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 第二章 《新莱茵报》 一 德国的政策随着革命的爆发，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从而它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的力量太弱，不能指挥投入革命运动的群众，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多余的，因为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有了公开宣传的手段和可能性了。 巴黎革命爆发后，伦敦中央委员会就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是总区部的寿命也不长，因为它的盟员有的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或逮捕，有的随时随刻有被驱逐和被捕的危险。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任职的弗洛孔3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光荣地回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准备去巴黎。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解散时，把“目前一切盟务的中央指导权”转交给马克思，并委托他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新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当了中央委员。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新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德国。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而是随着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印记的法国革命而胜利的，当然它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因此一开始，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受到挫折，于是就更需要推动这个阶级前进，以保障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组织所需要的权利，保障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权利，争取这些权利本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它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就暗中想放弃它们。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要想干预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它不想再玩它刚刚停止的宗派主义游戏，那么它就只能作为民主派的激进的一翼走上德国革命的道路，这决不是说它需要设法掩盖自己的最终目标。 所以新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号召中所提出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只限于既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统一为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武装人民，发给人民代表薪金，限制继承权、征收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场，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为了穷苦阶级的利益，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此外还要求把一切矿山、矿井，各邦君主的领地和一切封建地产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说，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同样，农民的抵押地也应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在盛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和租金也缴纳给国家。 这些要求决不等于是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它们还远远落后于《共产党宣言》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建议“最进步的国家”采取的措施；它们决没有忽略德国经济的落后性。但是事态的历史发展表明，按当时德国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这个纲领还提得过早。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它不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把有革命热情的群众的注意力引上了正确的方向，它也不是空想的，因为它的起草人清楚地知道而且也毫不隐讳，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和变革，才能实现这个纲领。他们的错误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估计在一个虽然很长，但并不间断的革命过程中就可以实现这个纲领。方向和目标都是正确的，只是把路程估计错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毫无顾忌地反对一切宗派游戏，同样也毫无顾忌地反对一切革命游戏。它反对当时在巴黎流亡者中流行的革命义勇军的躁狂症，这些义勇军要想从奴役的桎梏中解放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大多数资产者暗中助长这种热狂，为了摆脱外国工人，他们答应供给这些工人行军营舍和行军军饷，直到法国边界为止。能言善辩的外交部长拉马丁还愿意做一件别的事情，那就是把义勇军出卖给他们本国的政府。海尔维格被骗，当了德国义勇军的领导，要渡过莱茵河向前推进，使德国革命化，可是马克思在公共集会上不怕激动的群众的不满，指出整个冒险行动毫无成功希望。用暴力向德国输入革命必然给政府充当受到欢迎的稻草人，并把义勇军本身交给政府军队。特别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革命以后，这种愚蠢的游戏甚至失去了此前可能还起一点作用的表面意义。可惜这种儿戏仍然继续下去，直到遭到马克思所预言的悲惨结局为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建立德国义勇军而是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联合会，他们劝告这个联合会的会员个别地回到德国去，在革命运动中起酵母的作用。弗洛孔给这些工人创造了和义勇军同样的有利条件，于是他们有三四百人回到德国，其中有许多是同盟盟员。当他们分布在德国各地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就解散了，但是在这次解散中，共产主义者同盟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优秀的预备学校。在革命的年代中，凡是工人阶级比较明显地开始发展的地方，都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起着推动作用，在他们自愿地或被迫地适应地方情况，不遵守《共产党宣言》的原则高度的地方，他们也远比资产阶级人民领袖见多识广、坚决果断。他们活动于黑森和拿骚，汉堡、不来梅和汉诺威，柏林、莱比锡和布勒斯劳等地。威廉·沃尔弗在布勒斯劳的鼓动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甚至被选为法兰克福教会的候补议员。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只能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开展大规模的革命鼓动，这是事情的性质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偕同他们比较亲密的几个朋友启程赴科伦。民主派（也有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准备在科伦出版一个大型报纸。起初这个报纸的创办人嫉视他们，想把他们赶到柏林去，但是他们决不听这一套。他们了解柏林的情况，也知道普鲁士首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落后。尤其是不用年轻的施略费尔的命运为他们证明，他们也知道在柏林还没有可靠的出版自由。在柏林进行统治的还是普鲁士的国法，政治案件由职业法官审理，在莱茵地区用的是拿破仑法典，政治案件由陪审员审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灯塔照亮波涛汹涌的革命海洋的大报只能在莱茵省的首府出版。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由于有这种正确看法而确立了坚决意志，很快就克服了一切障碍。他们把新报纸掌握到白己手中，唯一的条件是要让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参加编辑部。按照股东们的意图，是想使毕尔格尔斯成为车子上的制动器，但是实际上只成了车子上的第五个轮子。 《新莱茵报》的创刊号于1848年6月1日出版。卡尔·马克思是该报的总编辑，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任编辑。报纸开始出版时只有很少的股金，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缴付了的，第一篇批评法兰克福议会只顾空谈、而让自己的权力一个接着一个地失去的论文就使报纸失去了一半股东。 《新莱茵报》自称是“民主派机关报”，但是它也毫不讳言，它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推动革命运动前进，才站在运动的实际存在的最先进的一翼上参加运动的。报机并不追求成为议会中某个左派的机关报的荣誉，它公开宣称，相反地鉴于组成德国民主派的分子十分复杂，它认为对民主主义者比任何人更加严厉地监督，是绝对必需的。报纸的理想不是黑红黄的共和国，而是在这个共和国中，它才成为真正的反对派。还在它诞生的那个月里，它在一篇充满火一股的热情的有力的论文[2]中公开了自己的目标，那时对被战胜的巴黎六月战士的诽谤像潮水一样涌来，其中也可以听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声音。 巴黎工人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敌人被战胜了，《新莱茵报》这样说；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这个深渊不能把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他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是幻想的、空洞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自由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民主派应该何去何从呢？这篇论文极有力量地说道：“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但是平民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污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3]马克思写的这篇论文，真正革命热情的不朽的纪念碑，使《新莱茵报》失去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股东。 这时《新莱茵报》已经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它具有两个特点，是德国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这两个特点都很少见，而它们的协调一致却更少见。它把对事物的历史联系的深刻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从没有变成无益的静观）同大胆的行动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从没有分化为幻想）结合在一起。它不奉承君主，也不奉承民族。它无情地鞭挞还存在于德国人身上的旧的奴隶习性，但是它也煽起任何能够成为清除德国贫困的腐烂垃圾的火焰的革命火花。对于那种“温情”，它除了讽刺就是嘲笑，因为这种“温情”只是粉饰软弱无力的小市民的怠惰的一个名词。它把德国人当作贱民（用维尔特的话来说）对待，但是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它的各栏中，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卫护德国未来的伟大利益，甚至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除了听从这个报纸的劝论和警告而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新莱茵报》及时地对康普豪森内阁说，内阁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报纸认为，如果汉泽曼内阁同旧的封建-警察国家妥协，要想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决不会达到目的的。资产阶级如不暂时同全体人民结成同盟，如不或多或少地表示民主的态度，它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统治，如果还同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容克阶级、军队和官僚统治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已经想排斥、压迫和抛弃人民，行动内阁就一定要垮台。报纸对柏林议会的辩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它力图使左派放弃两面政策，使左派了解，只要左派能够掌握一切重要权位，旧势力就愿意交给它一个小小的议会胜利和庞大的宪法草案。左派将来就会知道，它的议会胜利同它的真正失败是一回事。这个预言绝大部分都实现了。 《新莱茵报》最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新贵自鸣得意的雄辩。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法兰克福议会比在柏林议会中更为严重的“议会迷”的病症。当然它也不会喜欢加格恩派的普鲁士化计划：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邦联议会的四分五裂的德国把普遍使用普鲁士官僚政治的紧身衣看作是最后的团结手段。总的说来，普鲁士神话受到极大的轻蔑。袭击柏林军械库事件中，当旧旗帜和尖顶盔这些破烂道具已被毁坏，爱国者大为悲痛的时候，报纸赞扬柏林人民的十分正确的行动，柏林人民首次不仅以革命的姿态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他们自己过去的美丽幻想，德国人在革命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他们不光彩的过去断绝一切关系。 但是《新莱茵报》也尖锐批评法兰克福左派所主张的联邦共和主义。以共和政府为首的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不能成为德国的最终国家组织。“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梅林的引文是“俄国”〕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可行的步骤。”[4]想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是再糊涂不过的了。“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说它的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结构。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入到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场为西欧开放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却贫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分裂为三十九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呢？”[5]从这段文章中，我们立即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理解“持续革命”的，有人却说他们用这种“持续革命”造成普遍的混乱。 《新莱茵报》反对爱国主义的“结束革命”，这既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利益。 二 欧洲的政策民主派从来就没有很好地研究外交政策。而《新莱茵报》的一个优点（并非最后一个优点）却是对外交政策有明确而深刻的了解。它一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德国状况同欧洲状况的关联。它不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空洞的辞藻来评论德国的党派斗争和欧洲的民族斗争。 在它看来，主要着眼点永远是各个民族所达到的文化水平和文明阶段以及它们在当代革命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它向德国人民展现了一幅可耻的图画，七十年来，也就是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到对意大利和波兰最近起义的镇压，德国人民的儿子都充当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报纸宣称：“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6]但是报纸把用自主的力量争取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同为了实际上阻碍或者被人用来阻碍最进步国家的革命发展，而用民主口号进行反抗的落后的小民族严格区分开来。 它要求意大利归意大利人，波兰归波兰人，匈牙利归匈牙利人，但是它反对泛斯拉夫运动，因为这种运动不是空洞的幻想就是俄国的皮鞭。它谴责用残酷暴力镇压意大利和波兰起义的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7]但是报纸也维护德国为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同丹麦进行战争的历史权利。 报纸首先要求对俄国进行革命战争。“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像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8]报纸不厌其烦地指出沙皇专制政权对德国革命的威胁。它预见到维拉戈什[9]和华沙的日子，它在1848年6月就大声疾呼：沙皇站在托恩[10]的门口，仿佛它这时就渡过了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中说到，当时尼古拉皇帝建议普鲁士亲王借俄国军队之助，用暴力恢复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 同对俄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波兰复国的问题。从欧洲革命的利益来看，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削弱俄国巨人，欧洲革命就不能发生作用，而欧洲革命只有用波兰起义为动力才能削弱这个巨人。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大家都很重视波兰问题。在德国，人们对波兰问题的重视，决不像俾斯麦和时髦的帝国爱国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的情绪和媚外的热情；这种情况是由一种非常冷静的实际政策产生的。只要沙皇可以扮演德国王侯的监护人的角色，这种政策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就是毋庸置疑的。用另一种方式要求德国的统一和自由的人，也就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甚至在其他一切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的预备议会也没有能够回避这个必然的逻辑。它宣称瓜分波兰是“可耻的不正当行为”，恢复波兰是德国人民的“神圣义务”。 “只要我们……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11]在短短的这几句话里，《新莱茵报》总括了德国革命在波兰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即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政策最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见解的正确性。反革命最害怕同俄国决裂，因此它尽一切力量把普鲁士分到的波兰领土拴在已经由3月18日宣告但还没有建立的新德国的身上。诚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三月革命中第一次受惊的时候，曾经答应波森省进行“民族改组”，这个省的波兰居民用各种方式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同革命的德国并肩对俄国作战。但是事实不久表明，那种诺言只是在恐惧的压力下才说出来的。波森省的普鲁士文武官僚煽动德国人和犹太人反对波兰人；他们发动了一个内战，虽然他们没有以军人的英勇、但却用汪达尔人[12]的破坏进行了这一内战。普鲁士军队在公开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终于依靠兵力上的优势和较好的装备取得了胜利。波兰的镰刀敌不过普鲁士的榴霰弹。但是康普豪森内阁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力量和勇气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它在4月和5月，通过快要咽气的邦联议会把波森省的大片领土（共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并入德意志邦联，据说，因为那里居住的主要是德国人。 现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波森省这一部分地区所选的十二名议员是否有议员资格呢？经过三天辩论之后，国民议会在7月27日作出肯定的决定，这样一来，从德国革命的意义上说，波兰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预备议会曾经宣称瓜分波兰是一种“可耻的不正当行为”，现在它自己又认可这一行为。《新莱茵报》对这次辩论比对法兰克福议会的其他任何辩论都更详细地进行了批判，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的极大重视相适应的。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虽然还不免有历史错误，但仍然是论述当时波兰问题的最好的德文论文。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像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那样的波兰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看法来看波兰历史的，这些人认为波兰民族对外的独立只有同国内的土地-民主革命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而在持这种观点的波兰爱国者那里，愿望乃是思想之父。他们承认波兰贵族地主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免于灭亡的改革尝试，尤其是1791年波兰宪法的价值，主要是从它们的意图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的作用考虑。1848年8月，《新莱茵报》说，贵族民主制的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但是它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13]，这是那些阶层的骗人的回声。 毫无疑问，报纸认为德国向波兰移民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事实上这种后果没有产生，因为移民不是不断进行的。《新莱茵报》论波兰问题的文章中说：“在中世纪帝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贸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贸易中以及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国人，表现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萨和雅西，在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掮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的人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纯粹讲德语的街区，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14]这段文章显示出马克思经常用来理解伟大历史关联的敏锐眼光。不过正是在波兰，虽然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王侯、贵族和僧侣迫使德国移民迁回国内，但是后来从十五世纪起事情就变得完全相反了；波兰贵族地主为了被他们垄断的粮食贸易的利益，用暴力破坏了城市发展的开端，以致德国移民只好回到祖国去。德国移民并没有像《新莱茵报》责难他们的那样，妨碍波兰城市的建立；他们没有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和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同时，指责他们没有掌握大资本，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没有控制广泛的贸易关系，也是不确当的。如果说，《新莱茵报》有理由把缺乏任何城市发展看做波兰衰亡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个责任只应该由波兰的贵族地主阶级来负。 该报对普鲁士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在法兰克福议会关于普鲁士王室和容克阶级瓜分波兰以后，给波兰带去的所谓文化和文明所发表的一套谬论进行的批判却公正得多。在这种对于每个普鲁士历史学家都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面前，《新莱茵报》断言，瓜分波兰不仅在国家法的意义上，而且在私法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抢劫。它十分确切地叙述了普鲁士王室和容克地主在1796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对波兰官方的领地和教会的领地进行的大规模掠夺，这种掠夺在1830年和1846年的波兰起义以后仍以稍稍不同的形式重复进行。报纸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波兰的非法掠夺是神圣同盟的真正结合剂，虽然报纸也把波兰的压迫者对土地革命的恐惧，说得比在柏林、维也纳和彼得堡所有的和需要有的恐惧大了一些。 《新莱茵报》也合情合理地嘲笑了施滕策尔对德意志-犹太居民的粉饰，这些居民在普鲁士鹰的庇护下聚居波森省，而现在却被人煽动反对波兰人，他们想当现代文明的开路先锋，不过与其说是怀着英勇的热情，不如说是怀着内疚的恐惧。尤其是报纸用辛辣的语言，驳斥了施滕策尔妄想把波兰的犹太人看做是热爱德意态祖国的人。“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莱比锡市场的势力（投机、吝啬和腐败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15]含着喜悦的眼泪紧紧拥抱他们，而施滕策尔先生则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们看做今后愿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语啊！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16]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17] 正如1848年的事态表明，波兰问题的核心始终是，波兰民族的存在对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对德意志民族这样必要。革命的德国和波兰共同对俄国作战，是粉碎德国和波兰的封建主义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过报纸由于革命的胆量，由于过高估计了农民民主制的波兰而低估了德波同盟所面临的困难，比如它写道：“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18]但是这个可能同时产生的高尚错误使得报纸有更大理由嘲笑没有勇气采取这样坚决行动的不彻底的德国革命。“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19]《新莱茵报》再一次宣称，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德国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也是在对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正如对波兰人作了公正的评价那样，《新莱茵报》对匈牙利人也作了公正的评价，甚至还做得有点过分。它把在整个奥地利发生混乱冲突的各民族分成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罗马尼亚人、西本彪根[20]的萨克森人和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划分呢？《新莱茵报》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根据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撇开不属于本来的旧奥地利的波兰人不欢，从中世纪起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没有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帮助，一切——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相反——所谓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理·马特的胜利[21]。就像当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样，现在危险又威胁着整个欧洲的发展。当问题涉及拯救欧洲发展的时候，像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样几个早就分崩离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么作用呢？内部情况是和外部情况相适应的。推动的阶级，历史运动的代表者，即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德国的或马扎尔的资产阶级。南方斯拉夫人只在某些地方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首先受德国人支配，其次受马扎尔人支配。所以说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奥地利国家中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者。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为了反对他们就在一个特殊的联盟中，在泛斯拉夫主义中联合起来。泛斯拉夫主义不是产生在波兰和俄国，而是产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它有意识地反对革命前进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因此一开始就是反动的。 《新莱茵报》把马扎尔人争取自由的战争同革命的法国反对反动的欧洲的斗争相比。“敌人的优势的确大得惊人。整个奥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万狂热的斯拉夫人，反对四百万马扎尔人。群众性的起义，全国都来制造武器，发行纸币，迅速镇压一切阻碍革命运动的人，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22]与此相反，报纸也指出了泛斯拉夫主义的不可救药的反动性。“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话、瓦拉几亚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语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现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语）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祷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语’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23]《新莱茵报》正是根据这些得出结论说，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皮鞭。 它进一步研究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民主变种，这种民主变种1848年6月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喧嚣一时。巴枯宁在一篇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中提出了这种漂亮主强。《新莱茵报》首先认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来靛，政治上的幻想和温情是可以原掠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波兰人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这些由于在国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调和起来，大家知道，这种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现实世界，他们本国的实际状况不能为这种调和提供任何根据，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据，所以除了彼岸的‘梦想的空中王国’、美好愿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和哥萨克人是欧洲民主的先锋队，如果西伯利亚共和国大使在巴黎呈递国书，那该多好啊！当然，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连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也不要求欧洲民主必须等待这种前景的实现，目前恰好正是宣言专门为其要求独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别凶恶的敌人。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24] 《新莱茵报》利用广泛的历史事实论证了这一见解。它进一步强调指出，斯拉夫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认真地参加1848年的革命运动、“只要大胆地进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尝试，纵然遭到失效，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们许多世纪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个即使是深受鄙视的民族的名誉马上得到恢复。德国人……已有有过这种体验。但是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25] 报纸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两篇雄辩的论文：“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的确，斯拉夫人不应该丧失任何东西，而应该得胜！的确，他应该生存下去！而且我们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对我们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异议，只要我们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们分开或者同我们脱离，我们就将斗争到底，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终于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话，并在凡是涉及虚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弃革命，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那时候就要斗争，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一一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26]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就根据这几句话指控《新莱茵报》要求消灭俄罗斯、捷克和克罗地亚民族。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争端上，报纸主张坚决和丹麦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颂被海洋环绕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资产阶级热情毫无共同之处。德国对丹麦作战的权利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尽管德国从来软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满意的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内）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比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27]斯堪的那维亚主义是丹麦人向挪威人和瑞典人求援反对德国的形式。“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而又多愁善感。”[28]德国对丹麦的战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战争，对德国来说，够悲惨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中最滑稽的战争！ 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园、英国和普鲁士政府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这三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付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29]在马尔摩停战的日子里，《新莱茵报》要求法兰克福议会决定进行战争。“这将是反对三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鲁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1792-1815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30]当然报纸也毫不隐讳，进行这一战争，德国国民议会就要垮台。“让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像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参加了8月10日事件并赞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从而使自己在5月31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鲁士的控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选择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31]它是操在坏人手中。 《新策茵报》正确地预言，巴黎的六月战斗，法国资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一方面意味着对那些用英勇的解放斗争回答高卢雄鸡叫声的民族的新的压制，另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各国曾经一度同人民联合起来，用反对封建主义的武装起义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新莱茵报》在1848年底说：沙皇目前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匈牙利虽然还没有屈服，但是《新莱茵报》知道，欧洲革命不是由东向西，而是由西向东移动。不管匈牙利革命取得多少次胜利，但是报纸说，如果这次起义得不到法国革命起义的支持，它也必然失败。《新莱茵报》在瞻望1849年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只是提出了一个欧洲解放的口号：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 报纸一刻也没有忽略，英国——按照通俗的理解是“自由的避难所”——在革命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32]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 不过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后果是世界大战。“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33]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新莱茵报》就这样总括了1849年的主要内容。 它过高估计了法国无产阶级在严重的六月流血事件以后所剩下的力量。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这个阶级才能重新站立起来。因此更加肯定，欧洲的解放暂时是不可能的。俄国熊用它没有折断的爪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沙皇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 三 莱茵省的鼓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九月危机——在法兰克福批准了马尔摩停战协定，在柏林推翻了汉泽曼内阁——引起科伦的一场炎难。 对柏林的反革命说来，莱茵省的举止行动是压在它心上的最沉重的石头。三月革命前，政府就派了大多从东部地区征来的大批军队驻扎在西部各省。在莱茵省及其五个要塞，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卢森堡，驻扎的军队约占全部普鲁士军队的三分之一，即四十五个步兵团中的十四个步兵团以及相应的骑兵和炮兵。这些部队布置成一个大的弧形，从科伦和波恩经科布伦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边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付科伦。6月间炮台被装备起来，军队从市内开入炮台，带了一星期的粮食和实弹药筒。这种装备进行得越热烈，人们就越注意到，这些炮台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如果这种军备是用来对付外敌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无法解释。但是，如果军备是用来对付科伦本身的，没有砍伐的树木就使得架设在城墙上的大炮无法轰击炮台，而炮台却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炸弹和榴弹越过树木轰击城市。 由于这种奇怪的军备，6月28日德斯特尔在柏林议会质问汉泽曼内阁，可是从陆军大臣罗特·冯·施莱根施坦那里只得到了傲慢的回答：为了使祖国不致濒于危险，所有边境要塞都要加强戒备，至于应该如何做，只有军事当局了解。西里西亚来的一个左派议员立即肯定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西里西亚对东方的最重要的要塞和大武器库（有步枪制造厂、大炮铸造厂和炮兵工厂以及两个国家弹药厂中的一个厂）尼斯，就根本没有加强对付外来侵略的戒备；这个边境要塞只有六门马拉火炮，炮兵缺一千一百五十匹马，架桥辎重缺少二百四十匹马等等。内阁也不能反驳这一点；奥尔斯瓦特首相甚至承认了这个事实，因为他在爱国主义的启发下抱怨说，公开这些详情细节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虽然沙皇的战争威胁既可信又明显，可是政府在东部边境却不加防御，相反地，虽然法国资产阶级的和平保证既可信又明显，政府却把西部边境武装到牙齿，于是《新莱茵报》就懂得正确地解释政府的爱国心，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越是不顾三月革命的成果不断地企图激怒民主反对派，《新莱茵报》对这一点解释得就越正确。它不厌其烦地警告莱茵省工人不要进行暴动，因为根据当时情况，暴动只会给工人带来不幸。但是慎重并不排斥勇敢，而是包括勇敢在内。如果受到军事压力的莱茵省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反革命赶出去，那么它就应该更慎重地集中自己的力量，等待不彻底的革命能够变成彻底革命的那一天到来。《新莱茵报》越迫切地警告不要进行没有希望的暴动，它就越有力地要求进行革命宣传。 科伦的民主派组成了三个大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几千会员：马克思和律师施奈德尔领导的民主协会，以莫尔和沙佩尔为首的工人联合会和主要由候补法官海尔曼·贝克尔领导的业主和工人联合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把科伦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中心以后，这三个团体就联合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并定于8月中在科伦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派团体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有十七个团体派来的四十名代表参加。它确认科伦的三个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区域委员会，此外只讨论了一些外部的组织问题。大会主席是施奈德尔和同大学生叔尔茨一起代表波恩民主协会的金克尔教授；秘书是特利尔的席利律师和克雷费尔特的教师伊曼特，这两个人是马克思的拥护者，在各个时期始终忠实于他。莱茵省民主派的机关报除了《新莱茵报》以外，还有《新科伦报》《莱茵守卫者》和工人联合会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莱茵省的民主派充分利用了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民主派在市民自卫团中也有很大势力，但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大多数，以至行政区长官冯·维特根施坦被选为指挥官。维特根施坦的不可靠性在9月11日发生的一件军事暴行中暴露出来。民主派的各连队设法将维特根施坦撤职，并把肇事的那个团调离科伦城。此外，在法兰克尼亚广场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决定选举一个安全委员会，它是“科伦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同时根据思格斯的提议，向柏林议会递交了一封呼吁书，要求议员们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9月17日，在沃林根莱茵河畔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至少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一致赞成上次大会通过的致柏林议会书，并且主张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在这次大会上讲话的，除了恩格斯、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以外，还有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斐迪南·拉萨尔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记者亨利·布里兹倍恩。[34] 对于德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9月的这些重要日子，在法兰克福和柏林起初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内阁也不敢发动反革命。科伦政府机关就更热心地采取引诱工人暴动的旧方针，它们给民主派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和《新莱茵报》的编辑加上捏造的、后来被它们自己所戳穿的罪名，利用司法和警察对他们进行迫害。但是莱茵省民主派的领袖也更加努力地劝告工人，不要受人引诱进行暴动。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鲁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内阁。敢于发动反革命，那么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可是在9月25日，要逮捕贝克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和莫尔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骚动。贝克尔和沙佩尔被抓起来了，沃尔弗没有被找到，莫尔被人民解救出来。于是警察厅长命令市民自卫团逮捕莫尔，并制止立即在老市场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可是这两个任务市民自卫团都不执行；它虽然占领了老市场，却宣称它开到那里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这个民众大会由沃尔弗担任主席，莫尔在会上讲了话，大会进行中没有受到阻碍。除去警察当局的暴行而外，没有发生所谓的或实际的越轨行为。可是已经准备散会时，传来了军队向会场开来的消息，于是参加大会的民众就开始构筑街垒，而对自己的安宁比对保卫人民权利更为关心的市民自卫团却开回家去了。 事实证明，军队开来的消息只是庸人自扰。甚至街垒也没有受到攻击；大多数的街垒上彻夜飘扬着红旗。由于没有人来进行攻击，而且已经知道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街垒的防御者就离开了街垒。他们还粉碎了军事当局逮捕莫尔的企图，莫尔幸运地逃到国外去了。 自动恢复平静以后，司令官就有了宣布城市戒严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根据是三月革命前给要塞司令官的一个指示，不过这个指示被下列事实现代化了：它取消了结社自由，禁止《新莱茵报》和其他三种民主派报纸出版，解散市民自卫团，用军事法庭威胁公开用暴力反抗官方法令的人。因为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乐意抓住机会，把危险的武器交出去，所以其他成员的任何分散的反抗也就不起作用。不过这次非法的袭击一星期以后就停止了。这个事件在柏林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辩论，普富尔内阁有理由认为否定这种做法是合宜的。 《新莱茵报》由于这一暴行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逃避逮捕，它的大多数编辑都离开了科伦，德朗克和恩格斯到了比利时，沃尔弗到了普法尔茨；被搞散了的编辑部又渐渐聚拢起来。该报从来没有好转过的财政状况，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虽然如此，报纸还是战胜了一切困难于10月12日复刊，并宣告财政困难已经克服，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 《新策茵报》复刊后，正好碰上维也纳发生了革命，经过英勇斗争后，革命悲惨地失败了。但是《新策茵报》不是像议会中的左派那样用感伤的哀叹、无用的同情和对无能的帝国摄政的呼救，而是用热情的号召，使人民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向战斗着的维也纳人提供他们还能提供的唯一帮助，即战胜自己家里的反革命。弗莱里格拉特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写在他致维也纳的壮丽诗歌中： “清理家务吧！要经得住考验， 赶走耶拉契奇，扔掉你的耶拉契奇！ 北方的痛击在南方也是一次打击； 攻克我们的奥里缪茨[35]，奥里缪茨也随着陷落！” 维也纳陷落了，《新莱茵报》为维也纳的革命写了结束语：“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36]这第三幕也开演了。 报纸在它遭到压制以前，就同往常一样坚决地揭露了所谓柏林议会受到忿怒群众威胁的谰言的真实内容。“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决议。”[37]没有比“辩论自由”这个套语更空洞的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抉择：或者他们接受人民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训；或者他们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副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议会来选择吧。”[38]《新莱茵报》一再拭图使柏林议会的腰板硬起来，可是这个“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39]议会却无力采取坚决的立场。它不愿受刺刀保护，但更不敢置身于人民的保护之下。 不用说，在十一月危机中，莱茵省的民主派尽了它的责任。现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必须用第二次革命来对付反革命，《新莱茵报》每天都号召群众以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抵抗必须有积极抵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协商论的一切法律上的诡辩都被无情地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很喜欢隐藏在这种诡辩后面。“普鲁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份与议会相对抗。但是议会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没有以专制议会的身份来与国王相对抗……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异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贵族血统的统治变成一纸公文的统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因此，王权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的劝说。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说：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40]《新莱茵报》确切地翻译了反革命的这个口号：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它希望人民利用这个口号取得胜利，它把这口号看做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铭。 当柏林议会终于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以后，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在一份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签署的11月18日的呼吁书中号召各民主团体实施下列措施：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如果地方当局拒绝承认和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就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做了柏林议会有义务做的事情，如果议会严肃对待拒绝纳税的决议的话。这个呼吁书的签署人清楚地知道，问题最后取决于议会，他们向国内散布的火种，如果得不到全民起义的煽燃和传播，这些火种就必然熄灭。但是他们卫护莱茵地区的革命荣誉，他们的呼吁书的效果充分表明，假如议会采取同一步骤，会取得多么巨大的成果。由于议会丧失了勇气，选择了退却的道路，所以占有优势的军队就得以镇压莱茵省的反抗。 莱茵省呼吁书的鉴署人由于号召对军队和官吏进行武装反抗而被控告，并于1849年2月9日由科伦陪审法庭审判。当然他们并不否认，所谓国内敌人就是指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家检察官恬不知耻地根据被政府用政变、用钦定宪法和新选举法撕毁了的4月6日和8日的法令，指责柏林议会，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指责被告人。马克思在他的辩护发言中反驳说，政府不能诉诸被它自己可耻地蹂躏了的法律。当顺利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们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判。在实行了革命或反革命以后，不能用已被推翻了的法律去反对这种法律本身的推护者。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究竟谁有理，是国王有理还是国民议会有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历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任何陪审法庭都解决不了。 马克思继续说下去，并且宣称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根本没有得到承认。它们是联合议会任意制造出来的，公布这些纯形式的法律，国王就可以不必公开承认在三月革命中遭到了失败。法制基础的这种论调不是有意地欺骗别人，就是无意地欺骗自己。联合议会代表旧的封建社会，不能根据它的法律来审判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梅林的引文中是“旧法律”〕关系一样。”[41]马克思宣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和需要而保存旧法律，著名的“法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 国家检察官当然会用过去翁鲁及其同党企图用来保护他们的尊体不受拒绝纳税可能产生的危害的漂亮遁辞。国家检察官说，柏林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根本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没有进行会议规则所要求的第二次投票。马克思用绝妙的讽刺反驳说：“一方面，对待国民议会不遵守必须履行的极重要的形式，另一方面，却要求国民议会遵守无关紧要的手续。……政府接二速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反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42]马克思同样巧妙地讽刺了国家检察官的企图，国家检察官希望肯定被告人是罪犯，所以有时指责柏林议会的行动是非法的，有时又赞扬它是合法的。 国家检察官说，国民议会不愿意协商，马克思说这种说法同事实恰恰相反，这是故意歪曲或是不了解情况。倒不如说，这种协商热狂正是议会的错误和不幸，这种热狂使它从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堕落为一个模棱两可的协商派团体。它没有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是三月革命形成的。“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同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43]在这两个社会之间没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拒绝纳税并不像国家检察官所说的那样动摇社会基础，而是社会对于威胁其基础的政府所采取的自卫手段。它并不引起冲突，只是证明冲突的存在。 如果说，议会作出拒绝纳税的权利不是非法的，那么它进行消极反抗就不是合法的。“如果征税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抗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吗？”[44]拒绝纳税的先生们没有走革命道路，以免拿自己的脑袭去冒险，但是，人民在拒绝纳税时必须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国民议会的行为并没有预先决定人民的行为。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这一点人民不需要征得任何国民议会的同意。”[45]最后，马克思说，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这篇发言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里一个共产主义者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同资产阶级的陪审员展开辩论。他所以被控告，是因为他在封建社会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拥护资产阶级的事业，因为他做了法官们所属的那个阶级有义务也有权利做的事情。陪审员没有执行政府要求他们执行的捕吏的任务。他们宣判被告无罪，并且还通过他们的陪审长对马克思的很有教益的辩护发言表示感谢。 但是，应该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越多，就越有必要更巩固地组织工人阶级，使它更明显地脱离经过一年的革命斗争不是巩固了而是分散了的民主派。4月14日，马克思、沙佩尔、贝克尔和安内克（他是《新科伦报》的编辑，同莫尔和沙佩尔一起领导工人联合会，被选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代替莫尔），退出了这个团体。他们宣称，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使得有利于事业目的的活动不能开展。他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同时科伦工人联合会脱离了莱茵区民主联合会，并邀请一切坚决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工人联合会和其他联合会，于5月6日举行一个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以及派代表参加工人结义会召集的、6月间在莱比锡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全体代表大会的问题。 事先马克思已经在《新莱茵报》上，通过一篇论普鲁士从3月到11月的发展的观察敏锐的文章，论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破产；这时他通过出版他在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促成一个新的转变，而威廉·沃尔弗则通过他那关于西里西亚的十亿的激动人心的论文鼓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 这是把全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汇合成为一个团结一致、原则明确的行动的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在这个开端还没有得到发展以前，它就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垂死挣扎中被窒息死了。 四 历史地位关于《新莱茵报》的编辑部，恩格斯说过它的组织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他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使这个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事实上，人们只需仔细阅读一下共三百期的报纸，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马克思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一年是在有相当大的出版自由的情况下领导一个大型日报的，但是在他的荣誉称号之中，德国空前绝后的伟大新闻工作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最不足道的。今天，《新莱茵报》还给每个希望不只是当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政治日报的记者提供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启发和教导的源泉。 《新莱茵报》同1842年的《莱茵报》一样，没有政治说教的倾向，如果按照规则，每天早晨必须发表论述某些“永恒原则”的社论，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关于这方面的唯一例子出现在第二号毕尔格尔斯为该报所写的唯一一篇文章里。除此而外，《新莱茵报》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它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整理、选择，按照它们的历史联系进行说明，考查它们的历史后果。过去对它说明了现在，现在也对它揭示了未来。 马克思能够用惊人的判断力指出，在革命年代出现的“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46]。今天，一年的《新莱茵报》所包含的革命运动的史料，比从那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所写的一切著作还要详细和深刻。如果一个医生因为母亲生孩子要受痛苦，就说生孩子是违反自然的，那么他就有一切权利要求进疯人院；但是，把任何革命都说成是违反自然的、说成是切断事态的正常发展的荒谬和错误行为的博学的历史学家，却有要求资产阶级文明国家的职位和勋章的权利。因为马克思懂得把革命当做一个按照历史规律进行的历史过程来评价，所以他在最巨大事件的风暴中写下的论文今天还比论述德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拙劣历史著作的历史价值高得多。 当然从马克思在好几个月里写的各种各样的论文中，这里摘一句，那里摘一句，并找出它们之间的所谓“矛盾”，是很容易的。人们只要知道用这种被叔本华称做一切愚蠢和恶劣的手法中最愚蠢最恶劣的手法想要证明什么就行了！要肯定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所做的“错误的预言”也是不费力气的。在为伟大事业进行的一场堂堂正正的斗争中，战士们在某些情况下不产生超过可以达到的目标的胜利希望是不可想像的！马克思对于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比其他任何革命战士知道得都更清楚，可是，难道他因此就应该在可以推动革命的时候，却不热心地把革命向前推进吗？有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根据最初的消息，说十一月的柏林政变是彻底革命的准备，而事实上这次政变却是彻底反动的准备。这些学者本来应该公正地判断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实际上是一些完全不可救药的人，可是马克思却没有这样看待他们。假如资产阶级，特别是有教养的阶级血管里只有一种血，骨头里只有一种骨髓，那么柏林政变当然可以成为彻底革命的准备。 可是为了反驳这种攻击而耽误时间是不值得的。谁能合乎逻辑地思考，谁就自然而然地看出，《新莱茵报》是一个战斗性报纸，是在革命的火热气氛中出版的，它的任务就是干预革命，同时也可以看出，因此《新莱茵报》不是根据向后看的历史认识，而是从事物的发展，可以说是从事物的生育过程（报纸本身在这方面起了助产士的作用）对事物作出评价的，也可以看到，往往有些事情对于行为者说来是正确的，可是后来观察者却觉得不正确，甚至是有理由这样认为的。有光就有影子，由于对革命决不能实现的事情抱有希望而登上街垒的最严重的幻想者，也比那种由于在革命中不会出现事变的历史进程似乎已经给他充分证实了事情，因而一开始就袖手旁观的胆怯庸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中的剧烈斗争使得《新莱茵报》比实际可能性为高地估计了被打倒的巨人的力量，比实际可能性为早地期待巴黎无产阶级的重新觉醒。德国资产者口头上颂扬波兰的英勇斗争，实际上却出卖它，这种可耻的做法诱使《新莱茵报》过高估计了波兰向革命方面的发展。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充当欧洲反动派的奴仆，使得《新莱茵报》否定了这些民族的存在权利，这同下述事实似乎是“矛盾”的，这个事实是，1848年在布拉格爆发捷克人起义时，《新莱茵报》像支持波森的波兰人和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一样也支持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这个“矛盾”很快就解决了，因为该报在这个起义爆发后立即宣称，德国人对捷克人的四百年压迫，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把他们从革命方面推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德国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了那种充满实际矛盾的局势，目光最敏锐的人在解决这些实际矛盾时也不能不带有表面矛盾。 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也就应该赞扬别人的优点，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毫不犹豫地支持巴黎的六月战士是一件既具有伟大的政治勇气，又具有伟大的政治眼光的行为。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起义，令人信服地证明，波兰的复国对于欧洲的文化和德国的国家统一都是绝对必要的，也属于上述行为。几年以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叙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47]时，更加公正地论述了波兰问题的困难；他在这里说，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的分界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根据1772年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加以划分。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波兰人在东方得到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48]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的。但是，当爱国的时髦口号占了上风，波兰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的时候，《新莱茵报》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同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相比，普鲁士对波森省做的好事少得多，做的坏事却多得多。扯掉蒙在这些罪恶行为上的面纱，把新的罪行加在旧的罪行上，乃是一种既爱国又革命的行为。最后，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新莱茵报》上这样尖锐而中肯地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性的最内在的本质进行批判不管在批判时对每个集合在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下的民族的评论是否都是正确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是剑而不是秤。 今天，《新莱茵报》的内容，有一些已被风雨侵蚀了，有许多仍然傲然挺立在那里。但是它的一切缺点最终都归于一个错误，当时这个错误像一根红线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就是他们对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估计得比它实际上已经达到的高得多。不过这个错误也正是他们用来彻底观察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洞察力这个光明面的阴暗面。因此这个错误从没有使他们气馁，反而给他们增加了勇气，他们的斗争从来没有松懈，而是不断加强；在每次新的失败中，这个错误只给他们以胜利更加接近的保证。因此《新莱茵报》的战斗的一年并不是一无所获，而是取得丰富的成果。群众一旦受过这个报纸的教育，就决不会完全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当德国工人阶级从反革命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能够重新不断地胜利前进的时候，莱茵工人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骨干。 如果说，《新莱茵报》有马克思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领导者是一件幸事，那么马克思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撰稿者集团也是一件幸事。这些人都有很高的修养，他们都在报纸的荣誉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一份。最大的一份应该归于恩格斯，他和别的一些人一起，对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进行了光辉的清算，其次是威廉·沃尔弗，他严厉地鞭挞了封建的掠夺欲，而且也巧妙地讽刺了小国的狭隘性。先是德朗克，后来是年轻的施略费尔报道了法兰克福帝国蛙池的雷雨。弗莱里格拉特用他的优美的革命诗歌给文艺栏增添了光彩；《新莱茵报》出版不久就刊登了他的变化多端的《不管这一切》，这首诗的最重要部分在他的诗集中成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出版自由的牺性品： “尽管亲王已经回来， 人们向他高声欢呼， 他的剑却是一把弯剑， 一把不体面的宝剑！ 不管这一切的一切， 舆论的驱逐力量 在上帝和世界面前 把他的剑折成两截！” 文艺栏的真正主人是格奥尔格·维尔特，他是快活王国的快活国王。他不是资产阶级类型的滑稽家和诙谐家，却是天才国的一位王子，穿着发光的铠甲，手执闪亮的宝剑轻快地大踏步前进。自从德国市民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求财上以后，他们在失去理论感的同时，也失去了从前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嗜好。高级国民经济学的许多候补者约卜西[49]对于《新莱茵报》文艺栏中的所谓“猥亵言论”发出了哀号。 要是维尔特还能听到这些话，这些道德卫士的报丧人的严肃态度也会引起他出自内心的微笑。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是《著名的骑士史纳卜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他根据实事，描写了海涅称为利希诺夫斯基侯爵的那个人的冒险故事。这篇作品是那种天才的大胆作品的瑰宝，自古以来，在所有文学中，这种题材就应当写得这样大胆，至少在真正的男子和真正的妇女所喜爱的一切文学中应该这样，尽管大家闺秀认为这种大胆似乎是可恶的，或者迂腐的学究认为它是真正可恶的。 [1]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2] 指马克思写的《六月革命》一文，参阅《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7页。——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5] 同上书第47-4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5页。 [8] 同上书第235-236页 [9] 匈牙利的一个大镇。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在此向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投降。——译者 [10] 波兰称作托龙尼，维斯拉河右岸城市，重要铁道枢纽、港口。——译者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页。 [12] 居于波罗的海一个民族。公元455年曾侵入和洗劫罗马，破坏文物。——译者 [13]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页。 [15] 德国人的绰号，有“憨直人”的意思。——译者 [16] 普鲁士称为“波森”。－一译者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6-377页。 [18] 同上书第391-39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页。 [20] 罗马尼亚西部地区名，罗马尼亚称为“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21] 指公元732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法国西部的城市）附近对阿拉伯人的胜利。－一译者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19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7-328页。毫无疑问，历史发展和恩格斯本人已经纠正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方斯拉夫人没有政治前途的这一观点。参考梅林在本章第四节发表的意见。一一原编者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6页。 [26] 同上书第34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46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31] 同上书第46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175页。 [33] 同上书第176页。 [3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5-596页。 [35] 捷克称为“沃洛谋次”，是捷克中部的要塞。1848年10月，维也纳爆发人民起义后，奥皇曾逃到那里。——译者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2页。 [37] 同上书第480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481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17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8-299页。 [43] 同上书第30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5页。 [45] 同上。 [46] 《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 [47]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得知，后来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为题出版的这组论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其中大部分是恩格斯的作品。——原编者 [48]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译者 [49] 候补者约卜西是卡尔·阿诺尔德·科尔图姆所作讽刺史诗《约卜西之歌》（1784年出版）中的主人公，是个典型的毫无才能的人物。——原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