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布鲁诺·鲍威尔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德国资产阶级在古典哲学中把自己的前程和目的，在某种程度内作成世界史的记录。它刚一发展了自己的物质力量，这份记录就成为一张废纸了。工业把自己的旗帜在从工厂的烟囱里升起的烟柱里愈自由地招展开来，云里雾里的哲学创作品就愈迅速地倾塌了。
但是，资产阶级哲学当然不能就这样简单地在资产阶级经济中退休的。它曾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英雄时代，它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拍卖给平庸的营利精神、银行和交易所、对这份遗产从来没有一点欲念的不学无术的工厂主。虽然它们共同进行过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但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哲学与资产阶级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种冲突已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已不自觉地存在，但还没有明白地被认识，第二个阶段，它已被明白地认识，但还不能解决；最后第三个阶段，由于哲学在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也在哲学中找到了道路，它就被克服掉了。
卢格和施特劳斯属于第一个阶段。他们作为哲学家进行反对浪漫主义的斗争，但归根到底他们两人或由于自愿或由于不得不然，都是为资产阶级而斗争的。他们在哲学的废墟上筑起自己的小屋，并把俾斯麦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看作为自己的理想的某种多多少少的实现。与他们相反，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则是第二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从来也未能接受这种信仰，即资产阶级的世界是他们的世界，或一般的永恒世界。后来，鲍威尔曾给了俾斯麦这样一个轻蔑的一针见血的评语：“不是制造历史、而是制造插曲的人”；费尔巴哈每逢谈到他，总是称他为“普鲁士的鞭子”竭力加以诅咒。但他们两人始终不能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定居下来；他们始终是莫知所从地在哲学的废墟间彷徨徘徊。
虽然如此，在他们两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不是肩挨着肩，而是背对着背站着的。鲍威尔纺着唯心主义的纱线，直到它在他手上断掉为止；费尔巴哈则公开地与这种哲学决裂，跨出了最终战胜它的初步。
布鲁诺·鲍威尔出生在萨克森某一小小公国，就他整个性格上说是一个北德意志人。他也可以说是柏林人，这个“有厚厚的沙土，淡淡的茶以及俏皮无度的人们”的柏林，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在这方面他是施特劳斯的完全的对立物，对于施特劳斯说来，德国北部的生活就象鲍威尔这个人和他的活动一样地不可忍受。施特劳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里采取了实体，作为福音书的创作本原，鲍威尔则出于同一目的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里挑选了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批判，虽然如此有力地勾销了福音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但仍旧还是神学，因为福音书是圣灵传授的呢还是基督教公团的无意识创作的果实，在根本上是没有差别的。鲍威尔则在这里解决了施特劳斯的“神秘”观点：即在“实体本身的发展所趋向之处，也即是趋向于观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趋向于真实的存在，无限的自我意识”。把黑格尔式的语言译成普通话，那末就是：他指出，福音书是某些作者的著作，这些作者是为了要达到一定目的而写下这些著作的。
鲍威尔的这种见解使他完全拜托了对于福音书的任何敬意，他和神学作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错，自我意识创造了福音书，但这是从自己之中出来、与自己本身相矛盾、异化了的自我意识。鲍威尔在1841年发表的对福音故事的批判中，就已发生了一点萌芽，这个萌芽要经过比一个世代还长的时间，才能在它对于基督教起源历史的研究中，发展成为开辟新道路的见解。鲍威尔宣称，罗马的世界主宰者把一切权力集在自己一人身上，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生与死，他毕竟也有一个敌对的。但终究还是兄弟的兄弟，那就是福音故事中的人之主，这个人之主吹一口气即能制服自然，使自己的敌人拜倒在地，他已在地上称自己为世界的主人和裁判者。在基督教这个宗教里，脑力抽象活动的吸血鬼，从人类那里把它的全部精力和汁液、它的全部血液和生命，直到最后一滴，全部榨取尽了。在死灭了的世界的废墟上，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精疲力尽的“自我”，但这个吞没一切的“自我”是害怕它自己的。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当作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和自己对立起来，然后在恐惧和战栗中，开始在这个力量面前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而工作，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异化。但是，人类为了要能更切实地准备自由，并且在最后自由终于被争得的时候可以更深入地抱紧它，人类就须在对自己的影子作奴性崇拜中受教养，那时更新清醒过来的、了解自己本身的、领悟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才会君临于自己的自我异化的创造物。鲍威尔就是这样不顾一切地勾销了神学，而且并不仅只勾销它而已。
无止境的自我意识不能忍受任何一切阻拦。它手上执着批判的武器推翻了任何“稍稍限制了它的真理普遍性”的“肯定的规定性”。它勾销了一切社会和国家中的建置，只要是它可以证明那是具有限制性质的；不用说，那只是在它的观念中勾销而已。因为自我意识哲学一如基督教一样，是活在脑力抽象里的。不仅如此，它而且还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唯心主义思辨所呈现的狰狞面目没有比在“批判的批判”中更令人憎厌的了，“批判的批判”把一切都归结为纯粹精神，并以无法形容的轻蔑态度对待群众。布鲁诺·鲍威尔作为波恩大学的一个讲师，受到艾希霍恩大臣一次纪律处分之后，就移住到柏林去了。他和他的弟弟埃德加尔以及其他的左派黑格尔分子，在柏林以“自由人”的角色出现，这个“自由人”在激进的词句方面“越走越远”，并且在哲学方面完成了被柏林的俏皮话讥笑为“Alles verrungenieren”[1]的功绩。
但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他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最后的合理的支柱[2]。谁不抛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不会抛弃神学。认为自然、实在是由观念建立的黑格尔学说，只是神学的合理表述，根据这种神学，自然是神所创造、物质性的存在物是由非物质性的即抽象的存在物所创造的[3]。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范围内的斗争。这两位都超越了黑格尔，他们中每一个都把绝对观念的一个方面作了彻底的发挥：施特劳斯——与人类分离的实体、自然；鲍威尔——与自然分离的人的自我意识。与他们相反，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的观点对整个黑格尔作了批判，把绝对观念溶解在以自然为根据的真实的人里面。他铺平了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的途程。
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一样是个德国南部人，但与施特劳斯不同的是他具有火热的、热烈的性情、战斗的天性，好象是天生适合于实际生活的熙熙攘攘似的。他在许多方面象莱辛，他很喜欢读莱辛的论战性文章；但可惜得很，他在另一方面也很象莱辛，德国的恶劣条件始终不让他充分地舒展怀抱。他在莱亨贝尔格所受的考验，多么清楚地使人想起莱辛在伏尔芬比特耳所受的苦难啊！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是他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本著作从所有的思想健全的德国人的眼上洗掉了唯心主义幻象。它具有过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了要求得关于这种解放作用的正确概念，一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就必须亲自体验过它[4]。费尔巴哈恢复了实际的人的权利。人从自然的土地上长大，而自然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着的，对于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存在物。除了人和自然以外，什么也不存在；天上的存在物只是宗教幻想的产物，只是人类的幻想的反映。一如人对于人是最高的存在物，同样，人对人的爱也是最高的法律。费尔巴哈用吸引人的语言发挥了这种思想，他的语言的冲击力量在黑格尔主义的雾气所吹动的枯叶的沙沙声后面，象是充沛的生命那样起着作用。
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从死灰中复活过来，但是，由于一直还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的落后条件，他所没有成功的是解决这一课题：即把新获得的唯心主义内容接纳到唯物主义中来，一如康德把新获得的唯物主义内容接纳到唯心主义中那样。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培根曾经说过，他不愿意做粗暴的经验论者，象蚂蚁一样只是采集和消耗，他也不愿意做抽象的唯心主义者，象蜘蛛一样从自身拉出织物来，他但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象蜜蜂那样，从果园和田野上的花朵里吸取质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把它重新加工。费尔巴哈也把自己比作蜜蜂，只是他是那样说的，蜜蜂在冬季吃掉夏天采集来的东西，他却在冬季作为思想的人吐出他在夏季作为自然的人而吃下的东西。
对自然进行思考的直观，是这个思想家所回绕着运转的太阳，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可能同自然科学的日见增长的进步保持同一步调，因为德国政府的虔敬主义阻断了他踏上高等学校讲坛的通路。费尔巴哈感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不充分性，关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曾富有特色地说过，向后退时，他是完全同意唯物主义的；但往前进时，他就不能同意了。但是，他没有能清楚地理解，人不只生活在自然里，并且也生活在社会里，唯物主义不只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更不必说对这事实作详尽无遗的评价了。国外的广大世界对他始终是陌生的，甚至他的德意志祖国这一小小的世界，他也是与之相隔绝了的。光荣的贫穷把他锢禁在一个闭塞的乡村里，对于自然的爱则为他把这个闭塞的乡村作成了自愿放逐之所。对于他说来，真正人的东西只有人的理论行为；他把理论的立足点称为人与世界之间和谐的立足点。
费尔巴哈所知道的社会实践只有犹太小商贩的肮脏形式。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犹太教作了分析，认为它是营私利的宗教。他写道：“对于一个希腊人，自然是一颗金刚钻，他看不厌它的色彩的令人惊异变幻、它的整整齐齐的形式，它的天空般的明朗和透明；他看见自己的纯洁的、未受任何讲实际的利己心所混淆的精神在它之中反映出来；他在自然里看出理性、精神，因此对于他说来自然是永恒的。简言之，希腊人是用一个热情的矿物学家的眼睛来看自然的；犹太人则用老是计算着自己的买卖的矿石商人的眼睛来看自然。直到现在，犹太人还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他们的原则、他们的神就是讲世界的实际原则——利己主义，而且是宗教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一个不让自己的仆人陷于不幸的神。利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神论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自己。利己主义使人准备好、使人集中精神来为自己，但它使人成为在理论上是狭窄的，因为它怂恿他漠视一切与他的‘自我’的幸福无关的东西”[5]。如果犹太人赞美自然的伟大，那只是由于一种打算，胜利者即出于这种打算而夸大自己的敌人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荣誉的。因为，对于他说来，自然的伟大就是耶和华的伟大，这种伟大则以最大的光辉表现在于以色列人有利的奇迹中。
这种观点在鲍威尔那里得到了共鸣。他说，基督教国家以一定的方式限制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活动，但犹太人躲藏在市民社会的隙缝里，象伊壁鸠鲁的住在宇宙的空隙中的神一样，在那里他们可以豁免一定的工作。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是一头替罪的羔羊，他把物质的东西都倾倒在它身上，为了可以让绝对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识能更无碍地在自身之中打转。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思想家，他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只要克服掉自己的宗教，都能够得到自由。对于基督徒，这一点比较容易办到，因为他们的宗教在不可遏止地自行解体。但是，对于犹太人说来，那就非常之难，甚至不可能，因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反对历史进步，并由于对一切民族的憎恨给自己建立了一种最不可思议、最狭隘的民族生活；对于一个以奸诈和狡猾为宗教、用那种宗教来满足最为官能的需要的民族，那一点是难于办到的。只要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还是基督教的国家则更其不能解放他们。
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所知道的资本只是犹太人高利贷的最为萌芽状态的即中世纪的形式。他们只能从哲学上来对待它的惨无人道的本质；从经济上他们简直无力理解它，更不用说战胜它了。
摘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部，第7章。
[1] 这个词，德文本疑误，俄译本作”Alles verungenieren”，意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或“使一切东西都看成为无所谓的”。——译者
[2]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版，第115页。——译者
[3] 参见同上书，第114页。——译者
[4]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维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译者
[5] 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版，第146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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