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拉萨尔（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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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拉萨尔

（1894年）

　　这是一个奇特的巧合：历史上伟大的鼓动者之中，拉萨尔最爱戴的也许莫过于乌尔利希·冯·胡登了。他正好和胡登一样，死在同一个日子，死在自由的瑞士，同样饱受讥笑和奚落。三十年前，欧根·里希特尔还是一个年青人，但已经丧失任何正当的灵魂活动了，由于他的使灵魂疲惫的对资本主义效劳，对于拉萨尔的遗体没有任何仪仗用大车拉到坟地去一事，在愉快的叹息中吐露了他的全部温情。可以设想，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雇佣文人——可惜我们现在关于他们已一无所知了！——对于胡登在没有任何仪式之下被埋在乌夫瑙岛上，在他的墓上连一块可供后人指点这是这位勇敢的骑士的遗骸安眠之地的墓碑也没有，也是曾经感叹一番的吧。

　　虽然如此，在胡登和拉萨尔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的。胡登是一个没落阶级的先进斗士，他的一生事业是跟他一起被埋葬掉了。拉萨尔则高举起那个刚开始准备进行世界历史性斗争的阶级的旗帜；并且，要到在他的遗体上面垒起墓丘的时候，他所作、所说、所想的东西才开始胜利地行进。在他过早地逝世之后这几十年中，他就象一个完全未死的人那样在活人中间生活着和行动着。在这一段长时期里，他的火焰般的雄辩一天又一天地总是在重新激发人的敏感的灵魂，使感到苦闷的人坚强起来，安慰着失望者，吸引着斗争者前进。今天，拉萨尔可以含着安详的微笑，就用在他生前统治阶级的大莫卧儿带着嘲笑投掷给他的那一句话，转而投掷给曾经憎恨他、折磨他、迫害他的人们了：你们能做些什么呢，可怜虫？

　　如果可以根据丰富的一生的内在本质，断定临终时必定具有宁静的心情，那末身处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包围着他的疯狂的喧嚣之中的拉萨尔，他是宁静而幸福地逝去的。他并不为了生活而留恋生活。他所怕的是精力逐渐消衰，那是在他进入四十岁后逐渐向他迫近的。他很愿意用他的残余生命来换取他曾经庄严地歌颂过的光荣；他认为，那种光荣就是人的死后生命，肉体生命消灭之后的生命纯粹继续，实在化了的人的无限性。象他心爱的诗人普拉丹那样——普拉丹象他一样也死得很早，也被德国的市侩们所放逐——他看到，光荣“和考验人的死亡的天使手携手地”向他走来，促使凡人去完成几乎是超人的事业的高傲的唯心主义，也许让这个临终的人预感到等候着他的美丽的不朽了。

　　丹麦人勃朗德斯在他的著名的、许多地方都是富于机智的、但也往往只是卖弄机智的文章中，称拉萨尔是黑格尔的德国与俾斯麦的德国之间的连接环节，对于历史真实的歪曲没有比此更甚了。这样一个连接环节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它摧毁了黑格尔的德国而建立起俾斯麦的德国。恰恰相反，拉萨尔却以他的思想的火焰之剑，在这个连接环节刚一发生时就把它劈断了；为了使俾斯麦的德国，在工人阶级的钢铁般的控制中，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它的极为偶然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比他贡献更多。拉萨尔曾用黑格尔德国所完成的精神工作的使人坚强奋发的呼吸，鼓舞了工人阶级。歌德曾为了说明伏尔泰的历史意义而说过，所有的民族也许会在某一次把它们的全部优点和弱点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从下列意义上说，这话也可以用在拉萨尔身上，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唯心主义是德国能和西欧诸文化先进民族站在同一高度上所依靠的唯一的东西，这种唯心主义的优点和缺点再一次在拉萨尔身上体现出来。拉萨尔和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始终没有同这种唯心主义决裂。这也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地位的全部有力方面和全部薄弱方面。

　　如果有人说，拉萨尔之对于马克思，犹如费希特之对于黑格尔一样，那末这就是很不恰当、很不高明的比方了。但是，在略作改变的说法下这种比方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对待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态度，正如拉萨尔对待费希特和黑格尔一样。拉萨尔本是一个黑格尔派分子，因此很知道费希特的哲学在某一点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从来也没有想把黑格尔同费希特相提并论，然而他对费希特却毕竟抱着那样一种热烈的感情，一如他对黑格尔一样；他不能容忍人对于费希特的记忆有些微玷污，他常常以无情的讥刺鞭挞那些想把费希特描绘成普鲁士王国忠仆的头脑糊涂的老爷们。当拉萨尔说起费希特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示出，这些话完全显明地是从他的心里最最隐秘的深处发出来的。他虽然很仔细地努力在费希特的思想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作出严格的划分，但他有一次毕竟说道，黑格尔对于费希特要想使哲学普及化的努力，也许是过于冷淡、过于瞧不起了。

　　这种态度多么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态度，是十分显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立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上的。它知道，它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就根源于这块土壤。它还知道，拉萨尔的哲学唯心主义在某一点上必然会把它引入绝路，它从来也没有想把马克思和拉萨尔相提并论。但它对拉萨尔毕竟抱着一种象对马克思或恩格斯一样的热爱，它不能容忍对于拉萨尔的记忆有些微玷污，而始终在驳斥这三十年来重复了无数次的想把拉萨尔描绘成普鲁士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把拉萨尔看得很高；它虽然很审慎地考虑到，对于把拉萨尔和马克思划分开的论点应保持明确的看法，但它也始终认为，马克思在对他不满的时候（那种不满是十分可理解的，主观上完全公正的）所说的严厉的评语，并不能用来规定它对拉萨尔的态度。

　　这里并没有什么个人崇拜，甚至也没有应该表示一下对历史人物的尊敬这一问题。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把以前的拉萨尔主义当作一种派别活动，那末就会使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史发生严重的误解，对党之能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所依靠的动力发生后果严重的误解。拉萨尔曾组织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他以此而和种种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者不同，也由于这一点他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者之列的。他在组织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完成了一种革命功绩，这个功绩压倒了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点，并在某种程度内使这些缺点无害化。按照我们的看法，如果把充斥着党的最初十二年历史中的那些内部纠纷的、唯一的、或是主要的、或甚至可说是本质性的过失，归之于这种缺点，那我们就暴露了若干观念论^[1]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缺点只起着或大或小的次要作用。实际的宣传鼓动条件必然地逐渐推动拉萨尔本人采取马克思的观点。在1867年，《资本论》问世以后，拉萨尔分子的机关刊物发表了对于这本以德文写成的划时代著作的评论，这篇评论证明《资本论》是很正确地被理解的。另一方面，拉萨尔的著作充作了爱森纳赫派分子、甚至最后联合起来的党^[2]的主要精神食粮，直到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历史唯物主义才取得最后胜利。上述分裂的最主要原因是当时统治着德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无疑地并不具有唯心主义性格、但无疑地也并不是政治骗子的施韦泽相当中肯地描述的当时的情况，他在拉萨尔死后一年多的时候写信给马克思说：“在理论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您，在那些我还存疑的问题上，我很愿意服从您的博学，但在实践方面，在我们这边，在有靴子捶脚的地方，看得比较清楚些，因为‘在实在生活中总有一只某种样子的靴子的’”。现在，当旧日的纠纷早已埋葬掉了，并且永不会再发生的时候，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这些纠纷对于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否大于抑制作用呢？在那时候，许多可疑的同盟者设法要混进无产阶级里面来，拉萨尔派控制宗纳曼式的大日耳曼资本主义本位主义的严格性，就象爱森纳赫派监视小日耳曼封建的恺撒主义的严厉性一样地恰当。

　　然而，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对这个题目多作讨论。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指出这个事实：从在实际上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来说，拉萨尔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工人运动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条道路；拉萨尔以整个一生献给了为德国工人打开这条道路的工作，他以有史以来不多几个人曾作出的努力和牺牲真正地为德国工人们开辟了这条道路，德国工人们今天在这条道路上已达到了那样的成就。让资产阶级历史家和经济学家去重新虚构一个他们所幻想的拉萨尔——那个俯首帖耳匍匐在霍亨索仑王室面前的驯服的忠仆弗里多林^[3]，那个让一切政治上莫名其妙的人物都爬到自己的床底下去的疯狂的怪物，真正的拉萨尔始终活在工人阶级的心里，在纪念他逝世三十年的日子里，德国所有飘扬着红旗的地方都将怀着以他为荣和对他表示感谢的心情纪念他。

《新时代》，第12年，第2卷。

^[1] 此“观念论”的。在梅林显然又是指“唯心主义的”——译者

^[2] 是指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

^[3] 弗里多林(Fridolin)——六世纪的教士，在莱茵河中萨金根岛上建立教堂，曾被称为是“到日耳曼来的第一个使徒”。——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