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合法化过程（一）

一

　　在许多制度中，那些控制着国家的人都发觉，必须依靠对所有或大多数不同政见者实行持续地和系统地镇压，以保持他们的权力以及保存现存的社会秩序。

　　在本世纪有过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都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例子。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组织始终在一些国家遭到镇压或是被激烈地禁止，在所有地方都遭到各种歧视反对；法律也限制和禁止政治表达和活动的某些形式。但即使如此，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实例，这些制度容纳了数量巨大的反对派，包括那些直言不讳其目的是要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要推翻它的反对派。在这些试图采取危险的形式或者可以解释为已经采取这样的形式（根本不是一回事）的地方，国家便布置它的镇压力量以迎击真正的或假设的威胁。但是，它通常在采取这些借施时不诉诸大规模镇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认真地持有任何起义的意向。他们中某些派别一直坚信，革命者使用实力的尝试最终必然发生，或者至少发生类似的尝试。但是，即使具有这种看法的政党和集团也是按下列假设来行动的，即一次与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对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会发生，而必定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在这些制度提供的宪政框架中进行政治活动。而在这样一个框架中，社会主义力量尽管毫无疑问会遇到各种各样严重的障碍，他们却必定能够组织并争夺群众的支持。

　　明显的事实是，争取群众支持当然是所有左翼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取得相当有限的成功的唯一手段。在有相对的政治自由但没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和那些明确地保证要捍卫和解放从属阶级的政党，一般来说比那些较为保守些的它们自己的意图明显地包括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逐者取得的政治成果要小得多。这一事实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后一类政党在大选中始终比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成绩更大，而它们能够这样很明显是因为它们吸引了从属阶级的相当部分，再加上数量要多得多的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的最大部分。

　　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直这样，为什么反社会主义政党会在选举中得到群众合法的支持；为什么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公开的政治竞争的条件下始终能够保持其前面几章中概略地说明的持续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这是葛兰西在谈到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霸主权”时含蓄地提出的，他的意思是说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取得对从属阶级的优势。^[1]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著名的公式化的回答，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原因在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

　　在1845年上述著作完成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它现在甚至已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了。但是，正如在下面章节中将看到的，它继续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基本要素。在葛兰西的著作以后，不只是在意大利本国仍存在侵蚀着统治阶级在他们社会中行使霸主权的情况。但是，这种蚀溃直到目前为止显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充分地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一种较大的政治威胁。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问题继续存在，要全面地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决不是本书一两章能够完成的，这里所打算的是要把答案的某些主要之点勾划出来。

　　无论如何需要首先提出两点。第一，需要强调，所谓的“霸主权”并非发生的某种简单的现象，即由经济和社会优势派生出来的纯粹的上层建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过大量的代理人，并且有意识地创造被塔尔科特·帕森斯称为一个以“更高等级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在全国超越政党的一致性”的持久的和普遍的作用的结果。^[3]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代理人”的问题，后者是微观政治世界所属的部分。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微观政治世界中，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能够通过他们地位的优势，例如作为雇主，如果说没有控制，至少可通过非正统的观点的表述去劝戒从属阶级。这个过程并非仅仅影响到工人阶级成员或中等阶级下层；许多中等阶级雇员对于来自“上层”的压力相类似也是非常脆弱的。这个劝告的过程并不因为要产生效力而明说。在市民生活中和在国家事务中一样，特别是在关于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公正的”标准。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对它的轻视是很不利的。这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并形成了政治过程明确的有时又是隐蔽的部分。

　　如果对以“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所表现的过程和活动下一个定义，它的意思是，“通过这一过程，价值、认识和表征都得到知识化和内在化，通过这一过程实施的关于社会的政治准则得到灌输，无论有效还是无效，政治作用制度化并且形成政治意见的一致”。^[4]这种对于“政治社会化”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关系的系统表述和众多讨论的薄弱之处在于，它对于这种社会化特定的观念形态内容表现出羞羞答答。它还和下述事实有关，在这种制度下，这种过程的很大部分倾向于助长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适应它的要求，否定对它的否认；简而言之，这里涉及的完全是一个庞大的“灌输”过程。

　　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作此强调，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时常会被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形态和政治竞争所隐蔽。灌输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洗脑筋则是甚至更加丑陋的合成词，它描写一种可以说是在极权主义的、特别的一党制制度下的独一无二的活动；也可以认为它是和多党制、多元化竞争、反对派的自由以及没有对群众传播媒介垄断控制等不相容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那些应当垄断控制和禁止反对派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灌输的必要：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不平等而使一方在与另一方的斗争中取得压倒优势的地方，才显得必要。而这正是它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地位。雷蒙德·威廉斯曾描写过专制制度控制文化的意图，即一个统治集团垄断信息传播的制度，是一种“保护、维持和发展一个掌握政权的少数派的政治制度”^[5]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这是对那些控制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它的成功的施政并没有要求一种对于通讯的垄断或者说禁止表达一切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的意旨的极好描述。真的，这种意图可以不用这样的垄断而更好地实施。

　　第二种绪论性的论点是说需要注意国家在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人们会记得，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的霸主权的建立和永久存在，看作是统治阶级首要的任务和他们对文化制度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霸主权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它和国家一同起着主要是维持镇压和同意之间所需要的平衡。^[6]在大多数地方，至今仍然是这种状况：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同意的操纵”仍然在很犬程度上由非官方的私人企业来完成，事实上主要属于私人企业的事务。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由于这些被认为是国家特别是垄断国家特有的权力，灌输和洗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值得指出的是，在葛兰西写完之后，自由的宪政国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而且，正如它现在大量地干涉经济生活一样，它同样非常明显地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干涉意识形态的竞争，并在事实上成为保守主义舆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当然，这个国家并没有在实行干涉时超过极限。相反，可以这样说它就像它早期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加强和需要系统的灌输，它的干涉越来越激烈。

　　国家可以采取的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一种干涉形式已经提到过，这就是在一些国家中实际上镇压或半镇压某些政党和组织；而在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各种不那么猛烈的骚扰和歧视的形式。很明显，这不仅直接与政治竞争有关，同时与意识形态竞争有关，因为他们试图削弱这些政党和组织希望取得的影响。但是，还存在着许多其他较不明显的干涉形式，以利于国家目前承诺的保守主义意见，现在我们必须转到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对于“政治社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作用的不同观点上来。

二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来说都存在着为某些实业阶级和统治阶级所宠爱、被选作传播媒介和工具的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一个主要的政党履行这种作用，而一个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政党时常得到某种同样类型的支持，这样，美国的共和党首先以“实业党”或实业家的党而著名；民主党则也没有失去实业界的支持。^[7]对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政治组织，这种情况也是同样真实的。

　　而且，通常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党是保守党，它得到了统治阶级成员中大多数的支持，并得意地表示那是“他们的”党。

　　在绝大多数这些国家里，都有一个在所有政党中如果不是最大的和最牢固的政党，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党”，而其他政治组织，特别是左翼政党，只是暂时取得和保持政府官职，拉帕罗巴拉教授恰当地称之为“政权中的客人”。^[8]

　　在某些国家，主要的实业家政党不一定必须在大选中持续地取得成功。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从整体上说在大选中比民主党的境况要差得多；由于政党所抱的希望一般来说总是和它在实业上的前景相对应，所以这还根本算不上实业利益的悲剧性的结局。而至少在法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实业利益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甚至还无法创造和依靠这样一种固定的永久性的保守主义的组织；他们转而依靠残缺不全的右翼政党或者是依靠变化多端的中间党，结果往往也并不特别悲惨。^[9]

　　这些例证表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就导致建立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但是，也无须采取其它影响和压力手段而使它失去战斗力。至少对这些利益集团来说完全有可能通过那些口头上不完全代表自己的政党和许多其他的代理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即使这有可能，却不特别需要；对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说，依靠一个“执政的”多数党更为适宜；而这样的政党确实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表现出极大的优势，甚至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盼望普选日的到来。

　　这个胜利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庞大的保守主义政党无论就其成员还是从其政策而论，都不可能只是在商业和财产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政党。事实上，关于它们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他们设法适应“民众政治”的需要取得了成功。所以，像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那样，旧贵族的前工业化政治设置，先是使它们自己适应于新的工业主义，为其代表和委员会取得栖身之处；然后在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以后（甚至在此之前）有意识地在全国创造一些民众基础并吸收一些民众党员。^[10]至少保守党没有停止维持其民众基础。另一方面，在德国，1945年不得不在失败和战争的废墟上创立一个群众性的保守党。基辛格先生曾评述说：“1945年基督教民主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众政党，既包括新教雇主和雇工、天主教雇主和雇工、年金领取者、文职人员，也包括在现代经济中他们的利益通常与雇主和雇工利益相冲突的自由职业阶级，还加上有自己独特利益的农场主”。^[11]

　　这个过程尽管在时间和特征上变化无穷，它在任何地方却都有共同之处：政党的首要目的是保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法国是个例外）的政党，包括其成员和活动分子中有很大数量属于中等阶级下层甚至工人阶级群众的政党，它们的纲领都牢靠地加入了保护资本主义企业这样一个重要的要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党和它们的附属组织——青年运动、妇女组织，等等——其成员至少和左翼工人阶级政党一样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以及从争取跨阶级的选民的支持的特点来看，它们完全是“民族的”政党。^[12]

　　不应当否认，他们起了一种“聚合”作用，而且他们确实“明了”（用神圣的语言说）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外的阶级和集团的抱负、要求和利益。如果说他们不是和前者一样关心他们自已，他们就不能很好地为后者服务。这个观点早已提出，但是值得强调：无论多么强硬，保守主义并没有完全否定所有的改革措施，相反，以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尽可能小的牺牲为代价承认和传播改革以此生存下去。^[13]

　　尽管保守党接受零零碎碎的改革，他们在言辞中否认阶级存在但保守党在政治领域仍然首先是保护商业和财产的组织。他们真正“聚合”起来的是统治阶级不同的利益。严格地说，后者并不是凝固的社会经济集团，他们需要和解、调整、融合他们的利益，是既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向，又表达他们各自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民众政治”的时代这些意向和利益也要求提供适合于政治竞争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保守主义政党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要提供这种必须的外衣。

　　这些政党的成员和它们的许多积极分子，可以说来自人口中广泛的横截面。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占压倒多数的领导人都是来自上等和中等阶级，一般来说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实业家。此外，正如已经提及的，主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都是通过血缘、朋友、共同的见地和相互利益的纽带，与实业界结合在一起。当然，从未有过保守党领袖眼中不熟悉的人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更准确地说这是在野党一个自然的栖息处所。相反，保守党指导委员会总的说来并不熟悉与从属阶级共事的人们。

　　关于后一点，他们既不是这些政党的议会代表所熟悉的人物，或者一般说甚至不是他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所熟悉的人物。这个收入较低的集团似乎并没有在地方保守党领导机构中得到充分的代表。如前所述，这种地方政党领导层中出现的中等阶级或中等阶级下层占优势的倾向，也时常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但如果把它们和保守党的社会构成作一比较，是非常明显的，有时是绝对明显的。如果就其成员和他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来看，这些政党可以说是“全国的”政党，但是如果从全国和地方的领导来看，他们很清楚是阶级的政党，比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差多了。

　　第二，保守党领袖需要极为注意倾听实业界的意见，因为它和其他的有影响的因素不同，它构成了选举和其他宣传工作所需要的重要财政来源。维持选举和政治活动需要大量日益增长的开支；当保守党确实在财政上部分依靠其成员认捐和不大的赠款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实业家的捐赠。这无法保证承担费用的人因此无可非议地行使相应的权力，但这至少可以确信存在少数这样的记录。哈里森教授在1965年指出：

　　……目前表面上保守党贬低大捐赠者的重要作用，私下他们仍在向大施主献殷勤。1946年建立的由政党地区司库和人数不多的指派人员组成的中央财政部，首先是从富有的个人和工业家那里征集基金……近年来各种组织进一步加紧从工业界征集政治支持。这些都是政党须仔细考虑的。其中之一的“工业家联合会”，四处奔走游说，挑选大商号的总经理，因为这些“最大的”捐助人将给保守党提供90％的资金，给民族自由党提供5％的资金以及给工业目标组织提供5%的资金，代表自由企业以推动公共关系。^[14]

　　对于德国，一直是这样说：

　　……通过提供大量财政捐款以及和他们领袖的个人联系，德国工业联合会确保了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并且……在较小的范围内选择他们的议会候选人。^[15]

　　与此相似，斯卡拉皮诺教授就日本的情况写道：

　　……当然，较大的工业和商业组织继续强有力地支持保守党，为它提供占压倒多数的基金，并在他们决定政策和班底时起很大的影响。^[16]

　　这种情况事实上在任何地方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丝毫也用不着对此感到惊奇。

　　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政党描绘为他们那个统治阶级和实业精英的杰出的政党，并且是阻止他们社会中充满特殊的、具有决定性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职能的自卫组织。因为这些政党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是传播保守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力量。和其他政党一样，保守党也是宣传代理机构，尽管它的许多领袖常常以自己没有学派、意识形态和理论为骄傲，但所有他们的领袖通常总是倾向于把只有左翼政党才具有的特征视为灾难。这当然是胡说。保守党提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在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且在每一个国家中一个时期里都经过了实质性的转变。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其本质的内容即为自由经营体系作辩护这一真正的核心，在各地都是相同的。围绕着这个核心，有时则是隐匿这一核心，有许多卫士保护着被称作自由、民主、立宪政府、爱国主义、宗教、传统、民族利益、财产的安全、财政稳定、社会改革、法律和秩序等众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标记，以及其他在既定时间和地点作为混杂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其他东西。

　　一般说来，政党的领袖和活动家，在这些主题的传播中以及在其反左翼的宣传中，他们都在细心地设法满足远远超出特别的经济利益发展的那些个人和群众的不同目的。但是，不论这是否可能，很难怀疑这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对于那些和私人企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具有极大的价值。

　　当然，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是在竞争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制度下，无论在大选期间或是在两次大选之间的时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这种活动。但是，就压力集团政治而论，竞争发生的条件极大地影响着它的性质和特点，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影响到它的本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系中首要的最明显之处是资产阶级政党比他们的工人阶级对手有更多的金钱可用于选举和一般的宣传目的。人们时常提到一点，正像金钱无法买到幸福，它也无法买到选举的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财政资源的优势并不足以取得这种胜利。而且，即使金钱和幸福可能有某种联系，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范围内也无法认为它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的联系会带来极大的利益。在选举和一般宣传中比其对手有多得多的资金可以利用对事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却不能最终保证其成功；几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情况大都是右翼政党确实比左翼政党在选举期间及两次选举之间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主要原因很明显在于后者无法依靠大企业或富有者的支持（无疑也有某些例外情况），而前者可以依靠他们。但是对此必须补充这样的事实：右翼政党从他们后座支持者那里可以获得比左翼从他们“天然的”同盟者如工会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更多。举一个例子，通过实业家个人捐助的途径比工资收入者更容易克服立法对于企业和工会资助政党基金的限制。^[17]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会在政治上甚至更多在财政上，常常和工人阶级政党更加疏远，当然，例如德国工会，在政治上正式说是“中立的”。对于这个特例人们一直这样说：

　　……不论工人会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什么样的支持，是以间接活动的形式，通过工会自身的活动，还是以对党的斗争目标的支持。只要看一眼中立的誓约，这充其量不过是半心半意的，只会产生间接的效果，拿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与得到工业界慷慨资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右翼政党相比，很明显优越性要差得很多。^[18]

　　甚至在英国这样工会与一个特别的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地方，他们对其基金的财政捐款尽管很重要，但从来无法与企业家给保守党的捐助相匹敌。

　　金钱并不只是保证保守党比他的竞争者能够参加更多的“职业化的”选举战役，它也有助于保证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建立更完善的组织，以在全年展开对选举有效的起着实质影响的宣传活动。罗斯教授已经指出，对英国来说，“甚至今天惟有保守党具有充分发展的拥有专职职员的广泛的政党组织”；^[19]这种广泛的政党组织是由在每个选区都可以找到的报酬优厚的全天工作的代理人组成，而与它相比，工党的全天工作的代理人则少得多，报酬也低得多。^[20]有一些国家，例如意大利，那里工人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和财政上敌得过保守党的组织。但即使在那里，如果特别是当考虑到前一类政党从其他财政上富裕的组织得到支持时，这些组织的整个财源始终比那些左翼政党要优越。^[21]

　　与此相关需要提及的还有，保守党基层组织的社会构成能够为它们提供某种往往是实质性的优势。如同已经指出的，这些政党通常是由中等阶级活动家操纵着。某些左翼地方政党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它们的活动家显然包括更多的属于“低收入集团”的人士。^[22]而这意味着他们属于只有较少时间进行宣传活动各种机构较少，较少影响手段，与他们团体中有影响的人士联系不多等等这样的人。与金钱不同的是，这些优势当然都是决定性的。但是他们在估计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时，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忽略不计。

　　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左翼政党仍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没有超出向地方上传统的统治阶级上层挑战的政治侵权者，充其量不过是侵蚀后者的权力。仅在近几十年，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政党毕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介入和渗入了许多迄今为止对他们是完全封闭的领域。甚至今天的美国，工党只是在作为特殊实体的一系列大城市中可以说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特别的政治影响；但即使这样，这种影响也很难说名副其实具有反意识形态的内涵。

　　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选举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那种在最初对工人阶纵表现出毋庸置疑优势的制度的矛盾特点。

　　选举权的扩大当然是工人阶级运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要求，获得它确实为至今被剥夺选举权的从属阶级提供一种对社会统治者施加压力的极端有用的因素。

　　但是，正像狄斯雷利和俾斯麦这样眼光远大的保守党领袖充分了解的那样，普选权给政治过程带进了大量的新选民，可以依靠他们在选举时给予传统精英以支持。恩格斯曾经说过，“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23]他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政党取得的选票越多，就越说明工人阶级的成熟。然而，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本部分是不成熟的，所以普选权的获得很明显只是增强了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力量，而这一点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仍然是今天的真实情况。

　　还有，实现其他要求是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紧密相关的，例如秘密投票，也就成为双刃武器。罗肯教授指出：

　　……推行秘密投票制的最初动机是要使它摆脱来自上层的批准；这是宪章运动早期的本质要求，同时也一直是工人阶级运动所关心的基本点……^[24]［但是，他补充说］，在选举制度的历史上一直强调得较少的是秘密投票的条款可以使选民摆脱其上级同时也摆脱他的贵族的控制……通过确保完全匿名的秘密投票，不仅可以减少上层通过经济依赖来行贿，^[25]同时也减少了为使工人阶级顺从和一致而施加的压力。^[26]

　　让我们把原则问题本身置于一旁，如果只是因为来自“上级”的压力通常远比来自“贵族”的压力要大，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被理解为工人阶级运动迫切要求秘密投票是错误的。这种议论还不如说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是“未成熟的”，有助于保护那种不成熟的秘密投票，很难断言完全不利于保守党。

　　与此相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普选权看来秘藏着罗肯教授所说的“影响均等——把每一次投票看作是一个匿名的影响单位。它完全和个人及市民参与作用相脱离”。^[27]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均等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幻想。选举法是极其浩大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我曾论述过的，影响的明显不均等是其特征。集中表现在选举法本身的形式上的平等，有助于隐蔽不平等，而且起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合法化作用。

　　和右翼政党相比较，左翼政党作为政治武器和意识形态传播代理人的能力，也深受影响而表现出明显无力。其中有些已在前面各章论及，但还需要置于目前的框架中。

　　首先要说到，事实上，某些被称作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左翼政党，主要是被属于反对党却在政府任职的人士领导着。他们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总是比保守党的竞争者更为谨慎而又含糊。然而，不管保守党领袖表现出怎样的集团意识和改革倾向，他们从未实际地推行革命政策。但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则经常在国内外支持和追随反动派，在崩溃状态中扮演一个社会秩序的救助者的角色，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18年时的德国。

　　这样的领袖在议会体制中甘愿为保守党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腊姆齐·麦克唐纳，他作为工党的领袖和首相，最后以领导一个保守党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并于1931年谋求选民把他视为官方的“国民政府”的候选人推选为议员，这实际上意味着请求选民投保守党的票。在这个过程中，工党发现它的议会代表从289人降低到52人，而保守党的势力在615席中占了556席。^[28]但不存在保守党领袖用类似的方法为工党和社会主义运动服务的例子。许多其他的工党领袖也非常习惯于支持和采取和他们的政敌的哲学而不是和他们自己的运动的哲学相一致的政策。保守党领袖在对待他们自己的政党和运动时从未有过类似的事。在这方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哈罗德·威尔逊、居伊·摩勒、保罗—亨利·斯巴克，或是威利·勃兰特，或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任何领导成员和非领导人，都没有同样的举动。

　　如果和那些保守党人相比，很难说这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个人的原因无关。问题不能这样来解决。还需要注意到保守党对于工党领袖巨大的压力；但是也需要注意到，这些领袖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的辩护一般说来并不能使其取得完全足够的力量去抵御保守党的威胁和利诱措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意识形态的脆弱、政治上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被遗弃，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其领袖和各种各样更富于激进思想的少数派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并时常发展为公开斗争的状况。保守党相对来说则是和谐和统一的模范。他们当然也存在众所皆知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强制和各种倾轧。任何政治组织不管它怎样号召团结，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保守党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裂，以致像社会民主党那样一直成了并且越来越分裂的一个政党。

　　在目前情况下，与此有关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庞大而有政治势力的政治组织，在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的进行群众教育时，力量是非常弱的。西方社会要取消资本主义就要求群众意识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至少他们必须部分地响应和依赖政党组织。由于它们的领袖从未把任何与取消资本主义毫不相干的东西作为自己宗旨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社会民主党还没有（特别是在近几十年中）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义务就不奇怪了。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领袖和他们的党常常求助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观点和意图的宣传代理人，使他们相当多的群众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对任何与他们自己的模糊又极其苍白的观点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念表示怀疑。显而易见，这种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拍的分析，既由于他们的言辞，也由于特别是在得到官职机会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直在进行的政治遣散提供更重要的东西。

　　在前几章中已经提到，分裂影响并削弱着左翼政党和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这里还要提到，很容易看出，这种政党的分裂帮助了保守党阵营。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这种分裂在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像对左翼政党的影响那样是剧烈的和根本性的。这里并不是试图把责任归因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的那种形势，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尽管非常重要，但只是给这种形势增加了附带的因素。和目前的上下文内容关系较大的是指分裂的事实，它使工人阶级运动衰落和保守党从中获得相应的优势。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成立的诸共产党的某些特别的特点。人们曾期望这些政党应当与作为它们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刚刚诞生的遭到来自多方面威胁和进攻的苏维埃国家休戚与共；人们同时也期望这种休戚与共的正当态度会给所有保守势力提供一个谴责它们为“外国的代理人”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无须对此感到恐慌。令人恐慌的是那种很快就把苏维埃制度弄得一团糟的完全具有否定性意义的特点，以及共产党狂热地坚持那些不值一提的或者不过纯粹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捏造的特点。这样，正当的团结便转化为对所发生的一切卑躬屈节的辩解，再以后它被称之为斯大林主义，变成了不仅是对于苏维埃的国内政策，而且是对苏维埃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政策以及在某些个别国家例如德国那样时常造成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政策中每个偏差和曲折的主动认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活动中，都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应当充分地看到，不加怀疑地接受俄国的领导以及接受俄国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命令，极大地加剧了这些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这种接受使得指责这些政党为外国所怂恿的说法好像真的成了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直到最近仍给人们这种印象，即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已成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这种见解必然会使许多潜在的支持者目瞪口呆，不仅使他们感到非常滑稽而且感到实在有害。

　　更严重的，并且多半是由于这种扭曲的看法，共产党被轮流发作的、而且常常是同时出现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极大地扰乱。它造成共产党内极度的紧张，由于采用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被容忍，从来不加抑制，而为集权主义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没有给民主留下位置。官僚主义造成的这种扭曲的一个结果是意识形态灾难性的贫乏，并把这些政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一种粗俗的任意篡改的口号式的术语，这极大地影响其“提高觉悟水平”的能力。总之，它们的整个历史传统有力地限制了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在其实际作用的发挥、其意识形态和形成革命所要求的政治作用之间，造就一条巨大的鸿沟。

三

　　在左翼政党所进行的政治竞争中，保守党则已从教会那里得到极其引人注目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毫无疑问，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市俗化的过程，宗教在群众决定其政治（和道德）选择时起的影响已经减小。但是，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人在论及“政治社会化”和意识形态竞争时能够无视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不加重视的、在这种和那种文化之间强度相差很大而在一切地方主要起支持保守主义势力作用的宗教和教会因素。正如多甘教授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投票时常为宗教情感所诱导而支持非社会主义政党，这种事实在欧洲任何地方一直可以看到。”^[29]

　　这一点对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至关重要（但不只是在那里——例如德国）^[30]，在那里主要的保守主义政党始终密切地与天主教会结成联盟并得到后者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基督教民主党都和保守党一样吸引了大批选民支持。但是，它们无疑从教会方面得到的支持中获得巨大的附加力量，或者至少从后者表现出的对左翼政党的敌对情绪中，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中得到支持。因此，一个观察家在决定性的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写道，“普遍承认，在1948年只是由于组织起来的天主教主义的非凡的作用才造成了一次‘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的表决，并阻止了极端的左翼在那年的选举中合法地执掌政权”；^[31]而对于德国，人们一直这样说，天主教会“鲜明的立场使它在选举斗争中（例如1957年的竞选）造成了政府方面的多数力量”。^[32]

　　此外还要指出，这种教会和保守党的影响不仅靠教会自身的宣传，而且靠政权组织庞大的网络，它聚集了雇主和工资劳动者、青年和妇女、医生和律师，它们的影响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都可以感觉到。^[33]

　　全体民主中有一部分，即妇女，特别易受这种影响的冲击。在这里，特别是在妇女的投票中，明显存在着保守主义倾向，^[34]当然宗教是起作用的，但不能仅仅归因于宗教因素。于是拉帕罗姆巴拉教授也提出，“对于成百上千万从不把她们的政治领袖当作忏悔者的妇女，以及另外数百万作为天主教外国组织成员的妇女来说，政治社会化的基本过程起了一种把只是偶然起增强民主制作用的知识、价值和态度供奉起来的作用”。^[35]然而，对民主制度来说它可能被看作是一个障碍，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甚至起不到加强左翼政党的作用。

　　这种直接的政治参与（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意义来说）的现象需要根据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情况加以修正——然而它比通常估计的要小得多。通常所说的英国教会是“保守党祈祷之处”已不符合真实情况，一位前任约克大主教所认为的“在整个19世纪地方教士的影响是属于保守党一方的”^[36]也不能不加任何保留用于这个世纪。变化之处在于，随着工党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组织和作为一个日常执政的政党出现，英国国教会并且事实上所有英国的教会，总是毫不隐讳地避免与两个执政党中无论哪一个在政治上一致，处于其间的教会人士，如同最上层文官、军人和法官一样，被公认为是“中立的”和“无党派性”。美国的教会人士也完全是这种情况，他们在那里一般来说避免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在两个国家中无疑都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牧师处于离开两个主要政党的“中立”位置，这一点无论怎样总是成立的。

　　然而，因此认为这些国家的教会始终没有起过并且没有继续起一种重要的和广泛的保守主义的政治作用就错了。默顿教授正确地指出，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宗教和宗教制度在它们的社会中起着一种深刻的“机能障碍”和“非一体化”的作用。^[37]但是，正像谴责“过分地、不分场合和不分时间地判断‘宗教的整合功能’”是正确的一样，^[38]认为默顿教授自己关于宗教实际的和潜在的“机能障碍”是“夸张的不分场合和不分时间”的判断至少说是空洞的也是正确的。于是默顿教授指出，断言所有的宗教在任何地方的惟一结果是使群众冷淡恐怕是结论下得过早了”。^[39]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论及当代资本主义时陈述的含糊之处在于，几乎没有争论余地和大概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有组织的宗教从它主要的宣言来看，它在占优势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一直在起着一种“功能的”和“整合的”作用，而且，除了像“文化斗争”这种例外的情况，对于国家起了一种保卫社会秩序的作用。^[40]

　　阿瑟·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曾写道，“真正的基督教徒决不会成为一个平等派，也决不会听信法国政治学或法国哲学”。^[41]从那时候以来，教会在这个意义上和出于其他考虑，始终竭尽全力去帮助把它的会众转变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尤其重要的是告诫他们要反对当时与“法国政治”和“法国哲学”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

　　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非国教徒和国教徒不同，他们的言论具有激进主义和抗议之声。一位工党的总书记确实说过，他相信启发工人运动的“是卫理公会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论点以后常被人提到。这个论点比历史学的精确论述更易为人接受。因为卫理公会作为一种非国教派、无论从市俗意义上说还是就宗教意义而论，在它的历史上都很难找到证据说明它甚至曾向它的信徒宣传过反叛。相反，更多的证据表明，它所启示的主旨是顺应并服从经济和社会现实，而不是进行挑战——更不必说叛乱——这样，它在调和那些为工作纪律束缚的人们和新工业秩序占支配地位的体系的冲突时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42]

　　在英国国教会中没有哪一派在这一点上比基督教社会主义表现得更充分。例如，这个运动很明显是作为宪章运动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的创始人F.D.莫里斯首先关心的是“在工人和他们的愤激行动之间插入基督教的信仰”，以此减少好斗的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43]这并不是要否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那以后在改善贫民的命运的愿望方面，在把“社会问题”提到社会议事日程中更引人注目的位置方面，以及甚至在帮助建立和加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方面的真诚态度。^[44]但是，这只是以一种强调的形式反映绝大多数教会早已表示过的关心贫民的慈善传统。然而，这种关心与“机能障碍”和“非一体化”毫不相干；而且，除了某些特别的例外，从来也没有更多的为宗教感召的改革运动希望它这样。当许多这种类型的运动多少清晰地洞察到这是一个人们彼此的联系不再被“金钱关系”统治的合作社会时，他们也正视这样的现实。它将为现存社会秩序中不确定的成分留下更多的空间；他们一点不少关心说服工人阶级认识军事骚动的概念违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对于天主教和新教教士浅薄的但却始终坚持的路线，显然是不公正的，他们对于一个不正义的和“非基督教的”社会秩序的歧视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渐进主义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前景而得到解决，他们的意图时常是高度的“机能失调”。这种富有斗争性的基督教徒的抗争性和坚定性，在各种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确实占有过一席光荣的地位；同时它仍然是道德和政治挑战的一个源泉，例如对美国发生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抗议运动，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漠视。

　　即使这样，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明显少数派地位的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温和的”教会反保守主义，在对待社会有争议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时，不得不反对时常具有一种极端反动性质的保守主义。^[45]

　　然而，在美国，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在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两个主要政党中间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主义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本找不到理由说明美国的天主教会会冒险表达敌意而疏远大量支持民主党的天主教徒，因为那个政党的哲学和意图并没有想要触犯教会的保守的感情。对于英国教会来说，很长时间以来就不值得在与工党的关系上冒这种险，而对它的领袖给予确实的“温和”的对待。事实上，中立派甚至慈善派，会起积极地助长和默许教会和它的从属组织加强反对左翼的政党中“温和”势力的影响。简而言之，某些国家中有组织的教会总是愿意或是置身保守党一方反对左翼或是在另一些国家工人政党内部站在右翼一派反对左翼派别。它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可能比在另一些国家要大些；但它不是在什么地方都无足轻重。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在本世纪由于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因此起了一种增强国家权威及其意图的有效作用。可以再一次引用大主教加伯特的话：“我怀疑是否其他的教会［比英国国教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国王祈祷。我们的教会从未为它的忠诚而感到羞愧”；^[46]与之相似，“所有的主教、牧师和副牧师在他们就任圣职、被任命、领得执照以前，必须宣誓忠诚于国王”。^[47]从这一点来看，在国教会与其他名称或其他国家的教会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论在何处，除了与他们特别有关的特殊的问题（如教育）所造成的紧张时期以外，教会一直与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甚至比凯撒的教会向凯撒作出的心甘情愿的让步还要多。也许应该赞成这样的看法，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支持的国家权力是“民主的”。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回忆起许多教会轻而易举地就支持那些毫无“民主”可言的制度，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德国的纳粹制度，法国的维希制度。在这些国家中，有大量的教会和市俗人士，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找到了灵感来抵抗享有尊严但他们认为已名誉扫地的王朝要求。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他们那些不仅不反对这些王朝．相反却颂扬后者事业的教会。对此不应有很大疑问，否则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制度会执掌政权；到那时教会或许会重新找到一种在绝大多数场合还未曾出现过的信徒对义务的不顺从。完全可能有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宗教或者至少大部分教会，可能会履行其反对法西斯式的制度的义务。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推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一直如此心甘情愿地服务于并支持国家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家的“民主”性质，而是因为代表国家的政府始终有一种很明显与教会本身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并不是不公正的。由于有了这种一致性，后者在宗教责任和服从国家命令之间取得一致，没有任何困难，只是在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它们的教会组织才不得不对颂扬国家进行战争、军备、殖民扩张以及镇压的事业，表示温和的异议。

　　由于民族传统和以往冲突的限制，国家则用对教会的同情和支持作为报答，同时欢迎教会给予加强社会组织和国家本身权威的任何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回避反教权主义而寻求教会与国家保持一致，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领悟到，这种一致，以及作为官场生活和官场仪式共同部分的宗教热，成为对教会和对国家双方都在寻求的服从习惯的一种温和的但十分有用的东西。

四

　　由于这些和相关的目的，当代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的保守主义，都较少依靠传统的宗教，而较多地依靠20世纪中所有世俗教派中最强有力的一种——民族主义。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只是在这些国家——典型的^[48]“功能”主义一直是社会中最好的“起整合作用的”和稳定的力量。

　　当然，在许多情况和环境下，民族主义往往对于政治和社会秩序表现出深刻的机能失调，而转变成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占优势的政治制度可怕的武器。这样，作为民族主义本质要素的国家取得独立地位的愿望，对于殖民地和帝国自治领就成为一种巨大的爆炸的破坏力量，并对在地球上广大地区结束殖民统治负有主要责任。

　　与此相似，民族主义情感在一系列独立国家中也始终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例如在比利时和加拿大，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运动纷纷要求比目前所给予他们的更大的独立性，甚至要求独立的国家地位。

　　同样，也是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在一些时候出现了强大的运动，特别是紧接着战争失败之后，向传统的政治精英进行挑战，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捍卫国家的完整和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0年的法国，这种反对政权的挑战失败了，但是在法国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恰恰相反，在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末年，这种挑战取得了完全成功，在那里民族社会主义取得了全国的声望，在有决定性意义的讲坛上恢复了德意志的“伟人”形象。事实上，甚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反对统治阶级从属于美国，捍卫民族独立，便成为某些左翼特别是共产党在讲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但不是十分有效的）要素。

　　然而，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时常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在各种挑战力量的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乃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在本世纪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的同盟者，并使它起一种保卫现存秩序和与左翼斗争的作用。

　　由于一系列诸如此类明显的原因，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中构成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从统治阶级的观点来说，显而易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强调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更为有利，即所有的不论怎样的公民他们都倾心于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这种利益要求人们应当抑制所有其他的利益特别是阶级的利益，以达到在富人和穷人、生活舒适者和被剥夺者、付出者等级和获得者等级之间的团结这个最大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

　　在竞争的政治条件下，不可能祈求于这种概念来平息反对派的挑战。但是，它至少能够通过给他们指出，他们的行为可能损害“民族利益”而使他们有所收敛。特别是当从属阶级提出“局部性”要求，尤其当这些要求发展到非常激烈时，比如罢工，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从属阶级对于其从属地位——事实上几乎把他们限制在从属阶级的地位——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他们的要求是可能损害“民族利益”的，特别是当这些阶级的成员认为他们的要求充满活力，是必需的，而肯定具有破坏性时，尤其如此。从来没有认为大规模的罢工，甚至总罢工，损害了雇主利益，然而，它却是损害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不管它有什么优点，必然遭到失败；雇主从这种失败中可以取得的利益则完全是意外的，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时常为许多工会领袖和工党领袖所持有的观点，对他们的追随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结果，起了使他们沮丧的作用。

　　保守党特别是在其左翼敌手的竞争之下利用了民族情感，坚持把他们自我炫耀的爱国主义奉献给整个民族，并且不时吵吵嚷嚷地用这种民族情感与他们宣称的左翼政党的较少爱国主义或者确实是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反民族主义的见解相对立。^[49]在保守党参加（并赢得的）无数次选举中，适应于特定环境和问题这一论题起了一种重要的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主题从未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年中那样彻底地得到研究，当时关于西欧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苏维埃军事侵略威胁的神话得到广泛的传播。^[50]为了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保守主义的力量，冷战并不曾解除。但是，在一个被称为可怕的军事冒险时代，它不过是值得赞叹地为这个目的服务并给“民族团结”的要求增加新的内涵。威廉·詹姆斯有一次曾为“道德与战争等值”辩解。从保守党的观点来看，这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冷战中形成的。从那个观点来看，它在晚近年代中的失败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在利用民族情感的过程中，无数市民社会的代理人非常希望保守党或多或少地通过出版物和其他大众宣传媒介、教育设施、青年组织、退伍军人协会和联盟，特别是民族主义的组织、教会和实业家^[51]、它的协会和院外活动集团等等，卷入一种保守主义所说的“民族”观念或“民族利益”的宣传。因为他们中有如此多的人宣称是“无党派”和“非政治的”，当然，宣传中也就不带保守党的倾向，他们担负的责任是不公开的。这种说法可能表现得非常真诚，但是它通常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推进保守派事业的方法多得很，远不只是督促支持一个特定的保守党。

　　然而，在这样一个领域中，市民社会的代理人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尝试中决不是孤立的。由于国家主要要求的是要排除可能给它带来一系列危险的挑战性的“过激的”和“异己的”原则，国家本身也总是通过其各种各样的机构，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扶持对现存社会明显“起作用的”民族忠诚的观点中，起着一种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样，在这里经常使用“非政治性”一词。作为民族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总统和首相很容易便装扮出一种“无党派”的姿态，向人民讲话时，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和重要仪式上，总是表明自己不是作为某个特殊的政党的领袖，而是整个民族的代表，他们只提及民族的利益。但是，正如在前几章已经提到的，这并不排除——事实上一般来说也包括在内——倡导确实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图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越是强调“民族性”，保守主义倾向就越是明显。

　　与此相似，有军队参加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灌输，普遍不具有明确的“政党”倾向；无论它们是否统一，它们都服从于灌输，不像通常那样不隐讳地怂恿赞成或反对这个政党。这就是军队不得随意“介入的”“政治”。但是，如果谁要认为这种“非党派”的宣传会鼓励左翼政党或者拥护左翼的意见，那恐怕就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初出茅庐之见了。军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所特别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学校。但是如果它们不是这样的学校的话，它便不能适合他们的官员阶级试图达到的目的。

　　在“政治社会化”的领域内，国家和其他机构能够使用证明是有魅力的观念和信条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其中民族的或帝国的历史甚至被赋于更大的权威。这样，对于过去斗争集体的回忆以及不顾及场合和原因对过去的牺牲行为和英雄业绩持续不断的赞美，大都不会计较，而是鼓励对用鲜血换来的社会秩序的特别批评意见。甚至死亡在这里还是再次被召唤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合法政权而奉献。同样，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也通过多种象征手法和一系列与过去的牺牲和斗争相联系的种种仪式和礼仪，进一步激荡起来。所有这些，在一个主要表现为适应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至少在一些君主制持续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国家中，有关于这种联系有效作用的记载。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承认和理解的英国君主制的统一和社会润滑作用，从来没有像“民众政治”形成以来那样明显。^[52]而人们同样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决定保持帝国制度负责，因为它认为，这是“一种可以通过一场上层决定的有效的革命确保平稳地转变并抑制预防来自下层的革命的设置。”^[53]

　　当然，君主和君主制很可能变得高度的“功能失调”，成为冲突的焦点而不是民族统一的因素，甚至发展到威胁民族结构本身的程度^[54]。但是，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君主制不再是宪政制度的一个要素；在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它具有巴奇霍特称作“使其有尊严的”功能，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具有令人崇敬的因素的含义，它有助于创造国家和事物的传统秩序，它意欲促成超出“纯粹的”阶级冲突的民族统一的意识。

五

　　在前章中曾提到一点，实业家作为一个对国家的压力集团，对于所有其他的利益集团享有很大程度的优势。这至少部分应当归因于它充分支配社会广泛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广义的文化影响。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论及实业家对政党的影响，这已在前面讨论过了；这里也不是要论及它对大众宣传媒介和其他“政治社会化”媒体的影响，那将在以后讨论。我只是要说明，实业界推动社会的努力不仅要社会接受它倡导的政策，而且要社会接受它自己的风尚、价值和目标、由它构成主要部分的经济体系和作为它存在核心的生活方式。至于说到对资本主义事业的信念，它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部分、实业界在传播它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论，“实业的文明化”为一种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所渗透，而企业本身在它形成过程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

　　首先，企业连成了或者至少大量资助了在前面已讨论过的与特殊的企业保护组织有联系的特别关心自由创业宣传以及保卫和赞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促进集团”。

　　这里需要再一次指出，在多元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促进集团，它们中有一些的目标是反对这些企业或者至少说和这些企业不发生联系。但是这里也要指出一点，那些致力于推动自由经营的集团比那些持反对态度的集团具有极大的优势。这里举英国的一个例子，罗斯教授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促进集团“工业目标”的年收入达10万镑；^[55]他还指出，“就它们预期的任务来说，‘工业目标’组织的官员和左翼周刊《论坛报》并没有什么不同”；^[56]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这种对照推导出在任何意义上这些组织的财力都是相等的观点，恐怕是直率的。

　　总之，“工业目标”只是许多职业性“促进集团”之一。另一个组织是1919年创立的经济联盟。哈里森教授说，它“在1955年有180名全日制工作人员，它向资方、监督人员和学徒分发杂志，它宣称已分发了1920万份传单，召开了8932次户外集会和9388次室内集会，以及33700次团体讨论会。^[57]

　　与此相似，“促进集团”当然也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它有同样大的规模，或者像在美国那样，其财力更雄厚，并且有同样的活动记录。显而易见，这些集团所能通过宣传方式达到的效果和“促进集团”从事的反对实业界自由经营意识的宣传产生的效果，无法相比。这些集团的成员和宣传活动的财力都非常可怜；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平衡比实业界和它的反对者之间的不平衡更显著。

　　当然，没有一个“促进集团”对其他问题比对赞扬企业的进取心以及把这种赞扬变成它们的一个宣传主题更关心了。因此，美国大量的国有化组织事实上再清楚不过地在从事这样的宣传，以此作为他们捍卫真正的对美国的信仰的一部分行动，并且至少从实业界取得他们的部分财政资助。而且，显而易见，任何多少宣布过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促进集团”在保卫这种或那种自由经营形式时，都受到明确的或不明确的限定。

　　在第二方面，企业商号本身单独地或者与商业协会或其他团体联合展开一些斗争，有时是为了实行某种政策，有时是为了反对某种政策，而这些都得到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共鸣。例如，在1964年竞选之前，英国的单个钢铁公司和钢铁联合企业花了1298000镑以反对钢铁业的国有化。^[58]但是，这些宣传不只是集中在对钢铁工业私有制对公有制在技术上谁优谁劣的探讨。工党极其注意的不是去做一个“空谈理论的”政党，一心按照国有化的原则，试图把倡导钢铁工业国有化仅限于技术考虑。对他们来说，钢铁业的利益扩大了包括自由经营的一般优点、国家控制和官僚的弊端，以及自由、个人权利的利弊在内的辩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改革政府与实业利益集团冲突的例子。前者把重点放在他们关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非教条主义的空谈上，决无“反对实业界”的意图。正是实业利益集团自己扩大了辩论，并且积极地提出了大量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

　　然而，这样提醒人们还是有益的，即尽管英国钢铁利益集团财力雄厚经验丰富，仍然无法阻止钢铁业的国有化。这对于那种认为这些利益集团靠财力无所不能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补正。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被打败，但是能够被打败。然而，难以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它们是强大的，它们发挥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它们能够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而这种教化作用完全超过了社会上其他任何利益的力量。^[59]

　　这种作用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发挥，人们一直说：

　　美国实业团体的态度、观点、议论、价值观和口号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熟悉的景色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年可以发现，实业界的观点得到了充分地表达：如公共汽车上关于‘美国经济奇迹’的招贴画，报纸和杂志关于过度征税有危险的广告，商业董事关于经理职责和权利的讲演，对大规模国债表示遗憾的社论，插有商业协会解释自由经营经济活动的广告的教科书；揭露不明智地对商业的政治干涉具有危险的小册子；商业发言人在国会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一系列专门公共政策问题的论词。^[60]

　　另一位美国作者海尔布伦纳教授更加明确地论及这一点。他写道，

　　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最引人庄目的特点是“持不同政见者”集团、劳工、政府或学术界都在试图调整他们的社会变革倡议不超越占优势的实业秩序。这里不存在想要超出那种秩序调节力量的意图。真的，所有这些集团都放弃了这种尝试……这样它最终倒向作为惟一的社会经济原则的实业思想．并向非实业集团特别是知识分子团体证明，天职和命运意识作为一种产物通常是来自竞争观念。^[61]

　　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条件相结合保证了“竞争观念”更为人所知；在那里，甚至保守主义也不仅仅局限于经营现念和商业价值观。当然这无须损害实业利益。相反，如同在英国那样，从前资本主义时代或其他历史和文化价值观产生的社会价值观持久的力量，或许会有助于模糊实业权力的现实，并将其价值观与更悠久和更神圣的价值观相结合。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国家中实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即它的广告和自我推销的力量，具有第三等的巨大意义。

　　商业广告，特别在美国，同时也时常在其他国家，极其引人注目，它具有直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但是捍卫资本主义事业和宣传它的价值观不会全无效力，而由于不带有这种明显的涵义，更加放开和“非政治性”，可能会更加有效。

　　现在实业界，特别是最大型企业，用相当的时间加强广告和公关业的活动，这并非单纯关心产品销售^[62]而是要销售公关业本身，它作为一种活动不仅有益于它的那些所有者，而且有益于那些为它工作的人、购买产品的人，即有益于广大的社会。正像大西洋中部广告大亨之一戴维·奥吉尔维先生有一次说过的，“广告是制造业的私利和社会利益相结合之处。”^[63]他的意思当然是指广告（和公共关系）意在使它看起来像是二者的结合。事实上这比晚餐会以后公司经理的讲演和亲近实业集团的宣传更为有效，在这里大企业变得“充满生气”、众望所归、具有社会贵任感。使你们这些顾客只是飘飘然就迷恋在一种福利感之中。这便是公司非常关心其业务而较少关心其利润之故，而适当地关心利润是因为要使公司能给顾客和团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如雷蒙德·威廉斯谈到众多商业广告时所说的：“这和直接的政治广告的界限往往很难分开。”^[64]同时，需要冒着使读者感到厌倦的危险不得不再提到一个观点，即企业几乎是单独地使用广告：企业集团并不正式雇请公共关系公司宣扬他们经销的产品。

　　甚至散布得更为广泛但并非不引人注目的是，企业法人不懈努力的不仅在于其产品而且在于它本身和自由经营中得到社会赞许的价值标准，如诚实、可信赖、有保障、父母般的爱护、儿童般的单纯、睦邻关系、和蔼可亲等等；当然，在此同时对“隐藏的威慑者”“动机的探讨”可能发现其欲望和干劲都值得进一步提高和利用。即使这样，公司还是不可爱。但是，很少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企业无法在树立它自身良好形象上达到广泛效果的话，那么它作为其一部分的那个制度恐怕就更少为人喜爱，因而更容易为敌对的意识形态攻击。

　　最后，除了自我形象以外，企业的广告极大地有助于促进陶尼所说的“渴求的社会”价值观的产生。这并不是要给舒适和决意加上道德的非难，说它是来自一个庞大的变化多端的“圈套”——这个词非常冤枉地具有一种诽谤的含义。这甚至也还不是主要之点，就是说太多的广告，都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它的实现与人类真正迫切需要完全不相干和不相容的要求，由于对本应得到满足的私人企业不利，它大部分或整个地是不相宜的，^[65]这仅仅是一个能够把它的不合理性施加于它在其中发财致富的社会的完全不合理的制度的另一个公开声明。

　　对这一点还不如这样说，实业能够自由地传播一种时代风气，即私人的渴求将被迫被看作如果不是惟一的也是主要的成功之路，“幸福”和“成就”的含义因而也限于个人的渴求，人们为渴求而进行着竞争，所以“幸福”和“成功”就被认为或假定为首要的生活法则，而为了达到人道目的而进行的协调一致和理智的行动，充其量也是文不对题的，公司充满生气、慈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情况正是如此，而个人则完全保持了自私的倾向，贪婪、掠夺，并满足于享有大量赐予他的幸福。

　　人们各不相同，可能反对这种或那种“信息”，不愿意把广告提高到一种在他们观察外部世界时对他们的态度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但是，他们中恐怕还没有哪一个特别轻视企业通过其广告的力量能够起一种不是从其他意义上而是从人类学意义上被称为他们那个社会文化倾向的作用。广告总是被人们辩护说，它是发达经济体制一种必要的和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别处，即在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类型中广告采取了某些并非其活动本身具有的特征（其语言及含义完全变质了，可以说是愚蠢浅薄），其中有这样的特征，即倾向于操纵人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购买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代理人在行动中并未协调一致，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是“非政治性的”，并且毅然避开“政治”。他们无论是政治性的或是非政治性的，没有一个在宣传中纠缠于和限定在保守主义观念形态上，更不必说限定在一种官方标准的意识形态了。然而，无论怎样自由，这种声音即使是多样的和不协调的，它们却采取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当他们谈及通常表现为一种适应性的改革时，这种语言一点也不少。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的语言用词上和形式上花样翻新，却必须被认为它们是和国家一起致力于一项联合而艰难的保守主义事业。然而，这一事业是在得到其他“政治社会化”的人们，即大众媒体和教育界的帮助，在无法估量的种种艰难情况下完成的。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