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1904年7月20日）
今年7月28日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年纪念日。他出生的那年，正是康德逝世那年，康德所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正好为费尔巴哈了结。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他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幻想。他的不幸是，他未能给自己开辟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们不能指派自己那样一个任务，即在这里以较坏的形式。重复恩格斯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经典著作中，早已充分明白地确定下来的东西。我们倒不如做一点对费尔巴哈这个人了解得明白些的工作。他出生的家庭一连三代出了整整一系列杰出的人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刑法学家安瑟伦·费尔巴哈，安瑟伦的几个儿子都获得了相当的声名，一个是考古学家，一个是法学家，第三个是数学家，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路德维希，是哲学家。孙辈中的一个是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是火之激流[1]：他们都是天性热爱生活，具有锐敏的灵魂感受，并且大都是过早地就象一把火一样烧尽的。活得最久的是路德维希。他活到六十八岁。如果他在进行“基督教的切腹分娩”之后，在他的生命和声名的正当中天时去世，他倒可以免去几十年病痛的折磨了。
初初一看，不可想象还有比父亲安瑟伦和儿子路德维希之间更对立的性格了。一方面是一个哲学家，满足于微末的收入，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消磨在德国乡间的很艰苦的条件中，拒绝一切身外之物，对于一切世俗之务，或是至少可以说对于与世俗事务接触，采取无条件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是巴威的枢密参事，以后升为枢密院议长，据有着浮华的地位，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侧身宫廷，经常不断地被卷入与一切阴谋诡计进行的角斗之中。但正是在这种角斗中，他表现出了毅力、机警和灵活。这些品质明白地证明，他虽然在学术界有那样的地位，他又是多么有力，他从整个天性上说是和生活纠结在一起的。但在最深厚的根底上父子二人又是同属一类的，这个儿子也能够象这个父亲一样地说：我是生来为了角斗、为了作战的。
这两个坚强的头脑很早就互相冲突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一封完全表现了他的整个性格的信里，向他父亲表示他拒绝学神学的意愿时，他还只有二十岁。这封信里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已在神学的囹圄里活过、存在过、感受过、思想过。我曾坐在那些泉源的旁边，神学从那里象一个美丽的山林女神一样，青春常在地升起；我也曾坐在那片火烁场旁，神学在那里象一个女巫似的，变成满脸皱纹、伛偻着身子、象晒干了的苹果片那样萎缩干瘪了；我曾经能够愉快地和歌者大卫[2]一同欢呼；冬、春、夏、秋把他的深刻的不同感受向我呈示，他的迷人的牧歌示我以人，他的庄严的赞歌示我以神；我曾经能够和耶利米[3]一起哀哭神所赐福的城的灭亡，我曾经和以西结[4]一起对被诅咒的民族表示愤怒和威慑，因他们的残忍而降给他们诅咒、还加上象基路伯[5]所携带的雷电。我曾和使徒们周游圣地，并且直接从主的口中吸取他的教示的蜜汁：我是曾经和神学一同生活过的。但现在，它已不能满足我，它不会给我以我所要求的、我所需要的东西，不会给我以每日的食粮、我的灵魂的必需营养；对于十字架上的受苦者它不肯给予一口渴望的凉水，反而给以一块浸饱醋的海绵。对于我，巴勒斯坦已太狭小，我必须、必须走进广阔的世界里去；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把这个广阔的世界负在肩上。人类的历史从东方伸向西方，我要离弃少年时代的、美好的东方的魅力而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回到深刻的严肃性上来，回到德国哲学的成熟的、健全的理性上来。如果我不得不继续因居在神学的囹圄中，那末我就违反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性，违反自己本人的愉快，违反自己的兴趣、愿望和倾向，而从自由人变成奴隶。那我就必须没有脚而走路、没有空气而呼吸；对于我，神学已经死亡，对于它，我也是死去了的……回到它那里去，那就意味着使已经成为不朽的灵魂，回到它已抛弃了的尘世的臭皮囊中去；因为哲学赠给了我不朽的金苹果，让我享受永恒的幸福，平静和与自己一致。”这篇动人的自白对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应该采取最紧急的措置来恢复儿子的精神健康，以哲学为形式的胡涂，在这些极荒谬的、粗野的、混乱的狂想中暴露出来了。然而，安瑟伦·费尔巴哈很知道儿子的性格，又因为他自己也曾以这样的方式，从他父亲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所以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他写给儿子的回信说：“我深深相信，要说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要你想到你将遭受到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作用，因此，我们任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行事，任你委身于你自已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自己去尝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不错，悔恨固然从来没有叩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门，可是，“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至少是他父亲所意味的那种，他毕竟身受了。
费尔巴哈的第一篇著作就使他不可能走上学术前途；而学术前途，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代里，是唯一能给他以获得相当独立地位，并从事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可能的前途。有若千年之久，他在爱尔兰根过着充当讲师的困苦生活，获得教授职位的希望即使也曾出现过，都一个接一个地幻灭了。从1836年起，他卜居昂斯巴赫附近的布鲁克贝尔格村；作为是他父亲的儿子，从巴威国库里领取的一点抚恤金、他妻子的一点嫁奁，以及从他的著作上所获得的一点版税，使他可能维持一个清苦的生活。但是，他的离群索居于穷乡僻壤，在他的生涯中完全不是悲剧性的灾难；光辉和荣誉的时期对于他正从此而开始。费尔巴哈持有伽利略在他以前很久就用下面一些话表述出来的见解：对于思辨的头脑，城市就象是监牢，而自由的农村生活则是一本自然的书，这本书对于想读它、并用自己的理性研究它的人总是打开着的。费尔巴哈用类似的话来抗御任何对于他住在布鲁克贝尔格的诘难；他爱乡村的孤独生活，并不是由于那句赞美幽居的古老成语bene vixit, qui latuit（默默无闻的人，生活得最幸福）那种意义，而是由于他认为这种孤独生活是一种泉源，他可以从中汲取斗争的力量，由于这种孤独生活满足了一个思想家的需要，由于这种孤独生活可以阻止那压倒他从观察整个宇宙而来的些微的和音的每日的喧骚，由于他努力要从观察自然而获致对于自然的感性的、直接的感知，并且永远靠近着一切生命，以及生命的秘密的伟大原始泉源。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费尔巴哈虽然过着乡间生活，他仍是当时伟大的斗争中的先进斗士之一。就在费尔巴哈移居布鲁克贝尔格之后，阿诺德·卢格开始出版《哈雷年鉴》，在这个刊物上费尔巴哈盖上了他的精神印记，特别是在作为《哈雷年鉴》的续刊的《德意志年鉴》上，也盖上了他的精神印记。这是一种巨大的解放工作，这种解放工作后来在1841年出版、并且如恩格斯所说使“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了”的《基督教的本质》中达到最高点。人制造宗教，而不是宗教制造人，在这一论点中包含着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的要点，费尔巴哈从此之后没有再能写出比这部著作更好的东西来。激起了三月革命前反动势力的恼怒，使他们要用警棍扑灭在德国谈哲学的最后一点自由的，主要就是他的著作。卢格的刊物被禁，于是，哲学反对派由于不愿意懦怯地投降，就不得不迁移到国外去了。投降是不合费尔巴哈的性格的，但他也没有能勇敢地跳入在死沉沉的德国四周沸腾着的汹涌的大海。当卡尔·马克思用火热的语句邀请他为《德法年鉴》撰稿时，费尔巴哈固然对这事很感兴趣，但终于作了拒绝的回答，那一天成了决定他的一生中的不幸命运的日子，虽然发信者和受信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1848年的风暴突起之时，费尔巴哈已完全站在活的现实之外了。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革命运动。他只有一次，在海德尔堡大学生的请求下，于1848年12月到1849年3月在海德尔堡作了关于宗教哲学的讲演，但就是这事也使他认为作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从海德尔堡写给他的妻子的信里说：“从那时候起，我经受了人所能忍受的最艰苦的经验。我感到对于你，对于布鲁克贝尔格，对于我的旧有的、平静的、简朴的、但仍旧还是那么丰富多采的生活的无限怀念。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快、可怕、可厌”。不错，反动势力的得胜并没有压倒费尔巴哈。当他的一个年青朋友卡普建议他移居到美洲去的时候，他不无自尊感地回信说，“在美洲，象我这样的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什么也不是了。但在欧洲，persona ingrata（不受欢迎的人）是一种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政府的眼中钉，宗教的和世俗的警察的绊脚石，使它日夜不得安宁”。这种见解曾为费尔巴哈增光，费尔巴哈也并不隐瞒这种见解，然而，当他认为反动派对他有良好作用时，他就自己骗自己了。
它终于还是完完全全使他麻木不仁了，那并不借助于什么外部的手段，而只是由于费尔巴哈不再能理解掠过革命风暴的世界了。在五十年代，他花费了很大的劳动、经过难以表述的努力，著成了他的《神谱》；这部书他始终认为是他的精神活动的最伟大产物。当没有一个人，不论是敌人或友人，对这本书给予任何一点注意时，他是深深感到失望的。而事情则是相当简单的。卢格说，《神谱》所包含的只是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已讨论完毕的题目的变体而已，这个批评是相当轻率的，费尔巴哈有理由生他的老朋友的气。但是，在那句评语中包含着一个正确的看法：费尔巴哈仍旧还停留在十年前他已到达了的地点。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抛弃了正因为理解黑格尔所以走得比黑格尔更远的费尔巴哈，找上了从不理解黑格尔并且一直咒骂他的叔本华的，已不再站在这里了。当然，用咒骂这种聪明办法并不是能够摆脱哲学的，但是，能把必需的辩证法重新注入发了财或则要发财的市侩们的头脑里去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
费尔巴哈最表同情的本应该是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他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决不会让毕希纳、摩莱肖特、伏格特等人的说教在他身上除了激起一种极混杂的满意感之外，再激起任何其他东西。在这以前，他是和他们一路的，在这以后，他就不跟他们一路了。在评介摩莱肖特的一篇著作时，他写下了一句后来为千百个追求学术前途的人所反复鞭挞的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当1859年又有较清新的空气出现时，费尔巴哈对于德国统一问题却只会说一句稚气的对句了：普鲁士有的是头脑，但没有心肝；奥地利有的是心肝，但没有头脑。
然而，脱离斗争虽则使这位天生的斗士的精神荒怠了，他终究还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引起了无数恶骂的名句：“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就可以弄明白，费尔巴哈只是想用这句话陈述一条深刻的真理，在人类的大多数还生活在与人不相称的条件下时，关于人的道德就只能以伪善的意思来谈论。1859年，费尔巴哈在德意志的二元论面前是完全没有办法了；但他对1866年普鲁士的胜利则作了下列警句式的巧妙评语：“当然，由于不站在奥地利方面就没法来反对普鲁士，所以就只得站在普鲁士方面了。那些小朝廷至少有一部分是被消灭了，那也是不能不感到高兴的。但是，当你想到，普鲁士的胜利所追求的只是与小朝廷相同的原则，不过规模较大而已，那末这种高兴就会引起痛苦。有人对我们说，这是走向统一的步骤；但是，这也是走向服从一个在本质上与作为服从者的其余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家的步骤。”
当费尔巴哈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不住在他所恋恋不舍的布鲁克贝尔格。如果说他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为了要得到幽僻的乡居而离开许多先进的斗士，那末，他在垂死之年丧失了他的哲学家的安静的角落，就是对他的过错的过重的惩罚了。他一生中最后十年，是在纽仑堡附近的莱亨贝尔格度过的，在那里他自己觉得象是“没有花盆的花，没有河床的河，或没有画框的画”。这是折磨人的岁月，就象莱辛在伏尔芬布特尔在他的受魔法所诅咒过的古堡里所度过的岁月一样。在这些贫病交迫的年月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总算还来得及看见德国工人运动的萌芽，并且怀着善意的关怀留意着它的最新出版物。把这位死去的思想家送到墓地上去的巨大行列，主要是由工人们组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逝世于1872年9月12日。
他现在安息在纽仑堡的约翰公墓，那也是阿尔布莱希特·杜勒和汉斯·扎赫斯安眠的地方。德国资产阶级让他死于饥饿之后，有一个富有的资产者在他的墓上建了一座雄伟的圆柱。但是，费尔巴哈为自己建立的纪念碑比这块金属更坚固，因为他是永远守卫着德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解放者之一。
《新时代》，第22年，1903—1904年，第2卷，第513—517页。
[1] 费尔巴哈这个姓，是德文“火”，“流”的谐音，所以梅林这样说。——译者
[2] [3] [4] [5] 大卫是《旧约》中《诗篇》的作者；耶利米和以西结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基路伯是基督教神话里的天使。均见《旧约》。——译者(“基路伯”在原书中每个字左侧有“口”字旁，录入时无法打出。——录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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