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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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德国革命及其后果

―、三月革命
二、反革命及其胜利
三、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
四、五十年代
五、普鲁士宪法之争
六、拉萨尔

一丶三月革命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内不断在增长着的革命因素，由于1847年的商业大恐慌和连年歉收，终于猛烈地爆发为革命。1848年2月，巴黎的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王路易·菲力浦；在世界市场的中心大都会伦敦，宪章派的势力也大大抬头。近代工人阶级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里，有了一个真正的无产者。^[1]
　　在德国境内，革命的西风在首次冲击之下就涤荡了大量污泥浊水。在各中邦和小邦里，王位摇摇欲坠，诸侯被迫任命自由派人士担任大臣，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在3月的头几天，连联邦议会也投降了，并且扯起了黑、红、金三色旗当作全德的旗帜。但这只能使联邦议会在群众普遍藐视的重压之下，更快地垮台而已。3月5日，五十一位自由派人士（大多数是南德的）在海德堡集会，决议邀请全德各地享有声望的人士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其目的在于尽速促成全德议会的选举。
　　然而，只要维也纳，尤其是柏林，没有被革命力量所夺取，那末这一切毕竞还起不了很大作用。当时，柏林的普鲁士政府企图以再度召开联合邦议会来缓和这来势汹猛的运动。假如当时他们只是和资产阶级打交道的话，他们也许能如愿以偿。可是柏林的工人并不那样容易对付，他们在各城门前面召开群众大会，会上他们要求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要求有获得工作的保证，要求成立劳工内阁。政府在使用武力驱散群众集会，并且命令军队砍杀回家的群众时，就已经发现，要对付这样的反对派并非儿戏。虽然资产阶级起先无动于衷地坐视流血惨案的发生，然而当军队的杀人狂被故意煽动以致连最安分守己的市民也惨遭毒手时，他们也开始反抗了。
　　3月13日，维也纳爆发了革命，人民群众赶走了一向拥有无上权力的宰相梅特涅，这个消息象颗火花似的飞进了这越来越大的炸药堆。这时，科隆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见普鲁士国王，他们相当坦率地警告国王，如果不实行改革，那末莱茵地区就会脱离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政府当时虽想挽回颓势，可惜已为时太晚。军事上的残暴行为连小市民都不堪忍受。3月18日中午，他们在王宫前面举行和平的群众集会，要求政府撤走城内驻军。国王和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也失灵了。一中队骑兵和一连步兵奉命驱散王宫广场上的群众，这时，从军队的行列里射出了两颗枪弹，这就是巷战的信号。
　　这两颗子弹究竟是出于偶然失火，还是奉普鲁士亲王——以后的威廉皇帝——之命故意射出的，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得水落石出。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无关紧要，因为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普鲁士亲王既然在柏林兵营里煽起了军队的狂热，他对这次武装屠杀就应负主要责任。有人说，国王的军队在巷战中取得了胜利，后来仅仅由于国王的一道仓促的命令才撤到城外，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反革命势力在事后的捏造而已。参加街垒战斗的人们勇敢善战，在一夜之间把对方的一万四千名士兵和三十六门大炮打得精疲力尽，迫使他们的司令官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不得不命令疲惫不堪的残兵败将停止战斗，并且撤出城外。3月19日，战绩辉煌的街垒战士把阵亡了兄弟们的遗尸抬到王宫前院，迫使国王脱帽向牺牲在他的专制制度下的人们致哀，同意人民拥有武装。
　　在柏林的街垒上，德国的革命获得了巩固的基础。这时，农民们，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境内的农民们，也都纷纷起义，他们迫使封建领主写下证书，表明放弃所有农民的劳役和租税。可是在城市里，特别在柏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很快就发生了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在街垒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对抗国王军队的斗争中，他们牺牲了一百八十三人，这些人几乎全是手工业工人、机器制造业工人、店员和劳动者。当时的工人阶级发展起来还不久，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分利用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中；菜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康普豪生、汉塞曼和几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新的内阁，企图把革命的成果据为已有。
　　然而，只要无产阶级有权要求并且已经要求分享革命成果，资产阶级就根本无法安安稳稳地坐享这种巨大的成果。康普豪生—汉塞曼内阁从一开始就力图把工人排除在全民武装之外，企图抹煞革命的合法权利，其实，内阁本身就是靠这种合法权利才存在的。在必须维护“法统”这一破绽百出的幌子下，内阁再度召开联合邦议会，企图通过联合邦议会来奠定未来宪法的基础，奠定未来的国民议会的选举法的基础。4月6日的法律就是这样产生的，它除了规定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等事项外，还特地规定：颁布一切法令、决定预算以及增加税收等等都必须得到未来的国民议会的同意。4月8日法律规定：根据普遍、平等、无记名的，但是间接的选举制选举国民议会，议会应与国王取得协议，订出未来的国家宪法。
　　这种“协议”又使革命成为泡影。既然国王和国民议会处于对等的地位，又要取得“协议”，那末双方发生争执时，实力较强的一方就有决定权了。而资产阶级内阁则在尽力使国王获得更大的实力。他们没有依靠人民群众来约束国王和贵族，而甘愿背叛人民的利益，以求得国王和贵族的欢心，他们自欺欺人地希望在统治阶级的联盟中坐第三把交椅。尽管马克思—他和康普豪生及汉塞曼在《莱茵报》社里一起工作过——对这种自杀性的政策提出过瞥告，但也无济于事。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竞和专制主义的封建反动派结成了攻守同盟。
　　5月间召开的新的国民议会也没有任何革命性；在这个议会中，左派（其中还有非常温和的分子）总数几乎不足四十席。人民群众由于过去一直被排除在一切政治生活之外，当初并不很懂得怎样运用普选权。国民议会没有去掌握国家的权力手段以粉碎封建的国家机构，而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讨论，想在纸上明文订出一个新宪法来。而最令人愤慨的、同时也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职是：国民议会根本不懂得去履行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最合法的任务，不懂得去解放农民。
　　国民议会在召开后一个月，即当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时，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曾骗取并且继续在骗取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所获得的成果。法国工人在四天四夜的惨烈巷战中被镇压下去，可是资产阶级为这个不光彩的胜利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欧洲的反革命势力一旦认识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条宽广的无法逾越的鲜血长河时，立即就变得凶残无比了。当国民议会敢于作出一点轻微的反军国主义的反响时，柏林的资产阶级内阁就垮了台：当维也纳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而普鲁士国王因而敢于发动政变时，国民议会本身也就轻易地被驱散了。1848年11月国民议会遭到武力破坏时，它仍然拒绝了工人阶级的关于号召人民进行武装起义的要求，而采取了被人唾骂的消极抵抗。结果，在国王发动的叛国的政变之下，它懦怯地屈服了。
　　当时，在德国某些地区，尤其在莱茵地区和西里西亚，仍然骚乱不已；面临这种情况，普鲁士国王当然还不敢完全摊牌。在驱散国民议会之后，国王于1848年12月5日擅自下诏颁布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符合已瓦解的国民议会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当然其中有个别非常重大的缺陷。国王答应把这部宪法提交应重新选出的两个议院，其中的下议院应仍旧按照普选制选出。在其他方面，政府当然少不了作出各式各样漂亮的诺言，尤其对于农民。
　　德国境内就这样平静下来了，这是由于国民议会采取了可悲的政策，连续数月之久，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而在紧要关头，丧失勇气，屈膝投降。

二丶反革命及其胜利

　　柏林和维也纳发生政变以后，设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成了革命力量最后的代表者。根据3月5日在海德堡集会的自由派人士的创议，主要是从德国南方搜罗来的颇有名望的人士们，在联邦议会旧址召开了所谓预备议会，并且在三月风暴记忆犹新的情况下使各邦政府同意举行全德议会的选举。
　　但是，事实表明，即使是这样的议会也根本不能胜任革命的任务。在它掌握国家大权的期间内，它错过时机，未曾发挥具有最高权力的议会的作用，反而由于选举奥地利大公爵约翰为帝国摄政，从一开始就使民族运动落在诸侯的手里。然后它又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止境地讨论今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问题上。可是这个议会即使是一个极其畸形的怪胎，毕竟还是一个革命的产儿。因此，在维也纳革命和普鲁士十一月政变以后，全德境内还能进行反抗的人们都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周围，这个议会从而就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无论如何都非拔掉它不可。
　　然而，奥地利政府对待这个议会所采取的政策，与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并不相同。奥地利政府企图直截了当地恢复三月以前的联邦议会，以保证自己在全德的霸权，而只是由于匈牙利起义成功，奥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它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已的意图。与奥地利恰怡相反，普鲁士则计划在革命之际大捞一把，企图利用全国人民的统一愿望来确立自已在德国的霸权。事实上，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经过无数次乱成片的党派争吵，终于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帝国宪法，并且居然还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国皇帝，以此结束其制宪工作。但是，当国民议会的代表团带着一纸空文的皇冠来到柏林时，腓特烈·威廉四世却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他是否接受帝位将取决于德国诸侯同意与否。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谁在德国有最高的权力？是诸侯？还是人民？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被迫又回到了革命立场来，它当初抛弃革命立场只使它自己蒙受了不利。
　　可惜，事实表明，国民议会即使在这时也还没有能力去推行革命的政策，没有能力去领导暴风雨般的运动。这个运动又一次开始在全国兴起。国民议会居然委托那个为奥地利的利益而公然实行背叛的帝国摄政约翰去实际执行帝国宪法，并且还作出其他各种荒唐可笑的决定，但是国民议会自已非常了解，这些决定只不过是放几声空炮而已。
　　和国民议会恰恰相反，普鲁士政府至少很懂得怎样从事反动的勾当。它一发现各中邦政府尤其无意根据宪法与国民议会打交道，一发现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团结在帝国宪法的周围，不是赞成而是反对霍享索伦的帝位时，它马上就摘下自己的假面具，公然和国民议会决裂。普鲁土政府号召那些愿意和它一起建立统一德国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派人到柏林去会商，同时他答应这些邦政府“在发生危机时”给它们以必要的援助。换言之，这就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愿意替中邦和小邦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它希望这些邦承认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这时，普鲁士政府已经在备战，征召了大部分国民后备军，特别在西部诸省集结了强大的军队，而国民议会却依然在继续发布号召，作出决议。这些号召和决议都丝毫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当着他们那位受爱戴的帝国摄政的面，国民议会从法兰克福逃往斯图加德，国民议会在斯图加德被符腾堡政府以武力解散，这样它总算幸而下了台阶，寿终正寝。
　　这时，柏林方面的如意算盘当然也有很大的漏洞。中邦和小邦的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普鲁士的军事援助以镇压革命，可是它们并没有想到要支付霍享索伦王朝很大的胃口所要求的代价。普鲁士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迫使汉诺威王国和萨克森王国同它结成所谓三王同盟，这一同盟的寿命只等于汉诺威和萨克森两国处于困难处境中的日子。这个新同盟的宪法根本没有施行过。假如这个宪法没有给普鲁士人民留下三级选举制^[2]这个极其丑恶的遗物的话，那末它今天就根本没有一提的价值。而法兰克福的帝国宪法毕竟还坚持实行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即使它还是一种间接的选举制度。虽然这时还继续保持普选制，但普选制却由于如下的原因而变成了一幅令人恶心的讽刺画：因为它已既不是平等的，又不是无记名的。
　　1848年4月8日，普遍、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制度曾被庄严地宣布为普鲁士邦的法律。现在，在三王同盟的离奇古怪的宪法中的三级选举制被宣布之际，这种三级选举制也就同时以非法的强暴方式由国王下诏强加于普鲁士国家了。资产阶级大部分对此逆来顺受，容忍了普鲁士贵族地主给予他们的迎头痛击。那些于1849年3月底在法兰克福的议会上曾把帝国宪法当作保护神而宣誓不允许对它作任何曲解和侵犯的自由派政治家，却在三个月以后，亦即在1849年的6月底在哥达集会，居然又同样慷慨激昂地承认普鲁士政府在德国革命问题上以假乱真的做法，包括对三级选举制的承认。另外有一部分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则没有做到这样的地步，但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在柯腾举行一次集会并作出决定：只要三级选举制还存在，他们就根本不参加议会的活动。
　　在沉闷的革命低潮中，为争取实施帝国宪法而发动的几次起义，是黑暗中仅有的几线闪光。虽然这些起义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可是这些行动至少拯救了革命的荣誉。有工人参加的起义尤其如此。对于工人来说，关键不在于宪法的非常温和的自由主义，更不在于霍亨索伦家族的世袭皇位，关键完全在于保卫人民的最高权力，反对诸侯的专制主义。这几次起义爆发在德累斯登，爆发在普鲁士菜茵省的个别地区，而巴登邦和巴伐利亚邦莱茵法尔茨地区的暴动，蔓延的范围最广。各地的起义都被普鲁士军队用可怕的暴行来镇压下去。不论在什么地区，伴随着所谓秩序的胜利而来的总是这种可怕的暴行。
　　在争取实行帝国宪法的斗争中，在整个德国革命过程中始终起着指导作用的唯一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停办了。《新莱茵报》是由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最亲密的战友在科隆创办的，并且是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马克思被作为所谓外国人赶出普鲁士国境。当局对其他编辑人员提起了几十起的新闻诉讼，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菜茵报》出版了用红字印刷的最后一期，刊载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著名的告别之歌。

三丶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

　　在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中，德国工人阶级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资产阶级当时如能鼓起几分勇气来，本可获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支持，可是由于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而在国王和贵族地主面前收起了旗帜，因而他们恰恰招致了他们想要避免的后果，他们使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得更快，以致超过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所能提高的程度。
　　当然，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近代工人那样的阶级觉悟。他们满足于向柏林的和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提出千百件请愿书，其中提出自己的纲领，可是这些纲领并没有超出取消封建负担、允许农民拥有小量土地、提高工钱和降低税率的范围。这样的纲领完全符合于封建佃户^[3]的观点：他们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来把他们解放，他们的要求还不能逾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产业无产阶级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们早就与资产阶级处在暗中的战斗状态，资产阶级革命愈搁浅，他们就愈革命化。一旦他们看清了资产阶级的背叛，他们就不指望通过资产阶级来领导，而自已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1848年4月19日，他们就已经在柏林成立了工人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是斯特凡·波尔恩。波尔恩是一位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他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工人中央委员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从6月1日起，它每周出版三期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人民报》愿意支持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也愿意同样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历史上的各种落后势力的斗争。只要是为人民群众争取新的政治权利，它随时随地都愿意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在波尔恩领导得很出色的报纸有了稳固基础之后，8月25日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四十名代表。他们代表了柏林、布累斯劳、汉堡、莱比锡、哥尼斯堡、慕尼黑等大城市的三十五个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日程上有下列诸项：由国家担保工人有工作，国家支持产业工人的组织，国家负责维持所有贫困工人和残废工人的生活，对于长的劳动时间加以限制，按照劳动阶级的利益来改革税收制度，取消食品税，实行免费的国民教育制度，司法不收费以及在德国各邦成立由劳动阶级自由选举产生的劳工内阁。
　　上述各点在十天的会议上都曾一一加以讨论，当然在讨论中会出现某些意见分歧。比大会的理论性的决议更重要的是组织章程，这个章程是代表大会为工人们拟定的；章程规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广泛设立地方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这个新的联盟定名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迁往莱比锡，并负责出版联盟的刊物；刊物的名称和联盟的名称相同，仍然在波尔恩的领导下出版。中央委员会应受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全德工人大会的监督，并相应地进行改选。
　　联盟的组织，特别由于阿尔腾堡、莱比锡、海德堡等地所召开的一系列的地区代表大会而扩大了，其组织遍及大部分德国。在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危机中，联盟始终是活跃的，而他们的社会性的努力并不是那样完全无可非议的。他们的社会纲领的内容过于丰富；他们活动的方面愈多，他们的力量也就愈分散。他们企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就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企图只能导致失望和损失。但是联盟的机关报则始终十分有助于唤起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特别是通过有效地支持工人的工资斗争。
　　在革命的岁月里，这样的工资斗争是极其频繁的；三月革命以后，仅柏林一地就发生了几十次之多。但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工人们只能取得一些暂时的而不是持久的成就；人们在害怕革命时对工人所答应的东西，在反革命气焰嚣张时又被一笔勾销了。在无数次临时性的罢工中，个别的行业已经开始有经常性的全国性组织的萌芽；最先出现的而且也是最强大的就是印刷工人和卷烟工人的组织。但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工会组织，比反对工人的政治社会性的组织还更激烈；工会组织直接威胁到利润；在反对工会组织时，警察和司法机关很乐意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因此，那些极有发展前途的萌芽都一一被摧毁，尽管思想上的胜利仍然属于工人。
　　二月革命以后，工人阶级既有进行公开宣传的可能，而且也有了公开宣传的工具，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已丧失其存在的目的。同盟的盟员主要分布在德国各地。在德国，首先必须推动资产阶级去争取确保无产阶级在建立其政治组织时所必需的那些权利一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权利。维护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他们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宁可牺牲这些权利，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秘密意图。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不想重蹈他们刚刚摆脱了的宗派纠纷的复辙，那末，他们只能作为民主主义的最激进派走上德国革命的道路。这决不是要说，他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来隐瞒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确实也没有这样做过。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既反对一切宗派纠纷，也反对一切革命冒险活动。为了在革命运动中发挥酵母作用，他们宁愿个别地来到德国。正是这些化整为零的活动，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杰出的预备学校。几乎不论在何处，只要德国无产阶级开始以较明确的思想来展开工作，那里就都有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发挥推动力。
　　当帝国宪法斗争宣告结束、白色恐怖笼罩着德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又重新联合在一起了。与1848年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时只有作为秘密的组织才有可能在德国境内进行革命宣传，要想进行公开的宣传，只可能从国外向德国进行。后一种办法也情况不妙，因为在德国流亡者中，混杂着各色各样的分子，任何要团结这些人进行统一行动的尝试，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谁竞然还敢于这样做，那末他就会陷入纠缠不清的纷争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外，各国的政府继续在迫害流亡者，它们在瑞士境内也颇能得逞。每当最紧迫需要让避难权^[4]发挥作用时，瑞士的政治避难权总是失灵，过去如此，后来也是如此。在一年之内，瑞士政府在德国各邦政府的压力下，驱逐了一万一千名在瑞士境内寻求避难的德国流亡者。
　　唯一的认真地要使德国流亡者成为一支有效力量来干预德意志命运的努力，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他们整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昔日的盟员当时几乎都已聚集在伦敦。但是还有一些盟员留在德国境内进行活动；当然，他们是在进行秘密工作，他们设法将工人兄弟会中最有影响的会员吸收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在1850年夏季，情况已经愈来愈清楚：革命已不可挽救地处于低潮。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既不抱怨，也不责怪，而是科学地探讨：为什么这种急转之下的趋势无法挽回。他们认识到，正如1847年的商业危机是革命之母一样，逐渐又来到的在1850年已达高潮的工业繁荣正是反革命之母。马克思和恩格斯坦率地发表这样的见解。这一见解使他们两人和流亡者的革命美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分歧而在1850年9月分裂成两派，这两派都没有存在很久。
　　从事盲目的革命活动的一派，因而消失了。而坚持同盟当初的原则的那一派则由于科隆的共产主义者案件而遭到破坏；这个案件是由普鲁士密探施梯勃奉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指令用卑鄙的欺骗和伪证伎俩制造出来的。这个审讯案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历时六星期，是由科隆陪审法院审理的。审判结果是，在十一名被告中，有七名都被判处刑期长短不等的徒刑。
　　随着工人阶级最强有力的组织的瓦解，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也告结束。虽然工人兄弟会的个别分支组织比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得还更久些，可是它们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也都被瞥察一破坏。1854年7月13日，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曾责成德国各邦政府迫害一切现存的工人组织，并且禁止重新成立这类组织，违者处以刑罚。倡导这种决议的首恶分子就是普鲁士派驻联邦议会的公使、后来制订反社会主义者法的俾斯麦。

四丶五十年代

　　普鲁士政府企图利用德国革命的机会来谋取霸权，这种图谋终于失败，这是应得的下场。霍享索伦之鹰刚刚拯救了中邦和小邦的君主并镇压了其臣民的反叛，这些君主就由于害怕它那为并吞他们而伸出鹰爪而投入了奥地利的怀抱。根据俄国沙皇的命令，普鲁士不得不在奥尔米茨的谈判^[5]中向奥地利卑躬屈膝，同意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联邦宪法。
　　这是普鲁士的一个奇耻大辱，只有耶那战役中的败绩才能和它相比。当时维也纳的宰相施瓦尔岑堡侯爵安想乘此把他的劲敌一击致死。他想以搞垮关税同盟作为对普鲁士的决定性的打击，但毫无结果。经济的发展使这种图谋根本无法得逞。结果，关税同盟不仅没有被搞垮，反而由于汉诺威、奥尔登堡以及德国西北部各小邦的加入而扩大了，同盟的范围包括九千平方英里、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
　　同样，在普鲁士王国内部，反革命的势力也取得了这样的经验：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显得似乎可以不受限制，但它毕竟受到经济状况的一定限制。在普选制被可耻的政变一笔勾销之后，三级选举制在1849年夏季选出了一个乐于替任何反动勾当效劳的乡村贵族地主的议院。这个议院废除了1848年12月5日由国王擅自下诏颁布的宪法中一切使政府感到不便的规定。政府甚至连这样的宪法也要违反，根本无视宪法的存在，或者贿赂法院，使它歪曲宪法，颠倒是非，但议院依然熟视无睹。此外，议院还制订了有关出版、结社和刑事的法律；利用这些法律，当局立即扼杀了一切反对派。
　　然而，议院无法完全取消代议机构的预算和税收批准权。虽然它玩弄了笨拙的花招，使政府能不断提高原有的税收，并且在宪法中打开一个“漏洞”：宪法中没有规定在国王和议会就预算案发生争执时应如何解决。但是，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不可能公然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已经破产的专制统治方式。没有立宪制度，普鲁士国家就无法对付它的债权人，而贵族地主的功名野心则必然使他们只能让普鲁士式的立宪制度徒有虚名、装装门面而已。
　　在社会问题方面，反革命势力所费的力气不亚于在政治方面。他们恢复了地主的督察机构和封建的县议会和省议会，最后他们以建立贵族议院来完成这种中世纪时期的组织；贵族议院是一种完全违反宪法的怪胎，在这个议院中，易北河东岸的贵族地主占了当然的多数。其目的是：在三级选举制一旦失灵时，贵族们就使全部立法工作陷于瘫痪。但是真正棘手的事是维持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是一切封建统治的基础，这种基础非消除不可。贵族地主在骨子里还这样害怕农民，以致他们自己就有那种要求。
　　当然，农民们不得不又付出巨大的代价。合计起来，从1816年到1865年，农民们为了赎取解放至少向贵族地主支付了十亿马克。正如1810年在宣布废除世袭依附制度的同时也颁布了关于包身佣工的法令一样，现在在废除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同时又颁布了1854年4月24日的法令；这项法令^[6]迄今仍然有效，除了其他一些滥用职权的规定之外，这项法令还规定：农村无产阶级的任何结社活动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对于封建官僚的反革命势力来说，哪些是还可以的，哪些是行不通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是在反革命内部发生激烈磨擦的情况下进行的。十足的乡村贵族，其视野超不出他们的庄园，他们顽固地要恢复三月革命以前的状态，而官僚们则正如俗话所说当了官就要放聪明点，他们能看出，十九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家在什么现实可能条件下才能存在。然而这两股反动势力谁都没有获得能压倒对方的最终成果。当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精神病危及他们的权力的共同基础时，这两股势力又重新和睦起来。
　　反革命势力与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的意见完全分歧，其原因并非由于这位“炮弹亲王”从血腥镇压巴登、法尔茨的暴动以来他就有了这一绰号——责怪前者对人民所犯的罪孽，而是由于亲王不能原谅他们的奥尔米茨之行；奥尔米茨谈判使反革命势力上当，丧失了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时所应得的报酬。从此以后，反革命势力就把亲王视为异端，说他是“自由派人物”，散布流言蜚语，甚至批评其私人生活，这就激怒了亲王。特别使亲王感到恼怒的是：反革命势力长期不宣布国王的癫狂症，当国王的病情无法隐瞒时，他们还整整一年故意不让亲王摄政。直到1858年秋季，亲王才掌握了政权。于是他立即解除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职务，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奥斯瓦德、帕托夫、施韦林等组成的内阁。施韦林在十年前曾参加过康普豪生—汉塞曼内阁。这样，资产阶级就无功而登台了。
　　在五十年代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太深重的苦难。五十年代的工业高涨，安慰了政治野心未能得逞的资产阶级。只要能把无产阶级依然钳制住，只要他们的生意兴隆，他们是甘愿忍受这种反动的厄运的。反动势力已经做到了或者似乎做了两件事：金属工业、纺织工业、煤和铁的生产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远洋航运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大批向外移民而日益发达；由于货运日益增多，铁路网也愈来愈稠密。在德国境内，大资本也开始繁荣起来。自从1857年的商业危机以来，继第一次的企业创办热潮之后，已出现了第一次小危机。
　　尽管资产阶级胆小如鼠，可是生意兴隆本身却终于使他们敢冒风险了。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发展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束缚。婚姻和居住的限制，使德国各邦互相隔离，同时又妨碍资本家自由使用工人；此外，在国外没有外交上的保护，这也使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困难重重；资产阶级的发展愈超出旧的各种限度，分裂割据状态的这些或那些后果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愈加难以容忍。只要利润能增加，他们情愿放弃德国式的小邦自由，而日益增长的利润又使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德国统一。他们成立了德国经济学家大会，作为争取德国统一的代表机关。他们的雇佣学者——当时他们被称为唯自由贸易论者——在大会上主张德国统一，指出这在经济上的必要性，他们主张迁桃自由、就业自由，并主张尽速撤除一切封建行会的障碍。总之，这些雇佣学者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大吹大擂，锣鼓喧天。
　　不言而喻，这些雇佣学者不仅向资产阶级，而且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许下诺言，说他们的原则一旦获胜，就会重新出现千年盛世，他们至少能使小资产阶级上他们的圈套，信以为真。德国的手工业在五十年代的工业繁荣中有过一些发展，但不能再有真正的兴旺，因为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年复一年地动播了手工业的基础。政府的那种根据行会原则去修改普鲁士工商业条例的向后倒退的做法，尤其无助于手工业回复到早已一去不复返的旧年代。与此相反，信用透支互助会和原料互助会却对手工业提供了更有效的帮助，只要它还可以帮助的话。1848年的前柏林国民议会议员舒尔采—德里奇自从被政府整肃、解除法官职务以后，一直在为争取建立这种互助会而热心宣传。在这方面，小型手工业要有正常的信贷制度这一需要，有力地支持了他。由于他自已完全是小资产者，只想促进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抱任何其他意图，因而他的努力获得了更大的成果。
　　资产阶级起先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舒尔采，因为舒尔采的宣传活动有使资产阶级要吞噬小工商业的图谋难以实现的危险；或许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是：这种宣传可能会使无产阶级更加倔强。但是资产阶级很快就深信，舒尔采既毫无恶意，又目光短浅；因为舒尔采接受了资产阶级对他灌输的种种资本主义口号，资产阶级就宣布他是工人的救星了。
　　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强大，一向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和哲学就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自从黑格尔哲学中富于生命力的成分被吸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黑格尔哲学的主观臆断就对德意志民族生活丧失了任何影响。一种狭隘僵硬的唯物主义取代了黑格尔哲学而流行起来了，它以故作豪言壮语来使新兴的资产阶级感到痛快，虽然它只流行到资产阶级发现了必须给人民把宗教保存下来这奥秘为止。从一开始，这种唯物主义就不得不和叔本华的哲学分享统治地位，这时叔本华终于公开发表了他的学说，虽然无人肯听，叔本华还是宣扬了他的教义长达一个世代之久：循规蹈矩的公民必须获得安宁。如果说尽管叔本华（1788-1860年）有种种奇想怪僻，他毕竟是一位天才人物，是德国哲学最后一位重要代表，那末，他也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时髦哲学家；他安慰资产阶级：不必为背叛革命而感到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有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的全盛时期也正值五十年代。弗里德里希·赫伯尔（1813年——1863年）在五十年代里创作了一连串的悲剧：《海洛德斯和玛利阿纳》，《阿格纳斯.贝瑙尔》，《居格斯及其指环》和《尼伯龙根》；这些剧作在艺术力量方面胜过了席勒的古典戏剧，可是在民族意义方面却相差很远。这些剧作当时不大受人重视，尽管赫伯尔很讨好反革命势力，对社会主义则进行过愚蠢的攻击，从而完全迎合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更不受人注意的是哥特弗里德【b】·凯勒（1819——1890年）。凯勒原籍瑞士，当时住在柏林，他也在五十年代里并且是在柏林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诗人，因而对于在其周围普遍流行的市侩作风完全生疏，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市侩们报以可鄙的蔑视。
　　弗莱塔克的小说《负债与资产》，是五十年代文学上最成功的著作。这部长篇小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有一句寓意虚伪的警句，即作者想在创作中寻找德国人民。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并无很大的价值，可是在文化史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小说以完全真实的形象刻划出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如何在道德和牟利方面比破产的贵族地主高明，但却只能受制于厚颜无耻的贵族地主。

五丶普鲁士宪法之争

　　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是在1858年秋季靠普鲁士亲王摄政而执掌了政权，他们却根本不懂得怎样为国家的利益、或者专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而充分利用这一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如此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位“炮弹亲王”，这种热烈欢迎由于亲王的整个过去经历而显得十分可笑，尤其因为亲王本人从来不想假装开明，也根本不赏识这种过分的殷勤巴结。一切情况都和曼托伊费尔当年的情况完全一样，最多只做到了在这里或那里把警察的滋扰稍微减少一些，或者让几名曾令普鲁士亲王讨厌的反动官员退休养老而已。
　　贵族地主顽固地盘据在贵族议院里，对自由派内阁丝毫不让步，而自由派则因所谓新时代的到来而兴高采烈不已，即使资产阶级反对派中的坚决分子一他们一向认为三级选举制违反宪法而一直没有参加选举——现在也一反常态，不再反对，甚至牺牲了普选制。1858年在亲王刚开始摄政就举行的那次选举中，自由派人士在众议院中成了多数派，虽然地方当局多方顽抗，他们不顾自由派内阁的命令，仍在选举中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动宣传，一如在曼托伊费尔时代。
　　然而，在这个多数派的生存能力还没有来得及经受考验之前，1859年春，在以法国和撒丁尼亚为一方、奥地利为另方之间燥发了大规模的战争。1857年的商业危机，在欧洲各国都唤醒了新的生活。在意大利，以前的争取统一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在北部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异族统治者残酷压迫的人民运动迅速扩大。但是当时统治着撒J尼亚的萨瓦王朝很普于控制这次运动，这个王朝有加富尔伯爵这样一位既是自由派的、但又精明强干的内阁大臣。由于本身力量薄弱，不足以单独抗击奥地利，这个王朝就去找拿破仑三世帮助——可惜找错了人。拿破仑三世是在1851年12月政变后当了法国皇帝的，他欣然听取了萨瓦王朝的要求。这位冒险家需要发动一场能侥幸获胜的颇得人心的战争，藉此恢复他那日益降低的威信。1857年的商业危机曾使法国资产阶级忐忑不安，怀疑波拿巴主义^[7]是否能长期保证他们的生意兴隆；当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才把政权交给波拿巴主义的。
　　面对着来自法国和撒丁尼亚的威胁，奥地利就求助于德意志联邦，特别是求助于普鲁士国家。当时，德国境内也出现了某种民族激情；这种激情的目标当然十分不明确，并且具有这种值得疑虑的倾向：陷入对法国人的仇恨情绪。最不明朗的是普鲁士摄政亲王的态度，他一面拥有强大的武力，一面又抱着骑墙态度；他动员了普鲁士军队，这是威胁法国的；同时，他又要求取得德意志联邦军队的指挥权，这又是威胁奥地利的。这种既毫无意义又目的不明的政策，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促使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法朗克签订和约。为了巩固自已在德国的霸权，奥地利根据这个和约把伦巴底割让给撒丁尼亚。于是，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成为全欧各国的笑柄。德国的民族运动就以全国陷入悔恨情绪而告结束，这种悔恨情绪又爆发成为普遍的争吵不休。可是由于参加争吵的党派并不想触及灾难的根源，不想改变德国的诸王朝多头统治。所以，哀号着分娩时的阵痛的庞然大物只生下一一只小老鼠，而且还是一只死的小老鼠。这只死老鼠就是1849年春季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上所通过的一纸空文的帝国宪法。1859年秋季成立的民族协会就团结在这个宪法的周围，它最有力的支柱就是中邦和小邦的资产阶级，民族协会的旗帜上写着：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
　　在普鲁士，新的众议院的第一次会议在战争局势的压力下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在第二次会议上，自由派的内阁提出了第一项重大措施，要求全面改革军队，这就要使国家预算每年额外支出大约一千万塔勒尔。从军事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一措施自有其可行之处，特别是它将比以往更彻底得多地实施义务兵役制。只要资产阶级懂得，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普鲁士军队就无法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那末，这一措施也是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然而军队的改组同时也势必会加强国王和贵族地主的力量，而当时又没有任何保证，足以担保军队的使用会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摄政亲王的所谓自由主义终于再没有其他的吸引力了。亲王常把改组军队称作他的最切身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时，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自由资产阶级的愿望。亲王这样做的动机，除了他个人酷爱军事生活之外，在于他企图对外和对内加强他的实力地位。资产阶级却毫无兴趣为此每年要支付千万塔勒尔的巨款。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却并未因此而处于困难境地。得不到众议院的同意，摄政亲王就休想实现这一耗费庞大的军事改革。众议院可以为批准这笔一千万塔勒尔的拨款附带提出下面两个条件：终于保证给自己一点实权，尤其是要允许它对军事力量的使用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但在无法理解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众议院里自由派的多数派居然既没有作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另一点他们既不反对军事改组，也没有在本来可以加强其权力的条件下同意这种改组。他们反而在众议院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暂时批准了国王所要求的每年一笔的费用，并以此作为对内阁大臣“可尊敬的大人”们的“信任票”；这样，资产阶级的这一局牌，早在开始以前就已经输了。如果说王室不可能在未经众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建立几百个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那末，众议院也同样不可能，甚至更加不可能吹一口气就轻易地把业已建立起来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统统吹掉。
　　这种莫明其妙的政策简直使自由派的选民们啼笑皆非。1861年6月众议院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德国进步党出现了。它提出了一个还很软弱的完全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它否定了普选制，但是决心采取比以往的自由派多数派稍微激进一些的政策。在此期间，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61年1月去世，摄政亲王继位为国王一威廉一世。在他登基时，他就以一项充满狡诈的圈套和有保留条件的有名无实的大赦令向全世界表明：他仍然是个老反动派，他对于1848年3月18日事件记忆犹新。他是以恐惧和愤怒互相交织的心情来表明那一点的；他也以这种心情来看待新的进步党这一无害之物。作为对策，威廉一世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宣言中宣布：他将通过在哥尼斯堡的隆重加冕，维护奉天承运之君的永恒权利；在加冕时，威廉一世果然以如此挑衅性的口气大放厥词，以致所有还有几分自尊心的选民都看清了他那专制主义的冥顽不化的特性。
　　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登基后几个星期，在1861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改选中，进步党人果真一举而获得一百六十一个议席。进步党人开始作为较为激烈的反对派提出了这项十分温和的要求：逐项开列财政预算的各项收入。在此以前，财政预算一向只是笼统地提出几笔大数目，因而大臣们可以在大数目的掩盖下违背众议院的意志而玩弄各种钻空子的欺骗伎俩。这项提案于3月6日通过，内阁对于它所谓的不信任票十分气愤，于是就解散了众议院，可是过了几天，内阁自己也倒台了。自由派人士所组成的普鲁士第二届内阁，得到了和第一届内阁同样可耻而又同样应得的下场。
　　国王于是下令另组新内阁，新内阁是由封建官僚分子组成的。内阁提出了这个问题：实行国王统治还是实行议会统治？以此作为选举时的口号；但他们真正的希望并不寄托在这种愚蠢的言词上，而是寄托在干涉选举上的，如此卑劣的手法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代都是罕见的。进步党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宣称，如果众议院不能行使预算批准权，那末，宪法就受到了威胁。进步党人宣称，如果宪法只能起比没有宪法时还更大量地募集金钱和兵士的作用，则宪法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进步党仅能满足于发表这种不痛不痒的老生常谈。党的发言人仅能用受辱的正人君子的那种义愤来反驳对于要求实行议会政治的指责。
　　这时只有一个人起来反对如此软弱的政策。这个人就是斐迪南·拉萨尔。

六丶拉萨尔

　　拉萨尔（1825—1864年）是布累斯劳一个丝绸商的儿子。他的家庭是属于还靠小商盘剥和高利贷为生的东欧犹太人类型。这并不是对他父亲的那种资产阶级正直作风仿佛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但是正如十五岁的拉萨尔在他的日记上所写的那样，他在家庭里所受到的新式教育，每逢情绪激动时，就显得只是一层薄漆而已。少年拉萨尔的犹太人精神，还是完全地地道道的，他最初的理想是领导犹太人拿起武器为把犹太人从那些还束缚着他们的种种锁链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不久，这个自以为是和好管闲事的男孩无法再留在布累斯劳文科中学里；违背了父母很想要他好好读书的意愿，他在1840年春季来到菜比锡，进了一所商业学校。虽然这一决定并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可是其结果却大有裨益。拉萨尔身上的犹太商人的残渣，在与基督教商人相砥磨时消失了。当时，他在菜比锡商业学校里所学的就是基督教商人的种种伎俩。拉萨尔摆脱了商人习气，他从而也就摆脱了犹太精神。他勤奋攻读德国古典作家的著作，从而扩大眼界，看到了近代文化的思想宝库。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拉萨尔是从个人苦闷出发而成长为革命家的。在拉萨尔的词汇里，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初期对时代斗争和时代期望所寻求的自我理解。拉萨尔的自我觉悟一经被唤醒，就马上懂得哪些事情他应该做，哪些事情他不应该做。在他十六周岁生日时，他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自己作为这样的宣传鼓动家、演说家和作家的前途：为人类最神圣的利益而斗争，直到自身毁灭。这时，他的父母只好又迁就拉萨尔的强烈愿望；1841年秋季，拉萨尔开始了他的新生涯。
　　拉萨尔非常勤奋刻苦地补习了他所耽误的文科中学的学业；不久他就获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他起先在布累斯劳，接着又在柏林研习古代文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些后来就成为拉萨尔思想的真正根源。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时，拉萨尔却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热心拥护者。虽然拉萨尔后来力图用现实内容来充实黑格尔的概念，可是他从来没有摆脱过这些概念，因而也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
　　他的第一篇科学著作是论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关于这位哲学家，拉萨尔曾经在巴黎图书馆里作过详细的研究。但是在他还来不及写完这部著作以前，他遇见了一位聪明、漂亮而不幸的女人；这个遭遇把他拖入了现实斗争的洪流之中；为这场斗争，他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难用拉萨尔本人在看待这次“生平大捷”时一向所怀有的洋洋自得的心情来看待拉萨尔为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而进行的斗争。哈茨斐尔德伯爵对他夫人所采取的不体面的手段，迫使夫人的保护者也采取某种措施；对于这种措施，人们虽没有发觉任何庸俗的激情，但还是希望拉萨尔最好不要采取。然而不能因此而不承认，驱使拉萨尔卷入哈茨斐尔德事件的动机是纯正的、无可指责的。
　　在三月革命以前的平静岁月里，拉萨尔受了火热的多事癖的驱使，出面维护一位无力自卫的妇女，这个女人遭到了理应保护她的人们一她的丈夫、兄弟和阶级一-的迫害和背叛。如果说，在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的遭遇中反映出三月革命以前的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整个卑劣性的话，那末，拉萨尔作为一个年纪很轻而又无权无势的犹太人，却站起身来反对这位连国王、贵族和法庭都由于他的傲慢专横、不屑与之计较而表示退让的犯罪者，正如拉萨尔后来所说，他是赤手空拳地作了一次反抗。拉萨尔认为，哈茨斐尔德伯爵全凭他的诸侯地位和亿万家产，才敢干出象几年以来对待妻子那样的罪行；就这一点来说，拉萨尔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哈茨斐尔德伯爵夫人事件中，完全体现出普遍性的原则和立场。
　　拉萨尔也并未因这场争执而忘记掉他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1848年3月，他因被人诬告而身入囹圄。拉萨尔被控教唆别人从哈茨斐尔德伯爵的一个情妇那里盗窃了一个珠宝箱，但法庭于同年8月在听取了激昂慷慨的辩护词之后，宣判他无罪，接着他就投身于革命浪潮之中。当时他住在杜塞尔多夫，他先与马克思建立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的观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总是不带忌妒心地承认，马克思有比他更伟大的思想。然而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他才是马克思的学生。他的修养过于自成一套和不求改进，以致他还不能完全掌握唯物史观。
　　在1848年的十一月危机中，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领导着运动，并且准备在柏林国民会议本着自已的职责发出武装起义的号召时采取行动。，因为柏林国民会议没有这样做而决定采取那种被拉萨尔严斥为消极抵抗的办法，所以他就因号召群众武装暴动推翻王室政权的罪名而被捕入狱。5月3日，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些有学问的法官竟悍然违反传统的法律原则对任何人都不得因一个罪行而控告两次——再一次审讯了拉萨尔，并对他判处了六个月的徒刑。当拉萨尔终于出狱时，革命的火焰早已熄灭了。
　　1854年，拉萨尔挫败了哈茨斐尔德伯爵，使这个罪人不得不俯首屈服。于是拉萨尔完成了论述赫拉克利特的巨著，这部作品立即使他在德国学者当中获得了有威望的地位。接着，他移居到柏林，他在柏林从事科学著述工作，最主要的是在写他那另一部巨著——《既得权利的体系》，他想在这部作品里“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的坚固堡垒”，他怀着火热的憧憬，期待革命日子的到来。届时他就有可能开展实际的革命活动。
　　在他看来，这个日子在1862年春季就已经来到了。拉萨尔愈来愈不满地注视着自由派的昏聩荒唐的政策。他是一位过于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以致他不肯表示他那如此合理的愤慨。他首先致力于向资产阶级说明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想引导他们离开在1848年反动时期损害了自身的利益而走上的歧途。他在柏林好几个区协会的会议上作过有关宪法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进步党人关于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的夸夸其谈，不会有任何结果。政府已无数次表明，宪法是毫无价值的。一旦它认为对自已有利，它立即就会利用它所拥有的武力来践踏宪法。过去资产阶级对此曾经逆来顺受，今后也不得不逆来顺受，只要资产阶级仅限于以他们的权利为依据的话。拉萨尔以一语道破的明确性指出，宪法问题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只存在于该国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
　　拉萨尔在做报告时并没有就进步党的政策作出实际的结论，他只是想唤醒选民们正确地认识宪法之争的历史意义。但即使这样的目的，拉萨尔也没有达到。虽然他的演说照例博得了掌声，可是听众们几乎听不出拉萨尔想怎么办；反正在几个星期以后，在1862年5月，进步党人在选举中获得大胜时，拉萨尔的演说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已完全化为乌有。在这种大胜的情况下，已听不到关于进步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任何疑虑了。
　　但是政府在这时也并不投降。尽管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求得和解，但是由于普鲁士国王的顽固不化和不可理喻，一切谋求妥协的谈判均告失败。1862年9月23日，众议院拒绝批准军事改组的经费，于是普王任命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俾斯麦出任内阁首相。俾斯麦从1848年起就有疯狂反动派的名声。进步党人把任命俾斯麦一事看成是政变的开始。俾斯麦本人在刚刚上台时，故作温和的姿态，可是由于他断然拒绝承认众议院有决定预算之权，所以进步党人对他很不信任。1863年10月13日，俾斯麦解散了邦议会。于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怎么办？拉萨尔在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次演说中答复了这个问题。
　　拉萨尔指出，如果进步党人想坚持采用书面抗议和决议的办法，那末，他们就必然会象过去那样向俾斯麦内阁屈服。反之，拉萨尔向他们建议：在政府停止这笔违宪的开支之前，众议院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从而彻底消除了这个仅仅有利于政府的宪法幌子。他这个建议如此明确干脆，甚至足以使进步党当时都为之一惊。没有代表民意的机构来向国家的债权人提供必要的担保，俾斯麦内阁也会象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统治那样陷入破产的泥沼。如果拉萨尔的建议只限于保证进步党人在当前对俾斯麦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那末他们也许可能会接受这个建议。但是拉萨尔策略的实际作用一他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一却远远超出具体的某事，他的策略根本反对这种可悲的普鲁士宪法。而资产阶级却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他们尽管如此还死抱住这部宪法不放。这部宪法虽然稍微损害一些资产阶级的利益，却严重地打击了无产阶级。
　　因此，进步党人经过短暂的动摇之后，终于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但他们应该问心有愧，竟还干了如下这一件丧尽天良的事情：他们的报纸对拉萨尔进行了诽谤和诬陷，仿佛拉萨尔想为俾斯麦的利益而背叛资产阶级自由事业的英雄们。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工人们向拉萨尔提出了请求：请他给以帮助和建议。

　　材料来源

　　布洛斯：《德国革命》。
　　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
　　《拉萨尔的言论和著作》（伯恩施坦编）。

感谢指树可名录入及校对

^[1] 指瓦尔兰。——中译本注

^[2] 三级选举制是1849年普鲁士颁布的关于邦议会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纳税等级的基础之上。纳税最多的人们所享有的选票，和所有纳税较少的人们所享有选票的总数相等。此外，三级选举制是一种间接选举制，选民只能选举选举人，然后再由选举人选举议员.直到1918年革命时才废除了这种反动的选举制度。——中译本注

^[3] 封建佃户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虽有人身自由，但在乡镇里并不享有充分权力。——中译本注。

^[4] 避难权：一个国家对由于政治或者宗教上的原因在别国境内受到迫害的人们给以受保护和居住的权利。——原注

^[5] 奥尔米茨谈判：1850年11月底，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奥尔米茨举行谈判，其目的在于调停由于普鲁士的扩张而引起的争端。在普、奥两国的军队在黑森地区发生前哨战以后，普方不得不在谈判中处处让步，并且撒销了动员令。——原注

^[6] 这项法律直到1918年11月革命时，才被废除——原注

^[7] 即拿破仑主义——中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