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
第三章 遏制压力
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顺利运行，要求工人阶级承认现有社会秩序的普遍正确和合法性；要求它相信，它可能有的任何不满或要求都可以在这范围内和通过政治体制的传统步骤得到补救；要求它相信，对现有格局的任何彻底变革定将严重损害它的最大利益。
至于那些竭力鼓吹彻底变革的积极分子，必须不使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那些推动他们的观念、学说和信仰，必须拒之于政治生活的边缘之外，予以回避、抵制或干脆不让积极分子力求施加影响的那些人了解。
对于一个资本主义民主政权来说，这些都是艰巨而难以处理的要求，因为这个政权常常以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自豪，并表明这些自由是它本身价值的证据。在这样一种政权下，单纯的压制不是可以遏制左派活动的办法。必须利用不同的方法，这就要求许多不同的机构都来参加。下议院一向是这类机构之一，起着关键性的重要作用。但还有许多其他许多机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下议院就不会如此有效。在这一章里，我要讨论工人运动本身的主要机构、即工会和工党在实施遏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然后我再论述在力图遏制左派活动和一般来自下层的压力方面起着特别重要作用的其他一些机构。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天然的”机构。由雇主招拢在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们，很快就开始谋求改善他们的“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办法，并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采取集体行动。即使如此，雇主的实力雄厚，工人的力量薄弱，以及其他的不利条件，往往妨碍上述那种了解转化成工会组织。在那些形式上允许工人可以自由参加工会的国家里，仍有很大数量的工人没有成立工会。然而，长期以来工会已经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和政治领域的显著特征。
工会主要是防护组织。它们力求改善那种支配着它们会员的生活的“生产关系”，为他们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它们还在从教育和福利服务到国防和外交政策这样一些比较关切的问题上发挥压力集团的作用。
许多作家着重描写了较为有限的工会活动范围。例如，艾伦·福克斯[1]指出：
“工会力求稍稍改善它们会员的命运，保卫他们的利益，反对资方任意处置的专断行为。它们并不在私有财产、组织上的等级性质、高度分工以及关于工作上的经济报酬、地位、控制权和自主权等大量不平等现象这样一些有关社会和工业结构的基本原则方面攻击资方——我们在这里开始涉及劳资关系中哪些问题并不极端严重这一至关紧要之点。它们也不想在关于经营目的、市场、资本投资和扩充速度等问题的组织范围内所作的大多数决策方面求得一个立足点。就连资方随意雇用或解雇而把工人当成商品对待这样一些原则，它们也极少认真提出异议。”[2]
佩里·安德森也已指出：“从列宁以来的整个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的行动有其不可逾越的局限性，已经突飞猛进。”[3]然而，这种强调局限性的说法不应当模糊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行动的性质和范围并不是预先全部规定了的，工会领导人以及参与工会活动的其他一些确实在要不要做某件事情上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选择的程度在处于危机的情况下可以变得很大，同一般的工人关系非浅。
即使如此，毫无疑问，工会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还无疑地受到非常实在的“结构制约”，而这些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工会领导人和工会高级职员基本上是在一笔交易中双方之间的代理人，一方是想按照最苛刻的条件购买劳动力的雇主，另一方是想尽可能按照好的条件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现代情况下，他们还往往充当劳工和国家之间的经纪人。他们是调解人，即使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在扮演那种角色。他们并非在以工人为一方、以雇主和政府为另一方之间保持中立的调解人：全都一样，他们的意图是要避免而不是助长冲突，或者至少要“经常实现”这种意图，使冲突比较容易处理，不致激化。工会领导人和工会高级职员可能会发起罢工，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讨价还价，而且一定要力求尽可能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条件结束罢工。在同他们的对手达成协议之后，他们希望对方信守协议，对方也希望他们信守协议。[4]
这说明了工会活动在工业和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工会组成对付雇主和政府的主要属于防卫的——因而也是进攻的——机构。可是他们在谈判和调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时使他们变成遏制斗争的力量，在调处阶级冲突和抑制积极分子行动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尽管历届政府攻击工会却没有看清的事情。[5]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紧急状态，大臣们突然感到在贯彻政府的工业和经济政策以及维护工业纪律方面需要取得工会的合作。[6]从那以后所形成的格局已对英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要遏制阶级冲突，就非依赖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不可。在1919年大危机时期，博纳·劳[7]在内阁会议上说：“工会是介于我们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唯一组织，如果工会组织反对我们，形势就会毫无希望。”[8]这种说法比英国历届内阁从那以后通常认为合适的提法更加引人注目，但那种说法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已经决定性地形成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见解和策略：内阁成员必须用双重观点来看待企业工人的领导人，不仅看作比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要求和行动上往往更加“不合情理”和不顾“国家利益”的对手，而且在处理阶级冲突这一点上把他们看作不可缺少的盟友。
各个工会由于工会领导人指挥和结束1926年总罢工的方式不妥而遭到了惨败——这是说明工会领导人对制止阶级冲突作出贡献的最好例证——在那以后直到1939至1940年为止的历届政府也许都千方百计想在确保劳资关系平安无事方面经常取得工会的合作，但他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工会的战斗精神，因为失败、失业以及稳健派领导人占优势的情况使那种战斗精神磨灭殆尽，剩下的一点政府本身完全可以应付。即便如此，各个工会还是继续陷于同雇主和政府合作的罗网，从而无法逐步产生一种观念，认为他们不是现有社会秩序固有的和受人重视的一部分——至于雇主和政府认为他们主要有什么用处，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秘密。工会领导人中的两位，即阿瑟·皮尤和沃尔特·西特林名列“1935年国王诞辰荣誉名册”，被授予爵士爵位，而工党首席督导员则被授以三等爵士爵位以表彰其卓越功绩，这恰当地说明了政府如何重视工会领导人为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作出的贡献。[9]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大大增强和加速了工会的这种卷入和负责的发展趋向。从1945年以来，在较为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相对衰退的情况下，历届政府、尤其是工党政府都要求各个工会在维护工业生产纪律、约束斗争精神以及说服各自会员减少提出较高工资要求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最后这一点在政府对待工会的态度上尤其显得重要：在整个战后年代，工党政府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保守党政府都力求奉行一项“收入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控制工资而并无多少其他内容，就迫切需要得到工会的合作。[10]
在谋取这种合作时，历届政府都不惜大肆称颂工会现今在社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它们总是同时坚持这样的主张：工会既已成为“三个等级之一”和国内一大势力，就必须同时表现出应有的责任感，支持政府在其任何措施中所作的努力。意味深长而带有代表性的是，在1961年经济日益困难的时期，由于英国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遭到法国拒绝，是年7月政府宣布实行应变预算，紧缩通货，“延期发放工资”，同时宣布成立后来成为国家经济开发公司的机构，由政府、企业界、工会和国有化企业派代表组成。据说，它的任务将是“考察”经济运转情况，“考虑”较大增长所面临的障碍，争取人们“一致同意”改善经济工作的方法等等。从此以后，工会发现它们自己能够提供意见，而按照政府的希望，这种做法将促使它们同政府合作，以贯彻官方的政策，但它们无法保证政府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更不用说接受了。正如一位作家指出的那样：“在‘经发’［貌似是「国家经济开发公司」之简称］诞生之前的讨论期间，财政部许多人对计划工作疑虑重重，还有一些人不愿把它当作确保工会同意收入政策的唯一方法”。[11]事实上，涉及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的“计划工作”当时至多只是象征性的：其目的不是起草计划，而是要说服工会领导人同政府合作，以抑制增加工资的要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工会只是偶然有代表参加政府的一些委员会：例如，1931年英国职工大会派代表参加了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到了1939年就参加了十二个委员会。[12]与此相反，在战后年代工会领导人和工会高级职员只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不被指定代表工会运动参加这样一些委员会，如国有化企业董事会、皇家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以及从人力供应委员会和国营企业局到咨询、调解和仲裁局以及种族平等委员会。据估计，在1977年有三十八名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成员担任一百八十项这类的职务。[13]但是，不管对工会领导人和工会高级职员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事务的人数可能有什么别的算法，政府只是给他们很少一点权力——甚至大都毫无真正的权力——来参加决策。工会在遇到保守党政府时如此，在遇到工党政府时也同样如此。
工会能从工党政府得到它们希望采取的一些措施，从保守党人那里偶尔也能做到这一点。[14]1945年工党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之一，是废止总罢工以后通过的关于劳资纠纷和工会法的限制性条款。与此相类似，工党政府在1964年颁布法案，推翻一项司法裁决（鲁克斯诉巴纳德案），因为该项裁决已经破坏了工会早在1906年就赢得的权利。1974年，工党政府颁布了就业法，在诸如开除职工和裁员、产假、脱产履行工会职责的时间规定、仲裁以及类似问题的范围内扩大了工会权利。裁员补偿法也是在1975年通过的。但是，即使这类措施无疑地极为宝贵，它们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工会领导人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利奥·帕尼奇[15]关于六十年代中期威尔逊政府的论点是正确的，他说，实际上“政府一再制订政策，不是没有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就是听取意见后断然加以拒绝。政府孜孜以求于工会的，不是意见而是通常在作出决策后希望得到的默认和赞同。”[16]
这一论点适用于所有的工党政府，而对于保守党政府来说，显然更可适用。这种普遍漠视工会的原因在于，工会没有那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属于它们的权力，特别是在敌对地区，各种宣传工具和一切保守势力已经不断地促使人们相信，英国工会掌握的庞大权力比社会上其他任何一个团体的权力都大，甚至比政府的权力还大。但这种关于工会权力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诚然，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其自身的传统权利受到威胁时，工会能够施展一定程度的权力，造成一次重大的危机。1968至1969年，威尔逊政府借改革工会之名，力图剥夺罢工的权利，那时就发生过上述的情况。1972至1973年冬天，在希思政府的领导下又发生过一次，当时政府同矿工“较量”遭到败绩，犯了决定举行一次选举的错误（当时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希望它能在关于“究竟谁治理英国”这一问题的公民投票中取胜。同样，工会的势力也在1978至1979年“不满的冬季”以及卡拉汉政府企图规定增加工资的限度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这一行动所引起的一次大反抗中表现了出来。
然而，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以及在它们的日常活动中，工会并没有多大的权力。它们在公司作出重大决策时实际上毫无发言权。它们对经济活动手段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控制办法。这就是政府为什么不必理睬工会对经济政策的意见的一个原因。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确实听取掌握实权的企业家、银行家等等的意见；历届政府确实力求得到他们的“信任”。工会作为一个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团体，决不是无能为力的，但它们真正的势力范围是狭窄的。
我前面指出过，工会领导人行使权力的程度并非在组织上“事先经过决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工会在任何特定时刻能够作出成绩的规模。这些因素之一是大多数工会领导人的思想倾向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思想倾向中，有两项可以被认为已经起了并且仍在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一项是全心全意地恪守十九世纪中叶创造出来的那句名言，“干一整天的活，挣一整天的钱。”这是个做交易的口号，不是战斗的口号；它认为雇主理所当然地有权占有一份，尽管是盈余的“相当大的”一份：在这里，看不出这笔交易中有内在的剥削成分。还有，“干一整天的活，挣一整天的钱”说明那些同雇主做交易的人主要想到的（即使不是唯一想到的）东西是工资。除了工资，要讲“公平合理”还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片领域是工会领导人至少以谈判者的身份历来所不敢深入研究和探讨的。[17]
已经明确地有助于形成工会领导人的行为和态度的第二个思想影响，是对合乎法制和政治的行动的具体看法，它己直接影响到他们同政府和国家的关系，并且还影响到他们同雇主的谈判。英国的工会领导人很少把历次斗争看作一场劳资之间范围更大、意义更深远的争夺的一部分，也很少把它们看作一场其最终目的是要用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战斗。他们也没有怀疑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民主性质和政府的合法性。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才产生了工会领导人规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有很大作用的自我克制原则之一，即决不“为了政治目的而采取针对资方的行动”。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工会领导人始终坚持认为（也许甚至是相信）他们只是在团结矿工方面展开一场对资方的争执；此后他们就一直在同政府打交道的斗争中力求限制“政治的”影响范围。在他们看来，通过院外游说、游行、集会以及其他表达意见的方式从事“压力集团”活动是完全正当的，认为这种做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数目的问题，包括直接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在内。但罢工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必须严格限制在劳资争执的范围之内。近年来，这种态度已经越来越使工会在罢工中直接反对作为雇主的政府了；但这类行动并未违反自我克制的原则，工会领导人已经经常感觉到，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是多少有点“不民主”的，因为那是对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挑战。这对工会领导人影响很大，使他们无法很好地调度工会的力量。对比一下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和阿瑟·斯卡吉尔双方对1972至1973年冬煤矿工人行动的不同态度，也许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当时担任约克郡矿工工会主席的斯卡吉尔回忆道：
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阶级斗争。我们不是象他们在1926年那样在乡村草地上打板球。我们力图击败希思和希思的政策，因为我们是在同政府作战。谁不这样想谁就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梦境。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宣战，而宣战的唯一方式是要击其要害。要害是能源点：发电站、焦炭库、煤库、补给站。[18]
这段话在英国的“劳资关系”中是很不寻常的；它使许多工会领导人深感不安；他们大多数人也许会嗤之以鼻。他们用以表达他们思想的语言要平和得多；也不会引起那么多的好斗行径。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强大的影响促使“稳健派”壮大起来。其中之一是好斗态度和行动所遭到的怨恨，以及它们从雇主、报纸、大臣、议会议员和其他许多方面招来的猛烈攻击。自1924年工党第一届政府以来，工党的大臣们一直对罢工坚持其敌对的立场，并已表示巨大的决心，不惜采用政府的一切手段去挫败罢工。1966年的海员大罢工导致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痛斥“那些紧紧抱成一团的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即共产党人），说他们“现己决心要施展幕后的压力，使工会会员及其家属横遭莫大的苦难，并危害国家的工业安全和经济福利”。[19]在1978—1979年冬季的罢工浪潮中，工党的议员和大臣沆瀣一气，全面攻击罢工工人，其声调之高，从工党议员党团宣言的声明可见一斑，他们指责工会听任“残忍暴徒无法无天”，要政府记住它有责任去对付“与社会为敌的破坏行为”。[20]
所谓工会的“不合理”要求要对英国的经济灾难至少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说法，已经成为本世纪政治言论的主题之一，[21]报刊对此始终不懈地进行宣传，到了“劳资关系大动荡”时期，更是往往达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这种无休止的猛烈攻击和斥责，报刊从来没有登载过反驳的文章。
工会领导人自然受其影响。他们关心自身的声誉，也关心他们工会以及一般工会运动的声誉；他们完全明白，好斗精神得到低的评分，“稳健态度”却可得到高的评分。这也许不是形成行为和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加强了已经颇有发展的主张审慎的思想倾向，也有助于工会领导人在提出他们的要求时处于守势。[22]
他们卷入政府事务这一点并非与问题无关。恰恰相反，这同样很有可能使他们更趋向于表现出“稳健态度”、“负责精神”和“政治家风度”等受人赞扬的特征。有斗争性的工会工作者必须遭受敌视、谴责、辱骂和孤立。“稳健的”工会工作者肯定能够得到赞扬、尊敬、重视、“荣典”、政府赠予的官职以及公共生活中公认的地位。这些是强大的吸引力：工会领导人受这些吸引力的影响并不足怪，而他们并不更加彻底地屈服于这些吸引力，才是咄咄怪事。
他们不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工会内部对他们有所约束，特别是因为内部存在着一批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工会领导人一直同好斗的左派进行斗争，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他们始终是真正的工会领导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他们会员的利益。他们往往是政府部门的可贵盟友，但他们并非政府部门的走狗。
从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起，这些工会领导人就企图影响或控制工会的共产党人作不懈的斗争。英国职工大会偶而还通知各个工会，要它们宣布共产党员没有资格担任工会职务；有一些工会（例如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在1928年，运输和杂务工人工会在1949年）确曾明确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工会职务。但是不管有无禁令，共产党人始终遇到了坚定不移的抵制。
并非工会的所有好斗的会员全是共产党人；但大部分共产党人是有斗争性的。这对工会领导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能够把所有有斗争性的人斥责为共产党人或者隐蔽的共党分子，甚至把他们说成是怀着别有用心的阴险目的打进来想颠覆工会的莫斯科代理人。然而，还须指出，“稳健派”工会领导人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很久就已经同他们工会中好斗的分子作斗争了。当时主要问题常常是工会中的左派提出一些希望采取战斗行动和激进的革命计划的要求。正是这些要求，工会领导人认为是不合时宜，毫无必要，不负责任，有害无益和自招挫折等等而首先要对之进行斗争的。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不重要；但不管是谁提出好斗的要求，共产党问题同好斗的工会方针和策略对“温和的”工会方针和策略问题相比究竟是次要的。
在经济紧缩和发生危机的几十年间，工会领导人在遏制劳资关系动荡不安的过程中同左派的斗争显然具有极大意义。左派积极分子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中进行活动，而这个结构是受那些一心想挫败他们的人的有力控制和支配的，牢牢掌握指挥权的工会领导人可以采用许多办法去孤立和击败左派批评者和反抗者。
如果那时工会的大部分会员富有战斗精神，置身于斗争之中，并有“阶级觉悟”，那么工会领导人在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人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就不会那么显著。但积极分子总是占少数，极左的积极分子总是少数中的少数。广大工会会员大都是被动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持超然态度，至少在工会领导人用以结束总罢工的方式造成了工人运动的惨败之后是如此。[23]工会领导人始终可以信心十足地指望他们的执委会和代表大会对他们的政策和立场给予支持。
尽管如此，他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他们通常能够击败左派，但是无法把他们清除出工会。共产党人继续在地方工会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之大却超过了与人数的比例；其他的好斗分子也仍旧使这些领导人感到烦恼。这不仅由于他们坚持不懈，还因为劳动条件和经济状况不断地产生只有左派积极分子才能提出的不满和要求。官僚衙门的和其他方面的遏制手段减少了压力，但无法把它完全消除掉，即使在积极分子处于逆境时也是如此。
正统的工会领导人对其下属工会以及整个工会运动的牢固控制，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但是，来自下层的压力以及一些主要工会领导人员的更迭慢慢地开始影响工会的立场，使之产生明显的转变。在工会上层（或者就这个问题来说也在下层）并没有多大的思想变化，而倒是战后年代曾经控制工会运动的那批人在一些较大的工会中被换下来了。他们的接班人并不那么坚持右翼工党政策和冷战时期反共主张的模式；他们被迫以不太消极的态度来回答好斗的压力，并且不再毫不犹豫地把那种压力归因于坏人的阴谋诡计了。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在各个工会的这些变化，以及基层群众战斗精神的高涨，使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加深了历来所保持的看法，认为工会是造成英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并认为这种情况也构成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历届政府花了不少心思和努力想找到至少缓和一下这一问题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企图把工会同自愿或强迫的、以那个名义或用稍为好听一点的名义提出的“收入政策”联系在一起。前面已经指出，威尔逊政府和希思政府也都作过尝试，想限制罢工的权利和罢工行动的实际效果。然而，这种措施从英国职工大会和各业工会领导人方面引起了总罢工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未见到过的猛烈反对，而那种反对甚至包括出于明显“政治目的”的罢工行动和扬言要举行罢工的威胁。这是正在刮起来的新的风潮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就连这一条清规戒律当时也被违犯了。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对厂一级的工资谈判享有更为有效的控制权，减少工厂工人代表的独立性；另外还提出了要求实行“企业民主”的建议，希望实行以后可以激发工会内部的更大的“责任感”。
这些方面的种种企图收效甚微；1979年5月当选的保守党政府的主要课题之一是需要抑制“工会的权力”。[24]但是，不论对于工会会作何评论，根据历届政府的观点，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工会本身“过分强大”，而在于它们不再能依靠工会象以前那样充当控制其广大会员的有效代理人了。这意味着社会安定的一根重要支柱已经变得不那么牢固和可靠，这就必然使得制约冲突和压力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让工会承担该项任务的大部分责任是极其方便的；但是，如果工会不再能够或者不再愿意象过去那样承担那么多的责任，政府本身就只好更加直接和公开地进行干预了。这势必导致“劳资关系”的不受欢迎的“政治化”，并且更容易引起政府和工会的直接对抗。
工会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极大地影响了工党。工会领导人在建成了工党之后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头脑清醒地帮助工党的政治领袖使它走上谨慎改革的道路，相信这是促进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道路。工人运动中产业派和政治派的观点和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工会领导人愿意并渴望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充当工党领导人的“禁卫军”,保护他们来对付那些在党的年度大会上拥有阻止议案通过的强大表决力量的左派批评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从六十年代起，这种一致性在限制工资之类的问题上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是造成也许可以称之为工党在此时期的遏制政策危机的一项主要原因。
二
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压力集团和政治组织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他们都力图对政府、对人口中的某些部分以及对整个社会施加影响。但是，历来对基层政治积极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则是各个政党。在英国，由于两大政党在本世纪一直占据压倒的优势，通过政党表现出来的政治活动极为集中。左右两派的积极分子有可能在保守党或工党之外找到一些政治组织并在其中开展工作，但是，自从二十年代以来，政治积极分子主要争取施加影响的，则是这两大政党。
另一方面，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已经不断地力求挫折政治积极分子专心致志地加以磨砺的锐气；并且，既然有看法和目的上的这种分歧，负责政党的那些人就往往用复杂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在工党内，他们不能不欢迎和鼓励积极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承担各种活动、任务和繁琐的日常工作，从而使他们的党在各选区有目共睹，而这是无法用其他的办法所能保证的，因为工党不得不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基层工会的积极分子为全国性政党提供了永久的和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们充当从中心到边缘的“传送带”，支援在位的议员和议会候选人；并且在选举时期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服务。两大政党都是选举的机器，一般说来把大选看得高于一切；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贡献，这两部选举机器都会停止转动。
如果积极分子心甘情愿地起这种纯属次要的作用，他们的领导人就不会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产生复杂的心情了。但是积极分子，至少是有一些积极分子，从来不曾满足于起一种纯属次要的作用；他们也想影响党的政策，甚至想制定政策。在保守党内这种情况没有象在工党内那样成为问题，因为政策的制定对工党的政治生活来说一向是很重要的。保守党积极分子受制于其领导人权威的尊敬、忠诚和顺从的观念，其受制的程度要比工党大得多。还有，根据正式的党章，他们不能参与制定政策。那种权力全归党魁掌握；虽然积极分子可以希望党魁和党的主要人员考虑基层党员在党代会和其他集会上表达出来的意见，他们却不能在年会上要求拥有任何“最高的”权利。
这些压抑的方法之所以有效，其最重要的原因已在前面提到：那就是保守党积极分子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他们可以信赖自己的领导人；他们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向总是注意反映他们广大党员的意见、信仰、意愿、希望、偏见和憎恨。有些——也许是很多——保守党的积极分子可能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过分热衷于妥协与和解，在捍卫积极分子对真正保守主义的看法方面不够有力。但这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分歧：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则上的和观点上的重大裂痕，对于保守党的最终目的基本上也没有不同的看法。
工党的情况却不然。与此相反，在工党领导人和工党左派积极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持久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涉及具体的问题和政策，而且关系到党的根本宗旨。它往往被工党领导人进行艺术加工使之臻于完善的大会上的花言巧语所掩盖，它仍然对党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种格局一直不变：从工党历史的第一页起，它的领导人就一直扮演了一种矢志不渝和毫不倦怠的十字军武士的角色，反对那些他们认为无知、愚蠢、破坏选举和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要求和政策，而用西德尼·韦伯1930年的一句名言来说，那些要求和政策是由“狂热分子、盲从分子和极端分子占多数而毫无代表性的渺小团体”[25]所影响和操纵的选区党部提出来的。任何工党领导人从来没有利用他们的指挥地位去强迫要求难以驾驭的积极分子接受比较激进的方针，实际的趋势总是适得其反。领导人的权力越大，激进的方针就越少，反之亦然。罗伯特·米克尔斯[26]写道：“无庸置疑，党组织的那种寡头政治的和官僚主义的倾向是技术上和实践上必然要产生的问题。”[27]但是这番话没有提到思想意识问题，也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实：工党领导人由于全力推行一套方针政策，需要保护他们自己不受那些致力于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方针政策的积极分子的攻击；他们自然要采用中央集权和减少外围权力的办法来竭力防范他们的积极分子。在庞大的组织中，确实还有导致寡头政治和官僚主义的其他一些理由，但那种趋势在工党中得到大力加强，则源出于工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的思想分歧。
工党总是正式奉行一套党内民主的做法，集中体现为党的年会拥有最高的权力。工党领导人习以为常地提到他们所说的工党同保守党之间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差别。实际上，工党领导人至少到最近为止对他们的信徒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保守党领导人差多少。理查德·克罗斯曼[28]在其为巴奇霍特《英国政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道：
由于工党没有力量象它的对手那样维持一支领取薪给的党的工作人员大军，它需要斗争性强的党员即有政治觉悟的社会主义者来做组织选民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些好斗分子往往容易成为“极端分子”，那就需要订出一种规章，用明显地创造党内充分民主空气而同时又不让他们掌握实权的办法来保持他们的热情。因此，一方面要在原则上把最高权力下放给年会的代表，并通过工会的反对议案的投票实际上取消其大部分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要让议会的工党党团享有完全的独立地位。[29]
这确实是这一体制直到最近几年为止运行的情况。积极分子不时取得了胜利，其中堪称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取得的最杰出的一次，是在1944年年会上击败党的领导人，使公有制的提案得以通过的那次胜利。这些提案后来用不那么激烈的形式写成《让我们面对未来》这一纲领，而工党就是依靠这个纲领进行战斗并赢得1945年7月的大选胜利的。他们还取得了其他几次胜利，甚至在工党领导人占压倒优势的全盛时期也不例外，那时党内积极分子还是有能力扭转政策的。人们也可以这样说，要不是有那些积极分子能够施加的影响，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本来还会比实际采取的政策更加“稳健”一些。积极分子具有一些影响这个事实，是他们得以留在工党的极端重要的因素。如果他们的领导人掌握全面和绝对的控制权，以致不容对他们的任何挑战，这些积极分子本来会丧失信心，工党就无法使他们留在党内。事实上，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助长了他们的希望，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施加更多的影响，甚至开始控制工党。
与此同时，工党领导人仍旧过分严格地控制了政策，牢牢地控制了年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即使偶尔在年会上遭到失败，他们也多半能够安然无事地不顾他们所反对的决议。一个著名的例证是1960年的年会，那时休·盖茨克尔在防务和单方面核裁军问题上被击败，他甚至在预料到他就要面临不利的投票时还发誓要“战斗、战斗、再战斗，以恢复工党的稳健、诚实和尊严”，其实就是说他要拒不服从大会的决定，竭力加以改变，结果他确实这样做了。[30]工党领导人还可以用那种带有荒谬词义的概念为其拒不承认年会的最高权力辩护。例如，1979年盖茨克尔曾同意说：“在我们这样的民主政党里，把重大的政策问题在大会上辩论清楚，求得最后解决，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但是，他接着又说，“如果未来的工党政府在任何时候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要以某种方式按照大会的决定办事”，[31]那是不对的。哈罗德·威尔逊在1970年用同样的语调说，谁也不会建议；一个政府“由于要在大会所产生的并由大会要求写进宣言中去而由党纲规定的广泛战略范围内行事，因而就必须首动实行每一届年会的每一项决定”。[32]但是，积极分子的大部分并没有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地遵守大会的每一项决议；他们倒恰恰是希望自己的领导人“在党代会制定的广泛战略范围内行事”，并力求遵守党的各项决定的精神。他们也并未坚持要求给予年会以最高的权力，以及更大程度的党内民主这一令人着了迷的立宪政体的产物，这完全是由于有了以最广泛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的认识，即不能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会推行积极分子所需要的左倾政策。上述的态度还出于这样的希望（这里不论其是否合乎实际），那就是他们也许能够促使那些领导人承认社会主义的优点。左派积极分子想要避免的，是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领导时期发生的那种情况，用刘易斯·明金的话来说，那时“由于政府推行一系列同党代会决议明显相反的政策，党代会的权力降到了新的低点”，并且那时“对于政府的政策将在党代会上遭到挫折的预言一再重复，也一再毫不灵验”。[33]工党在前六年的极度失望之后，于1970年又在大选中失败，这给了左派的活动以新的促进。1974到1979年的工党政府经验，加强了积极分子实行变革的决心。1974年2月，工党的竞选宣言保证要实行“一次根本的和不可逆转的调整，以改变权力和财富的比重，使其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但这一保证没有能够改变执政工党实施政策的正统做法。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工党领导人历来对工党内的决策过程享有的控制正在开始受到严重的损害。那种控制权的远为重要的因素，即工会反对议案的投票，已不再确有保证。工会领导人无论如何已经发现自己在工会改革和“收入政策”问题上同工党内阁意见不一，在工会内还受到积极分子的压力，往往不得不加以注意。
对领导人员支持的动摇，在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也有反映。[34]屡见不鲜的情况是，这个党代会决议的“监管员”虽然长期以来是表现领导人的意志和惩罚左派的可靠工具，如今却往往把工党的首相及其高级同僚置于少数派的地位，并使他们受到非常难堪的批评。即便如此，工党的研究书记在回忆1974至1979年期间的情况时还说，“尽管我们努力起草周密详尽的提案，对工党政府而言全国执委会的地位实际上只是一个压力集团的地位，是许多这样的团体当中的一个而已。因此，我们的许多代表团，请求、声明和决议就同其他许多压力团体的结局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能够取得若干小小的成就，但在改变工党政策的方向方面，却很少有实质性的进展。”[35]
然而，工党政府在1979年5月的大选中被击败还进一步松动了领导人员对党的控制。在此后的两年内，各选区和各工会的积极分子在“争取工党民主运动”这样一些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组织的帮助下，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往目的成就：这时不仅工党议员必须经受更加严格的改选过程（至少在选区党部有此愿望的地方），而且工党议会党团也丧失了它在选举党领袖和副领袖时所享有的垄断权，这时不得不与各选区党部和工会在工党议会党团处于少数地位的选举团中共享那项权利。关于给予全国执委会在工党选举宣言的内容上有最后发言权（而不是让全国执委会和内阁或影子内阁共享这项权利）的提案，在1980年的年会上以及接着在1981年的年会上被否决了，但这个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似乎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决。[36]
* * *
这里值得说明一下，工党在孤立和“限制”英国一部分左派即共产党方面是如何取得成效、使之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的。
工党领导人象工会领导人一样，并同他们结成联盟，从一开始就对左派的一些小团体抱敌视态度，斩钉截铁地拒绝接受它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欢迎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联盟的决定，因为这个联盟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于1900年刚成立时即正式参加，旋于1901年退出，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几年，他们大力反对比他们左倾的种种充满着好斗精神的运动。但是，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19年第三国际建立，他们和他们左倾反对派之间的分裂有了组织上的和尖锐得多的形式。从1917年起，工党领导人一直厕身于社会民主运动内部欧洲布尔什维主义主要反对者的行列，在战后恢复一种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民主国际趋势中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他们把工党本身看作那场斗争的主要工具。西德尼·韦伯在1918年11月给一位记者的信中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法。他写道：“防范‘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好手段是议会中的一个强大的工党，它反映群众的不满情绪，披露群众的疾苦……如果你想在英国发动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最稳妥的办法是能够消灭或者搞臭工党！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要恢复民众对议会机构的尊崇，工党必须继续在议会中有一个强大的独立党团，起着‘英王陛下反对派’的作用。”[37]
这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自然也指向了于1921年成立的英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工党领导人就把保护工党及其党员不受英共的挑战和拉拢，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起初，由于共产党所使用的策略和言论，由于他们能够说明共产党不折不扣地接受越来越由俄国人支配的、当时已经斯大林化的第三国际的命令，这一任务完成得相当顺利。但是，基本的分歧始终贯穿于思想信仰和政治观点的领域：共产党执意要对英国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主张在议会内外开展阶级斗争以实现这种改造，而把大得多的重点放在议会外的斗争上面。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任何问题，使那些致力于纯粹通过议会来推进工作的工党领导人完全不能接受。
1921年6月，工党年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批准工党领导人拒绝共产党要求加入工党的申请；1922年重申了这一决定。[38]在1923年的大选中，共产党员萨克拉瓦拉还有可能当上北巴特西选区的工党候选人，并且当选了。然而，由于1924年的党代会不仅再次拒绝吸收英共，而且大会一致通过，今后共产党员一律不得充当议会选举或地方选举的工党候选人；还一致同意不让任何英共党员成为工党党员。[39]这一限制在1928年又进一步加紧，规定选区的工党党部和所属团体一律不准邀请未被获准加入工党的政治党派的成员到会讲话。不久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英共不顾一切，开始推行一些极端宗派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他们指责工党领导人为“社会法西斯分子”，不可能与其合作。三十年代共产党改变政策，代之以结成反法西斯主义联盟，这时他们发现，工党领导人一如既往，仍旧坚决反对同他们合作。前已提到（见第二章），工党领导人对一些不大执行或根本不顾禁令的党员采取了某些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十八个月里，共产党人由于反对他们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的这场大战而陷于孤立。随着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他们的路线一变而为绝对支持战争；对于那时苏联盟邦英勇斗争的赞扬无疑地有助于说明随后几年共产党员人数大增的原因。[40]这种局面有很大一部分在二次大战结束时也许已经烟消云散，但同德国的冲突刚刚结束就开始出现的冷战造成了一种政治气氛，使得继续孤立共产党人的任务较易完成。工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准党员参加一大批“被排斥的”组织，也禁止他们同那些组织有任何来往，其所持的理由是它们受共产党的控制，而它们当中有许多也确实是那样的情况。这种禁令的后果之一，是实际上使工党的许多积极分子不能参加那些竭力反对殖民政策和军事冒险行为的组织，而从战争结束到工党政府于1951年下台为止，这个政府始终奉行了那些政策，并且在五十年代及其后的许多年，历届保守党政府也是奉行这些政策的。
这一点具有大得多的普遍应用的可能性，也有非常大的重要意义。如果工党本身成为带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源泉，它的反共行动本来就无需激烈抵制英国有些人宣传社会主义的努力，也无需竭力阻止富有斗争精神的活动。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本来会意味着一种社会主义传统同另一种社会主义传统的竞争：但工党一心想要培植的，只是社会主义因素少得不能再少的政治传统，它事实上是由改良社会的主张和费边社的集体主义组成的，不过其中掺杂一些好的提法罢了。
这种松散的混合物，同共产党宣传的思想相比，不是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认真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工党的反共观念实际上等于是反对左派那种主张在国内实行温和改良、在国外推行传统政策的一切想法。工党赖以开展行动的思想基础是薄弱的，这有助于说明它作为一个政党为什么从来没有作出任何持久的努力来传播思想；另一部分的解释无疑是，任何这种努力都避免不了讨论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危险学说，会碰到遭受污染的危险，正是不加过问为好。但最为重要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工党领导人决没有想到要把党当作传播思想的工具，而只是把它看作一部进行政治和选举活动的机器，其首要任务不是去动员人们改信社会主义，而是争取选票。内维尔·约翰逊[41]说得好：“各个政党都不深入钻研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问题。……英国各政党都没有做到（一般也没有谋求）深入了解社会的思想状况……”[42]这似乎低估了保守党已经深入钻研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程度，以及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程度。但这个问题同工党格格不入，至少就“从思想上深入了解”来说是如此。在英国有一些地区，工党确曾成为一种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然而，总的来说，工党还没有变成、也不想变成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这就大大削弱了这种思想在政治领域里的共鸣，从而相应地加强了保守势力在思想和政治上的控制。
三
格拉姆西[43]提出的称霸思想在近几年流传甚广，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使人注意到阶级统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它不仅依靠高压统治，而且通常甚至更依靠各从属阶级接受那些支持和加强这种统治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准则和观念。然而，称霸这个词有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它给人以事实已成定局而难以更改的印象，但所谓称霸，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从属阶级的“精神和思想”而进行的一种斗争过程、一种持久的拚搏和一种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霸的工作从来没有完成过。经常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在社会结构及其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由具体情况和事件所加强的颠覆思想，会在社会秩序的精神和道德防线上冲开严重的缺口，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后果。从保守的观点来看，这种危险显得更大，因为经常有许多人愿意并且急于想使他们自己成为颠覆思想的传播者；正因为从那个观点看来，这样一些人能够利用一个自由民主政权赋予的自由权利。称霸的努力在这里碰到反称霸的努力；必须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确保那些对社会秩序“发挥作用的”思想继续占据优势。
任务是要保卫社会秩序并使之具有合法性，这可以用两种办法来完成。积极的办法是歌颂它的优点，消极的办法是坚决表明态度，认为对于现有社会秩序的任何抨击以及任何激进的代替办法肯定非常糟糕，很可能是带有灾难性的。也可以把积极和消极的办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象我在谈到议会制度时指出的那样提出下列的意见：现有的制度可能会有一些弊病，但完全可以在其结构的内部得到改正。
许多不同机构对宣传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和劝阻破坏行为的任务作出贡献；它们之间一项重要的区别是它们鲜明的党派观念的程度不同。有些机构毫不迟疑地宣布这一任务是它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并且反而以此为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保守党，它有意识地力求作为一个主要的、毫不含糊的媒介，去传播保守的、自诩为正确的反社会主义思想。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爱国”社团、院外思想交流协会、期刊、杂志和报纸——旗帜鲜明地努力为同一目标服务。
然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绝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事同样任务的机构，并不把它列为它们的一项明显的目标，而是标榜它们“独立的”和“无党无派的”性质，矢口否认抱有任何思想上的偏见或偏爱。这些机构有很多都表明它们“不偏不倚”，甚至以“超脱战斗”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样一些否定和肯定的言论通常也不是为了想掩饰和欺骗而表达出来的：它们在发表那些言论时确实相信，它们是在阐明问题的真情实况。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它们并非如此，其所以发表那样的言论，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对“不偏不倚”和“党派偏见”的意义和性质产生了误解。真实的情况是，英国有为数很多的不同机构夜以继日地从事灌输思想的庞大事业，不过这一事业的性质往往被掩盖起来罢了。
为什么它们会用某种程度的巧辩和自信来提出那些主张呢？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思想灌输事业不象苏联式的集体主义政权那样从单一的来源开始，也不是从单一的理论或一组思想出发。与之相反，象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正象在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那样，有五花八门的思想传播来源，还有五光十色的思想，人们对此是不难加以说明的。而且，许多辩明现有社会制度合理合法的机构也是进行反对称霸的工作和斗争的场所。例如，各级教育系统就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总的说来，教育系统含有恪守成规和“起实际作用”这种意义的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也为反对称霸的努力提供机会；这种机会也被人们所利用。教堂是另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在全社会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事实上没有几个机构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拥护和反对现有制度这两大势力的抗争阵地的。
然而，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思想和根源，认为英国受到大规模思想灌输工作的影响这种想法都是确切的。如果说那种多种多样的性质表示两种互争雄长的势力大体上旗鼓相当、半斤八两，特别是如果说左右两派比其他抗衡的力量更其势均力敌，那就错了。事实上彼此力量悬殊才是普遍的现象。五花八门的主张基本上发生在拥护现有社会体制的思想范畴之内；在那范畴之外，人们所掌握的手段远较拥护现有体制的力量为少。而且，后者紧密团结，目标明确，也远非对立面所能望其项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左派比右派有更多的分歧；左派的主要一部分，即工党，就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攻击现状这方面来说，充其量总是扮演了一个态度极其暖昧的角色。而工党领导人在向党内外左派发起攻击时，态度却毫不含糊。他们神态沮丧地发表预言（带有自我应验性质），说如果工党要采取左派所鼓吹的教条主义的、不现实的和有害的政策，那么，“它就会在非社会主义者的正派男女公民”手下遭到选举的灾难。著名的前工党党员，从麦克唐纳和斯诺登[44]到最近的社会民主党继承人，也已屡次使同样那些男女公民警觉起来，提防左派带来的危险。菲利普·斯诺登在1931年大选中把工党说成是“发了疯的布尔什维主义”。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关于那个题目有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或多或少窜改了本来的意思。但所表述的要点仍旧不变：左派是祸水。说这种话的，居然是工党的成员或者新近在工党内当权的人，这对保守主义的势力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保守党的或前保守党的大臣以及保守党其他主要人物，极少象这样给变革力量效劳。这种人极少象他们的工党对应人物那样，使用尖酸刻薄的话来指责保守主义、他们的旧友和同事、保守党积极分子或保守党本身。
* * *
英国的广播电视以及如报纸这样的其他通讯手段，就其不受当时政府的直接指挥或控制而言，是“独立的”机构。把这一点说成无关紧要是荒谬的。就这类机构来说，摆脱国家和政府控制的任何程度的独立地位都是值得珍视的。但实际上这种独立地位比通常所宣称的要脆弱得多和有限得多。尽管无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这些机构大多数实际上是灌输保守思想的机构。
拿英国广播公司来说，它的第一任总经理约翰·里思在1926年总罢工期间就该公司的真正职能写信给首相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如果说英国广播公司为人民服务，政府也为人民服务，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公司必须在这场危机中也为政府效劳。”[45]在那同一场危机中，当政府决定不“征用”英国广播公司时，他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希望能够说他们并未征用我们，但他们知道他们能够信任我们是不会真正不偏不倚的。”[46]
然而，当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而且以后也不是。可以假定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里思本人不仅在全国危机时期，而且在他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的漫长时期，都给该公司打上了深深的正统烙印。当艾德礼在1931年选举后抱怨说反对派未能获得足够的广播时间的时候，人家对他“一笑置之”。[47]这充分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工党在英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是比较薄弱的。
在这方面，工党的地位由于发生战争有了很大的改善，它在1945年作为多数党工党政府执政之后，情况就更其如此。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为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应当“保持平衡”（当时确有此需要）的想法，却被解释成为应当继续保持英国广播公司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一贯持有的强烈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不象以前那样有利于保守党而不利于工党，而是更多地和在许多方面更加意味深长地有利于以力量雄厚的保守主义为一端、以工党右派和中派为另一端所组成的圈子当中的一切思想观点。
到了1945年以后，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其他许多机构）才发现了极为有用的道理，即如果一位工党议员象大多数工党议员那样属于右派或中派，那么，当一位保守党议员同他对抗时，“保持平衡”和“稳健态度”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位主角之间的基本一致也并不排除激烈的争论：正好相反，他们可能很容易对许多不同的问题发生一场面红耳赤的辩论，从而提供了一种类似真正政治论战的场面。从四十年代起，工党右派议员以及总的来说倾向于工党事业的代言人，帮助广播和电视台满足“保持平衡”的要求，并同时帮助它们把政治问题的讨论，限定在战争年代大体形成和在战后年代得到巩固的一致商妥的范围之内。这种商妥规定得并不严格或者死板；但它却确实牵涉到要洛守的一些基本立场。其中之一是全心全意赞同“混合经济”，实际上就是接受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永恒的观点。另一个这样的基本立场是拥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美国的结盟和核武器。也许最重要的一条是接受这样一种见解，即一切通情达理的男女公民，不管属于工党、保守党或其他任何政党，都可以抛开他们的政治分歧，找到许多共同的立场，并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过于偏执，性情乖张，而且惹人生厌。
当然，在广播和电视上能听到不一致的意见。但正由于意见不一，它们自然针对当时流行的“一般看法”发生争吵，人们可以认为它们是极端的、教条主义的和荒谬的见解而不予考虑；还有，当它们关于俄国、冷战、美国、防务等问题发生争论时，它们也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和不爱国的。
不足为奇的是，如果照现有的组织方式继续办下去，英国的广播和电视就会成为拥护现有社会秩序的宣传阵地，以及传播那些远比以前更为维护现状而不是反对现状的思想和机构。如果“保持平衡”意味着保守党的正统意见应当同工党的正统主张相配，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是毋需化多大力气的，这正是现在广播和电视部门通常力求达到的目的。如果越出这个范围，那就成为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1936年，厄尔斯沃特广播委员会的报告规定了英国广播公司同政府之间关系的条款，其措词至今仍旧是恰当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地位，是在日常业务管理上保持独立和最终受英王陛下政府控制的一家公司”；但报告急忙又补充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该公司和政府部门对于有关公共利益的方案实际上持有分歧的看法，或者认为该公司已经受到任何意义的强制或不适当的干涉。”[48]虽然广播当局和当时的政府（或反对党）之间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紧张、麻烦和冲突，厄尔斯沃特委员会认为存在着的和谐一致的状态却从那时到今天已经事实上支配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主管广播的那些人已经成为对政府唯命是从的奴仆，而在于他们已经明确地处于保守党和工党双方的男女“明智”人士的思想范畴之内。有了这种一致性，从事不同棘手工作的人们之间就理所当然地至多只会出现一些正常的、易于处理的冲突了。“最终控制”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产生出来并引起重大的危机了。
理查德·霍加特关于筛选电视新闻的一些言论，在这里值得大段引述。霍加特教授在为格拉斯哥大学新闻报道小组关于选择电视新闻的一份研究报告所写的前言中，谈到选择新闻方面最重要的“过滤纸”是：
我们呼吸的文化空气，我们社会的整个思想气氛，它们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可以说，另一些事情最好不说。从早晨广播新闻和漫谈节目，正如贯穿于电视新闻中的整套读者直观背景图象和言语一样，都散发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那股不知不觉的全部压力，它要求绝对肯定现状，认可“普通人”现有的态度，使拒不顺从要求的人灰心丧气。[49]
说得真好；但它只字未提有助于思想一致而施加的完全有意识的压力。霍加特教授好象为了要反驳这种批评似的，接着就拒绝他所说的“低级阴谋论”和“高级阴谋论”。然而，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为这些理论辩护而不是反对它们，那也许情有可原。例如，他说在“低级阴谋论”中，“假定有人下达命令，这个该播放，那个不该播放，还有上头打来电话，决定应当强调什么等等”。他承认，“有时候是有这种压力的”；“如果否认它们存在，那是幼稚可笑的”。但是，“它们并不象有些荒诞不经的人喜欢想象的那样屡见不鲜和重要”。[50]霍加特教授也许是对的；但人们不免要感到疑惑，他怎么知道打这种电话的次数多少，或者它们是多么重要。在任何情况下也毋需打许多电话来制造某种气氛。
至于“高级阴谋论”，霍加特教授说，它不依靠“由唐宁街直接下达命令”的思想，而是依靠以下列思想为依据的“远非直接的渠道”：
日程排得很紧，关于它采用哪些，删掉哪些和强调哪些；决定的因素并不是直接的命令，而是许多比较隐蔽的力量，首先是招聘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过程（使真正不同意现有“新闻”概念的人进不来或呆不住），其次是虽未明言但明确地传来信息，说明这就是你要处理诸如种族问题、汽车工业罢工问题或北爱尔兰纠纷问题的方针。这样，凡是各新闻机构在日程安排上受到这种不露声色的控制时，都很少需要施加直接的压力。[51]
这种说法似乎十分令人信服；霍加特教授本人就说，这是“一条可以长期有效地遵循的方针”。他接着说，但是它并不“始终给你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因为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局施加这种压力，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情况还要厉害得多。而且，“在象英国这样的商业民主国家里，日程并不是全部排死的，广播部门的有些人员确实还认为“要紧的是避开外界的一切压力，力求做到客观和不偏不倚”。人们也许容易承认所有这些限制的条件，但不能说它们可以推翻霍加特教授所指出的情况，即在广播和电视台播放新闻时事节目时，存在着强大而有效的压力以求保持一致。
里思勋爵的后任之一、担任英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的休·格林爵士，曾经用一些也是饶有风趣的话驳斥这种关于压力的概念。他说：
英国广播公司处理业务的最后责任由我们的董事们承担，他们是女王御前会议、即当时的政府任命的。他们一经任命，就为了英国广播公司而不是为了政府或者他们作为个人碰巧寄予同情的其他任何政党的利益行事。他们被正确地说成是“国家利益的受托管理人”。[52]
但是，“受托管理”这一概念并不排除保持思想一致的强烈倾向，也不排除强调重视政府和官方的观点以及前已指出的里思原则。安东尼·史密斯说过，“新闻是广播组织或编辑部对政治现实问题看法的内在化。它几乎是程式化地表明该组织本身对它正在向其广播的社会的看法。”[53]但那种描述不可能对现有的权力和特权结构持多大的批判态度；这个广播组织的“政治现实感”只可能同当局的意见一致。
在很少有的情况下，“政治阶级”对重大问题发生严重的分歧，这时附和“官方”意见的倾向就不那么明显。1956年向苏伊士运河出兵的事件是个恰当的突出事例。这类事件以及政府和广播当局经常发生的意见分歧，说明广播和电视台并不单纯是官方宣传的机构；但这并不是说，抛开它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不谈，它们也不是这样的机构。随着危机和冲突不断增多，它们的这一部分活动也一定会有所发展。
所谓英国享有“独立的”和“政治上不偏不倚的”广播系统这种说法，只有在对这些字眼加以极其狭窄的和非常容易使人误解的解释时才是站得住脚的。按照扩大一点范围和更为确切的意义来讲，那种说法是错误的，分明是无稽之谈。因为这类体系在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并且事实上也有认为它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存在的观念。根据现有体系所能希望达到的最好目的，是它应当对社会上的主要势力少带一些偏向，并且它应当使人有可能对那些占据优势的思想和有稳固基础的机构提出更多的批评意见。然而，凡是趋向真正“平衡状态”的任何步骤都首先需要彻底改变社会本身的各种力量的均势，同时需要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十分强大的工人运动，足以建立一个广播系统，这个系统有它自己的电台，可以同代表其他社会一政治力量和利益的其他电台一起播送节目，在一种真正多元化的局面下进行竞争，而不是错误地标榜“不偏不倚”和“无党无派”。
* * *
与英国广播公司和商业广播电台不同，报纸大抵不受政府控制。它们确实在一系列强制措施之下工作，受从诽谤法到国家保密法案和“D”号通知等项的约束。“D”号通知在形式上是想就防务问题的报道对报纸实行限制，但也可以被用来和解释为包括与防务无关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一点，报馆不象广播当局那样要履行许多义务。对于广播当局，政府是最后权威；对于报界来说却不是如此。这便是传统上所说的“出版自由”。然而，这种解释掩盖了其他一些限制措施，那些措施影响报纸，把大多数报馆变成拥护现状派的机构和保守主义宣传的喉舌。
在这些限制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报纸列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部分——不仅是一种生意，而且是一种大的买卖。有一位作家指出：“1973年，三家最大的联合企业控制了全国星期日报刊发行量的百分之七十二。”[54]第二个重要的限制在于报纸按另一种意义来说是商界的一部分，即它们依靠客户惠登广告来维持它们的业务。
报馆老板可能但不一定采取直接影响其报纸的办法，刊登广告的客户所施加的影响也许根本不是很大的。但报纸是商界的固有部分这一事实，养成从业人员强烈的正统观念。编辑和资格较老的记者也抱着那种心情注意维持同政府、大臣、公务人员以及政界和行政部门其他重要人物的良好关系。
然而，这些限制并不十分粗暴地对待那些实际负责报纸工作和在新闻界的等级制度中占据权势地位的人，这完全是因为，尽管他们大部分人是报界所常有的不拘小节的“民粹派”类型，他们却具有同商界和政界一样的想法和观点。极大的可能性是，如果他们不抱有那样的想法和观点，他们本来就不会占有他们现在的地位。但这个问题毋需多加推敲，事实是英国每家重要报纸都局限于前已提及的较为狭小的思想范畴。有些报纸比起其他报纸来对资本主义企业持更多的批判态度，但它们都热烈地拥护“混合经济”，反对任何激进的代替办法。有些报纸比其他报纸更加恶毒地反对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运动，但它们全都反对它，它们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在尖锐的社会危机时期便迅速消失，那时它们就众口一词大肆谴责和造谣中伤。有些报纸鼓吹的爱国调子比别人高，参加冷战的劲头比别人足；但从1945年以来它们当中没有一家不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给予全力的支持。[55]有些报纸支持保守党人；另外几家支持右翼工党、自由党或者社会民主党，或者同时支持几个党；它们还可能不承认自己属于哪个政党，因而自认为是“不偏不倚”和“无党无派”的。但它们没有一家曾经支持过左翼工党，更不用提比这更左的党派了。相反，它们都强调其首要任务为声讨左派的所谓居心叵测、虚情假意和缺乏爱国热忱；而且它们对于任何担任左派领导的人——五十年代的比万，今天的本——都同样猛烈地加以攻击。看看英国的日报，你就一定会对报纸五花八门的版面编排、风格和内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就重要的政治设想和政治观点来说，那种给人留下的五光十色的印象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坚持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基本一致性，纵然偶尔（甚至经常）发表一两篇左倾人士的来稿也不能减轻上述的情况，而只是作为基本内容的保守主义给表面上的多样性另外增加一点色彩罢了。[56]其他任何重要的证据都不如报刊的性质更能证明英国工人运动较为软弱及其“非称雄一时的”地位，因为除了发行量很小的共产党的《晨星报》之外，工会和工人运动自1921年《每日先驱报》易主以来再没有一家可以依靠其支持的报纸了。
为报界辩护的人往往争辩说，报界只是反映读者的观点、态度和好恶。然而，现在所争论的是关于报纸政治内容的性质问题，就这方面来说，还没有迹象表明它们的读者或者它们的许多读者会不喜欢看到比报刊现在提供给他们的见解较为激进的意见。报刊的保守主义并不反映所谓工人阶级读者的保守思想，而是反映那些控制报刊政治内容、力求将他们自己的旧信念和好恶灌输给读者的人的保守思想。在这方面，报刊是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象念经那样天天歌颂现有体制的优点，天天象念咒那样力图祛除任何代替现有体制的激进体制。
* * *
在保守主义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思想交锋中，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历来是比较复杂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可以一分为三；一类力求维护和加强现有的社会秩序；另一类力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进行改革；还有一类竭力主张对整个社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守旧的知识分子往往鼓吹这种或那种改革，改革派知识分子往往宣称他们致力于实现彻底社会主义的制度，但认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不应急于求成；决心争取全面社会主义改革的知识分子也要求立即进行改革，但关于如何实现他们比较激进的更大目标，在他们内部有很大分歧。而且，有一些知识分子曾经致力于改革，甚至主张实行革命，但往往终于改变立场，跻身于保守派阵营。即使如此，在识别不同的重大思潮时，这种三分法似乎还是有用的。
英国的知识分子[57]，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在较小但极其明确的程度上一般属于一、二两大类型。相比之下，第三类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二十世纪也是如此。诺埃尔·安南（现为勋爵）[58]在谈到“知识界”时写道：“这个名称源出俄语，指那些超脱于家庭关系之上的、从事革命或文字工作的集团中正在想要转变但无计可施的成员。”厌恶的情绪是明显的和剧烈的，安南勋爵还在那个知识界和英国知识界之间作了他认为有趣的对比，说“英国知识界一贯主张对公认的机构进行逐步的改革，并能周旋于思想界和政府之间”。[59]再说，“英国人习惯于通过一系列已经确立的机构进行工作，并且只有在情况证明有其必要时才改变那些机构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习惯是我国知识界强烈地显示出来的特征”。[60]
对英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概括说明是确切的。如果“知识界”一词用来指明或多或少与其社会和政权疏远的知识阶层，那么英国就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可言。英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显然并没有超然于物外，安南勋爵所谈到的“思想”界和政府部门确实在许多地方是互相交叉的。[61]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大批知识分子才感到真正与当权集团和生活无缘。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里，也许只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具备合格的条件，尽管六十年代以后也可以这么说。
在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甚至改革派知识分子由于同他们的社会和政府关系密切，心怀忧虑而不是希望来看待工人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既然他们普遍拥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欢迎所谓工人阶级是现有政治制度的掘墓人这一概念。他们不想看到有人为它掘好坟墓。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同他们所属的各阶级一样怀有恐俱心理，害怕“群众”和他们（象近代的野蛮人那样）闯入政治行列的行动。从科尔里奇[62]到霍布豪斯[63]的所有保守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物，都对社会上的阶级冲突感到焦虑。他们认为，缺乏团结一致精神的社会必然产生这样的冲突。他们热切地详细研讨赖以增强社会团结、遏制和消解冲突的方法。
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宗教自然是最大的靠山，不断举行的无数布道会的共同主题是要穷人忍受一切，听天由命，俯首贴耳，唯命自从。[64]格林[65]在写给亨利·斯科特·霍兰[66]的信中提到有必要“使群众循规蹈矩”。格林于1855年进入巴利奥尔学院[67]，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在格林主持下的牛津大学，宗教是使其他一切问题黯然失色的最吸引人的问题。”[68]这种看法也许有点目光短浅：比较确切的提法似乎是，指导一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基督教成为增强社会团结的工具。这也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希望达到的目的。
曾对教育或者至少是某种类型的教育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有人在谈到象马修·阿诺德[69]、卡莱尔[70]和乔治·埃利奥特[71]这样一些人物时中肯地说：“他们同受过教育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指望全国的初等教育系统谆谆教诲下层阶级的孩子们要对大人毕恭毕敬，并使他们懂得应当怎样听从比他们优秀的人的话。”[72]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73]的思想体现了更大的忧虑；但是，就连最先进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对多数人统治的前景表示忧心忡忡。米尔不想为有钱有势人物的统治辩护。相反，他希望在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杰出人物的统治下实现适度的和有限的民主选举制，以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阶级立法”。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态度掩盖了这样的事实：的的确确是有产阶级在统治着国家；哪怕是着手调整一下力量对比，工人阶级也会增加很多实力。格雷厄姆·邓肯教授也正确地指出：“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大体上是贫富之间的区别，结果是从一个角度看来似乎旨在维护优秀人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要保卫财产。”[74]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改革在为遏制社会冲突和实现团结而提出的种种对策中开始占据中心地位；知识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往往鼓吹这种社会改革，把它看作对抗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对社会主义的最佳防御措施。但就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偶尔在社会改革和民权一类问题上同工人联系，转变到远为明确和“有机地”参加工人运动，并制定了比较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以威廉·莫里斯[75]为最突出的例子）转变到决心要致力于对社会实行革命的改造。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选定”劳工界并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它的一部分，尽管劳工界可能并不总是报之以同样的感情。八十年代的涓涓细流在以后几十年变成了一片洪水，并且随着工党作为一支重大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和巩固，力量又加强很多。
由于有文化和才干的专业人员力求指导未受教育的工会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改革派知识分子同工党和工人运动的关系在教学法上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早期的一位费边社社员格雷厄姆·沃拉斯指出，英国工人运动没有“一个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造就出来负责为工人阶级考虑问题的社会主义牧师”。[76]毫无疑问，费边社的许多知识分子本来不会贸然发表这样愚蠢的说法，但他们却会认为可以完全接受关于应当有一批指导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牧师”这一想法；并且他们是会把自己看作这批牧师的一部分的。
然而，重要的问题并不单纯是那种说法或明或暗所表示的“杰出人物治国论”；如果专门研究这一点，那就会忽略这样的事实：它主要是向工人运动提供的某种政治指导——避免“轻率的”斗争、不合理的战斗精神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争取在现有政治体制内按其政治、议会和选举程序，进行逐步的、零星的和温和的改革。
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同工党和工人运动的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一开始他们就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加强工党领导人的“稳健”倾向，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提供明确的防御方针并为这些倾向辩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工党知识分子自行组成了一支堪与工会领导人提供的“禁卫军”媲美的、工党领导人的思想“禁卫军”。
既然工党知识分子象我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在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上并不疏远，他们自然就想充当思想“禁卫军”的角色了。不管他们对现有制度的批评可能是多么真诚和认真，他们仍然在那制度中扎根很深，谋求零星的改革而不是大规模的改造。他们也并不怀疑，凡是想要改革的事都可以在已有的政治结构中实现，而这个政治结构离他们理想的民主制度所应有的模样不很遥远了。
那些并不接受工党领导人及其知识分子盟友的思想立场的左派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两个途径的任何一个。他们可以在工党里进行工作，争取工党领导人和其他愿意听取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政策的人改变思想。[77]或者他们可以设法使那些比工党左倾的社会主义派别、特别是共产党，或作为独立的作家和时事评论家，感受到他们的影响。令人颇为注目的是，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尽管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比以前多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选择共产党作为推行其政治目标的适当力量者，寥寥无几。二十年代，在工人阶级和自学成才的积极分子的培育和扶植下，主要是在共产党内，曾经有过生气勃勃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明。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指出：“在1926年总罢工后出现宗派主义障碍之前，马克思主义是战后工人运动意识形态中的活跃的组成部分，使工人阶级自我教育的热心分子能够通过工会、工会委员会、特别组织甚至工党的许多地方党部以及工人社团，得到广泛得多的听众。”[78]到了三十年代，在大萧条、1931年工党政府垮台、法西斯主义以及战争威胁的冲击下，才有较多数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发生兴趣。但是，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三十年代到处都没有取得象费边主义控制工人运动及其领导人的那种地位。
这种“费边社的”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那时新的几代工党知识分子以较其前辈更大的决心，同样从事清除工人运动各种激进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任务。他们宣称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不仅有害而且过时，因为“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已经到来，这种反对左派的意识形态斗争所用的武器，有些是从美国搬来的。在美国，为新资本主义辩护的著作在战后年代大量涌现，这方面一本在早期颇有影响的作品是加尔布雷思[79]的《美国资本主义：关于抵消作用的权力的观念》，出版于1952年。他几年之后出版的《富裕社会》在英国影响更大。1951年出版的《新费边主义论文集》是新时代的早期呼声之一；影响最大的要算1956年出版的克罗斯兰所著《社会主义的前途》，其基本内容是说明大家在过去工人运动中理解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理论事实上是没有前途的。
这种思想工作的锋芒大都指向对外问题，力求动员工人运动支持英美同盟、重整军备以及差不多是“两党赞同的”对外政策。休·盖茨克尔把工党知识分子和工党主要政治活动家的作用结合起来，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他在1952年对一名记者说：“今后几年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使工党支持英美同盟。”[80]他在1955年12月被选进工党的领导岗位之后，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达到那个目的，并教育全党坚定不移地拥护“混合经济”。[81]
我们当然不可能确切地说明这些活动究竟对工党积极分子、整个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有多大影响；但有理由可以推断，这种影响是不小的，特别是由于“修正主义的”工党知识分子在其对左派的战斗中受到了报刊和其他舆论机构的强有力的支持。我前已指出，决不是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倾心于左派；肯定有不少人已经被那些受到信任的工党男女党员争取了过去，他们以崇敬的心情注意听取那些工党党员的话。除了积极分子队伍而外，还有广大的工人阶级工党投票人和其他许多人，因此，工党和工会领导人以及大量的工党知识分子当时已经采取一致行动，攻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建议，这在形成他们的政治气候方面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英国工人阶级需要有弗兰克·帕金所说的一种“激进价值体系”、即要有一种“鼓吹对阶级不平等现象作对抗解释的道义机构”来说，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机构工作做得很差，不能满足那种需要，因此，它就更加难以抗衡也是帕金所说的“支配价值体系”，即一种“鼓吹赞同现有不平等现象的道义机构”。[82]工人阶级不仅必须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数机构每天对它的思想意识进行的攻击，因为那些机构的目标是要鼓吹承认现有的社会秩序；它还必须对付工人运动机构内部高谈阔论的人对它的思想意识的进攻，那些人象对等的保守派一样，坚决认为应当防范任何比工党“温和派”左倾的行动所带来的危险。
这种内外夹攻，无疑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冲击作用，减少了它的吸引力。但是，这种思想工作之取得完全成功，有赖于实现过去始终未能实现的某些条件——经济持续增长和变成“富裕”，消除危机，保持充分就业，改革集体服务事业和“生活质量”，减少阶级不平等现象等等。这些目标一样也没有达到，这一事实使思想和政治遏制任务难以完成得多，同时也大成问题。有组织的工人可能并不十分倾向社会主义；但他们在保卫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传统权利时，斗志始终不衰。事实上，他们的斗争精神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高涨了；因此他们也愿意倾听他们自己队伍中的积极分子的意见。尽管有了种种大胆的保证，说是要在终于摆脱了思想分歧和阶级冲突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里立即实行社会和解，但事实上依然存在着各个政党象过去一样无法加以遏制和控制的巨大分歧和冲突。这意味着政府比以前更需要对抑制压力和处理冲突的问题进行干预。政府在这方面起着无与伦比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下一章要讨论的就是政府在英国发挥这种作用的方式。
[1] 艾伦·福克斯（Alan Fox)(1920—），英国诗人、作家，1958—1968年曾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任教授。——译者
[2] 艾伦·福克斯著“关于多元论的神话和激进的代替办法”一文，收入克拉克和克莱门茨合编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会》，1977年版，第142页。
[3] 佩里·安德森著“工会行动的限度和可能性”一文，见《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会》，第333页。
[4] 值得指出，厂工人代表也要受“机构约束”。关于他们所起的作用，工会和雇主协会皇家委员会（多诺万委员会）在1968年说道：“把厂工人代表说成‘捣乱分子’，往往是离题太远的。所谓捣乱，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力求使混乱局而恢复秩序，厂方也可能会依靠他们的这种努力……此外，各车间通常在非正式罢工之前作出的决定往往是不顾厂工人代表的劝告而作出的。因此厂工人代表很少有鼓动工人采取违法行动的情事……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维护秩序，在产生混乱的时候对其会员起着约束作用。”（工会和雇主协会皇家委员会1965—1968年第3623号命令第110节，第28页。）
[5] 第一位驻贸易部“工人特派记者”约翰·伯内特是前工会领导人，他在1886年表示这样的看法：“近来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动乱非常清楚地表明，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是对社会秩序的莫大威胁；对社会革命来说，要算工会树立的碍障最为坚固了”。（贝拉米和萨维尔合编《工人传记辞典》，1974年版，第ii、74页）。
[6] “劳合·乔治在战时采用以退为进的精明方针，一般地能够使正式的工会领导参与政府的劳资政策，从而在工人群众中间孤立了持不同意见的分子”（黑格利：《大卫·劳合·乔治和英国工人运动》，1976年版，第132页。）
[7] 博纳·劳（Bonar Law)(1885—1923)，英国政治家，1922至1923年任首相。——译者
[8] 巴格威尔“三国工业同盟，1913—1922年”一文，见布里格斯和萨维尔合编；《1886—1923年劳工史论文集》，1971年版，第106页。
[9] 此事引起托尼给《新政治家》杂志写了一封令人难忘的信，谴责工党人员接受“爵位”，并且问道：“如果领导人是奴才，追随者们又怎能成为勇士呢？这当然是基于这种（虚妄的）假设，认为领导人希望追随者们成为一批“勇上”。关于这封信的全文，见1935年6月22日《新政治家》和托尼：《攻击和其他论文集》，1953年版。
[10] 参阅利奥·帕尼奇：《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业斗争精神。1945—1974年的工党、工会和收入政策》，1976年版。
[11] 勒鲁兹《英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和政治》，1975年版，第103页。
[12] 艾伦：《好战的工会运动》，1966年版，第49页。
[13] 1977年9月7日《观察家》。
[14] 希思政府于1970年颁布《平等工资法》。
[15] 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1945—），加拿大人，政治经济学教授、作家。主要著作：《社会民主主义和产业战斗精神：工党、工会和收入政策，1945—1974年》（1976年版）、《政治经济和政治权力》（1977年版）等。——译者
[16] 利奥·帕尼奇“自由民主国家中阶级合作主义的发展”一文，载1977年4月号《比较政冶研究》，X(1)，第80页。
[17] “工会提出的要求是以公正的思想为依据的，这种思想总的说来被雇主准备接受的条件所制约……对工会来说，其结果是他们的劳资谈判的目的受到挫折，不致妨害资本主义制度甚或不致不适当地使个别雇主感到心烦意乱。工会的要求很少企图改变资本家由于充分利用工人可能占有的市场优势而保持的收入和利润之间的比率。他们并不对以最大成就的可能性来衡量他们每一次行动，因为他们的全盘希望常常要打折扣，不能完全实现。”（艾伦：《工会运动》，第29—30页）。
[18] 1979年11月22日《泰晤士报》。
[19] 富特：《哈罗德·威尔逊的政治生活》，1968年版，第175页
[20] 1979年l月18日《金融时报》。
[21] 早在1901年，《泰晤士报》就发表题为“论英国的工业危机”的连载文章，文章中“几乎完全把英国的经济衰退归咎于罢工和限制性措施”（米德尔马斯：《工业社会的改治活动》，1979年版，第53页）。
[22] 工会运动居然没有一家日报（除了共产党的《晨星报》之外）为它说话。这充分表明运动所处的比较软弱的地位；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工会领导人居然没有下大力去打破资本主义报界实际上存在的垄断势力，创办一份当代的《每日先驱报》。
[23] 按照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紧急指示，总罢工于1926年5月3日开始，同矿工们的斗争紧紧团结起来，以反对煤矿主和斯坦利·鲍尔温政府。总理事会的号召受到了参加工会的工人压倒多数的支持，并且那种支持始终毫不动摇。但是，总理事会却在5月12日号召无条件结束罢工。关于他们的行为的解释，参阅密利本德：《议会社会主义。工人政治活动研究》，1961年版，第五章。
[24] 从那时以后通过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25] 麦肯齐：《英国的政党》，1963年版，第506页。在《社会主义前途》一书中，克罗斯兰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表达了反对积极分子的偏见。“我们当然不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抱着多管闲事的认真态度，瞎忙一起”，他写道，“也不希望谁都不肯平平安安地耕耘他的菜园……你并不一定需要在一个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社会里生活，在那个社会里，人人都积极参与政治，把晚上的时间全用来小组讨论，认为有义务担负起世界上的一切重任”（克罗斯兰：《社会主义前途》，1956年版，第341页）。更确切地说，他在1968年写道：“我国人口中大部分人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就会……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安定局面构成真正的威胁”[“处于危险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者”一文，载1968年11月号《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增刊，明金在其《工党代表大会》一书（1978年版，第277页）中作了援引。]
[26] 罗伯特·米克尔斯（Robert Mitcheles)(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译者
[27] 罗伯特·米克尔斯：《政党》，1959年版，第35页。
[28] 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1907—1974)，英国政治家，1960年任工党主席，1964年任工党内阁的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译者
[29] 克罗斯曼为巴奇霍特《英国政体》一书所写的序言，见该书1963年版，第1页。早先引用过的西德尼·韦伯的一段话，也含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各个工会阻止议案通过的投票被消灭，工党代表大会就没有可能继续控制政策了”（麦肯齐：《政党》，第506页）。
[30] 《1960年工党年会报告》，第201页。
[31] 明金：《工党代表大会》，第273页。
[32] 《1970年工党年会报告》，第183—184页。还请注意迈克尔·富特以工党领导人的身份使用相同的论点时说道：“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当然必须受到尊重，但它们不能看成是绝对的，即并非每个工党议员在所有的清况下都要句句照办。”（富特“工党和议会民主”一文，载1981年9月10日《卫报》。）
[33] 明金：《工党代表大会》，第291页。还请注意他的这一段活：“在现代，看来没有哪位议会领导人能象威尔逊政府在六十年代后期那样，丝毫不为其院外支持者的政策主张所干扰”（同上书，第317页）。
[34] 工联主义者构成全国执委会（第十二届）的最大集团，其次是各选区党部选出的七名代表，还有经全体大会实际上就是经过各工会同意和支持而选出的五名女委员。执委会的其余委员包括党主席、副主席、司库、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一名代表和所属社会主义社团的一名代表。
[35] 比什的“政府和党之间的工作关系”一文，收入科茨编《工党下台之症结所在》，1979年版，第164页。据《泰晤士报》报道，在工党政府成员和全国执委会成员间为调解彼此的分歧在1977年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卡拉汉先生向执委会清楚地说明，政府决心坚持奉行其中央经济政策，无意采取另一种策略。他对左派批评家说，他们不会说服财政大臣改变他的政策，并且说他和希利先生抱有同样的看法。卡拉汉说，‘你们确实不能因为你们有人不相信那项政策就要求我们改弦易辙。’”(1977年2月17日《泰晤士报》。）
[36] 想在执委会中最后控制选举宣言的企图受到了前几次发生的事件的影响，特别是1979年大选前的那一次。当时执委会及其工作小组花两年时间进行准备的工作，最后只是在首相办公室起草的一份宣言中有了意义模糊而遭到歪曲的反映，这份宣言草案后来成了内阁和执委会匆忙举行的联席讨论的基础。（比什：《工作关系》，第165页。）
[37] 麦肯齐编《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书信集》之三，1978年版，第111页。然而，这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未阻止工党领导人在1921年发出工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威胁：“参加工会工人的全部劳资谈判的力量”将用于显然为“非劳资谈判的”目的，即防止英国政府似乎将在那年8月发动的反俄战争。（见《1921年工党年会报告》。）
[38] 第一次票数为四百一十一万五千票对二十二万四千票（《1921年工党年会报告》，第167页）；第二次票数为三百零八万六千票对二十六万一千票（《1922年工党年会报告》，第199页）。
[39] 在1924年的大会上，拒不吸收英共的投票数为三百一十八万五千票对十九万三千票。否决共产党员以工党身份当候选人的投票结果为二百四十五万六千票对六十五万四千票。不准跨党的投票结果为一百八十万零四千票赞成，一百五十四万六千票反对（《1924年工党年会报告》，第131页）。这最后一次票数的接近清楚地说明，在工党和各个工会中有许多人仍然与共产党人有许多共同的立场。
[40] 英共党员总数在1939年不到一万八千人，到1943年已猛增至五万多人。
[41] 内维尔·约翰逊（Nevil Johnson)(1929—），英国政府官员、作家，曾任供应大臣（1952—1957）、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7—1962)，著有《议会和政府》等书。——译者
[42] 约翰逊：《寻求宪法》，1977年版，第168页。
[43] 安东尼·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作家、政论家。——译者
[44] 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英国政治家，议员。1924年任工党首届政府的财政大臣。——译者
[45] 里思：《迎风前进》，1949年版，第108页。
[46] 斯图尔特编：《里思日记》，1975年版，第96页（1926年5月11日日记）。不妨回忆一下里思在总罢工期间以《告国人书》的手稿和1929年的大选广播稿帮助鲍尔温的情况。
[47] 伯恩斯：《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开机构和非公开世界》，1977年版，第14页。作者还指出：丘吉尔在1930年遭到拒绝，没有机会就印度问题发表广播讲话，因为他在印度问题上竭力反对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担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在1933年坚决不让反对党对他关于1933年预算的广播讲话作出答复（同上书，第14页）。
[48] 《广播委员会报告》，5091号指示（1936年），第51和52节。该委员会还声称，“我们认识到，在严重的或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中，实行全面的政府管制是必要的”（同上书，第57节）。
[49] 格拉斯哥大学传播媒介研究小组《坏消息》，1976年版，第一卷第X页。
[50] 格拉斯哥大学传播媒介研究小组：《坏消息》第XI页。
[51] 同上。
[52] 格林：《二楼的正面》，1969年版，第67页。
[53] 史密斯：《洞穴幽灵》，1973年版，第98页。
[54] 柯伦《1800—1975年资本主义和对报刊的控制》，收入柯伦、古雷维奇和沃拉科特合编《大众传播工具和社会》，1977年版，第224页。
[55] 欲知报纸如何处理重大问题的大量有用材料，请参阅柯恩和扬合编的《制造消息》一书，1973年版。
[56] 《观察家报》编辑唐纳德·特尔福德先生最近提供了编辑工作者和其池一些人、如何解释“不偏不倚”一词的良好例证。在反对朗罗公司购买这家报纸时，特尔福德先生“表示关切，认为报纸易主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导致改变《观察家报》现有的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1981年6月30日《泰晤士报》)。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意思：《观察家报》也许会开始倒向保守党一边。“不偏不倚”在这里的狭隘意义是不对任何政党承担义务；《观察家报》一向竭力反对比工党右派更左的一切主张，这个事实显然不被认为有任何侵犯“不偏不倚”之处。
[57] 这里“知识分子”的用法在意义上相当宽广，是指那些主要从事阐明和传播思想的人——理论家、时事评论家、学术研究者等等。
[58] 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1916—），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主要着作有《精神贵族》（1956年）、《英国政治思想中积极行动主义的神奇力量》（1959年）等。——译者
[59] 安南“智能贵族”一文，收入普卢姆编的《社会史研究》，1955年版，第244页。
[60] 普卢姆编：《社会史研究》，1955年版，第244页。
[61]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要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了。他往来于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伦敦市内文化设施中心地区）的学术界与政府和高级金融机构的政界之间。凯恩斯知道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55年写道，‘阶级斗争将发现我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我是自由主义者吗？”一文，收入《劝说集》，1932年版，第324页）。
[62] 萨缪尔·泰勒·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se)(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译者
[63] 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学派奠墓人，曾任英自由工会联合会书记，著有《自由主义》等书。——译者
[64] 见例如哈德“从十九世纪中叶的宗教和社会控制”一文，收入唐纳格罗茨基编《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控制》，1977年版。
[65] 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英国哲学家，英国黑格尔唯心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译者
[66] 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1847—1918)，英国作家、神学家。主要著作：《逻辑和生活》（1882年）、《上帝城》（1894年）和《教义评注》（1918年）等。——译者
[67] 巴利奥尔学院为牛津大学神学院，建于十三世纪，是英国著名的教会学府。——译者
[68] 里克特：《良知政治学：格林及其时代》，1964年版，第31页。
[69]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杂文作家和评论家。——译者
[70]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译者
[71] 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iot） 玛丽·安·埃文斯（Mary Abn Evans) (1819—1880)的别名，英国小说家。——译者
[72] 史密斯：《第二次选举改革法案的制订》，1966年版，第241页。
[73]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译者
[74] 邓肯：《马克思和米尔》，1973年版，第281页。
[75]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作家、工艺美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译者
[76] 克拉克：《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1978年版，第139页。
[77] 这类知识分子最突出的例于是哈罗德·拉斯基，他对工党积极分子颇有影响。从1936至1948年，年年均由选民区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另一方面，他对党的领导人的影响很不明显。读者如果要阅读一本传记性回忆录，请参考马丁：《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1953年版。
[78] 麦金泰尔：《无产阶级科学》，第97页。麦金泰尔还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情况。斗争的场所之一是工人教育协会，该会在二十年代迅速扩展。“工教协接受政府财政资助，其教师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广大成员之外的受过大学培训的人。该会明确地否定任何派性的教育方法。它的教育原理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的多元论，抵制马克思主义一类的任何旗帜鲜明的学说（同上书，第88页）。
[79] 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dy Galbrith)(1908—），美国经济学家。历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49—1975）、美国驻印度大使（1961—1963）、《幸福》杂志编委（1943—1948）、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司司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职。——译者
[80] 威廉斯：《休·盖茨克尔》，1979年版，第304页。
[81] 欲知有关美国人参与工人运动内部对国内外问题的辩论的若干有趣材料，请参阅弗莱彻“他们和谁同路？”一文，收入赫希和弗莱彻合著的《中央情报局和工人运动》，1977年版。
[82] 帕金：《阶级不平等和政治制度》，1977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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