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士·狄更斯

查理士•狄更斯^[1]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布尔维、狄更斯和萨克莱，这三个维多利亚女王漫长的执政时期中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以狄更斯在德国最受欢迎，拥有的读者最多。尽管他对大陆上的文学和哲学熟悉的程度，远不及他的另外两个具有古典文化教养的竞争者。但是，狄更斯以天然纯真的才华和毫不衰退的创作力与生命力——这也许是他最突出的特点——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说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掉老伦敦的习气，一点也不冤枉。他的书信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福斯特出版，他在信中一再埋怨，在旅途中，甚至在当时还不象今天这样有成群旅行者熙往攘来的瑞士山区，都缺少喧嚣的闹市声，而这种声音对他进行文学创作是必不可少的。一八四六年，他在从洛桑——他在那里创作了他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董贝父子》——发出的信中写道:“我说不出来，马路对我是多么不可缺少。仿佛马路会给我的脑子一种我进行创作所不能短少的东西。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我用一周、二周能完美写出来的东西，在伦敦我只要一天就够了，然后就能腾出手来，重新构思别的。日复一日的写作，没有那些神奇的路灯，这种辛勤和劳作太可怕了……如果我的人物没有成群的人簇拥着，那他们就显得僵化了。我很少在热那亚写东西，在那里我感到一种类似的影响……，慈悲的上帝，尽管在那里至少还有两哩长的街道，晚上我可以在灯光下到处逛逛，还有一座大剧院每晚有演出。”在这位作家的书信中，类似的诉苦数以十计。在他的文学同行中间，他在这一点上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文学创作确是与这座世界名城令人神经错乱的生活共呼吸的。他从各个高度和深度上去认识这座城市，善于以惊人的敏锐目光去理解它的社会典型，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其中许多人物形象，直到今天还在英国，甚至在英国以外广泛流传着。就其世界声誉而言，匹克维克先生和山姆·维勒也许能跟堂·吉诃德和桑科·潘扎相媲美。作家的心，即使是在他成为大臣们的座上佳宾并和所有名流密切往来的时候，也总是向着穷人和不幸者；他就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把自己从这些穷人和不幸者中间拯救到阳光明亮的充满荣誉的陆地上来。没有人能对瞎子、哑巴和聋子等这些自然的继子有比这更深的情感，也没有人能对社会的继子有比这更深的情感，这后者尤为不可相比。就是资产阶级的美学家，也半带埋怨半带赞叹地谈论狄更斯，说无论是劳动阶级的粗鲁、犯罪、污秽以至道德败坏，都不曾动摇过他对他们的同情。
　　他的创作力达到了几乎不可置信的地步。他是这样尽情地享受着能使他创作丰产的动荡的社会生活，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他创作了十二部宏伟的长篇、许多短篇和随笔，每年一篇的圣诞故事以及一些旅行日记等等。有些工作，象创办《每日新闻》这样的大型报纸，或者象《治家格言》这样的厚本周刊，本来需要人花费毕生精力去从事的，可对于他却完全象一项副业。有人想用草率来解释他的创作力，有人指责他完全缺乏精炼，指责他常常使用制造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生硬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矫揉造作的风格、滑稽的表现形式、装腔作势的夸张手段以及其它等等。许多这类指责，确实很难反驳，这也许可以说是由于狄更斯创作时的漫不经心所致。但是，人们为了完全夺走作家的桂冠，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因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除去那些最糟的，他都有着切实的目的。
　　只消想一想他以尖刻的嘲讽在《奥利弗尔·退斯特》中描写的贫民救济制度，在《尼古拉斯·尼克比》中描写的学校制度，或者在《荒凉山庄》中描写的法庭事务就够了。这些揭示出令人颤栗的现实的长篇，也许附带地又是英国人民的一个荣誉称号。若是在狄更斯进行创作的时代，有哪一个德国作家曾敢于、或者今天有哪一个德国作家敢于去描写帝国国家机关的腐朽颓败和冥顽不化，就象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去描写英国的司法制度那样，那他的名字必将在一切爱国团体以及“自由主义的蠢材们”中间，被当做帝国荣誉的亵渎者而受到唾骂；而且，受辱的法庭将会感到真正普鲁士式的心满意足，把这个为非作歹者请到铁栅栏里面去长期沉思。下面这句诗人的话是相当真实的：

　　只有自由的人民才配有一个阿里斯托芬！

　　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狄更斯吧，他认为应当受责难的并不是艺术作品中的倾向，而只是用非艺术的手法进行创作的倾向。福斯特为他出版的那些书信表明，狄更斯在选择这种手法时，是异常严谨和周密的。自然，他是根据他为自己制订的美学观点来选择的。而莱辛早已就认识到，每一个天才都为自己制订新的规则，并且，尽管美学理论可能严格地迫使着在论理判断和艺术鉴赏中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但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这条界线却总是模糊不清的；这是经各个民族各个时代许多最为著名的艺术作品所证实了的。“改造人和感化人”，固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也是一种不可根绝的动力，但如果对它避之唯恐不及，它也能走向同样讨厌的极端，如同一盘淡而无味的清汤，里面常常在艺术的假象下倒进了浓烈的道德说教。
　　不管狄更斯的艺术家的热情是多么强烈，但事实有力地表明，尽管他极力注意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他有着过激民主主义的思想，但他对活跃的政治生活是远离的。解释这种保留的其它理由，诸如缺乏判断力，或者干脆说他缺乏勇气等，跟狄更斯是挨不上边的，因为他经常用粗糙的手掌去摸触统治阶级皮肤上最敏感的部位。不过，当他处于完全缺少艺术家敏悟时，他的民主主义的信念就不坚定了，象他对美国的尖刻和不公正的指责就是。相反，带有意大利中小城邦那种浮靡习尚的意大利生活方式的艺术家，却得到了他的宽容。有一次，当他从意大利到达瑞士时，他写道：“这些玲珑小巧的房屋，对从意大利来的人来说，确实是可惊叹的。然而，意大利那种优雅的风度、柔婉的语言、一见如故的激动目光、诙谐的谈吐、富于魅力的表达愿望的方式等等，随时随地都使人感到舒畅。我把这一切都留在阿尔卑斯山那边了。怀念那一切时，对这些脏污的砖砌的地面、光秃秃的墙、没有粉刷的天花板和破破烂烂的窗子，我只是一再叹息。”
　　但是人们不能因此认为，似乎这个独特的艺术家不比政治家观察得略见深刻，似乎狄更斯已经堕入资产阶级企图用以慰藉自己恶德搞的那种无聊的慈善举动的乐趣中去了。正相反，正是这种令人厌恶的举动促使他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不倦地反对“一切伪善中最卑劣、最下流的伪善，胜过侈谈博爱的伪善的那种伪善”。他向那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呼吁，“透过稀薄的空气和黯淡的光亮，给他和他的子民以上天的光辉吧，给他水吧，帮助他保持清洁吧，照亮那浑浊的氛围吧，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日趋疲惫，被变成了一块胼胝体，……然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他才能够乐于倾听其思想是愿意属于不幸者的人的讲的话，并且感受他们对人类一切苦难的同情。”当他的朋友克留山克发表一系列的素描，警诫地描绘出嗜酒的后果时，狄更斯虽然称赞其技巧的圆熟，但却补充说:“这种劝诫人的哲理，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确切地穷本追源地说，嗜酒导源于苦难、贫穷和愚味，为酒的可怕力量所控制，实际上是源出于这三者。看到这一点，素描才能成为双锋宝剑。——不过，我想这对我们好心的老乔治要求得‘过激’了”。狄更斯从嗜酒中看到了英国的国家罪愆，不过就是在这里，他也摆脱了局限的片面的狂热。他自己也爱喝三两杯好酒，并不沾染禁酒主义的怪癖。然而，原则上他是支持禁酒协会的；只有当协会用虔诚的说教的滥调试图禁绝饮酒时，狄更斯才恣意地对它进行了嘲笑，就象《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场面那样。他一再点出嗜酒的社会原因，点出发散着令人恶心的气味的狭窄而不卫生的住房，点出缺乏阳光、空气和水的简陋的工厂；他认为，如果谁硬要摊出镍币的一面——上面标明着人民的过失和犯罪，谁就更有责任摊出另一面——上面同样深深地记录着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的过失和罪恶。
　　自然；我们不能因此就称他为社会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他缺乏思辩的秉赋和意向；在那个时代，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把社会置于新的基础上的思想，没有这种思辩的秉赋和意向是要比今天尤为不可能的。狄更斯被迫从极其窘迫的穷困中挣脱出来，没受过任何系统的培养和教育；各种哲学，假若他曾经涉猎过的话，他准会认为这都是些多少有点愚蠢的东西。他跨入生活的第一步尽管是如此艰难，但他二十七岁时就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个人所表示的恰恰不是继母的态度。经过几年不断的僵持之后，那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提供给他了。但他并未因此就变成那个社会的歌功颂德者，不象许多与他遭遇相同的人那样，甚至在更低的赏格之下就变了，他善良的心和他健康的人类理智成全了他，使他的目光保持警觉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但根据他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来看，他的政治信念只不过是，人们应当改善英国国家机构中坏掉了的那些，而不是用新的机构去代替它。
　　在狄更斯生活的最后十年，他竟然被龌龊的黄金欲所主宰，他在这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不仅作为作家来说因此趋向毁灭，而且作为一个人来说，也因之在渐次的充满痛苦的自杀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很显然，钱迷心窍使他产生一种顽固不化的想法：他必须赚更多更多的钱，以保证他一家人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能过奢侈的生活。狄更斯早就多次显示出他有当演员、演说家和朗诵者的才能，于是他就拿自己的作品作公开的讲演。他的朋友福斯特曾大胆地直言相劝，这种赚钱的方式是有损他的声誉；但是，朋友的孤零零的声音被淹没在随着作家新的生活道路而来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了。他确是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从此以后，魔鬼就驱使他，鞭挞他，直到他一八七〇年七月悲惨地完结。
　　作家的晚年就这样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层阴影并不能挡隔曾照亮他青年和中年的灼亮的光芒。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作家诞生一百周年时，他的坟墓上也赢得了德国工人阶级敬献的花圈。

^[1] 原载《新时代》一九一一至一二年度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