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效者（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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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者

　　当代互相进行斗争的党派为了要打倒对方而乐于使用的种种指控之中，占着第一个位置的是指控对方为“仿效者”。这种指控最常用于对卡尔·马克思奠下基础的建筑作进一步研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并且不只是他们的敌对者（那些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或是即使懂得也装作不懂的人们）这样指控，并且连不久以前其“群众”还隆重地被号召去与“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进行斗争的政党的党员们自己，也在作这样指控了。

　　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考察这一具体事件，但关于“仿效”问题的解释还是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下的。如果“群众”必须起来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那末他们首先应该知道，他们根据哪些特征才能区别“马克思的仿效者”。不然的话，岂非会弄到这样的情形：人们建议“群众”去反对某些人物，指给他们看说，这是“马克思的仿效者”，而我们却与那些抱着拯救党的火热愿望而发出战斗的呼声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我们党内同志们的煽动方法离得很远。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用这句话在实质上究竟说的是什么。

　　仿效者这个词，按其语源来说，意思是“较后出生的人”，因此，就这个一般性的词义上说来，在哲学史上总是只存在着一些仿效者的。就是最古的希腊哲学家（对于我们的科学认识说来，我们的历史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也是埃及、波斯，或另外某一种东方智慧的仿效者、追随者。因此，一切科学家，甚至最伟大、最具天才的，也都是这样的仿效者。没有一个个人能够与过去的精神遗产一刀两断。也许，这正是对于人类的完善性所设置的一个界限。歌德不是说过吗：你是可怜的，因为你是后代。就是这个歌德，他在他的警句中更形象地描写了竭力想跨越这个界限的人会走到哪里去：

　　有人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
　　我没有我想追随的老师。
　　而且，我也完全不想向古人学习什么东西。”
　　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他，那这就是说：
　　“我是以我自己为榜样的笨蛋。”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我们玩弄文字，就这样的一般词义说来没有人可以指摘任何人为仿效了。就这个词的消极的意义来说，仿效者只是那些丧失了自己的创造能力，老是反复咀嚼老师的话，而不懂得这些话的精神，或是说得更正确些，无力使这种精神朝前进的历史发展方向推进的人们而已。要知道，没有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但谁都不会想到根据这一点而称他为黑格尔或李嘉图的仿效者。不过，那些只会盲目地重复黑格尔和李嘉图的话，从而成为不好的意义上的仿效者的人也还是够多的。我们决没有反驳这一点的倾向。黑格尔派中有许多人，他们的姓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够出名的，但公正地说来，现在已被忘却了；只有那些能把黑格尔的哲学朝前进的历史发展方向推进的人们的名字（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在神学方面，费舍尔在美学方面，拉萨尔在法学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必说了），只有他们这些人的名字是传下来了。关于黑格尔如此，关于李嘉图，事情也是如此，不错，也许情形更不好一些，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声名传遍全世界的德国自由贸易主义者们的李嘉图，是早已被人大为歪曲了的、被英国（科布登）、法国（巴师夏）、最后是德国资产阶级（普林斯—斯密特及其一伙）的实际利益所玷污的李嘉图了。因此，这些仿效者的大部分都已公正地被遗忘了，但同时，那些能使李嘉图所播的丰产种子更进一步发展的人们——我们还是故意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如，穆勒、屠能和洛贝尔图，直到目前还享受盛誉。

　　但是，让我们回过来讨论“马克思的仿效者”吧。对于他们，情形和对于黑格尔和李嘉图的仿效者略有不同。黑格尔也好，李嘉图也好，他们每人在自己的范围里，在自己的族类里，都自称奠定了体系和发现了永恒的规律。历史的发展通常总是很快就会否定这种僭妄，因此也很快就会把自己的最初的学生和假冒的追随者区别开来的。但马克思所自许的只是发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从一开始起就象一把扫帚似的把一切绝对体系和一切永恒规律都一扫而光了。因此，“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就关于黑格尔和李嘉图的仿效者所说的那种意义上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只会重复老师的话，居然想把用他的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当作永远攻不破的原理的人们，简直就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未重复他的话，而只是在否定他而已。

　　但是，人们也可以把科学方法作为是不科学的刻板公式加以使用的——这特别是恩格斯经常警告人要加以防止的危险；也许，“马克思的仿效者”也以这种意义存在着吧。但如果这种人是确实存在的，那末要消灭他们就不能只用这些或那些口号，而也只有用“论证、精神和力量”才行。只要更正确地运用这种方法而获致较好的结果，或用另外某一种较正确的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对立起来，那末就可以驳倒他们了。例如，如果一个“马克思的仿效者”写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就也出版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那末，对于这样做是绝对无可反对的，恰恰相反，这倒是驳倒马克思所发展的科学方法（如果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或是证实这种方法（如果它是正确）的真正好办法。

　　但是，反对“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只在很少例外的场合采取这种办法。通常，他们满足于诵念一切可能的口号，或是，在最好的场合也只不过对这种方法进行理论上的、最精细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则是得不到什么结果，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这个布丁也只能在吃的时候才能作出评价来。

　　近十年来，我们的反对者们在这些无益的争论上花费了多少力气、多少时间；他们也剥夺了我们多少力气、多少时间；如果把这些力气和时间花在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实践试验上，那末这些力气和时间真可以带来一千倍的好处——想到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感到某种程度的惋惜。所有那些用最平凡的力量、并获得最平凡的成绩从事这类试验的人们，完全不盲目地死抱住老师的话，而是以老师的精神行动着，而骂他们为“马克思的仿效者”的人们本身倒反而是就仿效者这个词的最不好的意思说来的仿效者，比许多德国的黑格尔派和德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更糟的仿效者。

　　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为人爱喊的口号：回到康德去！回到朗格去！康德的伦理学是完全适应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资产阶级条件的；关于每天由大工业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产生的精神冲突，那是康德完全没有任何概念并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点观念的。回到康德的伦理学去——那就是意味着企图用一件小孩子穿的破衣烂衫去掩蔽一个巨人的身体。这就是意味着援引老师的早已失去历史意义的言语，一句话，也就是意味着最不可救药的仿效。

　　朗格的仿效者们情形亦然。我们认为朗格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而尊重他的；他无疑地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工人阶级的真心朋友。但对于他的科学意义还是不应该看错了的。他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杰作。但是，他的两大卷的《唯物主义史》却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字不提。他不但不了解、甚至并未看到它，虽然他已那么切近地走到它跟前。因此，回到朗格去，——那就只是意味着把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完全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而这当然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仿效者”这句话所扬起的骚声的重心。

　　我们完全不想卫护这些作恶者，而且，《新时代》的篇幅也是最不宜于那样做的地方。如果这些罪人犯了罪行，那末就把他们消灭掉吧。但最好使用只在科学范围内使用的武器来消灭他们：用最好的研究结果或最好的方法。在这尚未完成之前，“群众”还会认为“马克思的仿效者”，比起那些早已被无产阶级斗争的巨浪抛到岸上的任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仿效者们，是更好的同路人。

《新时代》第27年，第1卷，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