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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瓦·果戈理[1]
卢那察尔斯基
1924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果戈理的命运是可怕的。纵观全部俄罗斯文学史，大概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更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了。由于果戈理同时又是俄国的笑的能手，因而他那特别的黑色的侧影就更是令人感到戚然。
尽管你只要稍稍回忆一下，脑子里便会浮现出成百个喜剧场面、讽刺性的人物和面孔、以及令人捧腹的字句，但是至少在我，要想象出一个快乐的果戈理来，还是万分困难。
当然，他的机智曾经使一切有阅读能力的俄罗斯人，从那些笑得把铅字掉在地下的排字工人起到普希金为止，[2]哈哈大笑过，而且今天还在使每一个初等学校新生哈哈大笑，他们认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作品的时候，[3]总不禁要嘻开嘴巴来。
你可以凭着他的画像，努力想象一下这个乌克兰人的外貌，他的细长的、含笑的胡桃色眼晴闪耀着俏皮的神气和敏锐的观察力，他有一头茂密的头发，却经过细心的梳理，他满怀着特殊的信心，准备不时来一个赫列斯达可夫式的放诞行为，他经常吸取一切有趣的东两，然后把这批材料加以提炼，化为不朽的笑。
可是你心里无论如何保持不住这个形象。它又被另一个果戈理遮住了：那是一个黄黄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人，鼻子像是勉强被拉长了似的，两眼毫无生气，他驼背、笨拙，怀着无限的哀愁悲痛，露出深思的神情，他把他的手稿一页页地扔进火中，又用火钳去搅动它，当他看见这些稿子的时候：他的心完全被火焰吞噬了，但是面孔却发出奇异的神采，他的眼睛虽然有火光照耀，还是那么黯淡、深沉，由于痛苦太深，反而不再显得悲凉了。
当然，果戈理身上一开始就有许多矛盾，他的内心一开始就充满着叫他痛苦的因素。
例如我们知道，他的热衷功名是病态的，几乎是讨厌的。他满脑子近于狂妄的大梦想，有时简直成了一个天才的涅多皮斯金。[4]这功名心使他常常想解决他绝对无力解决的问题。后来他自己在赫列斯达可夫这人物身上，不仅带着笑声，还怀着内在的恐惧和愤怒，惩罚了他的病态的放浪态度。
这种充满妒忌和猜疑的过份的功名心很容易受到挫折。“俄罗斯文人”的悲惨处境更增加了这样的可能。即使果戈理有这些赫列斯达可夫式的作风，现实生活也会论与他的虚荣心以沉重的打击。有了他那独特的、含蓄的“帝国主义”思想，更是不得不遭受很多打击。这里显出了果戈理-赫列斯达可夫的另一方面：他的越其缺乏自信。
这原是常有的事：一个人表而上非常自负，有很高的企求和远大的梦想，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或者同这一切并列着，却是说不尽的羞怯——一个外省人的羞怯，一个从未享受琴瑟之乐的人的羞怯，羞怯有时使果戈理陷入了落落寡和与极端孤僻的心境中。
果戈理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的神奇的构思，如果受了什么刺激，大约是常常要成为泡影的。碰到那样的时候，他就完全心灰意冷了，一支绚烂的烟火毁坏了，他变得像落汤鸡，躲在角落里，心惊胆战地皱着眉头。
现在谁都知道，果戈理是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自然派作家。即使在他的概括性的作品里，他的正面典型也总是写得呆板而粗陋：例如，他的好些著名的描写——就让我们回想一下第聂伯河吧——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却变成了一堆浮夸的词句。[5]
这当然不是说，浪漫主义者果戈理一向是无力的。决不。乌克兰民族的许多神怪传说永远话在他的作品中，为大家所欢迎，他创造的那些有时叫人忍不发笑、有时又叫人不禁毛骨悚然的神话，也一定能够永垂不朽，为大家所欢迎。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撇开浪漫主义者果戈理，不能简单地说，只有当他从地主的野蛮世界找来身体的、实在的人物和场面作为依据的时候，他才有活力，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果戈理的浪漫主义精神是否适合他的灵魂的某个方面呢？当然是；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由于什么外来的影响，比如说霍甫曼或别人的影响。[6]果戈理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幻想，完全是他的天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果戈理也像高尔基一样热烈地渴望美。这几乎是一切艺术家所固有的共同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探索出来：在真正的美的领域内，他们所向往的天堂是什么，他们的梦想的极境是什么。
例如，我们从柯罗连科的全部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他在一步步地追求一种庄严雄伟的古希腊人的梦想、一种充满乐声和阳光的生活，在那里，在古典式的山水的背景上，明智而又具有仁爱的胸怀的人们，无论思索、谈吐和行动，都显出一派庄严的气度来。凌驾在柯罗连科作品中的全体俄国人之上，凌驾在他的全部仁慈、全部抗议之上，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在这一切之下，并且作为这一切的源泉的，是符拉季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的和谐的、宁静的、像通明雪亮的结晶体似的灵魂，它渴望给自己添上一个同样晶莹的、宁静的世界。[7]
那么契呵夫呢？在契呵夫看来，柯罗连科的理想世界也并太乏味了。他从来不喜欢也不能喜欢显豁的形式。他的理想世界应该处处显得高雅、精巧、充满着某种飘忽不定的色彩和馨香，它让人感到美妙，是因为其中有一种幽婉的自白，有一种对于隐藏在各人心里、或者甚至隐藏在自然界的耐人寻味的秘密的揣摩猜测……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夜的世界，一个短暂的、因而更值得珍贵的玩索的世界。这不是一支合唱的赞美歌，不是一座安稳穆肃的多立斯式建筑物，[8]而是从肖邦一直发展到特皮西的那种扑朔迷离的、发出不安的呼唤的音乐。[9]
比起新的俄罗斯文学中这两位深刻的爱美者来，高尔基不免略显粗糙。他的美有点粗犷，可是鲜艳，当他描写自然的时候，他的文字总是那么鲜明，它整个儿被颜色浸透着，有时好像一幅石印油画。
他需要碧蓝的天、碧蓝的海、金贵的太阳、鲜艳的花朵以及某种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目光炯炯的人物，他们穿着鲜艳的服装，跳着热情的舞蹈，他们尽情叫喊，唱着犷野的歌曲。他所向往的天堂是南国情调的茨冈的天堂。
但是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很怀恋我们想在这里用平淡的隐喻来加以说明的他们自己的天堂。这些天堂总是植基于内在的和协与好的因素的胜利上面，它们同现实生活之间的深刻矛盾给人带来了痛苦，而痛苦却孕育出了艺术瑰宝。
我已经说过，果戈理在这方面有点儿近似高尔基。如果把果戈理笔下最绚丽的自然描写，如果把他所创造的正面典型，把他的铁匠和哥萨克、少男和少女拿来跟高尔基的神话故事和半神话故事中的同类因素对照一下，马上可以看出某种近似之处来。可是，不管果戈理的梦想里有没有崇拜放浪的哥萨克古代生活的倾向，或者他是否模糊地感觉到乌克兰有一个充满欢笑与歌声的、能够让它那年轻的胸脯去领受阳光与和风的抚爱的幸福的未来，反正这个梦想同果戈理生活和成长其中的当时那个愚昧的俄国的虚伪生活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现在我希望读者不去注意梦想和现实矛盾的事实本身，而要注意文集在果戈理内心的种种特别的痛苦。本来，一切因素都只促使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得到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果戈理一定会作出最宏伟的幻想性的壁画来……如果能够为幸福的人类的乳汁所哺育，果戈理无疑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和歌颂幸福的诗人、歌颂自然界及其健壮的儿女们心中所洋溢的欢乐情绪的诗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生活不允许他走进幻想的王国，果戈理自己当然也意味到他不能这么做。这意思倒不是没有某个审查机关禁止他写作《塔拉斯·布尔巴》或《五月的夜》一类的东西，而是说他自己了解在残酷的现实的背景上，这样的作品没有多大的价值。果戈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做一个讲神话的人是可鄙的。
一面是存在于他的内心而且同乌克兰大自然协调一致的那个世界，另一面是庸俗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显著矛盾吸引了他。丑恶的生活面貌刺激着他，使他想给它一记耳光。
我们不仅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碰到这样的作家：他们用讽刺手法描写生活，狠狠地暴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切弊端，是由于他们内心有着深刻的浪漫主义精神、深刻的激情和美感。我要顺便提一提福楼拜。福楼拜实质上是一个梦想家，他只有在《萨郎宝》的气势磅礴的画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才把自己完全表现了出来。当然，这两部作品也沁透着哀愁，不过全书的气势是磅礴的。福楼拜在他的天堂中寻找的不是幸福，却是雄浑、强烈而饱满的热情，是一种激动人心的雄厚的精神。这些正是他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从这里不仅产生了他的迷人的现实主义、他那本我认为至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的奇书《包法利夫人》，并且首先是产生了无情的、辛辣的、过于露骨的讽刺作品《布法与白居谢》。福楼拜把他的黄金似的笔变成一支毒箭，对准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嘴脸射去，因为它出现在他的面前，遮住了他的全部远景，打破了他所有的美梦。
果戈理从浪漫主义转向讽刺，也是由于憎恨生活，而不是由于爱它。
敏感的人对社会具有某种自卫的本能。你们说得吧，有人责备歌德高不可攀，脱离了生活，马克思却说：“我们应该感谢歌德，因为他像乌龟一样躲进了他那挂着星章的部长礼服中，[10]他周围的鄙俗的现实才没有伤害或杀害他。”我这里引用的不是马克思原来的话，我手头没有他那篇当年由司徒卢威发表在起点杂志上的文章，[11]不过我担保意思是准确的，我认为他这个意见非常深刻。
从俄罗斯文学的实例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的确，难道果戈理不了解在泼留希金、梭巴开维支、胚士赫之流背后，在这些支配活魂灵的人类渣滓背后耸立着一个最大的地主——沙皇，不了解他们都是那统一的整体、沙皇地主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吗？以果戈理的大智，难道还不了解在他的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略布金-加布金和检事们的上头耸立着一个最大的官僚、最大的检事——沙皇吗？[12]还不了解这些对人民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俄国小官僚的狰狞的嘴脸，只是沙皇官僚专制制度这个大梦魔的一部分吗？他对这些自然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他也了解眼睛不能看得太高。亚比利对一个指责他的绘画的鞋匠说过：“皮靴以外的事，你不要妄加评判。”[13]沙皇审查机关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说了同样的话：安分一点吧。也许作者已经可鄙地诽谤过地主和官吏，也许当时就该伸出指头来吓唬一下，对他大喝一声“不行”了。如果他竟敢触犯高级僧侣、总督、部长和大资本家等等，“描画他们的尊容”，那简直是恶意宣传了。
读者不要以为每个“俄罗斯文人”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干脆，即是对自己说：没有办法，诚然在批评中碰不得市长以上的人物，只好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在这一点上，决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女人”对自己都这么诚实的。谢德林确实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无论如何不是果戈理也同样不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役的地狱之火烧伤以后，开始恭维专制制度和正义的时候，他是真诚的还是不真诚呢？只有迟钝透顶的人才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迁就现实而且撒谎了。只有对心理学无知的人才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完全信服，歌功颂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迁就了现实，但是决没有撒谎。他带着可怕的内心痉挛迁就，百般迁就，以至让内心翻了个过，他自己给自己施催眠术，使自己成为真诚的人，因为他所采取的立场在他的良心最深处找不到替它开脱的理由。好在透过这个天才用来替自己和他对现实的态度开脱的那些诡辩，还可以听到从他的地狱里发出来的、他所制止不了的呼号声。不管他怎样把他的憎恨转到别的方面去，怎样恭维猖獗的恶势力，怎样污蔑他从前反抗时的同志，骂他们是魔鬼，还是有一说革命的风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吹送出来，使他仍然比他在政论文章中所做的结论伟大得多。
以时间而论（以气质而论恐怕也是如此），果戈理是一个离我们更远的人，可是他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少些。如果说，当他决心描绘大财主、包税人、沙皇手下的高级僧侣和达官贵人的时候，他的笔也会突然折断，可鄙地摇晃一下就折断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由于那同一个根本的内心变化。我决不相信果戈理在正常的条件下，比方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立宪政体的条件下，会引起别林斯基的叱责，会替反动派效起劳来。他身上并没有什么极端反动的东西。假如说在果戈理的反动的音乐中，有时也可以找到真实深刻的音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些）的话，那是因为他本来很有才能，从而虽然费尽心机去作假，却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缘故。我还是要请读者注意：果戈理费尽心机去作假，并不是由于他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由于他已屈服于恶魔的权势之下，只好恭维恶魔，奉它为神明，也不是由于他有意识地背叛了什么。不，这个人只是太爱虚荣，同时又过于敏感，这个人的灵魂是由两种纤维织成的：近乎自大狂的名位欲和近乎迫害狂的猜疑心，[14]他内心对残酷的现实力量产生了半自觉的恐惧，他动摇了，内心完全失去了本色，以至他的真诚本身也成了虚假。根本的标准既已歪到一边，整个心灵也就不会正常，而这不正常的状态又固定下来，变成了个性。但是果戈理又确实不可能中止那隐藏在他心里的、反对生活的猥琐与丑恶的整个过程，所以他没有抛弃它，却将它表现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宜传——用教会和官府的名义宣传烦琐的德性，反对小人物的缺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果戈理把他内心所蕴藏的苛性酸投到了相反的方向，去反对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和空谈等等。这便使讽刺画家果戈理失去了力量。
多么可怕的命运啊！艺术家想为自己创造一个南国情调的美的世界，一个充满肉感美、强烈的意志、人的抚爱和自然的抚爱的笼罩全球的五月之夜，而周围却尽是狰狞的嘴脸，像癣似的分布在世界的颜面上。于是果戈理发出时高时低的笑声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时竟叫人觉得其中并没有什么愤怒的笑声，向这些妖魔鬼怪奔去，让它们照照镜子，它们一照，一定笑得透不过气来，然后就在空中消失掉。
可是，原来这面镜子只敢照照侏儒，而侏儒后面还有中号的、大号的和最大的地鬼，大得像山一样的残酷的妖怪，这些都是无法抗拒的力量，果戈理感觉到，只要他这个小小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朝地鬼盯一眼，它们准会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而他却要生活，要创造，于是在可怕的内心痉挛中，他的性格分裂了。他的眼力已经不行了。在梦魔所在的地方，他却看到了一群可望而不可及的光斑的形象、一付付庄严的模糊的面孔。他觉得，在他身边爬来爬去的讨厌的侏儒，不是别的东西的产物，也不是这些妖怪的狰狞的面孔、凶恶的面孔所由长成的基础，反而是同庄严的神明不相称的一个污泥塘，由于上面所说的他的内心痉挛，在他看来，主宰世界的怪物已经变成神明了。
因此，这也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果戈理倒是不愿轻易动笔的。可是对荣誉和庄严的热烈渴望激动着他的心灵。这种渴望已认得到满足，并且在光荣的道路上像和照的阳光似的照耀着果戈理。他感觉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了他，他是普希金的接替者，是献身于全俄国文学的主要人物。他把他的任务看得很崇高。他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于是他训诲，他说教，他威胁，他嚷嚷，但是——可惜！——他说的话完全不对，他完全找错了方向，他的一切说教不仅没有永远为他增光，没有在俄罗斯作家英灵殿中给他的面孔围上灿烂的光辉，反而变成了一片发臭的云雾、一股乌烟瘴气，有时完全遮蔽了他那付毕竟对我们很珍贵的面貌。
果戈理晚年结交了一个神父，[15]后者玷污了他身上一切欢乐的东西、一切创造性的东西，他忍气吞声、战战兢兢地顺从着，他怀疑，他毁灭自己，这些年份对他是一种真正的酷刑。
这个在我们面前蜷缩着的人，这个枯瘦的、长鼻子的、两眼毫无生气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个将自己的心血付之一炬的人是谁呢？他是一位天生的伟大作家，歌咏幸福的诗人，气度庄严的空想家，开朗的笑的魔术师，可是他已经被专制制度的铁棍打得折成了两半；专制制度以及跟它互为因果的整个俄国生活，一同把果戈理的头和心踩在脚下，因此他现在像一条虫似的蜷缩着，不敢反抗，或者虽然反抗却找错了目标，他还在蠕动，希望自卫，可是他动得不对劲，动得没有结果。
差不多在每个俄罗斯作家的坟墓面前，在拉季谢夫、普希金、圣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坟墓面前，差不多在所有这些人面前，我们都可以对旧俄国宣布最严厉的革命的诅咒，因为他们不是被它杀害，便是被它摧残、压迫、伤害过，被它引上了错误的道路。如果说他们仍然成了伟大人物的话，那是跟这个可诅咒的旧俄国背道而驰的，而且他们身上的庸俗的、虚伪的、欠缺的、软弱的地方，都是它所造成的。
[1] 本文初次发表在1924年第12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
[2] 据1831年8月21日果戈理给普希金的信上说、排字工人在排《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时候，无不大为开心。
[3] 即果戈理。
[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斯捷潘契科沃村》中，写了一个庸碌而又爱慕虚荣的人物福玛·奥皮斯金来影射果戈理；卢那察尔斯基把“奥皮斯金”改成“涅多皮斯金”（意为没有写完自已想写的东西），以示果戈理大志未酬，略有嘲讽意味。
[5] 指可怕的复仇第十节中关于第聂伯河的描写。
[6] 霍甫曼（E.Hoffmann，1776——1822），反动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7] 即柯罗连科。
[8] 多立斯式，古代希腊的一种建筑式样。其特点为朴素庄严，给人以安定的感觉。
[9] 特皮西（C.Debussy，1862-1918），法国印象派作曲家。
[10] 歌德曾在魏玛公国担任部长等要职。
[11] 司徒卢威（П. Б. Струве，1870-19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论和哲学家，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12] 前二人是《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检事是《死魂灵》中的人物。
[13] 亚比利（Apelle），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画家。
[14] 自以为受人迫害。
[15] 指反动的玛特威·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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