资本主义魔爪。我们又看到,大不列颠文化素养最高的人物肖伯纳怎样声明说,如果他对不朽的列宁及其信徒所建立的新世界的指望落了空,郝末他就要怀着对人的未来的绝望心情与世长辞了。
  最近还有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的著名领袖、最注重精雅的安德烈·纪德声明说,他全心全意拥护苏联的“试验”,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假如共产主义不能胜利,黑夜便要来到人间。
  我们说过,霍普特曼是一个表面上和骨子里都谨慎的人,我们未必能盼到他有一天去诅咒资产阶级旧世界,而欢迎无产阶级的、没有阶级的、真正属于人类的新世界。
  但是当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可以称得上“人”的老资产者被他的不肖子女即现代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们所迫害,在送终的卧榻上辗转不安,服下毒药,不断地重复说:“Mich dürstet……mich dürstet……nach Untergang”(“我渴望……我渴望……灭亡”),而这篇带着巨大的热情写出来的、如此激动人心的剧本又用了个不祥的名称“日落之前”,——这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它的内在乐曲,或者象我们说过的,听一听它的心脏的跳动。这颗心告诉我们:“寒冷的黄昏正在到来,落日隐没到地平线下,光明越来越少。不久以前‘老爷'们中间还有些真正的人,可是领导阶级退化了,小商人、庸碌之辈掌了权,法律纵容着他们。你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切都在走下坡路,走向深渊:黑夜来了。我,享有荣誉的老诗人,有时真想把这个冷却中的世界撇下不管,我本人正如我的同年和英雄克劳森,心里产生了一种苦闷的对灭亡的渴望。”
  这就是霍普特曼的新剧本的内在和音。它是悲怆的。我们更爱欢乐雄壮的音调,因为我们是属于下一个早晨的人。然而我们对这位大作家的正直的悲怆表示尊重,从他的近作里可以听到一片低沉的绝望的呻吟,它不敢也不能转化为激发积极抗议的号召,但它毕竟是一次痛苦而正直的消极抗议。
  无论资产阶级如何赞赏(类似标洛的赞赏)霍普特曼,我们完全能够对它大喝道:“你们撒谎,他不是你们的人!”同时,可惜我们还不能说:“他是我们的人!”

柏林,十一月十四日





[1] 《日落之前》作于一九三一年,次年二月由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次公演。

[2] 我打算在我即将完成的专文《盖·霍普特曼与沃·歌德。文学史类比试作》中,对作者及其创作加以总的评述。——卢那察尔斯基注。(原编者按:这篇文章并未写成。)

[3] 例如,一八九六年十月,威廉亲自撤销了关于授予霍普特圣以“席勒奖金”的决定。

[4] 《前进报》,一八九一至一九三三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

[5] 柏·封·标洛(1849—1929),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年的德国首相,反动政客。

[6] 以下几段的大意出自《艺术与社会生活》,引号中的一段也并非普列汉诺夫的原话。关于左拉和霍普特曼的论述是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见解。

[7] 见高尔基的《鹰之歌》。

[8] 阿·汉施坦(1861—1904),德国剧评家、剧作家和诗人。

[9] 威·克劳斯(1884—1959),德国戏剧演员。

[10] 爱·亚宁格斯(1886—1950),奥地利戏剧和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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