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赫尔岑

亚历山大·赫尔岑^[1]

(一九〇八年四月三日)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无情尖锐地批判了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柯苏特、马志尼、赖得律—罗兰^[2]，以至德国民主运动中稍有名望的人物。这样一来有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人物。是要我们不假思索地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柯苏特及其伙伴的论断？还是要我们从我们伟大导师的过火的论断“退缩到”资产阶级革命家那儿去？这些人毕竟还是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人物啊，而作为严峻的倒退论者，说不定更喜欢一直退缩回到康德，或者洪水前期——从资本主义洪水的意义上来谈——的什么思想家。
　　问题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以这种方式提出来却是错误的。只要人们不去计较那些个别的尖锐字眼（它们往往是同当时的激烈斗争分不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批判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久以前，有一位匈牙利同志在本栏^[3]中承认，他深入验证了马克思对柯苏特的抨击，而且在验证之前他对柯苏特还持有一定程度好感的先入之见，但他最终得出结论：马克思所有这些抨击完全是恰如其分的。因此，说什么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承担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批判“退缩回来”，纯属无稽之谈。
　　自然，如果说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里认识到的柯苏特、赖得律—罗兰和马志尼不是他们的本人，那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里确也看不出他们曾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他们和他们所处时代的要求不相合拍，而没有看到他们曾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要求予以一种强有力的推动。这后一方面其实是构成他们形象的一部分，甚至是他们形象的主要部分。各种精神曾经在矛盾对立中相互冲突，而今这些矛盾对立业已成为历史，如果在今天仅只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来描绘这些人物，势必是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歪曲。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是拘泥于我们大师们的词句而违背了他们的一种充满历史理解、因而也符合历史公道的精神。
　　当人们读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时，这种观点便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紧张感人的著作，读完这部著作是不会不对作者怀有深厚的同情的；但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赫尔岑和马克思之间除了政治上的敌视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东西。马克思对赫尔岑的看法就象马克思夫人有一次在给约翰·菲立普·贝克尔^[4]的信中写的那样:“所有这些俄国人都不能真正相信；他们要不是投靠俄国的Vaterchen^[5]的话，就要投靠心灵上^[6]的Vaterchen或者受到他的支持。而这归根到底如出一辙，蹦和跳没有什么两样。”当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一八六八年于莱比锡创办了《民主周刊》时，立即开始对赫尔岑进行极端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虽然并不来自马克思本人，但却来自他身边的人。在谈到赫尔岑著名的《钟声》^[7]时，《民主周刊》上面写道，它的二百四十五期报纸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只是些流行在咖啡馆、酒馆和啤酒店的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这些胡言乱语否定历史，侈谈宗教、泛论哲学，妄谈伦理，并把以愚蠢和蒙混伪造出来的农村共产主义“赝品”当做一种“全新的思想”。然后该刊还谈到，宪章派领袖恩奈斯特·琼斯^[8]邀请所有国家的流亡者参加一次公开集会，赫尔岑也在被邀请之列，马克思却由于赫尔岑之故而拒绝出席，尽管他在海报上被指定为大会的发言人之一。
　　正是在这个时候，赫尔岑在《钟声》上把沙皇亚历山大美化为“土地和田野的沙皇”、“沙皇—解放者”、“沙皇—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则说，俄国政府所设想的农奴解放^[9]会使俄罗斯的攻击力量成百倍的增长，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打砕所有框框去完善专制统治。这些框框是这个最大的专制者迄今为止在许许多多靠农奴制支撑的俄罗斯贵族小专制者那儿所碰到的，同样也是他在自己管理自己的农民村社那里碰到的。这种农民村社的物质基础、村社的公有财产都将通过所谓的农奴解放被消灭掉。马克思和赫尔岑之间的矛盾对立是不可能调和的，这一点毋需多说；同样，他们两人之中谁是正确的，这一点也不言自明。
　　尽管如此，人们读到赫尔岑的《回忆录》，仍然感到一种满意的心情，认为这部著作多少还有助于恢复他的历史的本色。他是一个俄国公爵和一个德国资产阶级女人的非婚生子，他们的结合从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是他的父亲却宠爱他，使他成为富有的继承人；他成了一个不满足的人，可从未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属于那些有教养的俄罗斯青年人，他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才开始醉心于西欧的文明，醉心于黑格尔和席勒、醉心于圣西门和普鲁东；他有一次写道谁要是没有经受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思考过普鲁东的经济矛盾，谁要是没有穿过这种锻炼人和净化人的烈火，那他就不是完整的、纯粹的人，不是现代的人。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这句话在赫尔岑说来不过是——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是空话——情调而已；人们想在他的《回忆录》里找到关于哲学和政治的明显字眼，那是徒劳的；其中显得突出的既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行动，而是他的创作。赫尔岑首先是一个诗人，所以他能够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中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尼古拉俄国的画面。
　　由于受到沙皇专制统治的迫害，一八四七年他决意出亡国外，这正好使他成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目睹耳闻的证人。这场革命并没有把他变成另一个人，而只是揭示出了他的真实面目。有人说过，在这场革命面前他完全丧失了他的革命信仰；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他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认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在现实的崎岖土地上茫然无措地转来转去。一种“可怖的悲哀”，一种“难言的厌倦”成了他的生活的基调；在他身上，力量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再加上家庭的痛苦。赫尔维格引诱了他那可爱的妻子^[10]；赫尔岑以一种新郎般的喜悦接待了懊悔的妻子的归来，并善于用雄辩的、深切感人的字句描述了这种喜悦，使读者在这种喜悦的感染下难以理解痛苦的处境，随之却感到这种处境不过是一种轻浮的骚扰。这件事说明了作为丈夫的赫尔岑，也说明了作为诗人的赫尔岑。
　　从《回忆录》第二卷中也如从第一卷中一样，很少能得到政治上的收获。赫尔岑在西欧的革命斗争中完全是没有准则的；要说只能说他认为，赖得律—罗兰们，柯苏特们，马志尼们都走得太远了，他只是对加里波底^[11]感到满意，因为加里波底早就准备同皮蒙特王朝签约议和。但是，赫尔岑在书中所描叙的风俗画、所绘制的肖像却迸发出一种艺术上的清新气息，尽管笼罩在这上面的一种阴沉的忧郁很少能被更明亮的阳光所透过。意大利人还是最好的，次之是法国人，再后是英国人，而最槽的是德国人。他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害有一种同样狂热的仇德症，他的德译者根据可能，自然把这样一些不光采的篇幅遮盖过去。谈到英国人的粗鲁，赫尔岑认为至少它在有才能的或受过贵族教养的人身上是消失了的。“与此相反，德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席勒除外)也变得笨拙、粗野、庸俗。”他进而这样写道:“总的说来，德国人都是些不懂得待人处世的人。不管是歌德还是黑格尔，都不知道体面行事。”赫尔岑眼中的德国革命者的典型是海因岑和司特卢威^[12]，而就是描写他们，赫尔岑也不是没有言过其实的。他当然发现了一个古日尔曼的勇士，他对这个人倾注了他极其少有的赞誉。这个人就是卡尔·福格特，一八四九年帝国的摄政和一八五九年波拿巴党的煽动者。
　　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断于一八八五年，而这时恰巧他的独特的历史贡献开始了，那就是《钟声》^[13]的出版，这份杂志使他多少年来成为最有影响的俄国作家。他的《回忆录》包含了所以足以阐明他的许多活动的因素。他不能理解文明欧洲的革命发展，于是诅咒“腐朽”的西方，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崭新的俄罗斯身上，他认为这个崭新的俄罗斯在尼古拉统治因克里木战争而崩溃之后就诞生了。“并不是只有一种精神，而是有两种。日趋没落的西方精神同正在上升的东方精神是不一样的。”赫尔岑欢呼农民的解放、而通过这种解放，“沙皇一解放者”却完成了被憎恨的暴君尼古拉在他长期统治时期所要做的；赫尔岑把俄国村社看成是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可这种力量恰恰由于沙皇的这样解放农民而被埋葬掉了。
　　《钟声》为一个三十年的腐败经济敲响了丧钟，但却没有因此而报晓一个自由的清晨。在许多问题上，赫尔岑想到了老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如弗朗茨·齐格勒^[14]。诗人与这个政论家是志同道合的；对齐格勒说来，一八〇六年之后普鲁士的农民解放一直是他的最高理想，尽管这种解放事实上只是把颓败的专制君主经济和容克贵族经济置放在更加坚固的土地之上；即将到来的革命只是唤起他对军队纪律和国家旗帜的忧虑。《钟声》只是在少数几年短暂过渡期间里，在俄国获得的巨大影响；在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时，赫尔岑起而为起义的党派辩护，《钟声》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是它所能找到的最光荣的死亡。
　　在赫尔岑的《回忆录》里，正如很少谈到《钟声》一样，也很少谈及玛尔维塔·封·麦森堡^[15]，这个女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做为他家中的友人，负责他的孩子们的教育。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这种共居一处的生活；尽管她身上的诗人气质多于政治家的气质——虽说由于民主思想，她牺牲了她的家庭和祖国——，她还是在政治家赫尔岑身上看到一个倔强的，坚持原则的人；除此，她以一个坚强的女性所具有的细腻而准确的本能，以含而不露的心灵搏斗的魅力做了描述，她所经历的心灵搏斗在这个男人的无可奈何的屈服中看到了一个黯淡的结局。那时，玛尔维塔·封·麦森堡业已用德文出版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一部分；尼采把这部书向他的朋友推荐时曾经说过：“极有教益和极为惊愕”。归终说来，这也是这部书得到文学界认可的证明之一。
　　赫尔岑逝于一八七〇年。他最后的话是：“法国大革命把足够多的雕像石柱、绘画和纪念碑的脑袋砍掉了。我们并不适于去扮演摧毁文明的角色。有一次我怀着默然的悲戚，几乎带有一种羞愧的感情，站在一个博物馆管理员面前，他指着荡然无存的墙壁，指着残破不堪的画柱，指着破碎的石棺，一再地重复同样一句话：这一切都发生在革命期间。此事给我的印象是那样鲜明。”上面这幅诗意的画面嘲弄着这位政治斗士，直到最后一息。
　　但是，在赫尔岑身上，依然还是诗人，这使他的一生熠熠生辉，而他一生所有的疑难都可用一个气质同他相近的德国诗人的诗句来解答：

　　我们时代阴沉的忧郁、匆忙，
　　烦恼和四分五裂都来自何方？
　　黎明中的死亡、
　　归咎于百无聊赖的期望；
　　多么令人心碎，不再看到希望之光，
　　却在它的复旦之辰走向墓场，
　　在白昼之前我们化为灰烬，
　　连同得不到酬谢的痛苦和炽热的希望，
　　但在自由的金色光辉之中， -
　　对我们的怀念做为眼泪在闪闪发光。

^[1] 此文系梅林为评论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德译本出版而写，原载《新时代》一九〇七至〇八年度第二卷。

^[2] 柯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运动的领袖，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逃亡土耳其，后流亡英美。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民族革命领袖，一八四九年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赖得律一罗兰((1807-1874)，法国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一八四八年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后流亡英国。

^[3] 指《新时代》的专栏。

^[4] 约翰·菲立普·贝克尔（1809-1886），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思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有“红色贝克尔”之称。

^[5] 德文，意为“小父亲”，此处指沙皇。

^[6] 此处一语双关，赫尔岑的德文音译为Herzen，意为“心灵”（复数形式）。

^[7] 《钟声》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于一八五七年在国外创办的俄文报纸，共出版二百四十五期。

^[8] 恩·琼斯（1819—1868），英国宪章派领导人。

^[9]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六一年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

^[10] 由于赫尔维格所引起的赫尔岑家庭的不幸，此事赫尔岑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而感人的叙述。这一部分直到作者逝世四十九年后才第一次发表，冠以《家庭的戏剧》的标题。此书已有巴金的中译本。赫尔维格在一八四八年德国爆发革命时，在巴黎的德国侨民中组成了“德意志民主军团”，由他率领越过莱茵河去支援巴登的起义。赫尔维格的妻子随同前往。这支部队被击溃，赫尔维格和妻子逃回巴黎，与时在巴黎的赫尔岑一家过往甚密。

^[11] 朱泽培·加里波底(1807—1882)，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通过革命途径争取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

^[12] 古·司特卢威(1805-187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八四八年巴登起义、一八四九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亡英国，后去美国，参加美国的内战。
　　卡·海因岑(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音，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过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瑞士、英国，一八五〇年定居美国。

^[13] 关于《钟声》杂志的作用，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写道：“正象十二月党人唤起了赫尔岑一样，赫尔岑和他的《钟声》杂志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

^[14] 弗·齐格勒(1803—1876)，一八四〇年为勃兰登堡市长，一八四八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因在税收问题上持反对意见而被解职、关押，一八六五年又成为普鲁士的议员，后为帝国议会议员。

^[15] 玛尔维塔·封·麦森堡(1816-1903)，德国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