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伏尔泰

简论伏尔泰^[1]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从伏尔泰诞生到今天，二百年已经过去了。当他把目光瞥向他那数量多达七十卷的著作时，他自己经常说，背着这样的包袱是难以跨入后世的。而为了能进入后世，伏尔泰当然就不得不把他的包袱甩掉。在他的著作中能经受时间销磨的寥寥无几。他那著名的《亨利亚特》^[2]同他所有的悲剧一样，在今天都已不堪卒读；他的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都只是处在发展阶段的初阶，从今天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它们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伏尔泰作品中人们由于个人的喜好还喜欢一读的，只是个别的几部小说。这样，讽刺家的伏尔泰在这点上也表明了自己是个预言家，他并没有背着他的包袱跨入后世；除了他本人之外，他身上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
　　然而他还是得到了不朽，这无可争议地是他最喜欢的一种不朽，直到今天他仍然象一个活人那样被一些人所仇恨所诋毁，他过去想致这些人于死命，而且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宗教迷信从未从伏尔泰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它今天还在苟延残喘，这只不过是生命的假象而已。但是那些靠这种迷信的祭坛为生的教士们却懂得，得把伏尔泰的名字淹没在各个民族都无法透过的黑夜之中。有如坎伯尔爵士所说的那样，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肆无忌惮地贬抑伏尔泰在英国已成为效忠王室、虔信教会的试金石了，只有通过布鲁姆爵士、卡莱尔、特别是布克莱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伏尔泰进行的评论^[3]在英国才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在德国过去和现在也不见得好多少。在我们的古典作家当中，只有歌德才知道公正地评价伏尔泰。他称伏尔泰为法国思想家当中最卓越的，是这个民族最为当之无愧的作家；他承认伏尔泰高贵、优雅，天才、智慧、感情充沛和情趣高雅，知识渊博和满腔热忱；歌德认为伏尔泰在一个作家所拥有的特点当中“也许”欠缺的只是天生禀赋的深度和表述的完整性^[4]，至于其余的，凡是这个广袤的世界以一种光辉的方式所充溢的才智和技巧，伏尔泰无不具备，并因此而誉满全球。可是当席勒把“情感”^[5]也包括在歌德认为伏尔泰美中不足所欠缺的特点之内，这听起来又是多么市侩气呵。^[6]伏尔泰完全可以说他自己在为恢复卡拉斯^[7]名誉而斗争的三年里，他没有一次脸上泛出一丝微笑，他甚至觉得微笑象犯罪似的应自责一番，可居然说伏尔泰没有“情感”！
　　当然，有一点是可以为德国人对伏尔泰评价不公正进行辩解的。法国、英国、瑞士都把他看做战士，而德国只把他看做廷臣。在这点上莱辛对伏尔泰的深恶痛绝是有道理的、真实的。但是如果把这种主观上的厌恶利用来对伏尔泰的整个人和他所起的全部作用作为一种客观上的定罪，正如在那以后所经常发生的那样，那就毫无道理，很不真实了。莱辛本人就早已非常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了，即使没有这样做，这种错误的结论对于自由无羁的研究探讨也是不允许的。伏尔泰身为廷臣，也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资产阶级形成的进程中有一个特定的、持续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想要在宫廷里通过君侯们来贯彻他们的目的。这些君侯和宫廷始终只是他们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于伏尔泰来说，他们也只是这样的手段而已，他最终同所有君侯和宫廷在不可调和的敌对中分道扬镳，便是明证。
　　毋需争辩，依靠资产阶级本身支持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比起把君侯们的势力做为进行自己事业的杠杆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那是一种历史进步。从这点来看，莱辛肯定是居于伏尔泰之上的。但是工具的形式更加精良并不决定它使用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在这里待殊的历史环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还没有资产阶级可供自己依靠时，依靠资产阶级支持的莱辛又能得到什么呢？与此同时伏尔泰利用一种较为落后的斗争形式却得到了更多的战果。如果人们把两个相仿的历史惯有的一切困难和歧路撇开不顾，那莱辛和伏尔泰的关系使人想起了胡顿和艾拉斯穆斯的关系。我们的同情经常是在莱辛和胡顿一边的，正是因为他们毫不苟且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前者是进行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后者是进行人文主义的教育——而潦倒终生的。但是人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艾拉斯穆斯和伏尔泰归根到底希望达到的是同样的目的，并且，他们只有越来越经常地踏进小车陷入的污秽之中，也就能越来越有效地把这辆小车推向前去。
　　阿谀奉承和永不餍足的贪婪，这是教士们和市侩们对艾拉斯穆斯和伏尔泰提出过的并且现在还一再提出的主要谴责。尽管如此，艾拉斯穆斯标榜自己“视金钱为粪土”还是有道理的。他绝不为了钱而去弄钱；钱只不过应该成为他从事一项伟大的精神活动的基石。可在他那个时代怎样才能赚到钱呢？当时对脑力劳动还不付稿酬。艾拉斯穆斯认为象托钵僧那样乞求施舍是有损一个自由人的尊严的；而接受一个职位尽一定的义务去获得一定的薪俸，他认为这“同自己的独立是不相容的”而断然拒绝。在前一点上如在后一点上一样，艾拉斯穆斯都是正确的，无论是托钵僧还是王公的奴仆都不可能在精神上统治十六世纪。为了自己形成一股势力，艾拉斯穆斯所能做的就只有一点，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并且做得极为过份。这就是：用金玉之言去从当时的掌权者那里牟取丰厚的报酬。可是他却因此而可能对他的时代发生巨大的作用。如果他不是借助他那种卑躬屈膝的逢迎奉承最终获得一个任何君主、任何教士、任何皇帝、任何教皇都不能触犯的位置，那么，这种作用是完全不可能的。艾拉斯穆斯在他晚年每年支出六百杜卡特^[8]，这个数目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相当可观的；他遗留下来的财产不下七千杜卡特，一批价值连城的金银饰物还不包括在内。
　　伏尔泰在这方面的情况不再象艾拉斯穆斯那样糟糕。虽说那个时代给文学创作也只不过才开始付以微薄的稿酬，但是这个时代却为金融投机生意广开方便之门。彩票、海上贸易、谷物交易，军队的供应都为赚钱牟利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英国贵族为预订在法国被禁的《亨利亚特》的书款就成了伏尔泰财产的基础；他府这笔钱想方设法繁殖生息；他说：“得密切注视一个经常负债累累、摇摆不定的财政部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譬如说，萨克森财政大臣布吕尔采取的一项措施，伏尔泰就想利用来同犹太人希尔施^[9]进行他所擅长的交易，可是栽了一个大筋斗，虽然他在过去也栽过一次筋斗，可绝不是经常发生的。可是尽管莱辛完全有理由对这种令人厌恶的交易给以入木三分的嘲讽，如果德国的御用史学家一本正经地对此大光其火，那就十分可笑了。这些先生们应当首先得想法把十八世纪普鲁士、萨克森和其它德意志的小邦君王在金融界所干出的种种肮脏透顶的丑事从世界上扫除干净，然后我们就非常乐意同他们谈论伏尔泰同犹太人希尔施进行的这笔交易。
　　卡莱尔的评论比这些人要明智些，他写道:“伏尔泰用他的文章几乎什么钱也没有挣到。但是在其它方面由于他理财有术却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知道如何灵活地去支配金钱，这就使他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收入的来源，而专横跋扈的耶稣会修士和阴险狂热的官吏所能搞出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无法使伏尔泰衣食无着，不论他被迫逃到那里。这是一个两眼紧盯住任何能给他带来荣誉的机会的人。一般的人把伏尔泰理财之道称之为贪婪，但是伏尔泰却坚信，有原因才有后果，而一个被遗弃的人，独身穿越狂风怒号的荒原，行进在这个世界的迷惘而贪欲的人们之中，口袋里没有钱是不行的。他死时每年有四万多塔勒^[10]的进项，这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十二万多塔勒。这个人们所听到过的最富有的文人同样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是最奇怪的一个文人。”^[11]再说说“理财有术”，卡莱尔对这种才能在历史上有理由存在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表述。为了能在全欧洲发挥作用——他确也发挥了这种有益于进步人类的作用——，伏尔泰必须施展理财手段，至于这种理财手段是否体面无疑是有争论的，尽管这种理财手段无疑比上一世纪专制君主所搞的那一套财政经济要体面得多。
　　伏尔泰声称，他同国王一起生活，为的是使自己成为国王，而他贯彻这一主张的结果，歌德是这样表述的：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独立而让自己如此依赖别人，这是不容易的。^[12]可是伏尔泰后来当然是独立了，在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在弗日纳就象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国王那样主宰一切。在一篇只有几页长的文章里，哪怕只是罗列伏尔泰活动中最重要的事迹而不陷于泛泛空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让资产阶级报刊去用这种方式纪念伏尔泰诞辰二百周年吧。而我们为了纪念他，宁可就一个问题来证明对伏尔泰的指控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最能使精神观念和道德观念陷入混乱。
　　教士们和市侩们极尽诋毁伏尔泰之能事，但他们丝毫贬低不了这个人的作用。在他所处的那个可鄙的时代里，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越是可鄙，他就越是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崇高目的。

^[1] 原载《新时代》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度第一卷。

^[2] 《亨利亚待》是伏尔泰以十六世纪法国亨利四世为题材的一篇史诗。

^[3] 指卡莱尔发表在《外国评论》一八二九年第六期上的论文，布鲁姆的著作《作家和学者，乔治三世时代的繁荣》（1845)，布克莱《英国文明史》(1857—1861)。

^[4] 见歌德为狄得罗《拉摩的侄儿》所加的注释。

^[5] 原文为das Gemüt，有情感、情绪、气质等意义。

^[6] 见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7] 一七六二年法国都鲁斯城新教徒让·卡拉斯被诬吿杀死欲改信天主教的儿子，而被天主教会控吿，法院判处卡拉斯车刑。伏尔泰奋起为卡拉斯进行了三年多的辩护，终使法院宣布被吿无罪。伏尔泰说过，“在这三年期间，我从未微笑过。我几乎把微笑看做是一件极为不当的事。”

^[8] 杜卡特：欧洲的一种古货币。

^[9] 希尔施，当时的柏林银行家，伏尔泰曾同他合伙进行有价证券投机。两人发生冲突，导致一件哄动一时的诉讼案。

^[10] 塔勒：德国的一种货币。

^[11] 见卡莱尔所著:《普鲁士弗里特利希二世的历史》第二卷第十篇第二章。

^[12] 见歌德《诗与真》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