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

（一九〇〇年）

俄罗斯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现象，它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它大约在十八世纪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过是对法兰西模式的奴隶般的模仿，根本不属于俄罗斯文学，正如老弗里茨时代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不属于德意志文学一样。直到法国大革命和它的继承者拿破仑的巨大冲击才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唤醒了一种俄罗斯民族意识。这种俄罗斯民族意识过去一直是被沙皇专制主义的铁的桎梏所禁锢起来的。莫斯科的大火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正如耶拿的溃败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一样，开创了一个时代。
　　正因为俄罗斯文学是民族生活得以发展的唯一领域，所以它也就发展得更加茁壮强大。正如人们从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的著作里去研究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从莱辛、歌德和席勒的著作里去研究同一时代的德国历史一样，人们从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里去研究十九世纪的俄国历史。当经济和政治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导致一种历史性的突变时——尽管已有山雨欲来之势——，最丰富的生活才总是表现在文学里。十分清楚，有什么样的原因才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经常把托尔斯泰比作卢梭，也经常把他比作歌德，这仅是由于这种比较含有某些对人颇有启发的观点所致；但历史并不喜欢简单地重复过去，如果有谁只是想在历史比较这条路去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那就会引出粗暴的错误结论来。
　　俄罗斯是屈服于欧洲文明的普遍规律呢，还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呢？正是这个问题把俄罗斯文学分裂为两个营垒，一个是欧洲派，一个是斯拉夫派。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见解与艺术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反比；一个俄罗斯诗人越是深入他的民族的生活，越是自觉地用他的所有色彩去创造性地反映这种生活，那他就越是倾向于斯拉夫派。俄罗斯文学在十九世纪愈来愈强有力地发展，总的说来是与斯拉夫派的上升道路相一致的。但是在欧洲派和斯拉夫派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他们的目的完全一致，没有分歧，分歧只是在于通过什么途径去达到目的。双方都致力于祖国的自由复兴。俄罗斯文学从其发源和生活的条件来看，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种控诉文学、战斗文学、反抗文学，充满着经济和政治解放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却只能在文学中才得到充分的表现。
　　俄罗斯文学的这种极为深邃的本质，只要亚历山大一世的沙皇统治还在同自由思想调情，那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遮蔽起来了。但随着尼古拉一世用铁腕绞杀了民族的每一次独立奋起，并且把民族现有的独创力量用暴力逼到文学领域中来，这种本质就逐渐地显露出来。在这里反抗表现为对绝望的现实进行辛辣的、赤裸裸的、无情的描绘，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哲学的玄想；这种描绘雄辩有力然而含蓄，而这种玄想又模棱两可，难以捉摸，这才使它从检查官的硃笔之下逃脱出来。这样一来，艺术形式便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文学承担着民族未来的责任，如果现状的卑下屈辱只能通过文学的显微镜的反射才能得到证明，彻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只有通过哲学的论证才能得到强调，那么艺术形式受到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斯拉夫派也贏得了新的优势。现实事物经常是比思想的产物更胜一筹的；既然事实不能迁就哲学，那么哲学就去迁就事实。当现代哲学及其历史前进发展的原则不适应僵化呆滞的俄国现状时，那么好吧，就只能容忍这种现状，把掺杂进来的腐朽之物清除出去，就只能沿看这条线后退到尚未堕落的人类所曾生活过的黄金时代，并且重新创造出一个这样的时代。
　　俄罗斯文学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代里它的杰出的代表者是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他是从一个欧洲派变成一个斯拉夫派的。在他的民族中，任何一个别的诗人都没有能够象他那样，把艺术创作的才能和哲学上苦思冥想的才能如此密不可分地联在一起。他对艺术形式是十分漫不经心的，但是他的毕生事业是多么完美和谐呵，他的毕生事业恰好是以一部宏伟的长篇小说作为顶峰，看来也是以这部长篇小说结束！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他最初写的素描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托尔斯泰本人。他在半个世纪里所创造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民族历史——自从这个民族获得民族意识以来——在一个深沉而又强有力的诗人精神中创造性地复活再现。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九月八日^[2]生于土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这座庄园是他母亲的产业，今天^[3]还是他居住的地方。他很早就成为孤儿，但受到极好的教育，在喀山大学就读，当然这所学校不可能成为他精神上的温柔的保姆。依其性格和才能，托尔斯泰不可能多么看重这个学校教师所讲授的官方学问，相反，四十年代从德国涌来的哲学空气大大激起了他那喜欢玄想的爱好：“当我一踏入生活时”，托尔斯泰说，“黑格尔哲学成了万物的生命因子”^[4]。但他并不仅仅生活在这种哲学的因子之中，而是象当时一个年青的俄罗斯贵族一样乐享现实的生活；在他的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5]。
　　他本人在他的处女作——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中描述了他的童年。主人公伊尔倩涅夫不仅是从他的外部世界的经历和关系来看，而且从他的内心的发展来看，都是作者本人。这种发展被印上心理学真实的烙印，而且在孩子身上就显示出未来的成就^[6]。这是一个典型，托尔斯泰大概把他当作俄罗斯的民族典型；秉赋很好，精神活跃，可是容易被人左右：缺少决断和毅力，有着许许多多的良好的抱负，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去实现它们。这同一个典型在托尔斯泰笔下不断地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它叫伊尔倩涅夫，在《哥萨克》中是奥莱宁，《战争与和平》中叫别竺霍夫，《安娜·卡列尼娜》中是列文，《复活》中名是聂赫留道夫：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只有极少数并且也只是些小型的作品，其主人公的生命是没有经过作者用自己鲜血加以培育过的。
　　《童年、少年和青年》业已显示出作者才具不凡：作者毫无顾忌地用真实可信的笔触描写了这个耽于空想的孩子同他周围极端的迷信、肤浅的教育、小市民的道德所进行的斗争；作者善于用现实主义的技巧，形象生动地刻划外部世界的事物，也能锲而不舍地追随着灵魂转瞬即逝的颤动；这位伟大的善于创造气氛的艺术家还特别给童年的故事以加渲染，使之具有奇妙的魔力。这部作品叙述到青年时期便中断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大致在这个年岁离开了大学，去经营母亲的庄园，那么我们便可以把描述聂赫留朵夫公爵^[7]生活的几个短篇小说看做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继续。聂赫留朵夫做为一个欧洲派怀着许许多多美好的愿望来到了乡村，可是正经事一点也没做成；他用言词攻击恶劣的现状，但是并不清楚用良好的实际行动来加强这些言词的分量。他愿意帮助他的农民，但是这些农民并不了解他，正如他不了解他们一样。聂赫留朵夫毫无目的地挥霍掉他的财产，眈于赌博，最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8]。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西欧式的教育和俄罗斯民粹之间的对抗依然是一桩悲剧事件，这个悲剧事件除了使他作品中酷似他自己的主人公自杀之外，别无其它调和的办法；可是这向一的音调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一再地发出回响，而且也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在十九世纪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民族的俄罗斯的发展的轴心。
　　托尔斯泰试图在放荡的生活中忘掉他那浮士德式的强烈追求的初次破灭，但是这种放荡的生活比悲惨的现状尤为使他厌恶。于是他到高加索去，俄罗斯文学中较早一些的经典作家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给高加索披上一层浪漫主义的光泽，把它描绘成一个产生高贵的英雄和美女的地方。俄罗斯诗人中较年青的一代已经彻底从这种浪漫主义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托尔斯泰在高加索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片优美的风光和一个没有奢望、朴素单纯、知足常乐的人数不多的民族。这优美的风光，托尔斯泰做为一位巨匠是善于描写的；而这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没有需求、没有愿望，平静地长年生活着，在这种宁静的生活中是那样幸福，这是通过文化上的种种享受所不能得到的。在托尔斯泰描绘高加索的小说中，《哥萨克》占有突出的地位；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奥莱宁，其结局不再象聂赫留朵夫那样悲惨，但却心灰意懒，听天由命；他认识到，为了自己的幸福他毫无所求，除了为别人而生活，不可能有其它什么幸福可言，但是这种认识却使他瘫痪无力，文明社会搞得他残废畸形，致使他再不能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了。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在军队里服役，他在另外一些以高加索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描述了战争的经历，这构成了他的第二个音调，从现在起这个音调要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发出回响。他那清晰的目光看到的不再是虚妄欺人的战争的罗曼蒂克，这种战争的罗曼蒂克在所有军事国家里都被渲染得那样荒诞不经，而在这个古老的俄罗斯强盗国家里渲染得比其它任何国家尤为荒诞不经；当托尔斯泰以他毫不苟且的诚实态度与不可比拟的理解力叙述了他本人在战争中的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时，这些荒诞不经的废物便完全自行脱落了。比他的高加索战争故事还要著名的，是他以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为题材所写的三篇故事；克里木战争爆发之后，托尔斯泰要求把他从高加索调往这个更加宏大的战场，他在极其危险的岗位上经历了这场围困。这三篇故事使托尔斯泰的名字立即蜚声整个俄罗斯，甚至专横的沙皇尼古拉都把这看成是对民族守护神的颂扬，而事实上却是对整个战争暴行的最尖锐最无情的判决，托尔斯泰在这些故事的一篇里这样写道：“我用我心灵中全部力量热爱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尽力把他的一切的美都描写出来，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个英雄就是真实。”^[9]故事的迷人和引人入胜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毫无保留的和不加粉饰的真实之中。
　　当然尽管有这种严峻的美，或者不如说，因为有这种严峻的美，这种真实才是艺术的真实。诗人是先知，他窥见事物的核心并善于把它表现出来，他一声不响地把那踩着荣誉的高跷昂首阔步的英雄们驱赶到放置废物的阁楼里去，代之以真实的人。托尔斯泰以其洞察灵魂的笔触截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勇敢：虚夸的勇敢，有时变得不顾死活，因为它生怕显出懦怯；沉着的勇敢，出之于责任感，完全屈伏于注定的命运，对死亡的极端蔑视。他描绘了军官在只身独处时候精神上的崩溃，而一般士兵有朴素的道义感的支持却始终坚强不屈。托尔斯泰展现了这场战争参加者的内心世界，他善于以细致入微的准确性去把握毎一种感觉。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他只用寥寥数笔去描写外部的环境，但却永远充溢着一种强有力的气氛。
　　沙皇专制主义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到了令人震惊的失败；一个改革的时代似乎朦朦胧胧地即将到来，对此没有比托尔斯泰更热烈欢迎的人了。他认为，谁若是一八五六年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谁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他希望成为各项伟大事业中一个有所作为的参加者；他到国外旅行，希望开扩和加深自己的精神视野。在杰出的短篇小说《波里库希卡》中他入木三分地抨击了农奴制度，他不是用倾向的锋利的箭矢，而纯粹是用艺术的手段，通过令人震惊的描绘，表现了一个可怜的农奴的命运。在这几年里诗人也得到了家庭的幸福，他爱上了索菲亚·贝尔斯，一个年青的少女，从年龄上看她完全可以做托尔斯泰的女儿^[10]。他当时心灵上所感受的，都已反映在中篇小说《婚姻的幸福》里，这是他中篇小说中最优美、最令人亲切，而从形式上讲又是艺术性最完美的一篇，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颗真正的宝石；在健康的男人和健康的女人缔结的理想婚姻中，爱的激情的这种幸福感通过酸涩的和充满痛苦的转折——然而也是使人得到解脱、获得拯救的转折——转变成共同生活的同样巨大的喜悦，托尔斯泰善于以无与伦比的笔触去描写这种喜悦。婚姻问题成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三个主要音调。
　　在大约从一八五四到一八六〇年的十年时间里，这位年青的大师得到了发展，紧接着的近十五年是他艺术上炉火纯青的时期，其标志是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它们对俄罗斯生活做了包罗万象的描绘，人物形象众多，人物命运复杂，简直使人眼花缭乱；特别是《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一部近代俄罗斯民族史诗。小说所描绘的时代是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三年这是俄罗斯创造自身的时代，这不是通过沙皇或者他的将军们或者他的大臣们或者通过整个统治阶级来完成的；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次要人物，如果让他们当政主事，那不是一无所成就是败事有余，他们只有充当人民力量的工具时才能建树伟大的事业，而人民的力量起着神秘的但却是不可抗拒的作用。这些阶级的毫无希望的堕落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环绕婚姻这一课题被刻划得淋漓尽致，正如他在更早的、更加重要的、尽管在形式上不如此书完整的、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里所刻划的这种堕落一样，凡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还仅是初步暗示出的东西，在《战争与和平》里就成了一幅第一流的文化史的油画。
　　但也就是第三个不断萦回在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主要课题，象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这些长篇小说之中。如聂赫留朵夫一样，《战争与和平》中的别竺霍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都是以大庄园主的身分试图去进行改革，也如聂赫留朵夫一样，他们连同他们从西方汲取来的智慧都一道遭到失败了。但是托尔斯泰却找到了他写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找到的解脱；这种解脱既适用于别竺霍夫也适用于列文，尽管别竺霍夫是个世俗的人，他从混乱的青少年时代，从一种舒适懒散充满愚蠢胡闹的生活中成长起来，而列文却是冥思苦索的探求者，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了每一种哲学，结果却对所有哲学都产生了怀疑。込两个人都是从民间贫穷而单纯的人那里找到了解脱。他们被一种神秘的哲理所感化，这种哲理用下面这句话高度地概括了，人活着不应为了自己而应当为了上帝。勿抗恶，行善举，爱你的邻人象爱你自己一样，没有需求、没有激情，过一种平静的草木般的生活。托尔斯泰的伟大的长篇小说都是在这种和谐中收场的。
　　就在托尔斯泰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他的精神上起了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在克里木战争之后，俄罗斯国家当然实行了改革，但不是在托尔斯泰的那种无限广泛的意义上进行改革，而只是象普鲁士国家在耶拿战役之后所进行的那种改革，就象统治阶级通常进行的那种改革，仅此而已。他们把旧酒倒入新瓶，这些新瓶比旧瓶更加坚固耐用；在压迫者必须和应该巩固他们统治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进行改革；而当被压迫者可能松脱枷锁的地方，他们的改革便停止下来。当然这种类型的改革是历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是被压迫者以及与他们有同感的人们只有通过用痛苦的失望磨光了的镜片才能认识到这些进步。如果说普鲁士地主和农民关系之间的改革造成了十年之久的农民死亡和农民破产，那么俄罗斯农奴制度的废除所带来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农奴制度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把俄罗斯农民从刀山中领出再推进到火海中去；人们满怀希望翘首期待的改革，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实现，这对于热心肠的思想家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正好也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德国历史上所要探讨的。只不过在德国这里，资产阶级与同它一道的无产阶级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新的阶级和新的历史生活，而在俄罗斯缓慢得多的发展使那些大失所望的狂热者——如果他们想忠于自己的话——只有一种抉择，或者选择一种绝望的政治，用暴力打击压迫制度；或者完全放弃任何一种政治。
　　一个人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中是如何取舍的，这要看他的性格、出身、经历以及他的周围环境。关于托尔斯泰外在的生活，人们知道得比较少，但是由于这位作家的作品总是他的最详尽的传记，这样也就不难清楚为什么托尔斯泰远离尘世的喧嚣而去营造他那安谧宁静的宗教乌托邦式的小巢。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别竺霍夫也经历了这样一场斗争，他要去刺杀那个在莫斯科雄踞宝座的拿破仑，但是他在莫斯科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使他对任何一种暴力行为都深恶痛绝；这种裂痕特别明显地贯穿在他的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中，因为当主人公由于不得不为此倾家荡产而放弃去打碎这面镜子之后，那种哲学上的穿凿强辩便不断地越演越烈了。
　　可是不管这种心理过程在托尔斯泰身上是这样或那样完成的，当他在七十年代末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时，他明白无误地说出了这种过程的后果:“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五十五年，除了童年时代的十四、五年，足足三十五年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引申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就是说，没有任何信仰。”托尔斯泰用这段自白折断了诗人的笔杆，挥起了一面宣传宗教教派的小旗。
　　托尔斯泰作为一种宗教教派的缔造者所写的，可能对于那些和他思想相通的人来说，有着启迪感化的价值，但是在艺术上或哲学上却毫无意义。这不是因为他想迎合俄罗斯教会，其实他反对俄国教会同他反对统治阶级所有的机构一样的激烈；而是因为他象抨击教会一样，也抨击教育、工业、城市，因为他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往昔中去寻求人类发展的理想，因为他要求远离城市、解散工厂，返回到那种极端原始的农田耕作中去，在那里每一个人尽可能独自凭自己双手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自给自足。这种要求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对于那些今天为人类文明而斗争的阶级简直是无法理解。在托尔斯泰最后二十年还作为诗人所创造的少数作品里，人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位伟大贤哲的足迹，或者也是一位伟大天才的足迹，但这都是人们所不愿意跟踪的足迹。这些足迹使人们过于悲哀地想起他当年所创作的一切，那时他还是一个艺术家，还想当一个艺术家，还没有象在他撰写宗教论文的时代那样，把艺术贬低为一个用以安慰道德的孤独的女仆。
　　但是，这一度光华四射的灯光本来不应当如此凄惨地熄灭掉。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无比愚蠢，用极端残忍的手段迫害各个宗教教派，这一下把这头衰老的狮子又一次驱向了老路。为了支援一个他所同情、但却被俄国政府驱逐出境的教派^[11]，托尔斯泰想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得一笔可观的稿费，来捐助他们，于是找出一个旧的题材，把它写成一部新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聂赫留道夫可以在多种意义上庆贺自己的“复活”。由于现在这部长篇正在几家工人刊物上刊载，这里就毋需叙述小说的梗概了；我只消提一笔，诗人托尔斯泰在这里又一次说话了。作为一个七旬老人，说起话来也许不再象四十岁时那样清新和响亮，可毕竟运用了一种无可比拟的艺术的全部神秘的手段，这位老魔术家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掌握了这些手段。
　　托尔斯泰最近发表的这部长篇小说^[12]诚然仍是以一个宗教乌托邦结尾，但是这个苍白的结尾并没有能够把这部分量很重的著作从陡削的艺术高峰扯下到道德说教的平庸低处。诗人用勇敢的革命语言向俄罗斯社会进行了可怕的控诉：“聂赫留朵夫暗自重温了一下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的活动到底施展在对哪些人身上。他想起了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丽狄雅，她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的行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13]能发出这样巨大的怒吼的、哪怕是嘘一声的德国诗人又在哪里呢？作者对统治者阶层越是感到轻蔑，他对“政治犯”就越是和解；聂赫留朵夫承认，他从前对“政治犯”是怀有一种轻蔑的感情的；自从他认识他们之后，他发现，这些人有别于一般人，因为他们对于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
　　的确是“复活”！这部小说本身作为作者创作天才从所有压抑的痛苦中的复活，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未来复活的一个象征的标记，它比小说最后归结的基督教的复活要光荣得多。

^[1] 原载《真正的雅各伯》一九〇〇年度第361期。

^[2] 另据一些传记和参考书，托尔斯泰的诞生日为八月二十八日。

^[3] 指一九〇〇年。

^[4] 托尔斯泰：《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办？》

^[5]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6] 原文为“在孩子身上显示了成人的父亲”。意为从小看大，“三岁定到老”。

^[7] 托尔斯泰这时期的几篇小说:《弹子房记分人手记》、《—个地主的早晨》等的主人公都叫聂赫留朵夫。

^[8] 这个故事情节系指《弹子房记分人手记》。

^[9] 参见布罗斯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3页。

^[10] 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与索菲亚·贝尔斯结婚，托尔斯泰时年三十四岁，而贝尔斯才十七岁。

^[11] 指当时受沙皇迫害而移居到加拿大的非灵派:

^[12] 指《复活》，托尔斯泰的《复活》完成于一八九九年，梅林写这篇文章时为一九〇〇年。

^[13] 引自《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