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的《悭吝人》

莫里哀的《悭吝人》^[1]

（一八九五年三月）

　　莫里哀，原名约翰—巴布梯斯特·波克林，生活在1622至1673年。他被公认为法兰西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诗人；法兰西文学所拥有的杰出喜剧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学都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莫里哀都是现代喜剧之父。在他出现以前，喜剧都是由一些粗俗不堪的场景拼凑起来的，戴着脸谱的千篇一律的人物在这些场景里插科打诨，卖弄噱头。莫里哀有时也曾迎合过这种趣味，但是在他比较伟大的剧作里，他总把性格当做一个心理课题，置放在全剧的中心，这种性格在喜剧的整个进程中发展着，使剧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围绕着它，结果与其说性格被环境所推动，勿宁说环境在为揭示性格的本质而服务。莫里哀不仅是法国，而且也是所有其他文明民族的性格戏剧的典范。
　　莫里哀生活在法国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上升为欧洲主宰的时代。这是法兰西专制主义的黄金岁月，这种专制主义是通过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聪明政策奠定起来的，它建立在法兰西民族的阶级分化之上，同时也建立在阶级融合之上。它在各个社会对立面中纵横捭阖，并以一种对其它欧洲国家实行剥削和压迫的政策把它们联合起来。在投石党战争^[2]中古老的封建贵族势力遭到了挫败，在胡格诺教徒战争中年青的富于革命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势力遭到了打击，但是两者都没有被消灭。法国王室用资产阶级掣肘封建主义，用封建主义掣肘资产阶级。法兰西民族一跃而成为欧洲命运的仲裁者，这一事实赋予民族的整个生活以最活跃最强烈的激励。
　　莫里哀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成长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路易十四招聘的一个剧团的领班，就这点上来说，他是一位宫廷作家。但当时的宫廷作家和今天的宫廷作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莫里哀时代的王权是法国社会的一种现代的力量；直到莫里哀死后很久，路易十四才倒退回封建反动的政策，这种政策日后给他的后继者带来如此沉重的灾难。莫里哀与宫廷保持着关系，是因为宫廷与当时最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保持着关系。莫里哀把他的利箭指向伪善的教士，他们胁肩谄笑企图使国王对他们言听计从，而后来确也得到了国王的宠信；莫里哀把他的利箭指向医生，他们完全靠中世纪江湖郎中那套荒诞的骗术到处招摇撞骗，而对随着年青工业茁壮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他嘲弄那些贵族，他们出于封建的偏见极端蔑视富有的资产阶级，可却又迫使自己坐在资产阶级的餐桌旁去当食客。但是，如果莫里哀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于他那时代的阶级斗争之上，不是去仔细观察和研究他眼前所展开的五光十色的社会斗争的各个部分，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喜剧诗人。他也看到了资产阶级的黑暗面，并且描写了它，正是在《悭吝人》里描写了它。
　　资产阶级批评界指责这部喜剧，说它展示了一幅吝啬的图画，但却没有塑造出悭吝人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没有比这种论断更荒谬的了。在今天的条件下，莫里哀的“悭吝人”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人物，这正如在十一世纪这个人物也不可能存在一样。但是在十七世纪，这个悭吝人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历史的形象。今天的工人嘲笑欧根·里希特^[3]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所宣扬的储蓄银行—福音书，那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极其令人反感的直到吝啬程度的节俭不是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上，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象前面提到的那些御用文人所谎称的那样，但确实是起着一种作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甚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还不太发展的时候，除了贸易和高利贷之外，节省甚至吝啬乃是资本形成的基本因素。只有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它们才逐渐失去作用，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处在高度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节俭持家才是不值一提的。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如果说莫里哀的阿巴公作为今天的资本家的典型形象是十分离奇的话，那么在莫里哀时代他作为典型的资本家，集吝啬鬼和高利贷者于一身却是非常真实的。
　　关于这部喜剧的情节毋需多说，它基本上还是沿袭下来的陈说旧闻，第五幕纽结的解开显得格外浅薄和笨拙。但诗人所关心的不在这里，他是把这类事情做为自己的次要问题来处理的。对他说来，要紧的是使悭吝人的性格在与形形色色人的交往中，在各式各样迥不相同的环境里得到发展。莫里哀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使《悭吝人》二百年来在近代喜剧的历史上始终占有一席荣誉之地。至于剧中有些地方显得太粗俗，这可不能依我们今天的口味而应当依当时的口味来判断。很可能我们的口味更高了，变得更细腻了；为此我们不能用一个如此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如此动人的人物——这个形象尽管有些夸张，却是很好地使用了讽刺性鞭挞的权利——，来在舞台上表现我们时代的资本家，如同莫里哀表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家那样。在路易十四时代，舞台上的阿巴公，也许就是今天剧院戏台上的斯杜姆大王^[4]吧，谁不会为这个危险的念头感到害怕呢！
　　当然，莫里哀笑着惩罚他那个时代的弊端，也不是没有受到深深的创伤和患下致命的沉疴，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知道的很清楚，要想从事伟大的事业，得冒巨大的风险。他与那些所谓现代的英雄们迥然不同，这些英雄们要搞艺术革命化，可却连巡官的鸡眼都不想碰一碰。莫里哀用嘲讽向那些强大的集团挑战，在同这些人进行的斗争中，他过早地精力衰竭并身罹不治的肺病。这位伟大的喜剧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他那最后一部喜剧《假想的病人》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无情地鞭挞了当时医生的无知，这部喜剧要第四次演出的时候，他病得非常厉害，他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登场，取消演出。莫里哀回答说：“你们说得倒聪明，可是忘了这事也关系到五十个穷苦的工人，他们要靠这每天的工资过活呵。如果我不去演，他们怎么办？这对我将是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谴责呵!”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剧烈的病痛，演完了自己的角色，随后就让人用轿子抬回家去，当晚就死去了，没有一个医生帮助他，没有一个教士安慰他。莫里哀死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他举行宗教葬仪，相反，生前拒绝他成为院士的法兰西学院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摆上了他的半身像。在这件事上，谁显得更可笑，是剪短了头发的教士还是头戴假发的学者？这倒很难说呀！
　　法国大革命纪念莫里哀，给予他应得的荣誉，这是理所应当的。莫里哀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尽管他为国王服务过。做一个德国的莫里哀，这是莱辛年青时代的雄心壮志。在人类解放斗争的历史上，莫里哀的名字将永远被人怀着敬意而传诵。

^[1] 原载《人民舞台》，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度第七期。

^[2] 一六四八至五三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一六四八年五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财政披拒绝，八月巴黎市民起义，王室逃出巴黎，十二月政府军围攻巴黎，翌年三月运动失败。

^[3] 欧根·里希特（1836-1906)，自由派政客，德国进步党领袖，宣扬通过储蓄来解决社会问题。

^[4] 指卡尔·斐迪南·斯杜姆—哈尔贝格男爵（1836—1901），萨尔区钢铁工业巨头，德意志国家党的创建者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