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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在罗曼·罗兰家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探照灯》杂志第九、十期合刊。节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六卷。
我很久不见罗曼·罗兰了。
罗曼·罗兰的住处离日内瓦不满一百公里[1]，但我几次去日内瓦[2]都未能相见。有时是我太忙，有时是罗曼·罗兰在生病。直到现在我们才终于约好见见面，于是我就在四月二十四这个相当阴沉的日子，和两位同志一道坐上汽车，绕过日内瓦湖前去看他。
我完全确信，虽然长期离别，我们不仅没有互相疏远，反而大大接近了。我们的书信往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更重要得多的首先是罗兰最近几年的全部活动。
我满心欢喜地读过这个人的近作：他那杰出的大型的第二种贝多芬传[3]。他那本令人心醉的书《贝多芬与歌德》，以及他论述恩培多克勒和斯宾诺莎的近著[4]。这些书无不证明了它们的作者的惊人敏锐、他对文化的广泛兴趣、他的思想感情的深刻和写作技巧的高度圆熟。
这些书，再加上罗曼·罗兰原先的传记著作和音乐史著作，使我认为有充分理由倡议把他提名为我们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候选人。[5]
但更能说明罗曼·罗兰同我们接近的还不是他这些文化史和哲学新作，而是他在政治上的决定性的长足进展。
大家知道，罗曼·罗兰一向同情社会主义，并且很快就成为我国革命原则的维护者之一。可是他那带几分托尔斯泰主义精神的十足的和平主义观点，大大阻碍了他去完全接近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实践。
然而各种事态发展向敏锐的罗曼·罗兰证明，该诅咒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重新把战争的惨祸强加于人类；事件的整个进程也在他眼前证实，反动派正在举行越来越具有决战性的进攻。他由此得出一条结论：再容忍下去是不行了，正由于爱人类，每个勇敢的人才不得不加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战士的行列，对资产阶级宣布神圣的战争，而不否定暴力是为新世界接生的助产士。
这一点，罗曼·罗兰已经向全世界大胆而明确地宣告过了。[6]……
罗曼·罗兰很惋惜我们未能在一个美好的晴天看到“他的自然环境”。不过维尔纳芙即便在阴天也很迷人，你会翻然大悟，为什么这位逐渐老迈的战士、思想家和诗人要挑中这个山水环抱、长满茂盛的花木的角落，挑中这个可爱的幽静的角落来作为庇护所，以免他过多地耗费体力，同时使他能够把他绰有余裕的精神力量用于他的主要目标——深入钻研极其细致的人类文化问题，为捍卫代表人类未来的幼芽、反对黑暗势力而奋斗。
首先，我对我们这位知名朋友的健康状况本身获得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
虽然他已年逾花甲，但从外表看无论如何不能称他为老人。
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有点驼背，可是身材仍然很高，他的动作又充满着活力，丝毫不会使人联想到他的高龄，至于他那张神采奕奕的脸，连同它的线条刚健的侧影和突出的下垂的眉毛，就更是如此了。从正面看去，他的脸色有几分严峻，时时充满了刚强坚毅的气概，两眼睽睽注视着，改变着面部表情的深浅程度。罗曼·罗兰的一切都说明智慧和毅力在他身上占了优势，说明他有一股很大的精神力量。而这又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他的整个身体确实硬朗，还能对社会有所作为。
罗曼·罗兰的谈话同他留在人家心目中的这些印象正相符合。他的思想异常新颖而集中。他如饥似渴地想知道世上发生的一切重要事情。罗曼·罗兰从他那处于青山绿水之间的角落机警地注视着现实，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现实。啊，他完全不象那些感情用事的、轻信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先知和信徒！他不相信任何好听的空话。他甚而不单只限于就形形色色的政府和党派的活动讲讲批评意见。他向马克思主义学会了用自己的分析来戳穿这些表面现象。他阅读传播不广的文件刊本，它们能够给他揭示资产阶级世界的内在推动力，大托拉斯之间的相
互关系，各种卑污的、掠夺得来的利益的错杂结合，这种结合全不顾情义与天良，它实际上在支配着政府，决定着它们的政策。
我们的主人就这次会议[7]和今天整个政治形势表示了意见，我们不但无法提出异议，并且津津有味地听了他的全部论据，在其中发现许多新鲜精辟的东西。
总之，罗曼·罗兰对当前的局势极其担心，惟恐资本主义把战争——而且是对它的主要敌人苏联的战争——当作摆脱危机和困境的天然出路。因此他以极大的焦虑观察着远东事件[8]。
他对我们谈到，亨利·巴比塞有意在瑞士召开一次世界反战斗争大会[9]，与会者有进步人类中最重要的明智之士以及工人组织的代表——主要是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工会的代表，如五金、化工、装卸等等工人。
我们的政治性的谈话延续了很久。我们甚至可能使罗曼·罗兰有点疲劳了。但是他一再请求我们留下。临别时，他答应日内就把他关于时局危急的“告警的呼声”[10]给我们寄来。
我们向这个亲近的人告别。我们为这次会见感到愉快。当代最大的人物能走向同时代的伟大思想是一件好事，虽然他们有时候任重而道远，但毕竟近着正确的步子走来了。
[1] 当时罗曼·罗兰住在维尔纳芙（一译新城）的奥尔咖别墅。
[2]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间，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多次赴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筹备会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又前去参加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
[3] 一九〇三年罗兰写过一种小型的贝多芬传。此处是指他的多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的开头部分，下述《歌德与贝多芬》（一九三〇年）是这部巨著的第二卷。
[4] 恩培多克勒（约纪元前490—43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医生，政治活动家。罗兰分别论述恩培多克勒和斯宾诺莎的两篇专著于一九三一年合成一册出版。
[5] 罗兰于一九三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
[6] 见罗兰《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信》以及他称之为“忏悔录”的《向过去告别》等文。
[7] 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
[8] 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对苏联的挑衅。
[9] 当时巴比塞正在筹备世界反战大会。这次大会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改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10] 指罗兰的呼吁书《祖国在危急中！》和《反战。全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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