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尔·左拉

爱弥尔·左拉^[1]

（一九〇二年十月八日）

　　左拉的猝然逝世，从最初的一瞬就引起一种令人悲痛的感情，看到一个在劳动和斗争中那样充实的生命竟死于一个悲惨的意外事故^[2]，使人惶乱无主。但敌人趁这个大勇者尸骨未寒之际对他迸发出的切齿之恨却是一种真正的慰藉，这说明死者业已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事业。谁要是在死亡的威严下还控制不住他那诽谤成性的舌头，那他一定是被伤到致命的痛处。那些战败者的憎恨表现得越是疯狂，这个胜利者灵柩上的宝剑所发出的光芒就越是灼亮。
　　一个古代哲学家谈到阿波罗时说道:“这个神是神箭手，是音乐之神；我爱他那美妙的声音，可我怕他的弓。”这段话点出了文艺创作上的两重性，它贯穿在此后诗歌艺术的全部历史之中：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的诗人。这种两重性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因素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战士，便不成其为诗人了。在所有的诗人中间，歌德也许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艺术家，可是象他这样的一个诗人在晚年还以曾是一个战斗者而感到光荣^[3]。不管在各个诗人身上因其天赋和生活的历史环境不同，这两种因素交织的方式多么相异，只要战斗者的天性呈露出来，其中艺术家便似乎随即消失，而当艺术家的天性呈露出来时，其中战斗者便似乎随即消失。
　　这两种因素在左拉身上是如何交织起来的，一看便很明显；他的战斗者的天性是那么强烈，就是在他的崇拜者中间有些人也干脆否认他是一位诗人，就象莱辛曾经在激烈斗争的瞬间否认自己是作家一样。这显然是夸大之谈，因为要是没有惊人的巨大的诗人才能，那是创作不出左拉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可是在其它方面他却缺乏才能，这也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说他是一个缜密异常的观察家，一位第一流的风俗画家，一位细致深刻的心理学家，那他又缺少美学上的鉴赏力与敏悟、想象力与机智和他自称为i’expression personelle^[4]的东西，他也缺少独特的诗人生活以及凭空创造出一个崭新世界的那种独创的塑造形象的力量。
　　他本人完全清楚地知道，他的天性是战斗者的天性而不是艺术家的天性。但这种表白却很少表现在经常被人引用的他的那句美学名句里，“一部艺术作品是透过气质而看到的一部分天性。”^[5]因为这个句子过于笼统，其中可以包罗各种可能有的美学思想。但左拉另一次却说道，“我们都是些忙忙碌碌检查楼房的工人，我们去发现蛀坏的檁木、内部的裂缝、松动的石块以及侨有从外表看不出但却能导致整个楼房坍塌的损伤。难道这不是一项比手拿七弦琴、置身高处、吹吹喇叭去鼓动人类更有益处、更为严肃和更值得尊敬的活动吗？”^[6]在这里左拉率直地放弃了七弦琴，他要求的即使不是弓箭，至少要求把泥水匠的瓦刀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他脱离开艺术家的土壤，成为那些老实憨厚的曼彻斯特人的拘泥不化的近邻，这些人从前都试图证明，每个优秀的建筑师或者甚至每个诚实的猪倌，都是比不从事生产而以写诗作赋为业的歌德更为有益的人类社会的成员。
　　有人认为左拉虽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却是一位低劣的美学家，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在左拉身上，美学家和诗人是完全融合为一的。他的长篇小说，与其说是诗人在怡然自得地进行艺术创作时凭空臆造出来的纯艺术品，毋宁说是革新的警告和唤醒人们的呼号。从美学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苛刻的断语，假如这种美学观点能不受历史变迁的支配的话。可以肯定地说，艺术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才能，并且它作为这样一种才能仅只从自身得出其规律。但是艺术也存在于事物的历史长河之中，没有革命的震荡它是不可能发展的，在这种革命的震荡里，打碎艺术的神坛远比献身给它更为光荣。
　　置身于这样一个革命震荡中间，这是左拉的骄傲。他一向拒绝承认是他想出了首先是跟他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自然主义。“我在十八世纪找到了自然主义方法；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这种方法在世界之初就已有之。我指出过，在我们民族文学中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就以光彩夺目的方式运用过这种方法；我曾经说过，我们现代的小说是这些大师们的作品的继续，我首先要提到古斯达夫·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芳斯·都德的名字。人们怎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自己发明了一种供我私人利用的理论呢？哪一些傻瓜竟有这样的怪念头，把我描绘成一个想迫使世界接受其修辞学，并想把法兰西文学的过去和未来都建筑在其作品上的狂妄之徒？这实际上是一种再甚不过的欺骗和恶意了……在我们的文学中自然主义方法的应用是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是从我们现代科学的最初萌芽开始的。发动业已开始，那运动就要遍及整体。我已多次阐述过这引导我们奔向未来的巨大运动的历史。这个运动把历史和批评从繁琐形式的贫乏的观察中解放出来，从而革新了历史和批评，这个运动把从狄德罗、卢梭一直到巴尔扎克和他的门徒的小说和戏剧全都变得年轻了。能否认这个事实吗？我们历史的最近几年不就在过去一些世纪的美好的古典主义法则的消亡中、在浪漫主义的期期艾艾抗议声中和在自然主义作家的胜利中展示出了这种科学精神吗？我重复一遍：自然主义并不是我。自然主义存在于每一个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科学方法的作家身上，他通过观察和分析着手研究世界，与此同时就摈弃了那种绝对的、裸露的、用理智无法领悟的理想。”^[7]这段话既揭示了左拉的长处，也暴露了他的弱点。
　　卢梭和狄德罗的自然主义与巴尔扎克和左拉的自然主义一样，肯定都有着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艺术从一个社会堕落的状态中逃脱出来，就是它返回到大自然伸出的援救之臂中去。只不过这种返回自然在事实上是向一个更高发展的社会秩序迈进而已。它不可能是别的，因为社会的痛苦只能在社会的土地上而不能在自然的土地上医治。但在这里，在以卢梭和狄德罗为一方与以巴尔扎克和左拉为另一方之间立刻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前者是为了把自己从封建主义的社会腐朽里拯救出来而返回自然，可以说是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里去；而后者是想寻找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活路，却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以，总的说来前者是乐观主义者，后者却都是悲观主义者，特别是巴尔扎克，而左拉至少在他写出他最后几部小说以前是悲观主义者，在这最后几部小说里他宣扬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还在左拉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里，他就让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得意门生^[8]登场，并让此人杂乱无章地信口开河，这表明左拉尽管采用实验的科学的方法，可从来也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过任何探讨。左拉以他那种令人惊奇的“准确性”肯定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用哥特体的铅字印刷的——众所周知，这根本不符合事实——，但对这部著作的内容他却毫无所知，而他的这种“准确性”后来被他在德国的盲目追随者漫画化了。但愿人们不要在这种意义上对我们有所误解，一个自然主义的滑稽人物曾挖空心思猜想，好象我们要把埃尔福特纲领^[9]的信条变成至高无上的美学法则，说我们会埋怨自然主义对无产阶级斗争不屑一顾。左拉的家谱直接追溯到狄德罗和卢梭，他看到实验小说的长处在于探讨一个现象和它相近的原因之间的关系，阐明出现这种现象的条件。左拉远远高出他那些在德国的渺小的后生晚辈；如果他掌握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用这种理论而不是用经常把他引入歧途的隆布罗索^[10]的庸俗宿命论去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钥匙，那他的文学创作将会获得无穷无尽的活力。
　　左拉同伏尔泰的关系正如他同狄德罗和卢梭的关系一样。左拉为德莱福斯辩护这件事经常是和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那件事^[11]相提并论的；有人认为，左拉比伏尔泰冒着更大的风险。这是完全正确的，左拉为鬼岛上这个被判决者所进行的勇敢无私的斗争，其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伏尔泰，后者把都卢斯一个耶稣新教家庭事件当作自己的事情。可是，这两个案件的历史意义毫不相同，而这种差别并不利于左拉。伏尔泰是对中世纪封建的教会司法制度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可左拉充其量只是拯救了一个无辜的被判决了的人。但是，即使他个人的动机毫无可指摘之处，他也是不自觉地在为一个阶级效劳，而这个阶级所实行的腐朽的阶级司法制度依其性质来说，一点不比那个使德莱福斯成为牺牲品的军事司法制度好些。我们看到这样一出令人作呕的把戏：同一批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在此之前一直唯恐对这个“下流”和“肮脏”的小说家骂得不够，因为他竟有胆量去揭开资本主义经济秘密上的那层面纱，可现在却忽然把他吹捧为一个无可媲美的“精神英雄”。这个“精神英雄”通过为德莱福斯进行辩护，用他自己伟大的名字强有力地维护了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所代表的利益。
　　以那些遭到左拉致命打击的人发出的不共戴天的愤怒喊叫来纪念左拉，比起以这种别有用心的颂扬来纪念左拉来要好得多。但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却是弗日山^[12]两边的工人置放在他坟墓上的月桂花。左拉不属于他们，他也从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美好生活的内容，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为一个更美好的时代，一个象他所理解的更美好的时代的开路先锋。他是一个思想家，可不理解时代的最深刻的秘密；他是一个诗人，用美学标准来衡量并不完美。但他是一个战斗者，凭着他的才能和勤奋、正直和勇敢，大概有权利置身于狄德罗和莱辛、卢梭和伏尔泰的行列里。

^[1] 原载《新时代》一九〇二至〇三年度第一卷。

^[2] 左拉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因煤气中毒而死。

^[3] 见歌德《西东合集》中的《诗人》。

^[4] 法文:个人表现。

^[5] 见左拉的文章《普鲁东和库尔贝》。

^[6] 见左拉的《给青年的信》。

^[7] 见左拉《给青年的信》。

^[8] 指左拉的长篇小说《金钱》中的人物西吉兹蒙·布歇。

^[9] 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埃尔福特召开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的新纲领，称为埃尔福特纲领。

^[10] 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的医学家、刑事学专家。

^[11] 左拉为德莱福斯辩护一事是:一八九五年一月，供职法国国防部参谋部办公室的犹太人德莱福斯，被诬吿为间谍，并被判决鬼岛流放。这是当时轰动全法国的案件。一八九七年左拉调查了这一案件，发现被告是无辜的，他便本着正义感和作家的良心，为德莱福斯辩护，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发表的：“我控诉……”。由于这篇文章左拉被起诉，被迫流亡英国。一八九九年六月左拉返回法国，德莱福斯也被解回。伏尔泰为卡拉斯辩护一事，见本书《简论伏尔泰》注[7]。

^[12] 弗日山，为界于德法边境的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