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府的意向和作用

一

　　相当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精英的社会构成的原因，在于对它的一般见解、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和政治倾向作出强而有力的推断。然而，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看，我们仍不难推断，掌管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人每天都把他们的观点和信念强加给民众这方面的大量事实被掩盖着。但是就大量保留下来的事实和其他证据，特别是政府实际行为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关于政府如何活动的清晰的图像。

　　乍一看来，这是一幅前后相继的各届政府之间而实际上是每一届政府内部、同时也是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不断变化的图画，总统、首相和他们的阁僚之间贴有不同的政治标签（这时常使人误入歧途）。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有的则不属任何党派。

　　对诸多问题观点、态度、纲领和政策上的分歧肯定是非常明显，它造成了激烈的政治论争。尤其在大选时期，由于政党领袖坚持己见，他们与其反对者和竞争者之间的鸿沟极大，几乎到了不可逾越或者说实际上是不可逾越的地步，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分歧和冲突的印象。

　　分歧如此深刻的现实，是政治体制的功能和合法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主要竞争的政党之间投这个或那个的票的选民在难以两立的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他们作为选民根本无法决定国家的未来。

　　不过，在实际上，这幅以某种极其严酷的方式画出的图画无论如何都是绝对肤浅的，具有迷惑性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这个重要方面，严格说来，在那些大都能取得高官的政治领袖之间的分歧，并不像这些领袖和其他人民时常认为的那样，他们根本性的分歧是极少的。从这些政治领袖和政冶掌权者相互的关系来说，真正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的众多的分歧，而是他们对于真正属于根本性问题广泛的一致性。——是形势需要，正像他们自己以及公众中大量的人，不管他们听到多少政治上的花言巧语，都会认可“政治家都是一回事”这句箴言。^[1]当然这有点夸张。但至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企望成功地取得官职的那一点人士来说，具有几分真实性。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这一点时多少有点不同，当他们说到这些人时，不管他们贴着怎样的政治标签或隶属于什么政党，认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这种表述中基本的政治倾向是正确的。这就是说，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掌权者除极少数例外，始终都有着贝尔福勋爵所称的经典式的名言那样的“社会基础”，即所有现存的私人所有的和私人占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贝尔福笔下所写的是19世纪辉格党和托利党执政的英国。但他的观点同样可以用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19世纪，同时可用于20世纪。

　　这一点也没有超出一部平淡的政治史的内容，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始终是由超越了政治、社会、宗教、文化和其他差异与不同的人组成，但他们至少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优点有着种共同的基本的明确的信念，尽管他们未必这么说；尤其是他们中那些远没有参与这个制度以至于了解到他们是在帮助一种特别的经济制度运行的人中．有许多还没有了解到自己所持的态度，他们至少也和他们那些意识形态感更强的同事和竞争者一样，对试图改变这个制度的社会主义者，持根本的坚定的敌视态度。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来自工人阶级和原先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人士，或是作为个人或是在更通常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联盟的成员占有政府权力中的位置，其意义我们现在将作一考察。但是，纵然这些人时常公开声称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信念，他们却从未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过真正的挑战，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希望这样做（更精确地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选择一种“混合经济”）。他们不像他们的宣言那样对这个制度持反对态度，而是欣然接受了它的基本框架和本质特征，甚至在他们执政的某些时候也倾向于提议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的模式比执政的政府所贴有的不同标签及影响它外观上色彩的变化，具有更为持久如一的特点：资本主义政府始终主要是由那些真正信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人，或是那些无论对它这方面或那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却承认它比任何其他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把这种制度作为其第一位事业的人所控制。或者相反，这些政权由那些他们纵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却没有发现自己会被认为至少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即准备接受甚至是热衷地接受他们将要治理的制度一切本质特征的人来进行统治。

　　事实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本世纪比先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有着更多的人宣布基本上接受资本主义秩序。这不仅因为统治着这些国家的主要是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也不只是因为担任官职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正式地满足于为这个制度工作；还因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地主贵族利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他们被吸收进实业者阶层，改变了政府机构中强烈的不和谐之声。这并不意味着贵族他们自身已不再占有官职，而宁可说这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现在更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本质问题上比以前取得更大程度上的基本一致的意见。

　　然而，即便我们略去这些形式上掌权的社会主义者不去讨论，也必须在此再次强调，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基本的一致并不排除不仅在经济体制的实际管理以外的问题上，同时也在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正重大的分歧。

　　这样就已经有可能在政党和它们的领袖之间作出一种重要的区分，不管他们是附属于私人企业制度而支持国家采取大规模措施干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人，还是那些主张小规模干涉的人；也不管存在于那些认为国家必须对于社会改革和其他改革负更大责任的政党领袖和那些希望国家干涉少一些的人之间有些什么区别。

　　这种强硬的国家干涉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始终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十分真实的问题。不过，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相信私人经营优越性的人，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今天希望或是能够拆除国家干涉的主要机构；而且事实上时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对干涉机构本质看得最清楚的极具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维护者了。纵然如此，在希望实施干涉的范围、特点和细节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并且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时也围绕着许多其他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严肃的有意义的争论，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至少从这点来说，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决不完全是欺诈。

　　但是实际上，甚至在这些分歧和论争最激烈之时，那些有关的政治家也没有把“自由企业”制度的合法性作为问题提出来；而且，甚至他们中最坚决的干涉主义者从来就知道，他们的提议和政策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不会腐蚀——听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相反，会确保它的巨大的力量和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提建议只是表面文章和玩弄辞藻，在更大程度上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贯彻那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观点，而不是关心根本改变另建一个社会制度的意见。这一辩论到目前为止在政治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成为热点问题。

　　政治掌权者之间的这种一致无疑是个重要问题。由于存在着各种反压力，使得这种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不大可能会最终决定在每种特定的条件下政府将怎样行动。但是，那些为政府所承认的他们在其中的活动超出资本主义内容的事实，在他们遇到的一些特殊事件和问题以及有关文明社会的需要和冲突对于形成他们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共同的承诺深刻地产生着特殊的效应，并不仅影响着拟议中可望解决的特殊问题，而且影响到认识模式本身；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信仰可以并且时常确实根本阻碍着感性认识，它不仅使得反腐败的法规无法实施，而且使它的设计不可能完成。

　　然而，政治官员们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企业承担义务加入了某种阶级偏见的因素。相反，他们是国家的观点和居于文明社会冲突之上的他们自己那种超阶级的、关心所有人以此来拯救整个民族和民族利益、并且负有特别责任使得特别的利益和具有阶级倾向的要求服从于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的极为热烈和雄辩的提倡者。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中，特别在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反对者处于执政地位时，黑格尔那种把国家推崇为整个社会的体现者和保护者、它具有较高的理性、并且代表它长远利益的观点，再次活跃起来。戴高乐将军在1958年执政后不久曾说过，“我属于每一个人，我又不属于某一个人。”如果说对将军是否真是这样看待他自己产生怀疑，恐怕是荒唐可笑的——他高居于较卑微的人如资本家、挣工资的人、农场主、店主、病人、年轻的或年迈的穷人的利益之上。恐怕很难发现其他政治家用如此夸张的言语来表现自己；但是他们尽其所能使自己看起来和戴高乐将军一样，甚至他们在政策和行动中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露骨的阶级偏见时也是这样。

　　大多数政治领袖在掌权时，确实是忠于职守而又保持自己的观点，这一般说来毋容置疑。事实上，如果对他们宣扬自由不从阶级倾向考虑而是把它看作是纯粹的伪善，会导致对这些领袖忘我精神和果断决定估计不足的危险，似乎他们所追求的就是那些贵族所热烈追求的。通过诉诸理性、感情或是证据，不是很容易使如此自信的人改变其决心的，特别是当事情处在紧要关头时尤其是这样。

　　资本主义的反对者相信它是这样一种制度，即像它现在这样的本质，不可能为人类理性化的目的去最适度地利用资源；它固有的特性是强制、支配和寄生地侵吞；它的精神和目的致命地侵蚀所有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是今天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府完全是以相反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制度——把它看作最适合“人性”，把效能、福利和自由无与伦比地结合在一起，看作是把人的主动精神和能量释放出来投入社会慈善事业的最佳手段，并且为建立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和唯一可能的基础。

　　总之，为什么在讨论“资本主义”时，要激情满怀、声嘶力竭为这样一个制度招魂呢？它已不再真正存在，它已为私营企业的“工业体制”所取代，尽管其经济原动力至今仍比它过去更“起作用”，它的意图现在也仍紧紧地在民主国家监管之下。

　　罗伯特·林德在25年前曾写道：“自由民主从来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工业资本主义是社会的一种激烈的高压组织形式．它日积月累地束缚着人和他们的制度，使之为拥有和支配经济权力的少数人的愿望服务，而这种对于人的生命和结合形式毫不留情的扭曲，越来越少地成为“好人”或“坏人”自愿意志的结果，而越来越成为为保证“制度”运转的需要而受摆布的非人的网络组织。^[2]这在今天甚至比它最初写下时更为真实；但是，管理着“自由民主”的政府现在几乎完全由那些根本看不到这个制度的伪装的人组成，他们把它的缺陷归于被他们理解为各别的特有的、在其范围内可以补救的“问题”——事实上也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有补救办法。这是只有那些在这个基本方面极端的教条主义地宣称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反教义学的、实用主义的和实用地对待问题的政治家，才有可能。

　　一位法国作者追忆戴高乐著名的格言，“在我整个一生中，我对法国形成了某种概念”，并且评述说，“当法国的概念形成，变成现实之时，它便带有自然受其阶层束缚的精神而与托拉斯的法国融为一体了”。^[3]

　　由于戴高乐的法国“概念”确实比这里所讨论的要复杂得多，这种评述可能不十分精确。但是，正如在紧接着战后那些年代里将军的政策所清楚地表明的，以及1958年以来他对事务处理所表明的那样，包括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无疑置于强大的国家监视的目光之下的经济和社会调节，必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带有或多或少保留看法的其他政府和政治领袖，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把资本主义企业看成一种这个社会必需的、理想的、可预示未来的因素。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达到更多个人和公共的目的。但是，通过棱镜式的分光分析，所有其他的结果都以接受现存的经济体制并对它承担义务为条件。

　　如果已知他们对于这个制度的观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每一个政府总是希望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实业家。然而，这根本察觉不到对于特别的阶级、利益集团有任何程度的偏见。因为如果民族利益事实上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那么表面上看来对它的偏爱并不是真正的偏爱。相反，为了实业界的利益并且帮助资本主义企业致富，政府作为所有各方利益的保证人，它真正履行了其崇高的职责。从这一点来说，那句多次被人嘲笑的成语：“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便是对美国有利”的惟一有缺陷之处，是它倾向于把一个专门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当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口号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应当接受的口号，这往往是明显不过的。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合理性与合理性本身是同义语，它为一个显然不完善的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可能是最好的人类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掌权者的态度对于作为一个阶级或一种社会类型的实业家，相对来说只有较小的重要性。他们那个包括亲戚、朋友、以前的同事、熟人在内的小圈子像是要把实业家而不是工会领袖包括进去；他们所持的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善意的观点，似乎也像是要使他们对于管理它的那些人持同情的观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2年这样说：

　　我相信我们的私有实业和工业的高效率的制度。它们已经证明，它们不仅能够提供最有力的战争资源，并且能够为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民提供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它要求一些人要身体力行，并对拥有世界人口7％的美国生产出占世界上50％的工业品作出卓越的贡献。如果要指出他们的名字，我以为他们的名字便是美国实业家。^[4]

这些不大沉醉于实业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并不经常如此天真地滔滔不绝地讲话；甚至在美国，总统必要时会用不那么热情的观点对待那些（向来如此，但并不是非常认真地）他们中一些被斥责为“巨富恶棍”的人。事实上，很可能许多政治领油对这种或那种实业部门持一种非常鄙视的看法，甚至认为实业是一种低级活动，他们认为自己应当远离它。

　　然而，由于对实业家在其中占实质的主导作用的制度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这一切不会有严重的后果。^[5]由于这种肯定，由于他们相信国家利益无可解脱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健康和力量联系在一起，国家自然而然地会设法帮助企业家和实业家。索尔斯坦·维布伦曾经写道，“在任何民主国家中，法定的官方当局所关心的主要是——实际上惟一的——关心国家殷实的公民可以获利的事业”。^[6]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不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完全是因为“法定的官方当局”对于拥有财产的公民有一些特殊的偏爱。这种关心与总的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二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不得不对私人企业制度和它的经济合理性作出承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在许多有关重大事件和问题上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行动自由。雷蒙德·阿隆曾经写道：“显而易见，在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制度里，由立法者与部长们采取的措施与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不存在基本的对立。”^[7]他评述的这番话意思太明白不过了，无需再作什么说明，也许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在大多数西方政治科学家看来，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国家已从阿隆教授所说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利益的传统偏见中解脱出来。

　　在大多数政策中都包含有这种偏见。为了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为了减缓大量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恰恰要求政府应当愿意作为这些利益团体的“基本的反对党”去行动。他们极不情愿这样做是因为它是这个社会的生活中所有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而并非琐事。如果有人说，一个政府面对着到处是犯罪的行为而人们不指望它采取基本的立场去反对它，对政府的特性和作用，这种看法也许不能被认为是无知的。对于阿隆教授偶然提出又被他抛在一边的说法也是一样。

　　在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倾向于模糊国家作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于以国家的名义活动的政府来说，事实上它在好多年中被迫去反对某些财产权，去侵蚀某些经理的特权，去帮助调整劳动与资本之间、财产和同它有关的人之间的某些平衡。这就是为保守派作者所哀悼的“官僚制”的成长和为他们所痛惜的常被忽视的国家对社会事务“干涉”的一个方面。官僚制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表明，完全不受限制的官僚权力能够起着妨碍创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僚主义的罪恶上则掩盖了（时常具有掩盖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即“官僚主义的”干预时常是减轻无限制的经济权力产生的罪恶的一种手段。

　　具有那种权力的国家的“干预”，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财产的利益：事实上它部分地具有约瑟夫·张伯伦在1885年所说的“赎金”的作用，而且他还说，不得不支付赎金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普通的财产权。为了坚持支付“赎金”，政府为财产提供大量的服务，尽管后者很少为此感谢它。即使这样，却不应当无视这样的事实，主要由于群众的压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

　　然而，必须确认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政府一般来说总是努力给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以非常积极的支持。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企业依靠国家在非常广阔的范围的直接支持，并且只有在这样的公共帮助的基础上，才能保持它“私有”的特征。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旨在帮助资本主义企业。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像“福利国家”概念那样具有极为明确和适当的含义：没有什么地方像私人企业制度中骄傲的杰出人物那样如此不屈不挠地请求公家支持并取得成功。

　　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并不需要一种直接的有重大价值的帮助。因为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要求国家必须在占优势的经济体制对它实施的限制之内，采取异常的超出资本主义利益活动范围和能力的社会化形式，并承担许多功能和服务。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被让·梅诺称为“制度的偏见”便会确保这些企业自动地从国家干涉中获利，因为私人所有制控制了经济生活中占压倒地位的部分，所以梅诺教授写道：

　　……国家采取的所有旨在发展和改进国民经济的措施，总是以控制着支配生产分配部分杠杆的那些人获得极大的利益为结束：当国家开凿运河、修筑道路、开通公路、要求收回沼泽地时，首先是相邻地段的所有者获得报酬……“制度偏见”的概念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以克服玩忽职守、缺点和资本主义弊政为目的的措施，最后成功的结果是巩固这个制度。究竟是由同情资本利益的人还是由敌视资本主义利益的人来采取这些措施则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可以发现，正是那些制定出来保护工人和直接反对它们剥削工人的法律，引导他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使得生产过程理性化和机器化，而给后者带来极大的好处。^[8]

　　政府可能只是关心更好地经营“经济”。但是，把这样一个制度描述为“经济”制度只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方法，它模糊了真实的过程。因为得到改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这就保证了无论是谁得到了或是全无所得，资本主义利益却完全不受损失。

　　“制度的偏见”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强调。但是，政府这种观念形态上的支配权，只是对他们的一种很容易为其接受的通过制度对他们实施的结构束缚；而对他们来说，这种支配权非常容易服从于他们一直受到的占统治地位利益团体的压力。

　　赋税对于这一点提供了现成的例证。正如在第二章中指出的，经济制度本身对于保持和加强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收入和财产上的极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极端有效的作用。没有一个政府在现存的经济制度下能够做出重新分配的奇迹。但是，在这个领域对于它的权力的限制，终究无法最后确定下来——尽管制度不平等的倾向和财产的影响强烈地抵制重新分配赋税。在事实上，很长时间里，赋税并没有像这些社会中收入和财富的悬殊那样必然地非常深刻地影响到政府对不平等的态度及他们对待穷人和富人冲突的要求的看法，以使他们最终接受那种经济正统主义，即在任何特别的时刻始终宣称增加对富人的负担，对于“企业界的信心”、“个人的主动精神”和投资的意向等，都将是毁灭性的。

　　同样的考虑适用于政府对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长期劳资冲突神圣的委婉说法“工业关系”的干涉。

　　正如它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做的那样，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感到有义务直接干预雇主和挣工资者之间的争端，他们干预的结果是倾向于对后者而不是对前者不利。在不计其数的例子中，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常常是政府采取的国家的高压力量和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在击败罢工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们以国家利益、法律和秩序、立宪政府、保护“公众”等等的名义进行干预而不是简单地支持雇主，这并没有给雇主带来任何不利。

　　更为甚者，国家像所有的雇主中最大的一个那样，现在能够通过它自已的行为和榜样来影响“工业关系”的模式：很难说这种影响会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上创造新的规范。也不可能指望它在管理公有部分时拿出“实业家式”的精神。

　　政府在固定的制度化的基础上，深深地介入了“常规化的冲突”，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所在。它们把这种冲突带进了以中立和独立相标榜的政党中，它们关心的不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的彻底失败，而是“合理地”调解之。但是，如果调解的进程失败的话，那么国家以谈判的形式进行的干预，就离决心宣布诉诸高压权力、在争端中反对一个政党而不是其他不远了。事实上，这些做法成为限制有组织劳工的一种添加因素，同时对于进一步分化工会群众起着一种有益的作用。国家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个中立者而是作为一个党派观念很强的角色介入“工业的两个方面”之间。

　　并不是在工业争端实际发生时这种情况才是真实的。发达资本主义晚近演进的一个主要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政府寻求把新的更多的居民置于劳工的地位，以此达到防止它行使那种只是在工资要求问题上才对雇主（而国家是一个主要的雇主）行使的压力。他们试图通过采取像“收入政策”这样的手段或通过降低对劳动力需求的通货膨胀政策，达到普遍削弱工资收入者讨价还价地位的目的。^[9]在这里也是一样，采取诸如经济健康、保护流通、对工人的仁慈等等政策被宣称为对国家有利，乃是必须的，而总会发现有一些工会领袖赞成这些主张和政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政策的主要作用是要把工资领取者置于对雇主来说更弱的地位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在政府官员看来，这种“意图”完全是它所宣传的那样，但是其“结果”，由于永恒的规律性而损害了从属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许多其他情况下，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求助于国家利益团体以捍卫他们的政策时，后者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未必真会那样做的行为加以提防。工资领取者在和雇主的冲突中总是不得不考虑国家是否有敌意。但是，现在他们在事实上比以往更加审慎地考虑经济生活中这种直接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现实对抗。他们每日每时直接遇到的对手仍然是雇主；但是政府和国家现在比以往越来越紧地介入了这种对抗。

　　十分自然，政府在处理与那些致力于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的运动、团体和政党的关系时，甚至表现为更加特别的、巧妙的和有组织的党派特征。政府表示的这种仇视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和因国家而异，在这里采取的是温和的政策，在那里却采取严厉的政策；然而，敌视态度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官员间，在不同国家的政府间，他们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取得过实质性和明显的根本的意见一致，——所有政府政党的领袖，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包括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始终对于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左翼，总是持深刻的敌意，而不论哪一派的领袖以及政府自身，事实上在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威胁下充当社会保护者和社会拯救者时，一直是它的主要反对者。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论和多元论的倡导者，在他们为社会中流行的政治竞争欢呼之时和在坚持国家的政治中立化时，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根本不是采用社会主义中立态度而是尽其所能制造更多的困难。在一些国家，例如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完全被镇压下去，其成员被依法处以刑罚；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作为惟一的左翼组织，共产党在自由政治竞争的概念下是在遭受骚扰和严厉地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其他国家中，国家的敌对情绪尽管可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却没有减缓——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他们通过对选举的操纵来达到剥夺在议会中有代表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选民的力量；政府凭借其强大的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大众媒介倾向性进行操纵；并不时极其粗鲁地对左翼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镇压。

　　换句话说，不论政府的政治色彩如何，它深切关心的是，“民主进程”应该在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所起作用尽可能小的情况下进展。

　　争论之处不是在政府应当还是不应当在保守主义和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政党和集团之间保持中立。这个问题不应当用这种绝对化的话来加以解决。毋宁用这样的话来说，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未如此中立过，他们经常是尽其所能站在保守派反对反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使用国家权力。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不论他们可能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都力求对那些其权力和特权社会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一心想要加以破坏和摧毁的阶级及利益集团，提供一种极其重要的保护。那些相信具有这些权力和特权的社会等级的价值的人，将赞美和支持政府的不公正、甚至会要求它更多些。那些不希望它这样做的人则不是这样。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分析是如此混乱，而这时常是它自身引起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实际就是这样做的。

　　到目前为止，争论始终集中在政府行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某些主要的内部结果上。但是，政府行为的外部结果并非不那么直接和重要。

　　政府在这里恐怕比其他领域甚至更多地公开宣称，他们所希望的是常常抛开具体的经济问题，更不必说资本主义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独立、荣誉和伟大才是它所关心的。但是，这自然包括健全的、健康的、繁荣的经济体系；而这样一种想望的态势却需依靠资本主义企业的繁荣。这样，由于在国内事务中实施的同一种机制，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发现，要使国家达到更大的目的就要顾及资本主义利益；而且，这些利益在它们国家的生活中所占的极重要的地位，总是使得政府把反对外国资本的利益和反对要保护其利益的外邦当作对外事务的首要问题。^[10]

　　整个西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对这一点是个切题的例子。当然，说这些政府到非洲或亚洲去完全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正确。他们从事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不仅仅是在这些利益的“推动”下才这样做的。对这种巨大的历史运动的看法不能简单化。但是在这里，在政府希望满足帝国要求的许多目标中，还显然牵涉到促进私人的经济利益。他们可能确实始终真正关心国家安全，加强经济和社会结构，承担起白人的负担，满足他们的民族尊严等等，但是，正如他们看到的，这些目标需要通过征服那些已经或者可能成为有益于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进行剥削的地域的土地来加以保证，这样，这种殖民和扩张便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官员试图达到许多其他目的的事实还不能隐蔽这样的事实，即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成为为他们的事业和投资阶级献身的奴仆。

　　同样的问题可以适用于资本主义政府对待正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在这些国家中，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具有某种风险，但可能获得收益。

　　这样，美国政府对于中美和拉丁美洲的态度，并不完全由它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和保卫未来这种投资机会的考虑来决定。例如，当美国政府在1954年决定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必须推翻时^[11]，它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个政府从美国所有的联合果品公司夺取了22.5万英亩的土地，而且是因为这个行动在美国政府看来提供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倾向的最具可能性的证据，它使得阿本斯王朝成为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12]但是，这个与许多其他类似的插曲的真实意义在于，“美国安全”被那些对它负有责任的人解释为要求外国政府对于美国实业的权利和要求表示应有的尊重。这可能不是对一个政府的“可靠性”的惟一的检验标准；但是它无论如何是一个首要的标准，作为一个普通的准则，美国政府对于第三世界政府以及对整个非社会主义世界事务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在他们国家中偏袒美国自由企业的程度．或是在将来可能有助于后者的程度。^[13]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行动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它们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基本的方法上，而是在它们国外投资和企业的规模上，以及它们保护这些利益的活动能力。

　　根据这种合理的观察，最大的弊病很明显便是，其主要目的完全是要在经济生活大多数重要领域或者说全部经济生活中，在国内和国外取消私人所有制和私人企业的政府，僭取权力。这样的政府说到底是要不得的，不仅因为它们的行动对国外所有者的利益和企业起了反作用，同时因为它们使得未来资本主义的拓展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经济结果。但是，反对始终存在，因为任何国家撤离资本主义经营的世界体系，都被看成削弱这个体系，并被看成是鼓励更多的反对者和撤离。

　　这里还存在着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强烈敌对的根源，它导致资本主义政权试图把它扑灭在血泊中——附带说一句，很久以来“苏维埃的侵略”便已成为对其政策的标准的辩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实际上是在那次大战期间，就已成为这些大国政策的主要思路。^[14]这个通常高于其他一切的目的，在任何地方始终阻止那些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并决意把它摒除的政权存在。

　　西方官员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运动的态度用他们热爱自由、关心民主、仇视专制和惧怕侵略来加以辩护。对此，正如在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一样，询问他们这种宣言是否“真诚”并无太大意义。还不如说重要之点是他们把自由定义为使资本主义企业成为一种主要的或者说某些时候是它惟一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一点捍卫自由确实等同于捍卫自由企业：保证它的安全的一切措施，无论怎徉充满罪恶都可加以宽恕、视而不见，甚至加以支持。^[15]根据其定义，几乎没有一个尊重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权会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坏，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认为生来便具有优越于其他没有这种优越性的政权的特征。这种特定的态度并不是资本主义政府比实业家和投资者的利益更为关心外部关系的主要结果。不管情况会怎样变化，这些都是它们的政策始终加以维护的利益。

三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指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时候，其基本的行政权落到那些他们的政治信仰要求他们站到传统的实业界精英的对立面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手中。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这种情况极为罕见。^[16]非常普遍的现象是，联合政府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在其重要的和相当数量的职位上，容纳了社会民主党人出任大臣，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还容纳了共产党人。因此有必要考察这一插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事态总的发展，尽管看起来不是这样，但行政权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从未在事实上对占优势的经济制度和它主要受益者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然而，在继续对此讨论之前，有必要考虑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即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制度，在那里，他们都曾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冒险家，其中之一在早年曾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满口是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华丽辞藻，宣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影响他们社会的整个转变，并且要在许多年中掌握完全可以被称作是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或没有资格被称为在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基本协调？完全可以立即找出答案——根本不是这样。根据证据，有一点无须更多的讨论，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事实，现在并没有常常被忽视和隐瞒。

　　如果仅仅从缺少它法西斯的领袖便无法获得追随的群众来看，法西斯主义关于整体转变和复兴的华丽辞藻，加上他们反资产阶级的共鸣，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也不应当怀疑，他们中许多人本着根本的信念确信，他们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然而，现实同他们自以为是的冥想完全是两码事；而且，他们自己绝对肯定，他们的工作不会损害他们时常辱骂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如墨索里尼1934年1月13日，即在他夺取政权10年后对他的参议院所说的：

　　合作经济尊重私人财产的原则。私人财产完善了人类的个性。这是真实的。但是它也包含着义务。我们认为，财产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希望鼓动的不是无利息的财产，而是积极的财产，它并不限制享有财富，而是要发展它和促进它。合作经济尊重个人的主动精神。《劳工宪章》明确地陈述，只有当个人的主动性非常无知、不存在或无效率时，才可以实施政府干涉。^[17]

　　至少这是意大利独裁者坚定不移的一条政策路线。

　　至于德国，一位纳粹主义的研究者指出：

　　“在希特勒1932年1月27日对鲁尔区工业巨头信心十足的讲演中，他修改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济纲领。他在此之前一直对小企业承诺他们党支持私有财产。但是现在，他大量采纳大企业的意见扩充了这项政策。他争辩说，要在企业界消灭联合和雇主自由经营。他概述了他关于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的纲领，认为它们可以使得许多与实业阶级有关的阶层复兴。由于大实业家的领袖己经被授予通过他们控制下的经济组织实施指导经济的任务，这些民众阶层可能对于政府委派的很多经济功能已不起什么作用。希特勒还许诺，一个稳定的政府可能在较长时间中掌权。”^[18]

　　同一作者还指出：

　　主要的实业家接受了他的这种信心，相信希特勒并使他们自已相信，这个党一旦执政，就会向大企业提供决定其政府经济政策的机会。^[19]

　　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的这些“大企业家”^[20]汇同了许多其他德国传统的精英，他们如同意大利的同行对墨索里尼所作的那样，并没有制订一项欺骗性的契约。希特勒和他的同事们在掌握了政权后，始终毫无诚意与他们在更好地履行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意图上结成联盟。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而他的追随者中那些认为存在着构成纳粹主义“左翼”力量的人很快便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位作者最近指出：“有力地鼓励私人经营是1933年3月希特勒在国会提出的纲领性论点之一”。^[21]

　　要评价法西斯主义制度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这种“鼓励”，当然是它用暴力摧毁一切工人阶级的抵抗组织——政党、工会、合作组织、他们的辅助性组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的议会代表——同时创立新的由雇主和国家把持的控制团体。他们根本不用做其他什么事，法西斯独裁者通过征服所有工人阶级力量和影响就可以充分地取得雇主和其他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感激。正如萨尔维米尼恰当地指出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工人从工资奴隶制之下解救出来，也许立即就可资本国有化。法西斯国家已经把劳动国有化，并以国家认为有利的价格从私人资本之下雇用它”。^[22]这些政府在这样做时，还赢得了成千上万工人的感激，他们发现在这样条件下被雇用要比根本失业要好些。但是，他们的感激和支持丝毫没有影响这样一点，即法西斯主义对权力的征服，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中，得到立即的戏剧性的增强。毕竟“提出过阶级冲突的工人们……通常不举行任何仪式就向盖世太保缴械投降”，而且“工人们现在在法律上要求对他们的领袖表示绝对的顺从和忠诚，并相应地要求他们也照顾到工人的福利”^[23]是举足轻重之事。这个“领袖”便是雇主，而对他未能照顾他的工人的福利的报怨，可以轻易地构成“鼓励阶级冲突”。不应当对这种纯利在1933年初到1936年末期间增加了433％”感到奇怪；^[24]而且，正像肖恩鲍姆指出的，“在1934到1940年间当工资保持稳定或者甚至有些微下降时，这些经理人员和企业承包人以及所得税纳税人的平均净收入上升了46%”。^[25]直到战争发生，德国实业家剥削的只是德国工人：德国的胜利把占领下的欧洲成百上千万被奴役的工人交到他们手中，雇主对他们甚至比德国对手对待他们更惨。

　　当然，法西斯统治下的实业界不得不服从比它甘愿接受的更多的国家干涉和控制，而且毫无疑问有了许多的令人生厌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实业家他们在管理和控制体系中起了主要作用，这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补偿——以致于一直这么说，“直到纳粹专制的最后，实业界的领袖恐怕一直保待了比除了纳粹老板外任何其他的精英集团更大的权力”。^[26]在更普遍的情况下，“纳粹精英的相当大一部分不仅是中等阶级，而且绝对是上等阶级，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官员”。^[27]

　　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是国家统治社会的绝对范例，这是十分真实的。但是这种表述由于它的社会含义不够清楚，会在两个方面使人误解：第一，它隐瞒了法西斯国家在行动中对于实业阶级和所有者阶级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而第二，因为它没有把这样的事实考虑在内，即“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由那些属于传统的行政、军事和司法精英的人士所操纵。事实上，纳粹政权看来已经颠倒了魏玛统治时期以来作为一种特征的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的倾向：例如，在1933年至1945年间比1918年至1933年间在掌权者中有更多的贵族，而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则较少。^[28]绝对至上的权力落入独裁者之手。但是，他们在表面上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其他人。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现存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总之，法西斯国家制度的所有成员都要求绝对忠诚于这样一种信念，那也许在其他方面非常明确而着重强调不得对资本主义基本框架进行任何攻击，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不只是在那些进出于法西斯主义政权回廊的人中不大可能有这种危险思想。这种思想被视为禁忌而绝对禁止。

　　但是，对所有关于法西斯主义制度真实本质最能说明问题的，无疑是在它们临近完蛋时，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二十年之后和希特勒取得总理职位十二年之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那些在法西斯分子执政以前占据经济和社会金字塔较高层的阶级，这时仍然盘踞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容忍着这些阶级。弗兰茨·纽曼所说的完全正确，“民族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政策的本质包括接受和加强德国社会中占优势的阶级的性质”。^[29]这对于意大利也完全真实。

　　在此同时有一点也是真实的，即意大利和德国两国的特权阶级对于法西斯制度给予他们的巨大优势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因为当他们取得众多的权力位置和影响时，他们不得不服从于一种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独裁制。在帮助独裁者剥夺所有其他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任何一点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已被严厉地剥夺了，而且在某些极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完全被取消了权利。这不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阶级应有的情况，由于它介入了决策过程，它的成员常常起一种主要作用，成为一种极高的无法预言的因素，它可以非常有把握地摸索它的统治者的最终意向，因此它能够细心观察而毫无严重的不安。

　　正是在这个方面，必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常提到的在“例外的情况下”在文明社会中国家权力独立于所有力量的提法。^[30]而对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范例。然而，在那种条件下说还存在某种“中立”力量，这种概念是不清的。实际经验证明它是虚假的。马克思自己在论及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推断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真正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31]“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32]但是马克思在一段著名的话中也指出，“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而路易·波拿巴的主要任务，他的“使命”，是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秩序”。^[33]这同时也是对法西斯独裁者的“使命”一个正确的描述。就意大利和德国来说，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并不是所有阶级都同样软弱无能和缄默无言。然而，真正真实的情况是，那些旨在捍卫资本主义秩序安全的独裁者，无论他们怎样花言巧语地主张“革命的”改革，他们都绝对是根据他们自己愿意做什么来作出决定，并且完全独立地对极为重要的国家问题作出决断。

　　正是由于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实业界传统精英中某些部分对于他们尊重的法西斯运动上升到执掌政权持一种不安甚至敌对的观点。那些支持法西斯主义并且真正使它有可能接近权力的人士认为，他们可以买得政治歹徒的帮助而不被他们统治。在这一点上他们犯了错误。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一切都发展得非常顺利，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国内、在外交上和战争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很少怨言。这些歹徒看来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随后发生了恐怖报复的威胁。由于在战争中的失败和法西斯制度的崩溃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幽灵。他们曾经一度试图驱逐它，但最终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法西斯主义者去安排。在意大利威胁来自内部，在德国则来自外部，是随着俄国军队的推进而发生的。

　　然而，已经失去其法西斯主义的主子和保护者的意大利和德国的特权阶级，现在由于出现英国和美国征服者和占领者，他们找到了两个新的保护者。西方大国对于战后解决东欧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它们丝毫没有打算允许激进的社会变革在他们确实拥有权力去决定事件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发生，例如在西欧、希腊、日本和除东欧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占领实际上等于绝对地保证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会保存下去，^[34]任何对它们的国际威胁都会遭到反对，如果必要就会充分地运用军事力量，如在希腊那样。事实上，败在西方盟军之手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诸阶级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礼物：使他们摆脱了在战争中遭受失败的政治统治者，而战争的失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些阶级已太虚弱了，或太懦怯了，他们无力自理。

　　在战争后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反法西斯主义、“非纳粹化”和“肃清”妥协的精英们可以把“民主化”推进一步而使这些精英中一部分人回到掌权岗位和有影响的地位变得不可能。与此类似，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实业界来说，那种“非卡特尔化”政策非常不得人心，它会使得象征胜利的权力似乎被折服。但是，所有这些认为失败必然对国家关心的被保护阶级带来猛烈的不可弥补的结果的耽心，很快就减轻了。如同一位作者所说的：战争结束时的变革是强加于德国和日本的变革“人为的革命”并没有给那些导致其国家崩溃的人带来任何经久的耻辱；国家也没有任何重要迹象成为主权国家，使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不再夺权，甚至对最重要的岗位。”^[35]该作者还提出（恐怕对在1945年仍残存的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左翼来说不恰当）德国大多数希特勒的反对者希望“一种宫廷革命形式，使老的精英返回以取代纳粹新贵”。^[36]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而日本的经验实际上并无不同：在两个国家中，政权结构的演变主要发生在中等和上等阶级的范畴内，并且丝毫没有严重影响到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的统治地位。至于“非卡特尔化”从来就是试验性的和半心半意的，并且此事由于是被迫执行的，因此相对来说是发育不全的。^[37]战后几年中，战败国中的大商号已经比以往大得多，并且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扩张过程；而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实业家在社会上已经取得了比先前任何时候更高的地位。^[38]

　　然而，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后资本主义的胜利很难说是凤凰从灰烬中再生的一个例子。凤凰在专制和恐怖年代始终活着并且很顺遂。败在西方大国手下不过是给它干得更好的机会。对于这些国家的实业家和其他精英来说，那些年代并不是处于被打倒和复苏之间的一个黑暗的罅隙，它没有被打倒，因此也不需要复苏。

四

　　政府由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或者说它包括来自这些政党的人士，很明显情况并非完全一样。因为当代有很多例子说明，在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执行机构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始终是由那些代表各党派和各种运动的人士组成，他们宣称其目的是要根本超越资本主义体制，并且它将被一个把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当然也包括工业、财政和商业活动中所有最重要的战略性的部分交由公共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且，用一种集体所有制渐进的和逐个进行的方式，甚至那些曾经完全放弃的，这一目标甚至已在实施中，正如社会民主党向来所做的那样。这些政党和运动至少已经通过他们的政府直接使用国家权力以实施广泛的改革，特别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其目的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并蚕食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

　　那些还没有成功地超越资本主义的政府则是——或者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从任何意义上说并没有解决问题，以致无论他们的政策走得多么远，其活动在事实上始终多半是符合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利益的。至于他们已经取得了什么，他们占有行政权力的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些“实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对其政治制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仍然有重大意义并需要进一步探究，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它们可以归于在这些制度中政治竞争观念，说明它有着极大的意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取得下述三个独特条件之一时，就会取得官职。

　　第一，他们有时会被邀请加入保守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内阁，以便在国家处于重大的紧急状态时求得“民族统一”，一个例子便是战争时期。但是，由于要求他们加入这种联合内阁的主要考虑是他们不应当追求“党派的”、“地方性的”和激进主义的目的，而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帮助阻止他们的政党和运动去达到这种目的，这些例子对于目前的讨论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他们加入政府可以使他们影响某些政策，并使工人阶级从中取得一些好处，但是决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的权力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主要甚至是次要的特征，进行任何严重的攻击。

　　差不多同样真实的是，甚至在更加频繁的场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已经和他们保守党的竞争对手建立了联合，这样使得政府取得了议会的多数。甚至在那些他们已经取得重要官职的地方，以及在他们的某个成员已在领导政府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大臣们一般来说能够在这些混合政权中取得一点成就。他们远没有对现有秩序起一种威胁作用，他们的主要作用始终是钳制自己的政党并推动他们接受自己已经接受的本质上属于保守党的政策。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加入是一种圈套而不是一块跳板。

　　第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一种情况下，例如1918年的德国，曾经发现自已参政是由于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战败和现政权崩溃的结果。但是，这些领袖不仅没有利用把他们推向执政的革命形势，反而拼命地关心这种形势尽快结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老好人保守党人和反动势力的帮助特别是德国统帅部的帮助。^[39]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执行机构无论如何，都不会与统治阶级利益发生矛盾。相反，在他们处于极端危急关头，再也没有比后者——其领袖反对对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权力作任何侵害——这样更忠实的、坚定的、患难与共的朋友了。

　　第三种情况是社会民主党由于在投票中取得大胜这一结果而取得官职。

　　除了1936年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这一非常可疑的例子外，这样的例子从未在近来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发生。然而，如果激进主义舆论有了根本的、实质性的转变，并且至少对改革纲领和一个或几个在竞选中取胜的党许下的实施新政的诺言，表示一种高度的抑或含糊的初步支持，取得官职还是可能的。绝大多数支持这些政党的人们，可能都不希望通过激进改革的方式取得比他们现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希望所得较少，一般说来也不是对进一步实施社会变革持厌恶态度。那些产生厌恶情绪的人估计肯定会投票支持那些可以信赖去反对它的政党。对大多数人来说，设想出现一幅狂热的人民革命的图景作为大选中支持左翼政党的基础，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设想很大一部分民众愿意看到一个广泛的甚至基本的变革，则是绝对没有错的。

　　而且，随着民众的领袖接管官职，以及他们以相应的宪法形式来装饰行政权，胜利本身便一直在增强那些投票支持他们的人们的信心，认为新政实际已经到来，认为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相应地对所有拥有财富和特权的势力极其不利的伟大变革，即将由“他们的”政府开始。某些像人民期待和希望的惊雷已具有与在选举中获胜的左翼的胜利形成共鸣的倾向。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这些胜利从整体上说已是如此少见，并且出现社会传统的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中自已被逐出；实际上是由于这些胜利时常被解释（完全错误地）为实际上是统治阶级自己放弃其权力。而这种期待、希望和错觉又由于保守党势力紧接着他们的失败通常极强烈地表现的忧虑和憎恨倾向而增强。

　　然而，对社会民主党领袖来说，在他们胜利之时，并且甚至在那以后，他们一般说来都非常关心能否保证消除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对他们意向的担心，他们强调，他们主张按“国家的”而不是阶级的名义行事，强调他们占有官职不会给实业界造成威胁；而且他们用同一种口气同样关心地劝告他们的追随者和工人阶级说，具有普遍的耐心、守纪律和勤奋劳动是一种美德，并告诫他们，他们的领袖在选举中取胜和取得官职决不应当解释为鼓励激烈地坚持工人阶级对雇主、有产者利益和政府自身的要求并且强调，面对着巨大的责任、负担和问题，新政府的部长们其意向决不会被不合理的和不现实的压力所妨碍。这些领袖一旦上台执政（并且时常在此之前），总是比他们的追随者更加“温和”。这是“寡头制铁的定律”的一种变形，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过例外。大多数被领导者或多或少都不情愿接受他们领袖的“中庸”立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它的意义将在以后讨论。无论如何，新的左翼政府总是一直以极大的努力去淡化民众的期望，并且强调，在他们希望通过改革的途径要做的事多得很，如果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尚未了解，那么它们势必会发现。它们正在与极有理智、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与许多他们的追随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到罗马不是在一天之内建设起来的，它的建筑无论如何必须以极端慎重的态度来对待。

　　从他们完成其任务的手段来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在从事这些任务时很少以一种旺盛的行政改革精神来对待他们的工作，并且对于割断包括行政权在内的国家制度深陷其中的官僚制的网络组织，很少表现出任何极大的热诚和愿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历史上事实上惟一的例子，就是改革后的行政机构对于克服至少说是某些因传统和传统主义的官僚机构加之于它的阻碍，表现出真诚的意愿；而这个例证不是由一个公开声称的左翼政府提供的，而是由一个毫不隐讳地积极表示要保持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健康的政府即弗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他著名的“百日特别国会”和那以后一段时间提供的。^[40]贴有更激进标签的政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通常总是满足于使用他们觉得有把握对付的行政机构；他们在那里已经有所创新，他们还想为那些传统官僚圈内和圈外的人已经创立的新机构配置人员，人们很少知道这些人对改革的愿望或迫切要求，更不用说承担任何社会主义任务——实际上，人们大都只知道他们安分守已的背景和为人。在他们周围找不到热心于改革和沿着激进方向推动变革的人士，这样的政府大都喜欢任用那些对他们的改革主张施加一种不痛不痒影响的人。然而，在新大臣们手下的这些人都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他们表现出一种使新的政治官员充满生气并且进一步促使人们相信保守主义利益和势力是和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意向相一致的连续意识。

　　左翼新政府之所以要向这些力量作出这种保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通常是在巨大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困境和危机的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他们害怕看到“实业界”的疑虑和反对的进一步扩大。

　　这种担忧完全是正当的。但是这些新政府在他们夺取官职发生冲突时会有不止一种对付不利状况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把这种状况看成是一种更加大胆的挑战，作为一种实现进一步的激进主义的机会，以及作为采取更加敏捷的和决定性的改革措施的一种工具而不是障碍。说到底，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激进的政府，其目的坚定并且采取一种大体上得到民众支持的措施，不是不愿出现危机而是因为危机存在，在它的选举得到合法承认后紧接着就希望付诸行动。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许多到目前为止没有承担义务或部分承担义务但愿意接受绝对领导的民众的支持。

　　然而，这决不是说已是万事大吉了，政府可以进行它们的工作了。相反，它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发现，对于调和他们发誓要反对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并把自己的雄心限制在不对保守势力造成任何威胁，他们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种现成的和随时来到的指责。只要他们执政的时间越长，这种形势就越明显。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政府很少有在开始时十分大胆的；那么它在以后的阶段一般说来始终是非常谨慎和正统的。

　　在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左翼政府由于统治阶级和实业界精英强烈地甚至剧烈地憎恨和反对就无所作为。事实上，所有的政府不管如何保守，在此时或彼时都会被迫而有所作为；而且人们也许已经看到，一个左翼政府无论它多么“温和”，都想比那些阶级和精英不喜欢和反对的政府有更多的作为。

　　但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保守主义利益团体对改革派政府（或其他派政府）持何种主观感情和反对态度，现在看来核心问题乃是混淆了是非。毕竟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本世纪“新政”初期（甚至后期）的罗斯福那样遭受企业的憎恨和恐吓——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相也比不上他。然而，没有人相信，罗斯福会（或真正）削弱美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现有的证据表明（对当时许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新政”曾经寻求并且事实上的确寻求以统治阶级极小的代价去恢复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

　　对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其他改革政府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正视它们改革的客观性，总的来说是必须正视对他们控制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权力和特权分配的基本影响。为了对此作出估价，可能最好是观察某些政府在发达资本主义宪政制度范围内始终致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基本措施的实际记录。

　　要求加以考察的第一个这样的政府，是作为1936年4月26日和5月3日选举结果而执政的莱昂·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后一个日期的第二次秘密投票之后，人民阵线方面赢得376席，社会党获得147席，温和派和资产阶级激进社会主义党获得106席，共产党获得70席，其余议席为较小的左翼政治组织所获得。对于新的反对派来说，它赢得了大约222席，分散在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右翼政党之中。^[41]这样，左翼的胜利非常清楚并且不可能发生误解，这无疑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最大的选举胜利。它从法国内部或者从法国外部都构成了或看来像是构成了一个左翼激进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轰动一时的示威。而且，横扫整个法国的群众罢工浪潮，加上罢工者占领企业，几乎立即给人民阵线的胜利一种全新的规模。正像它一直被称呼的那样，把“1936年的革命”说成是工人阶级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叛乱，很难说是一种夸张，尽管它是反对经理权威和统治、并且是工人激烈要求改变其状况的和平行动。

　　在这种突发的和潜在的与劳工危险的冲突中，资方面对这种规模巨大的运动，惟一可以期望解救的，是新政府本身。虽然付出了代价，还是大有所得。

　　莱昂·勃鲁姆总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政府，在大选一个整月后从6月4日起开始行使权力。它由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组成，共产党人甚至在他们许诺支持新政府的情况下，仍被排斥在内阁之外。

　　对于政府和它在议会内外的反对派，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一致的，这就是必须结束罢工和占领企业的现象。在上台的前夕，将成为内政大臣的新社会主义者罗哲·塞伦格罗曾说：“让那些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工会运动的人去完成他们的使命。让他们尽快结束这种不正当的请愿。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在秩序和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不管是谁，我将维持秩序。”^[42]

　　在另一方面，情况并没有发展到政府需要采用暴力的地步；并且可以相信，它并没有计划过任何这样的行动。它真正要求的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来结束请愿，它达到了这个目的，或者说，通过撮合资方和劳工、使他们接受著名的“马提翁协定”，至少为达到这样的结果创造了条件。这些协定保证每周40小时工作制，把工资普遍提高7％至15%，雇主还同意充分扩大工会权利。在其后数日和数月中，这些协定取得法律的效力，并且加上每年带薪休假两周的法定条款，把学校义务教育扩大到14岁，解散一切具有法西斯倾向的组织，将军事物资生产国有化，改革法兰西银行和实行关于财政和农业改革的一系列其他措施。

　　这些和其他一些人民阵线提出的相应的改革措施^[43]并没有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不予考虑。然而最近却有一位不大知名的左翼作者对此评论说：

　　……当时被看作十分革命的人民阵线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现在，把它与其后在法国和国外不仅左翼政府所为同时也包括那些从来不表白自己是激进主义的政府所为的一切作一比较时，就显得极为缩手缩脚了。^[44]

　　应当加以讨论的是，这一判断对于在三十年历程中人们看法的变化考虑得太少；也可以这样说，它过低地估计了勃鲁姆政府遇到的困难和对抗。

　　但是，这种议论只是在政府全面方针和意图的范围内才是站得住脚的。除了这些方针和意图外，说不可能指望莱昂·勃鲁姆和他的非常真诚的社会主义的同事（不是说他的激进主义的同事）去克服他们遇到的不计其数的困难和横亘在他们道路上的阻力，是完全正确的。^[45]最初，人民阵线的纲领曾经设想了一系列比它实际推行的更加温和的改革；毋容置疑，政府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这个纲领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上台执政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维的社会危机的中心，而它只有通过向工人阶级实际的让步才有希望控制这一危机。而且，政府最初的改革纲领完全未必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政府在那里只居少数）遭到来自雇主和一切保守势力那样极少数人的反对，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真实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战斗精神是政府最真实的实际上是惟一的盟友，勃鲁姆和他们社会主义的同僚们最大的希望不仅在于推行进一步的更加广泛的改革，而且要与他们犹豫不决的敌对的激进派伙伴并肩而行。

　　只有依靠民众战斗精神的力量，他们才有希望凭借他们已经获得的比他们最初希望获得的更多的权力去做更多的事。然而相反，他们通过小的让步而大的斥责尽其所能劝阻这种战斗精神，这样就十分不情愿地使自己失去了他们赖以对付非常惊恐、已迷失方向但难以对付的反对党的惟一真正的手段。反对党一旦从一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它便重新获得了信心，并以从未有过的更大的能量开始反戈一击；而政府自身则开始以1937年6月辞职的退却过程而告终。它面对着政治、财政和国际的困难是否可能取得更多的政绩，恐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它竟没有打算去试一下。在选举之后莱昂·勃鲁姆曾十分明确，他倾向于“治理资产阶级国家”，并且“把人民阵线的纲领付诸实施，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46]他缺少这样的意向，即把运用权力转变为征服。^[47]这种选择对他和他的政府视野限制的结果是使它完全远离了外部的偶发事件，人民阵线的“实验”对于法国社会制度的影响势必是非常有限的，它恐怕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法国社会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

　　政府权力落到那些正式献身于把现存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的人之手的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7月英国选出的工党政府，这是工党第一次战胜所有其他政党获得明显的、事实上是牢靠的146席议会多数。^[48]

　　工党取胜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胜的情况相比，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则颇具戏剧性。在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时，并没有发生像在法国发生的那种很大的人民请愿的高潮；但是在大战结束时，还是存在着民众对千新开端的殷切期望，有一种意识广泛地传播着，即大战中的牺牲和发生的匮乏必须通过对英国社会结构的彻底更新加以弥补。正是这种意识使得工党有可能取得胜利，也正是这种意识给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看起来，与他们在英国生活中取得优势的长期历史相比，对于所有的保守势力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保守势力在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危险。像反对派与勃鲁姆政府的关系一样，这些力量能够以极大的信心依靠那些因民众选举而被迫向当权势力投降的“温和派”人士。这里也需要付出代价；但是，全面权衡一下，这是非常小的代价，它原封未动地留下了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堡垒。

　　在1945年7月取得行政权的那些人极为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雄心实在是温和得很。毫无疑问，他们想过并且说过必须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这个新的社会秩序就其基本的结构来说与旧秩序非常明显地相似。

　　极其重要的事实恐怕在于，等待工党领袖们要做的是，工党必须抛弃除对英格兰银行半国有化之外的对国有化的一切承诺，而参加1945年的竞选。^[49]他们需要的是像战争时期实施的那样，在和平时期继续对经济生活加以控制；换言之，在和平时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辅之以一个更广泛的福利措施。在1944年工党大会前和会议期间，工党掌权的政府对一项国有化纲领作出的保证是民众压力的结果。^[50]

　　政府在它执政时期所实施的国有化纲领，比工党活动家们或是那些曾在1945年7月投票支持工党并准备支持工党的人所希望的要狭窄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包括它在英格兰银行、煤炭、煤气、电力、铁路、部分内陆运输、有线和无线电报业实施的国有化，从本质上说是半心半意的。在执政的后一阶段，对钢铁工业也采取了国有化措施。

　　不能否认，这些措施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大概非常不愿意的，而一个保守党政府恐怕根本不愿意采取这种政策。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些力量和工党政府之间在相当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错位。

　　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需要它们加以注意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在政府宣布除了铁和钢以外国有化的提议后1945年11月的《经济学家》所表述的。该刊写道：“可以希望一个占有明显的议会多数的公然申明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多走出几步……如果将来成立一个工党政府的话，根据现在所陈述的纲领至少可以说它在行动中不会违背它在选举时许下的诺言。”^[51]换句话说，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在当时条件下不论资本主义利益团体它们对此如何憎恨，都要表示感谢。

　　第二，政府提出的和推行的某些国有化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家所倡导，至少说被承认了，这很难说与这个问题不相干；而这正如布雷迪教授曾指出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国有化措施始终是“由保守党占统治地位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推荐的。^[52]

　　第三，恐怕是最重要的，政府在考虑最重要的报酬问题时对有利害关系的政党恐性很少有如此慷慨的：首要的是，资本主义利益作了一桩很好的交易，这是他们在利用交由他们支配的财产所作的交易中最出色的一次。

　　最后，政府在国有化工业管理中所面对的那种极端因循守旧的、官僚和“事务式”的方式，加上它所任命的来自大企业进入各部工作的人士，有助于确保“公有部分”的扩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使私营部分为难——更不用说构成一种威胁，它恐怕在事实上成为它的一个完全胜任的助手。

　　从这点来看，非常容易理解艾德礼的回忆，“对我们的国有化建议并没有很多真正的反对，只是铁和钢的国有化问题引起许多看法。”^[53]对于这些措施引起的所有关于“混合经济”的讨论，不要理会那种认为有了它们使英国经历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生常谈，所有那些好的和平的国有化不仅没有削弱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本质方面，它加强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甚至英国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发言人，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完全被蒙住眼睛而看不见其中的某些东西或者甚至其全部。

　　但是，去理解国有化的结果并非工党领袖一点也不欢迎同样是重要的。相反，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化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有了这一目标，保守主义势力很少担心有一点国有化，或者担心政府试图通过这个从战时继承下来的控制体制并不十分有效地来管理和指导经济生活。^[54]

　　即使如此，其最大的问题乃在于，工党政府的国有化纲领也许已经显示一种极其不同的前景，它的倾向已经把它作为继续不断扩大国有化的基础，注定要占领“私有部分”的“制高点”。但是在1945年并不存在这样的意向，甚至到1948年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意向。相反，除了铁和钢以外，政府坚定地反对任何诸如此类的进一步的“试验”，而着手一项姑且称之为“调整”的纲领，这在事实上增强了工党在“混合”经济中明确而持久的地位。^[55]从那以后，除了对钢铁工业的国有化这一例外，工党领袖们转而顽固地反对任何有效地扩大公有制的做法，并且至今继续反对。

　　也还是在1948年，工党政府把一项“国民健康义务法”和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付诸实施。作为“福利国家”柱石的这些措施当然表明了对福利制一种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扩充，它是工人阶级在一百年的历程中能够从他们的统治者那里强制索取的“赎金”的一部分。尽管它很重要，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制度的威胁。它给现有社会秩序带来的是某种程度的人道化。就这点而论，很明显它对工人阶级是有益的。但是，对所有反对它的人和保守势力来说，也没有必要用真正惊恐和害怕的目光看待它——是的，甚至它最顽强的敌手也没有这样。

　　总之，必要时，可以用转向“调整”而从容全面退却而万无一失。从1948年以后，政府迅速地放弃了一切它以前一直持有的改革倾向。经济上和财政上主要面临的是由于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和防务诺言而造成的危机，使它只好在国内政策上转而采取更加正统的方针，特别是采取早年“收入政策”的做法，这种收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工资收入者私下加以严格的限制，并且事实上冻结了工资的上升。然而，政府保持了用选举支持的高压手段。但是它在议会任期中看到自己在1945年取得的得意洋洋的多数消失了，在1950年2月选举中只剩下6个议席，在其后的18个月中，它每况愈下，保守党重新上台执政。

　　如一再提起政府在它任内做了许多事，保守党势力和利益团体肯定是不欢迎的。但是要重复说，工党政府并没有想要去做更多的事，后者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的，而他们甚至有更多的理由去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做的完全没有伤害他们，在保守党看来，统治阶级知道，由于对战争的激进情绪，他们为保持现有社会秩序付出的代价与半应付出的代价相比是相当的低，这不是一件小事，由于这一点，他们该感谢工党领袖——而工党运动同意，不要过多地对其领袖的“温和性”持异议。

　　这种“温和性”不是那种它一旦到来就会给英国保守主义的领袖带来快乐的东西，而只会带来不期而至的惊奇。甚至在1945年7月工党政府执政的困难日子中他们就明了这一点了。

　　就1936年时的莱昂·勃鲁姆和他的一些大臣而论，法国的保守主义可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人变幻无常、崇尚空谈，在政治上无法预言；而且，虽然早期很自信，他们却可能在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他们自己的阶层和人民的要求的压力下，冒着风险走得很远而转向左翼。

　　这样的理解无法完全适用于那些1945年在英国取得行政权的人士。保守党人，特别是丘吉尔，在竞选中试图提出，英国正面临着迫近的极权主义、警察国家和红色社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很清楚是说给群众听的，因而证明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大多数惊恐万状的人完全不像是真正相信他的一个字。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将领导工党运动的人士在战前不仅是温和派和“负有责任”的反对派，他们的主要努力之一始终是要击败和斥退左翼关于实行更激进的政策的要求。但是，作为可以信赖的战时盟友，他们因为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而不是由于在不同种类的问题上的分歧而与之分手。像艾德礼、贝文、达尔顿和莫里森这样的人，或是像克里普斯那样以往反对左翼的斗士，可能会遭到急想取得官职（而不是恢复官职）的革命派突然的攻击，但并不是说他们在工作上都会遇到大的麻烦。

　　正在到来的变革时代会有多大的连续性，其中的一个清晰的征兆是这样的事实，即新政府无疑严格地接受前任政府的原班人马。艾德礼后来回忆说，在他大选后回到波茨坦会议时，这时他已经是首相了，“我们的美国朋友惊讶地发现，甚至在我接管后我们的官方顾问毫无改变，甚至我的首席私人秘书莱斯利·诺万就曾在丘吉尔手下任同一职务。”^[56]这种情况在整个政府都一样，贯穿着它全部历程。能使保守党势力安心的不仅在于为大臣们作咨询的人“通情达理”，因而这些势力能够充分信任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这些新人根本不想要求他们周围的人比之正统顾问们有何两样。

　　在工党和保守党领袖之间，再没有像在外交事务中那样观点完全一致了。丘吉尔联合政府的工党大臣早已表明，他们并没有在战后主要政策路线上远离保守党的观点和态度。而艾德礼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已经正式向丘吉尔保证，他不曾想过“我们会偏离我们如此频繁地在一起讨论过的主要政策路线。”^[57]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不过的是艾德礼在取得首相位置后回到波茨坦时陪伴他的新外交大臣是厄内斯特·贝文。后来，美国国务卿指出，“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艾德礼先生和贝文先生取代丘吉尔和艾登先生，英国对于会议在重要问题的立场上没有丝毫改变。英国外交政策的这种连续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58]伯恩斯指出，事实上贝文对待俄国人的态度是“如此富于进取性”，“总统和我都感到惊讶，我们恐怕要与这位新外交大臣分道扬镳了。”^[59]丘吉尔在1946年3月写给美国国防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的信中说得很恰当，“贝文的胜利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贝文能够比他更坚定更清晰地对俄国人说清工党政府的品质”。^[60]而以下对于后来继任的一位保守党首相追根溯源的评说，同样准确地评述了工党政府和保守党反对派在重要外交政策上观点的接近。安东尼·艾登爵士（正像他当时一样）在1960年写道，“尽管我处理的某些问题可能与他（即贝文）处理的有所不同，我赞同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他做的绝大多数事情，我们十分频繁地会见。他往往邀请我去他在下院的房间，在那里我们非正式地讨论事情。在议会辩论中我通常附和他。我当时根本不是想为难他，我只想更多地公开表示赞同他”。^[61]无须指出这种一致并不是来源于保守党反对派对与众不同的工党——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的政策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转变。正如艾登正确地指出的，并不存在这样的政策，只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观点上不同而已。这样就有理由认为，保守党政府也许不曾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像工党政府在1947年所做的那样——使其接受印度、缅甸和锡兰政治上的独立。在时代的条件下，保守党政府无论对独立是接受还是长期持反对态度，都只是一桩投机买卖。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由于工党接受了这一点就决不会被说成是伤害了或者违反了保守党的利益。而且它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它们了解还是不了解，在外交事务和殖民地事务上这些利益集团在工党政府中有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盟友。无论如何，在纵览政府1945至1951年间的所作所为，作出这种判断是完全适宜的。

　　还必须提到第三个例子，即1944年法国解放时的情况，当时大量有关与敌人合作的战时记录表明，传统精英们在看来似乎无止境的短暂时刻，不仅关系到自己命运和国家的政治影响全完了，也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政府不再存在——当时一个复活的武装左派似乎就要挺身而出。^[62]

　　但是在这里，现实同样是非常实际的。之所以出现这样使人误解的现实，有两个主要（相关的）理由。第一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始终取得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的抵抗运动的认可，因此一旦法国解放了，他便成为统治法国的政府领袖。但是戴高乐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意图并不只是解放法国，他还要防止解放具有革命性质，并且要防止左派特别是共产党人占居重要地位，使他在解放后的事务中独占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63]在这一点上将军是十分成功的。

　　但是，这一成功使得第二个事实在法国解放时期的政治形势下变得极其容易，也就是说，尽管法国共产党热心于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但却决没有致力于呼唤一场夺取政权的革命，^[64]他们轻易地接受了戴高乐于1944年9月9日任命的重建的临时政府中较低的位置。政府中包括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航空大臣，另一个是公共卫生大臣它还包括4个社会党的成员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倾向可能影响到其他政府成员，其中一些人，例如雷纳·普利文和乔治·皮杜尔，最终成为第四共和国主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总之，政府是由将军本人统治着，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可以说总是选择正统的而不是激进的政策。

　　不过，甚至这样一个本质上极其“中庸”的政府，也无法避免，事实上它也不大想去避免对一个包括北方煤田、雷诺公司和煤气和电力业、法兰西银行和四个主要信贷机构在内的虽说有限和不系统但却颇有内容的国有化纲领承担责任。这些措施作为大规模地转变法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第一步，甚至比英国的措施还要逊色些。在大多数“临时政府”官员当然包括戴高乐派看来，其目的是要加强急需国家干预的经济境况的国家的作用；其目的还在于保证当时已经就位的计划机制。但是，干涉是在戴高乐和他的绝大多数大臣给于这种私人经营占统治地位经济持续保持私营和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条件下进行的。作为社会党人的生产大臣当时指出，“广泛的自由部分仍然是法国的活力和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65]

　　就在解放一年之后，即1945年10月21日，大选使得共产党和社会党在新的立宪会议中取得绝对多数，同样在乡村中也取得了多数。雅克·福韦指出，“在法国接受人民阵线甚至人民民主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但是他又指出，“一个人——即戴高乐——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人民共和运动，使之摆脱了人民阵线”。^[66]“古典的权力”已经在投票中被完全击败。但是一个新的异型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共和运动”在投票中得到了478万张选票，获得了141个议席，而共产党获得148席，社会党获得134席。人民共和运动具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但是这个政党很快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明显的保守主义政党而毫无价值地成了政治候补者，并且因为别无更好的选择，它成为实现保守党意图的极为重要的工具。更精确地说，它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社会党决定不参加一个不包括人民共和运动的政府，它反过来要求除戴高乐外任何人不要出任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宁可选择一个没有戴高乐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政府的共产党，为了参加政府起见，欣然抑制了自己的要求，而它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意自己被戴高乐排除在任何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部门如国防部、内政部或外交部之外。^[67]作为替代的是他们掌握了4个“经济”部门，即经济事务部、工业生产部、劳工部和装备部；而莫里斯·多列士成为4个国家部之中的一个部长，或者说是高级部长，可见他更看重较高的级别而不是权力。

　　在接受了如此多的挫折和妥协后，共产党的领袖们毫无疑问沉溺于当时他们热心地设计的“民族”形象，他们很可能真正相信，他们参与一个很明显是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政府，是最终导致夺得社会主义政权、自己的领导人取得国家事务领先地位的进程中一个必要的阶段。

　　如果这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将会证明是一个非常糟的错误估计。共产党人的参与远没有使政府特别“激进化”，相反却有助于“非激进化”，或者说至少驯服了工人阶级运动中极端好斗的分子。这正是戴高乐把共产党人拉进他政府时他所希望的，他后来写道，“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我领导下他们的参与，会有助于确保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宁”。^[68]

　　戴高乐在1946年1月20日突然辞职并没有使形势发生很大变化。随后由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组阁，它包括另一位共产主义者，他成为一个负责处理前军人和战争牺牲者部门的领导人；而莫里斯·多列士成为副总理。正如它的领导人被“雅尔塔精神”所渗透，法国共产党一直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建法国的党”，而它也许真的胜任这样的称号。但是，它在其中起了十分显著作用的“重建”，其重建的乃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所恢复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主要受益者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它们的地位在解放之时、似乎很危险的资产阶级和传统的精英。这里还存在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当时环境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如果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策略，是否会带来较好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很难怀疑，在1944午至1947年共产党参加了政府，而当时共产党部长们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并没有给法国统治阶级带来任何威胁，而且事实上对它是非常有利的。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战后意大利共产党参政的经历。解放为左翼提供了一个比法国甚至更多的前所未有的革命者夺取政权的机会。但是，在意大利保守主义没有戴高乐那样的人的保护，它有的是盟国的军队，前已指出，“在这样一个根据战时盟国间的协定将置于西方影响范围之内的国家，恐怕不会允许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或类似共产党的政府”。^[69]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领袖们都不曾有过任何革命的野心，如同在法国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是作为大臣参加一个不属于左派的联合政府。他们实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没有取得其他更多的东西。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的复苏给实施自由放任制度留下了机会”。同时，一个被打垮的但未被征服的统治阶级为了其优势的长存，还得付出小小的代价。

　　我在这一章中已经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业界和有产者利益集团大都能指望它的政府确实的和积极的善意；然而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一旦上台，其成员或某些成员以最终目的为借口，耍弄着党派官场上的花言巧语而不能对其有所信赖，他们实际所干的一套乃至大大淡化或者根本不顾这些利益团体所面临的危险。

　　但是，在国家体制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其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实际活动在决定国家与社会和与其中不同阶级和利益团体之间关系时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国家的任务乃在于恰当地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这正是我要在下一章中阐述的，下一部分要论述的是有关行政、执法和司法精英在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中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