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梅林 -> 保卫马克思主义（1893到1919年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905年）
到今年8月5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远闭上眼睛已满十个年头了，他逝世的时候与其说是这幸福而内容丰富的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是顶峰。他在快到古稀之年时仍还是年青的，他的历史性活动的重心正在他的老年，——如拉萨尔是在早年，马克思则在盛年。
但由此作出结论，说恩格斯是大器晚成，那当然是错误的。正好相反，他象拉萨尔和马克思一样，是早熟者。在比拉萨尔和马克思更年青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具有永恒意义的书，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文献。当他发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在那样年青的时候就这样光辉地踏入学术界，那是很罕见的成功，更是精神力量的无可怀疑的证明，而半世纪继续不断的向前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老人只是完成少年时代所答应的东西而已。
当恩格斯写作他的打开新道路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已和卡尔·马克思相识了。他们不仅互相通信，并且亲身晤谈了几天，还作了一个共同写作的计划，那就是以后题为《神圣家族》的著作。但马克思对于那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并没有起任何影响。反之，这本书还带给他许多他还陌生的东西。但是，几年之后，当他们共同草拟《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就退居第二位了，如他本人始终竭力强调的。于是，恩格斯作为他的朋友的最有能力、最忠诚的、但始终作为助手在革命的年代里一直进行着斗争；以后差不多有一世代，从社会生活中消声匿迹，只是偶而露露面而已。后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大著[1]，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也是开辟了新道路的著作。恩格斯拿起了从他临死的朋友的困乏的手中滑脱下来的武器，在一连许多年的长时期中始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首脑。
他的早年和壮年所没有给他的东西，他的晚年给了他很多。连恩格斯自己也说过，那是异常地多，虽然他也承认，在许多方面命运仍旧是有负于他的。不错，他和卡尔·马克思的友谊是一种伟大的幸福，但也是他整个一生中一种隐隐的悲痛。他为此必须作许多牺牲，这些牺牲就是对于勇敢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但是，他毫无怨言，甚至没有一点不满，而是完全自愿地牺牲自己，献身于一个更伟大的天才，这给了他比他自己最伟大的精神成就更大的光荣。他知道，象卡尔·马克思那样的天才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是多大，因此他能够谦逊。如果说有许多第二流的人物由于妒忌而大肆攻击天才，结果弄得身败名裂，那末恩格斯——关于拉萨尔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丝毫没有一点妒意地站在他的旁边，而成为同等的导师。
考虑他们如果不相遇，马克思或恩格斯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物这个问题，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从他们二人的本质本身而论，他们一定还是他们现在这样的；对于感激他们二人的毕生共同成就的继承者们来说，只应该就其不朽的方面来评价这两位已故的伟人。与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波涛起伏，颠沛流离的生平相比，恩格斯的一生似乎是风平浪静、明朗愉快地度过的。但这一生也不是完全没有惊扰，没有激动。如果说命运在某些方面对他是慈悲的，那末在另一方面对他是更为残酷。甚至在死后，恩格斯也不能免去命运的残酷拨弄。但是，他在生前就以智者的不可破坏的宁静心情预见到了这种拨弄，恩格斯在暮年不止一次地说，在他看来已达到过分程度的对他的公认，在他不在人间之后立即就会消逝的。
这果然发生了，目前，低估恩格斯的危险是远远大于高估他的危险，因为，尽管或者是正由于那些出于自己的无力的虚荣心，竭力想偷偷爬到马克思的纪念像的脚下，以便从他头上把桂冠抢过来的小人物的崇拜，卡尔·马克思是一天比一天更有力，更突出地向上升了。因此，他似乎就远远高出于恩格斯之上了。但是，如果恩格斯不同时往上提高，马克思是不能提高上去的。恩格斯从来也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的。如果允许我们作一个许多方面在这里都是适当的类比，那末我们要说：不能只因为莱布尼兹具有一个更广博的头脑而否认莱辛的历史意义。
但是，如果说不提及马克思就不能谈恩格斯，不仔细地论述他们的友谊就不能谈他们两个人，那末就应该说，恩格斯比任何别人都更不倾向于对命运拒绝给他的东西有所抱怨或感到遗憾。他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2]。比死后的声名更使他关心得多的是那种愉快的自觉：他的生平事业是这样光辉地增长和扩展着。在这种愉快之间只有一点不快，即是，马克思已不在人间，马克思不能分享这种愉快的遗憾。因此，恩格斯的充实的一生也是幸福的一生；数十年的岁月不知不觉在他身边消逝，在由于他的乐天的性格而轻松地忍受了痛苦的一次短短的疾病之后，他以七十五岁的高龄，没有什么痛苦地逝世了。
到现在还不能不感到遗憾，他不再站在我们身边了，他不能高兴地看到革命的蓬勃发展了。可以断定，最近十年中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所发生的一切，恩格斯远不会全部赞同的。虽然说，不可更替的人世界上是一定没有的，但是，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他的深远的目光和睿智的意见可以使现代工人运动少走许多弯路，那也是可以断定的。但是，他也还可以看到，一切落后的东西，许多渺小卑陋的东西，在革命的俄国的世界历史性的壮观面前，在他和马克思共同点起星星之火的火焰的强力爆发面前，都要消灭死寂的。这一切只是他们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功绩之一而已。
整个一生中，他们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因此一直认为沙皇专制政体的崩溃将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转折点。他们在《新莱茵报》上已号召人们用战争来反对这个沾满鲜血和污泥的统治了。给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不应忽视的任务。俄国革命的先进部队是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学说为食粮的，在东方展开的晨曦，正在向英国京城里革命家马克思所安眠的陵墓，以及撒着革命家恩格斯的骨灰的汹涌的海洋致敬。
当摇摇欲坠的欧洲在革命的步伐下呻吟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总是最明亮地发出光辉的，他们的思想总是最锐利的，他们的言语总是最勇敢的。因此，对于他们的记忆，在那些他们为之而生活、而斗争、而创造了不朽的价值的人们中间是永远活着的。每一年他们的诞生和逝世纪念日都以新的力量重温这种记忆；但每当只知道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濒于临终喘息的困境，在上空亮起新革命时代的曙光时，我们就会听见他们的金属般宏亮的语声，就象他们还活在我们中间一样。
《新时代》，第23年，1904—1905年，第2卷，第553—555页。
[1] 指《反杜林论》。——译者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0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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