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你们，心爱的父老和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服从信仰正教的沙皇和大公，要关心俄国的大公，要在一切事情上依从他们，要为他们祈祷就像为你们自己祈祷一样。我们将由于这种祈祷而得到宽恕。祝我们的君主一切幸福，为了他们应该像为了我们的东正教信仰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却自己的头颅。可是，我们为了这种对上帝的善行，是不会损失一根毫毛的。”
[2]我们马上便可看到，为什么《谈话》的作者要上述两位圣徒向父老兄弟们、即修道士们发出号召，为什么他认为必须要求他们完全服从。那时我们便可相信，这一要求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种社会生活矛盾。现在应当指出，《谈话》的作者谈到沙皇权力时，是把它描绘为应该是无限制的。“上帝将整个最高权力赋予举行过登极涂油仪式的沙皇和上帝所选择的公爵。上帝赋予俄国公爵和沙皇以统治所有人的最高权力。”
[3]对于沙皇权力范围的这种规定，就是佩列斯韦托夫本人，甚至费米斯托克洛的对谈者波斯官员阿塔班也很难有所补充了。同这种沙皇权力无限论完全符合，《谈话》的作者深信，沙皇对于笃信宗教问题亦有给予最高关怀的责任。他主张“沙皇和大公应对各寺院和全国各地都发出朝廷温良的威慑，不剃胡须，也不对他们的最高地位有任何危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必须完整不苟地画十字，全年实行斋戒祈祷；无论男女，凡年龄达十二岁者，都要向主和神父说出自己的心事。全世界的信徒和军队都应拥护沙皇，但不是一切人都对最高的沙皇负责。”
[4]沙皇还应关怀宗教书籍的修改
[5]。《谈话》的作者断然反对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显然也是在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国产生的——似乎上帝是“随心所欲”或“独断独行”地创造了人。“如果上帝是‘独断独行'地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他就不会设置沙皇和大公以及其他权力，也不会使人群各自分离。”
[6]像佩列斯韦托夫一样，《谈话》的作者认为沙皇的威慑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沙皇的威慑，则人们不会斋戒，不会忏悔，也不会尊敬神父
[7]。但是，佩列斯韦托夫力图使沙皇的威慑主要用来对付“达官显贵”，而《谈话》的作者则认为沙皇必须经常同“达官显贵”、同佩列斯韦托夫所憎恨的这些人磋商。他笔下的圣谢尔吉伊和圣赫尔曼直截了当地说：“沙皇应与大贵族及亲近的宠臣切实磋商一切。”由此可见，《谈话》的作者就令本人不是“达官显贵”，也是完全站在他们的观点上的。作为当时的一个尘世中人，他绝不会否认“军人”的重要意义。但是他知道并且记得，他们的行为每每不完全是“爱基督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圣徒的名义对他们宣读这样的训示：“异教徒在战争中勇于杀人、劫掠、淫乱，将他们的勇气用于一切肮脏的恶行，并因此受到夸奖。但忠诚的信徒在战争中应该在行为上效法沙皇，坚定不移地反对基督十字的敌人；对于同信仰的人们和在他们家里，应态度谦和，慨慷宽容，不殴打、更不折磨，不从事劫掠，不侮辱妇女，不危害修女、寡妇，以及其他孤儿和一切东正教的基督徒。看到他们流泪和哀叹，所有的军人都应悚然恐惧，不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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