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有限的竞争

　　民主多元论至少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准确观察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允许甚至鼓励公开而自由地组织大量的团体和社团，为实现其成员所希望的目标而奋斗，否则，这种理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如此盛行。除了那些主要影响左派的部分外，事实上确是如此。

　　多元民主论的缺陷，不在于它坚持竞争这一事实，而在于它（常常含蓄地并且想当然地）声称，这个社会中主要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和劳工，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因此，在竞争过程中，没有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和持久的优势。这是因为这种观念想当然地把上面提到的那种观察当作神话的缘故。前几章已经表明，实业家，尤其是大实业家，由于其国家精英的构成和思想倾向，在国家体系内部确实享有这种优势。在这一章我们将看到，实业家在国家体系外部也享有大量的优势，因为同劳工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实业利益集团能利用更大的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

　　被持多元论的“群论家”倾向于漠视的这样一种压力，它比其他压力更重要更有效，实业家得天独厚地在施加这种压力时无须组织、游说和收买。这是一种私人通过对集中的工业、商业和财政资源的控制而对政府和国家施加的无所不及和持久的压力。不管其好恶如何，各国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和其他众多事务时，都不能不考虑这种重要的独立经济力量。《财富》杂志编委会主席在1952年说：“任何谋求本国繁荣的总统对股份公司的依赖，至少等于甚至超过股份公司对他的依赖。总统的这种依赖性——如英王约翰在大宪章的诞生地兰尼米德对土地贵族的依赖。”^[1]这一类比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它说明了实业界权力的独立性以及政府对这种权力的依赖性。不仅美国是这样，而且其他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政府确实具有正式的权力，通过行使合法化的权威，将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实业界，阻止它做某些事，或强迫它做某些事。而且事实上各国政府常常也这样做。尽管各国政府确实这样做，并且这样做很重要，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各国政府面对实业利益集团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任何实业家不管他们经营的业务有多大，都不能公开违背国家的旨意，无视国家的规定和蔑视国家的法律。问题的关键不如说，实业家对经济生活中庞大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的控制，使各国政府极难把实业家坚决反对的政策强加于它们。完全有理由说，其他的利益集团对政府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可能也会反对国家的意图和政策，有时还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体系的性质，实业家集团比其他利益集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能更有效地反对政府的政策，这使得政府相对于其他集团来说对实业界的愿望和感情予以多得多的注意。

　　哈克教授在谈到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时曾经指出：

　　……尽管实业家肯定会对此抱怨不堪，帕森斯和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仍宁愿把实业条令看作一只纸老虎，而不是对公共利益行之有效的经济控制体系……〔他继续说〕人们也许会对这种想当然的国家政府权力产生某些疑问。任何公共机构能决定工资、价格和利润水平吗？更重要的是，公共机构能决定资本投入的水平和方向吗？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分配原料或指定工厂的位置？公共机构能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呜？“反托拉斯部”的命令是否真的能以任何可察觉的方式分化我们一个大的股份公司？简单的答案是，按照法律，这些措施既不可能实现，也无法知道如果真这样做了会产生什么后果。^[2]

　　甚至对美国而言，这也很可能低估了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对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其他许多普遍盛行比较积极的干预哲学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所能做的，远远超过这里所提到的。

　　然而，各国政府对实业进行干预，尤其是反实业的干预的范围，要比这些政府的正式权力倾向于表明的有限和明确得多；因此，留给私人企业的决策领域，相应地要比爱管闲事的官僚政府及其代理人所限定的、得到充分宣传的“实业社团”形象所包含的领域，要大得多。

　　甚至决心“控制”私人企业的政府也很快发现，它们寻求强加给实业界的干预机制极其繁琐，如果没有实业界本身的合作和帮助，这种机制几乎不可能奏效。除非政府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否则就无法获得这种合作与帮助，这种代价就是各国政府在实行实业界认为对自己有害当然对“国家利益”也是有害的政策时，不能过于坚决。

　　与此有关的不一定或完全不是经济权力的控制者对法律的积极抵制，或尽量回避得到充分宣传的规定，尽管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比这种抵制更重要的，或许在政治上有害甚至有危险的是实业缺乏活力，无法去做国家没有明确规定而仅仅是要求的事，和做那些并非完全非法的事。只要它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活动，就很可能并且必定会给改革政府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正如梅诺教授在提到广泛运用这种手段的意大利时所说的，私有制和私人控制

　　……使政府很难在现存的经济结构框架内实行改革政策。任何希望对一些经济权力和社会生产进行再分配同时又想不使这种体系的基础产生危险的政府，用医疗术语来说，很快就会对这种制度的变革产生过敏反应。^[3]

　　必须强调，这种“过敏反应”并不致于阻止任何实业界所不同意的经济政策的通过。换句话说，实业界的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但实业界的力量很大，肯定要比资本主义社会中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

　　有时人们认为，各国政府现在逐渐拥有一个极其有效的对付实业界的武器，也就是说，它们现在是私人企业最大的主顾，因而在影响私人工商业的决定使政府及时实现自己的全国主要工业目标方面，具有“重要而迅速的手段”。^[4]

　　然而，仅仅在写出上面这段文字的前几个月，工党政府关于国家购买力的白皮书即援引《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很清楚，任何试图挥舞政府购买力这一大棒，迫使私人商业或工业大大地改变其方式，以此作为长时期经济政策的手段的想法，已经被彻底否决。”^[5]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他政府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种权力对付私人企业。

　　在理论上，各国政府确实可以操纵所控制的大量资源和权力，对实业界“挥舞大棒”。但实际上，试图使用这些权力和资源的政府——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不这样做——很快发现，不管其经济和政治背景如何，这一任务充满了无数的困难和危险。

　　这些困难和危险也许最集中地体现在“失去信任感”这一可怕的句子中。这向实业势力明确表示：所有政府，包括主张改革的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深切地关心获得或保持实业界的这种“信任感”。相比而言，没有其他利益集团的信任比它的“信任”更值得政府珍视，政府也最担心“失去它的信任感”。

　　约翰·F·肯尼迪任总统时为此提供了某些富于启发性的例子。肯尼迪担任总统后不久，就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同实业家顾问委会员的“惊人的权力斗争”，“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公司高级行政人员组成的排外和自我保护的俱乐部。自1933年以来，该委员会一直与政府之间保持私下和特殊的关系，在每届政府都享有参与政府决策而不留下公开记录和评论的特权。”^[6]商业部长路德·哈特韦尔·霍奇斯虽然算不上激烈的激进分子，却奇怪地认为，任命实业家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方式和程序应加以修改。结果，由此产生的困难导致实业家顾问委员会本身断绝与官方的联系，并改名为实业家委员会。“霍奇斯为新的实业家顾问委员会起草了计划，其中的一个计划把美国大中小规模的实业纳入了一个横向委员会。同时，它还包括劳工、农业和教育界的代表”。^[7]

　　但这些计划并未付诸实施：总统有许多问题需要实业界的支持，并且“日益担心人们指责他‘反实业’，因此，他从先前坚决大胆的姿态转向支持实业家顾问委员会。^[8]他与实业家委员会建立良好关系，并安排将“实业家委员会的分支机构指派给几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并指派给白宫本身。”^[9]就工会领导人而言，“他们抱怨肯尼迪总统掀起了反对‘大量增加工资’的运动，但就肯尼迪而言，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实业界保证他不偏不倚。不过，肯尼迪总统置劳工的利益于不顾，希望与该委员会恢复良好的合作关系”。^[10]

　　仅仅过了几个月，肯尼迪总统即发现自己不仅同实业机构的成员，而且还同罗奇·布劳这位美国钢铁委员会的主席“交锋”。布劳宣称，他将大大提高本公司钢铁产品的价格，其他钢铁巨头很快纷纷响应。在这个时候，总统使用各种压力，^[11]包括在电视上引人注目地表现总统的气愤之情，成功地促使钢业巨头收回涨价的成命，尽管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年。但这一插曲对实业界并没有造成损失，因为它只是说明总统极度关心赢得和享有实业界的“信任”。事实上，在肯尼迪总统被害时正在总统座车上的康纳利州长回忆道：肯尼迪得克萨斯之行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向“实业界”重申自己的意图；康纳利州长写道：“我认为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保守的实业界人士会怀疑，作为我们资本主义制度丰硕产物的总统居然会做出破坏该制度的事。”^[12]

　　赢得实业界的“信任”也是威尔逊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不倦追求的目标，尽管未取得大的成果。《泰晤士报》在1967年秋季报道说：

　　……在以后几个月，一些重要的工业家可能会被首相召来进行私人谈话，此举旨在使实业界相信，他们的观点对政府制定政策极为重要……实业界曾经为工党的上台提供大量基金。^[13]正因为如此，当后来首相准备干预白厅与工业界的经常性对话，以恢复对促进高投资和改换手法所必不可少的自信时，实业界大为失望。^[14]

　　有这种热忱并不奇怪。由于“实业界”的经济实力，由于实业界的行动（或不行动）对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任何锐意进行激进改革的政府必定求助于这股势力，或者由于希望得到实业界的“信任”为其坚定的激进行动寻找机会。迄今为止，在西方式的政治体制中，不管各国政府在上台前如何花言巧语，都不曾作过第一种选择。相反，具有改革精神的政府有时情愿，有时不情愿地遏制自己的改革倾向（尽管对它寻求安抚的人来说这些总是远远不够的），或者使自己的改革适应实业的目的（如 1945年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建议），使自己成为他们在野时曾许诺要反对并予以制服的那种势力的盟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但政治可能首先取决于实业界的认同。

　　今天，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左翼”的政府不仅要认真对待他们国家实业阶级的力量，力图赢得其信任。他们甚至比以前更要认真对待外部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和势力的力量和压力，例如国外大企业，强大而又保守的外国政府，中央银行、私人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官方金融组织，或者所有这一切的可怕组合。维护经济和财政的正统性，正确对待自由企业体系的特权和需要，不仅仅是国内实业利益集团对他们官员的期望和要求，这些国内利益集团现在还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强有力支持，后者多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指出，同以前相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是一种国际性的体系，各成员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尽管国与国之间仍存在持久和深刻的资本主义竞争，但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相互依赖的国际资本主义“社会”。国际“社会”如果不赞同某一成员的政策，并由此取消可能给予的善意和合作，这显然会给有关国家带来重大困难。只要某个国家愿意继续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员，不愿招惹国际社会的反对，这一愿望就会对它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进一步迫使具有改革倾向的政府不偏离正统的轨道。享有政府高度自主权的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逐渐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作为那种正统的捍卫者以及“正统财政”的典型代表的资格。经济和财政地位比较稳固的保守的政府，如戴高乐总统长期当政的政府，可能会采取欺诈的手段而无受报复之虞。另一方面，一个激进的政府看来是不会得到这些国际资本主义的代表很多宽恕的。

　　再者，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激进的政府通常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上台的，他们发现，除非他们实行为债权人和银行家所接受而同他们先前谴责的保守政策相去不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他们才可能获得借贷、贷款和普遍的财政支持。

　　另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是1964年10月当选并在1966年3月再度当选的工党政府。威尔逊先生本人在1964年选举前用人们经常引用的话警告工会大会，“你们可以把独立的外交政策或独立的国防政策当作自己的工具，但不要对此说三道四。”^[15]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至少也适合“独立的”经济政策。但威尔逊先生上台后不久即“孤注一掷”，在随后几年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他的政府充分地推行了一种极其保守的政策，以保证获得资本主义政府、中央银行、国际财政机构继续而却毫无热情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自然要以严格遵守经济和财政正统观念为前提，其中心内容是以降低工资为主要目标的“收入政策”；债权人有权通过不断的监督使其确信工党政府确实在推行他们所要求的政策。

　　这种依赖和监督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从资本主义世界寻求支持和贷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的特征；获得这种支持和信贷的代价是，有关政府始终实行旨在支持，至少不阻碍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无论如何不冒犯贷款者和资助者利益的政策和态度。

　　但是，这些外部的压力现在不仅影响“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同样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利益对付一心想实行他们不愿接受的政策的政府的又一个力量。在这些国家，阶级冲突一直具有国际影响，只是现在这种影响比过去更直接，更真实罢了。

二

　　多元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否决团体”中的一个，与其他“否决团体”并无二致。根据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控制了经济资源而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享有的战略地位，这种观点肯定是与现实不符的。

　　在其他一些团体中，作为社会中一种“利益”的劳工权力，即便不被认为超过也常常被认为同资本的力量势均力敌。但这只是一种不太现实的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既成事实，要实现这一点充满了巨大的困难。

　　劳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日常经济决策中，没有资本那样的权力。一个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是否出口；企业是否投资，投资多少，为何投资；这种投资是否吸收其他企业参加或被其他企业吸收——劳工对这些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决定至多只能施加间接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则丝毫无法施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劳工缺乏经济权力这一坚实基础，相应地对国家潜在压力不大。这也是各国政府不如关心实业那样关心劳工“信任”的原因之一。

　　再者，劳工在施加压力方面缺乏资本方面已经得到的来自国外的那种影响力。劳工没有苏黎世那样的“保护神”，没有属于劳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那样的机构，无法保证各国政府不采取不利工资劳动者而利于实业的措施，无法保证政府坚决实施对“低收入集团”有利以及违背经济精英利益的政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薪阶层来说，国际范围的团结一致是一种花言巧语，很少得到完全和有效的展示。而对实业而言，它是持久的现实。

　　作为一种“利益”，劳工确实拥有的一个重要武器是罢工；凡是下决心使用罢工武器的地方，罢工作为压力手段的有效性常常得到明确展示。由于劳工果断使用罢工武器或威胁要使用罢工这一武器，雇主和政府被迫再三对劳工作出让步。在许多情况下工会和工人们被告知，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因为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企业和工业的毁灭，或对国家经济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害，但如果有组织的劳工在实践中表现自己决不屈服时，他们的要求有时会变得可以接受。

　　然而能否下决心是个问题。因为作为压力集团，劳工非常容易受侵蚀劳工意志和耐力的许多内外势力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的有效性，政府普遍发现，没有必要像对待实业那样对待劳工。政府有时也侵害实业利益，但从未像侵害劳工那样厉害。例如，威尔逊先生的工党政府在实施“收入政策”时就是这样做的。

　　同实业家相比，作为压力集团的劳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劳工的全国性组织不如与劳工相对立的实业组织那样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之所以如此有一些原因。其中之一是，实业组织能真正“代表实业说话”，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包括相当比例的实业单位，同时也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起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任何地方同类的劳工组织没有包括大多数挣工资者，通常包括的工资劳动者很少。在这一意义上，实业社团比工会更具代表性。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任何地方的实业界都不像劳工那样四分五裂。人们很早就认为实业在经济和思想方面都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所有问题上总是或者通常都用一个声音讲话。但事实上，它们的不同利益在代表“实业界”不同部门的各种全国性协会中得到反映。实业界的这种分裂，尤其是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分裂，无论是从特别的意义上说还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但这种分裂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上的基本一致。这一点对实业界的代表性和影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德国工商业联合会赞同的政策很可能比德国工业联合会赞同的政策更加“温和与自由”；^[16]相似的分裂阴影在其他国家的全国性实业社团中也有所发现。但这些分裂显然发生在相当狭窄而一致的保守主义的范围内，因而阻碍了大的冲突的发生。可以说，实业界在策略上是分裂的，但在战略上是有结合力的；在绝大多数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上，它们完全可能结成一个联合阵线。

　　各地的工会运动肯定不会是这种情况。事实上，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分裂而不是团结；他们的分裂远非策略上的和表面上的，而常常是深层的和根本性的。

　　当然，各个工会彼此之间总是各自为政的（事实上，其内部也常常是分裂的），因为其成员具有独立的职能和技艺，有时是由于地理分布，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宗教、伦理或种族的不同。但不管是因为这些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首先是由于各工会之间和工会内部因意识形态和态度的差异而发生分裂。

　　在某些国家，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分裂在机构上体现为存在着独立的、独特的、常常是严重敌对的联盟——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的联盟，在同雇主和国家的斗争中，在他们作为有效的压力集团方面，这种冲突是严重的制约因素。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实业界受类似分裂的影响。

　　再者，甚至在思想上的分裂没有发展为机构分裂的国家，其工会运动虽然仍维持在一个组织内但也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它们的影响正在削弱。

　　例如，英国的工会运动即总是如此。英国工会运动的分裂常常是因为工会与工会之间职能的不同，此外偶尔还有好斗与不那么好斗的工会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后一种差异也常常发生在各个工会内部，即好斗的左翼分子同比较“温和”和“负责任”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分裂在实业社团中通常也不存在。这种共产党工会无法避免的分裂的基本原因，在于工会领导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扮演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这些领导人被指望极其坚决地保护他们成员的“派别利益”，既反对雇主，必要时也反对国家。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被“公共舆论”期望并且也常常被国家要求对“国家利益”负责；一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遏止和压服他们成员的要求，而不是保护和促进他们成员的利益。

　　在罢工行动方面尤其如此。正如V.L.艾伦博士指出的，

　　“罢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通常发生在敌对的环境内。它们常常被描写为对工业具有颠覆性、不负责任，不公正、违反整个社会的利益，与工人的根本利益相忤，浪费资源，极富侵略性，与民主格格不入，并且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17]

　　但重要的是，工会领导人、尤其是具有“改革主义”倾向的工会领导人，其本身也常常受这些看法的影响。正如艾伦博士又指出的。

　　工会官员特别容易受反罢工环境的影响，因为他们常常要对他们成员的行为负责……一旦他们被指控号召罢工，工会官员即倾向于取守势，开始道歉并尽量避免事情发生。当他们真的进行罢工时，他们常常也是由赶快结束罢工的愿望驱使的，不管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18]

　　这些“环境的影响”确实非常可怕。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大众媒介，这种媒介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大肆攻击任何大罢工（甚至小罢工）是“不负责任的”，不管其原因何在，同样也会谴责罢工的领导人；这些影响也包括贴着各种政治标签的政府，它们同样被希望使用任何可能的影响手段和力量，遏制罢工者，尤其是工会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19]这也许不总是获得成功，但至少它们一直尝试着这样做。

　　导致工会领导人对促进其成员利益的战斗行动采取谨慎态度的，不仅仅是这种“环境的影响”。这种行动还可能与一系列工会资源的枯竭有关。它也可能加强好斗分子在工会内部的权力，工会领导人自然注意抵制他们对当局的挑战。再者，担心失败和大的牺牲总是起很大的作用，对反劳工力量丧失信心也加强了这一点。激烈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必须依赖其他工会的团结一致和支持，但这一点不易做到；即使做到这一点也根本不能保证它延续足够长的时间。

　　这些弱点中有一些是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所固有的。但在这种情况中，结构限制可能多少有些强制性，而这至少也是工会领导人使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决定的。

　　除了法国和意大利最大的工会运动是日共产党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发动的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都是由自称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天主教民主党人（在美国主要是由普通的民主党人）领导和控制的。这些不同的派别对资本主义制度显然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一些工会领导人，尤其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所当然的并且乐此不疲；其他的工会领导人则倾向于相信最终能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普遍认为并且声称资本主义的经理和劳工之间有根本的利益一致，^[20]总的说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则不这样认为，至少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

　　另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夸大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非共产党工会领导人和官员在思想方面差异的实际重要性。^[21]因为当美国工会领导人明确同意不对资本主义结构进行挑战时，其他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实际上也以同样的观点行动。不管他们对其他社会秩序承担什么义务，都不会影响工会的这种策略。

　　这大大缓和了工会领导人同雇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双方的合作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这些领导人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小伙伴。同过去相比，现在的这一进程有着更多的官方特征：政府定期同工会“商量”，工会的代表也参与国家体系的各种组织。由于工会领导人被承认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必要因素，他们很容易认为自己与实业界在决策方面也有同样地位。事实上，他们被纳入他们国家的官场生活，主要使他们产生责任感，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并且有助于削弱其有效性。

　　然而，把劳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与实业利益集团的力量相比完全不现实，还有其他比较具体的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重大的压力集团活动现在常常发生在行政和管理而不是立法层次上。随着国家在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领域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社会中的主要“利益集团”自然也逐渐将它们的压力活动对准政府和行政机构。正如我们不久将会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重要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最重要的压力集团活动肯定针对行政权；现在只有最弱小的团体才寻求基本上通过立法来行使影响，这正是因为它们对行政只有很少或没有控制权。主要“利益集团”两种手段并施，但侧重于对政府和行政施加压力。

　　但正如一直强调的，同劳工或其他任何“利益集团”相比，实业在竞争时拥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因为实业家及其代表一般地同大臣、文职官员和其他国家精英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点与劳工及其代表明显不同。前面几章已经提到了社会出身，人际关系和联系^[22]，阶级地位，自身利益，思想倾向，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这些力量影响政治官员和行政官员，人们便有理由期望，实业压力集团的观点和要求会获得与劳工的境遇完全不同的那种天然的理解和同情，至少是尊重；这就像“左翼”政府执政时劳工不得不对付保守主义的行政当局一样。

　　造成这种差异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压力集团，劳工总是比实业更像“局部的”利益。不管劳工的要求本身如何有价值，他们都很容易被当作像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对经济和财政生存有害的，对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有效行为不利，对保持“信任”有危险的，肯定不利于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是一种“自私”、“不现实”或“不得人心”的行为，简言之，罢工是明显违背“国家利益”的。

　　与此相反，实业界的要求总是被认为有利于“国家利益”。一方面，实业界反对劳工的要求可以被认为具有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实业旨在加强个别企业、特殊工业或整个资本主义企业地位的要求只要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总是非常令人信服地被描写成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这一点恐怕并非总是取得预想的结果，并且显然并非所有实业的压力活动总是成功的，而劳工的压力活动总是徒劳无益的。政府和文官很可能感到，在赞同实业压力集团时，他们无疑是在推进“国家利益”；同样，他们也可能感到，在有关劳工的要求方面，情况并非如此或不太可能如此。^[23]

　　由于实业利益集团能操纵大量资源，推进自己的事业，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负责处理与主要利益有关的问题和政策的政府部门和调控机构，也受到这些实业利益提供给他们的资料和证据的强烈影响，并且事实上他们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依赖它们。而且，他们极易受到各种实业利益能够带来的各种力度与广度的压力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只要实业界拥有巨大优越的资源，它所处的地位就远远优于劳工和任何其他利益集团。此外，最大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无需依赖任何中介团体与政府对话为自己说项——他们自信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正如梅诺教授也指出的，“西门子公司、罗纳—普朗克公司、蒙特卡蒂尼公司、库陶尔德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些企业在同当局打交道时，不需要任何中介。”^[24]但这些中介在提出工业的要求方面，在他们所能产生的压力方面，在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形成官方心理和“公共舆论”方面．同样起重要的作用。^[25]正如埃尔曼教授在谈到法国时指出的：“全国庞大的、组织完善的经济利益集团，尤其是当他们的最高社团如全国雇主委员会拥有称职官员时，几乎经常与内阁税务部门（如财政部）协商。”^[26]除实业团体外，各国没有一种利益集团能接近最重要的行政权力机构，也没有一种利益集团能在必要的时候从事实业利益集团所能从事的那种压力活动。因此，1947年“劳工关系管理法”（也称“塔夫脱—哈特莱法”）对美国工会利益十分不利，后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同“全国业主协会”为宣传这一法令而进行的战斗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很难认为，除实业外，其他任何利益集团能集中英国在劝说政府建立商业电视时所动员的那种资源和同情。^[27]我们同样很难认为，工会和任何其他利益集团能控制英国企业在战后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时进行的反国有化运动所需要的资源。^[28]一位美国作者在谈到美国时曾经说过：“多元论的缺陷是，它具有强列的上层阶级的特征……偏向于少数人。”^[29]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论点并不认为这种不平衡会自动地保证实业利益总是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必然会把自已的每一个要求强加给国家。这同样也不是认为，其他各种有组织的团体所从事的压力活动，有时甚至是反对强大的实业反对派的运动，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假如实业利益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去说竞争那是荒谬的。资本主义利益之间有竞争，成败参半。总之，大卫的确战胜了歌利亚，但这种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大卫比歌利亚小，是以弱胜强。

　　实业界和劳工压力集团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在国家体系的另两个因素，也就是立法和次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行中，也得到展示。我们下面将考察这两种因素。

三

　　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立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起次要的作用。尽管人们仍然称颂它们是“人民意志”的最终来源，各国政府仍不断寻求使自己同有效的议会压力隔离开来。

　　尽管如此，议会仍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尽管主要“利益”现在倾向于把它们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辅助工具，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必要通过立法机构行使压力。不过在这方面，实业利益集团所处的地位比他们的竞争对手要优越。

　　首先，在整个这一世纪，一直控制议会的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保守政党。这一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的形势是保守派占优势。在这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绝大部分由来自上中层阶级的人构成，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这些多数派的成员总是倾向于赞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活动，相应地不赞成在他们看来似乎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建议和政策。美国显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的议会中，强烈偏向于支持私人企业的人在参众两院总是占绝大多数。美国劳工总是得依靠这样的立法者，保卫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无法保证这些人一直支持他们，更不要说是有效的支持了。甚至在其他国家的立法议会中，一般来说，与实业和财产有关的利益集团都有大量的议员站在他们一边。

　　再者，我们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如社会民主工会领导人和官员，常常奉行其领导人的旨意，按照“国家利益”观行动。这要求他们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帮助压制他们。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很容易受议会的笼络，这明显影响了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活力，导致他们透过议会的烟雾看待世界，不利于坚持其许多成员从未有过的富于斗争性的阶级意识。那些确实拥有这种意识或以这种意识行动的人总是发现，他们必须同各种旨在遏止这种主张的程序和其他障碍作斗争。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常常发现自己同他们的议会和政党领导人以及他们“忠诚”和“负责”的同事，发生激烈的矛盾：在所有将社会主义议员包容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比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议员同事更有效力。^[30]

　　在他们看来，被厚厚的意识形态外壳包裹起来的共产党议员不易受马克思所说的“议会愚侏病”的影响而衰弱，但他们决非不受这种疾病的影响。“一位共产党议员与一位非共产党议员之间的共同处，不一定就比一位议员共产党员和一位非议员共产党员间的共同处多”。革命政党的议会党团不一定具有资产阶级议会党团的特征。而且，曾发誓要进行革命变革的党派在加入议会后并不一定就为西方式制度的政治条件所同化。不过，他们确实大大地增强了机会主义倾向，并极大地助长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毕竟是议会的战略、战术和策略，为此许多原则和目的都可以被牺牲。

　　保守的多数派的活动有利于实业界和有关利益集团。但就他们的许多目的而言，这些利益集团不是依赖于众多的立法优势，而是依赖于其他有利的因素。

　　其中的一个因素与以下这一重要事实有关，即强大的既成利益集团为了一如既往拥有自己的利益，需要阻止对各种影响他们特权的措施的立法和宣传。正如埃尔曼教授曾经指出的，“议会行动的这种消极作用一直如此。因为对有组织的实业来说，挫败竞争的要求，一般地比通过新的法律更重要，只要实业能依赖富于同情心的行政机构，这种法律就没有什么必要”。^[31]

　　立法议会极好地帮助实现这一消极和制约性的目的，一位美国作家恰如其分地将之形容为“不履行的决策”。^[32]上院在享有巨大权力的时代，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事实上，它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对侵蚀其权利的斗争。美国参议院是又一个极适于从事这一斗争的单位。一位作者写道：“其至一个参议员他自己就能制造很大麻烦；在不利的情况下，一批议员能使行政部门陷于可鄙的瘫痪状态。”^[33]这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而倾向于低估行政部门本身拥有的对不顺从的立法者施加压力的手段。如果它想采用这些手段，对立法者显然是很大的制约。然而，重要之处在于，参议员或众议员的“破坏性情绪”最容易被用来反对“实业界”也不赞同的措施，包括许多可能会影响财产权，传统上被斥之为“悄悄的社会主义”这类福利措施。^[34]

　　同样，让一个“直言不讳自己不赞成任何被重要的工业部门视为加重负担”的法案的人充任联邦议院重要的财政分会主席，这对德国实业来说是不小的胜利。^[35]德国社会其他任何团体都不可能为自己找到一位具有同样权力的忠实可靠和直言不讳的辩护者。^[36]

　　这种在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议会中都可遇到的亲实业偏见，部分出自立法者的自发倾向。与政府和文官的情况一样，如果认为议会成员是强大的实业和其他特权利益的无可奈何的工具，恐怕是太天真了。如果他们捍卫这些利益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这很容易同捍卫“国家利益”等同起来。

　　另一方面，压力有助于并且时常要求注意到具体的政策要求。

　　压力可能非常松散。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绝大多数院外活动分子认为，大多数时候对绝大多数参议员来说，最好的论据是有利于参议员的国家。”^[37]参议员也很可能会认为，对实业有利的措施以及实业利益迫切要求的措施，都对他们国家有利；但他将会发现，对劳工有利并为劳工赞同的措施，则不是这样。

　　然而，个人因素也起作用。因为同一个参议员也知道，竞选活动耗资巨大。“每年用于支付专家各种报告的平均‘正常’开支接近50万美元、在两党制国家，激烈的竞选战常耗费100多万美元。”^[38]同一作者又说：“竞选活动的大部分资金可能来自一些对他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十分感兴趣的个人和团体的大笔捐款”。^[39]这些捐款显然主要来自实业，这至少使这些捐款的接受者注意捐助者的要求。

　　但甚至在压力和议会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十分明显的地方，实业和其他财产拥有者在形式立法意向和决心方面，在影响立法过程方面，仍比其他利益集团拥有更大的资源。压力也许是直接的和个人的，它可能采取各种形式；也许通过“基层群众”运动的办法，对“公共舆论”行使压力，这种办法耗资巨大，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例如控制大众媒介）实业利益集团比其他利益集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罗恩先生在谈到美国肯尼迪总统1961年税收改革建议，特别是抑制股息和利息收入的征税建议时说：“尽管筹款委员会赞成抑制，但实业家、银行家、储蓄和贷款协会发起的邮件大战最终挫败了这一建议。国会对于这种压力的敏感性正是美国立法过程的可悲之处。”^[40]这种运动不可能总是成功；其他利益集团也常常能对立法施加相当的压力。但事实仍然是，实业集团同其他经济集团相比，在对这些团体施加有效压力方面，具有比较有利的地位。

　　阿尔蒙德教授曾经写道：

　　……德国实业对德国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不只在于其影响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和英国，实际上也是任何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府国家的共同模式。同美国相比，德国模式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实业压力集团直接的和有大量的代表出席联邦议会，参与各党派的资金筹措。借助于向中产阶级政党的渗透及它们的代表进入联邦议会，这些实业压力集团的组织在政治上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德国政治的精神和内容。^[41]

　　这是绝妙的强调，因为真正让世人吃惊的正是阿尔蒙德教授不经意地描写为“区区小事”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对议会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它采取的这种“形式”无疑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但可以认为，实业拥有优势这一事实更为重要。

　　这一事实表明，和前面考虑的其他因素一样，国家体系中的立法因素，不管是普选权还是竞争性政治，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附属阶级的工具，它们在现在比过去更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立法机关也许有助于削弱阶级统治的模式，但它们仍然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四

　　就像立法议会的权力落到行政机构手中一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和地区政府部门也越来越明显依赖并附属于中央的权力。甚至在美国这样具有强大的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哈罗德·拉斯基在1940年所说的“过时的联邦制”在以后数年仍然在继续稳定地增长。

　　然而，尽管公共权力国有化的倾向很明显，但这一过程远未完成。不仅地方和地区政府仍保留中央机构的许多权力；在许多时候，它们也相应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动议权和决定权，在美国更是十分明显。即使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机构，这些单位在履行其功能的方式方面，也常常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这对其下属单位有很大的重要性。

　　这些原因足说明为何要简要地考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次中央权力的特征和分配。特别在美国，相当一部分多元论者曾经用“地方社区权力”为次中央权力的背景，并寻求用它来替代“统治阶级”及“权力精英”概念。^[42]

　　多元论者论证有关“地方社区权力”理论的主要方法，在本质上同论证下面这一比较一般的论点的方法基本相似，即美国的权力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是民主的而不是富豪寡头统治的。

　　必须指出，这并不是说地方社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力。多元论的地方社区权力的主要理论家达尔教授指出，在纽黑文，“工薪阶层的人几乎不会被任命或选为城市的主要官员。”^[43]毋宁说这种主张认为，权力是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富有影响的不同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他们的权力不是“累加的”。达尔教授认为，在重要决策方面，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表明经济权力是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正如该理论的一位批评家总结的：“有精英集团，但没有精英分子”。^[44]

　　再者，在多元论中同样重要的是，达尔教授在承认蓝领工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决策团体之外的同时^[45]也坚持认为：

　　如果认为这些层次人民的活动和态度对政府官员的决策没有任何影响，那将是错误的……尽管工薪阶层缺乏社会地位，但他们也有其他本钱，包括选票。作为个人，他们所缺乏的是没有形成集体本钱。简言之，尽管他们的直接影响不大，但他们间接的集体影响却很大。^[46]

　　多元理论家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分歧，但绝大多数同意以上的主张。

　　这种理论最大的缺陷来自C.赖特·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的经验主义”。它只堆积和使用有关资料，而不顾及具有重要意义的整个社会经济相关现实。

　　因此，说上层阶级的成员和拥有经济权力的人不一定或不经常直接参与地方和国家政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形成那些实际管理这些政府单位的人决定性的参照点，^[47]凯森教授曾经写道：

　　其工厂是城镇里最大雇用单位的公司部门经理，或打算建立一个工厂，使之成为小州最大雇主的副总经理，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他不只是个普通公民，而俨然君王一般……甚至大工业州和大都市都面对相似问题：密执安三个最大雇主所雇用的人员可能占全部工业雇用人员的四分之一；在底特律，这一比例几乎为三分之一。在这一层次上，公司的选择范围，它的财政能力，它对重要地方力量的独立性，在对付特别软弱的地方和州政府时，都是力量来源。^[48]

　　按照实业界所拥有的实际经济权力以及使这一权力合法化的占优势的文化，最高行政当局或中层行政官员是否操纵选举以此为地方和州政府服务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有关“西波拉”（Cibola）的一个研究及时指出，“‘西波拉’的政治和市民生活公开的方向，几乎完全由中层阶级实业家和职业者团体操纵，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社区中拥有经济支配地位。”^[49]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中等阶级实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强烈意识到那些确实拥有“经济支配地位”的人对社区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不会被那些与这些权力拥有者的观点激烈冲突的思想和目的所打动；他们也充分了解，如果冲突产生，后者将拥有何种可供支配的资源。事实上，达尔教授本人恰如其分地指出，“要人们”之所以在与实业有关的决策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政治家们注意到了他们的潜在影响，避免采取可能招致要人们激烈反对的政策。”^[50]

　　除实业家外，政治家和官员们当然也与其他人商量并听从他们的意愿，除考虑实业外，他们也考虑其他利益。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地方和各州的权力和影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但这里重要的是，不管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影响如何．凡是拥有政治权力和官职的人，不管是谁，在任何时候总是比其他人更可能听从实力强大的实业势力。^[51]总之，其他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也可能听从实业界。那些没有服从实业界或提出实业势力所反对的政策的人，偶尔或在特定的场合可能会发现政治家与站在他们一边的官员相互冲突：B级电影充满了这样的主人公。实际生活很可能不是这样，很少有美满的结尾。如达尔教授所说的，事实上，如果认为挣工资的人和其他人根本没有任何影响，那将是错误的。但如果认为“他们间接的影响很大”，那将大错特错。由于人们一惯低估实业和财产权的作用，这等于说，在多元政治市场中，“普通选民”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实际上是在有利的基础上）同资源比自己强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这一点是荒谬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这一观点更为荒谬。因为在美国，“普通选民”受各种主要站在实业势力一边的通讯机构的影响，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抵抗力。”我们还必须说，这种自以为是的多元论观点，没有考虑那些拥有“激进”观的人在许多“社区”，尤其是在较小的社区中可能受挫。

　　多元论的社区权力理论家很少考虑所谓权力的“第二面”，或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可能并且经常将决策范围限于相对‘安全’的问题”，通过产生或加强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习惯做法，使公众只考虑政治进程中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52]无关痛痒是对特权利益而言的。正因为美国劳工运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弱点，只有在美国，这些特权利益集团才能利用这种权力。在其他国家，特权利益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地位没有如此明显。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地方和州一级的实业不仅在获得它所希望的东西方面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且它在阻止那些它不希望做的事乃至对此进行认真讨论和考虑方面，也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53]

　　最后，布丁好坏，一尝便知：假如特权利益集团没有对地方权力施加如此强大的影响，“城市的耻辱”就不会像林肯·斯蒂文斯在世纪之交使他成名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明显。他谴责说，城市本身对地方权力多元理论提供了回答。

　　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地方社区权力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20世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城市，甚至地区，已经落入劳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政权的控制之下，因而有时形成真正的“红色飞地”。

　　这是工人阶级运动明显侵入统治阶级政治霸权，替代迄今为止一直深沟壕筑的传统精英的一个例子。结果，许多这样的政权能炫耀他们在住宅、福利、市民举止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他们自己的做法常常被当作地方行政机构实现重要目的的标准。

　　然而，这些当局的权力既受到他们活动的一般背景的严格制约，也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制约。

　　人们注意到，在德国，“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控制绝大多数城市和一些地区，但它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很可能比较谨慎，因为它不能疏远以其税收支持他们的地方实业界，如果他们迁到善待他们的地方，它将失去这些人的支持。”^[54]这也许夸大了这些特殊当局所受到的经济制约，但显而易见，（不仅在德国）即使进步的地方当局也非常注意安抚有产者利益，使自己的行为和政策适于这一意向。

　　然而，比这种“地方社区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控制以及中央政府能用来遏止最红的红色飞地激进倾向的权力。中央政府丝毫不能依靠自己的机构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法国省长的权力大到足以对地方当局的激进主义构成另一个强大的制约。正如一位研究法国省长制的学者提出的：“身居高位的省长不可能持有极端观点或明显偏见，就像法国内阁中的内务大臣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持有极端观点一样。”^[55]“极端”在这里可以说成“极左”。和他们在中央政府的同事一样，中央权力的这些代表很可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他们更倾向于把众多的工业家、地主和其他知名人士而不是左翼工联主义者和“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当作朋友和熟人。事实上，他们是所在地区资产阶级机制的真正部分。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忘记以下事实，这一机制中最著名的成员在政府圈内看来都有良好关系。仕途的成功要依靠他们良好的舆论。

　　我们同样不应忘记，或多或少地存在激进的政权，是除美国外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任何地方的保守主义精英始终严格控制着广泛的行政领域，尤其是在乡村，但不局限于乡村。从“封建的”和贵族的地方领导人日益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家、经理和企业家所代替，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机会^[56]这一意义来说，在全国政治中也一样，这些保守精英的社会构成经历了巨大的然而却是相当缓慢的变化。这种地方领导权性质的变化可能对地方政府造成各种重要的后果；当然，这并没有否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仍占优势的事实。

　　在这方面，选择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政权不一定否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优势，正如古兹曼先生在谈到英国时所指出的：

　　拥有顾问、地方长官、校监、院监这种权力、荣誉和职责的地方政治寡头，主要通过政党组织而享有盛名。和国家政治领导人一样，他有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在保守党中显然如此，甚至工党代表在地方选举机构中也比我们在整个人口中发现的来自体力工人阶级以上团体的成员更多，更不要说在劳工选民的团体中。^[57]

　　中产阶级激进的议事机构或许会为他们的工人阶级选民做许多事。然而问题是，和在全国层次一样，在地方这个层次上，工人阶级并未做多少事。他们是人口中迄今为止一直受别人统治的最大部分，他们或许有或许没有福利和激进的倾向，或许有或许没有将这些倾向同官僚倾向联系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就是他们。

　　在前一章的结尾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精英不满足于在追求特别目的时所享有的大量优势。因为在西方式政治制度中，我们这里分析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控制结构依赖于从属于这一政治制度者的支持，至少是他们的默认。在这些制度中，从属阶级和“中间”阶级不得不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限制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继续这样做更花力气，由于居支配地位的制度的性质，这场战斗从未最后决出胜负。以下两章将讨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合法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