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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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统一报》第一五一号）

　　如果读者记得亚·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闭幕时所发表的那篇演说，并且把它同改组后的政府声明中谈到战争问题的那段话比较一下，那他就不得不承认，真的是“时代在变，我们也同它一起变”。亚·费·克伦斯基在自己的第二篇莫斯科演说中，咒骂过所有那些现在开始谈论和平的人。这同改组后的政府的声明中所充满的那种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精神，当然是完全不相符的，而在这个声明上签名的却是同一个亚·费·克伦斯基。这个巨大的区别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久前还具有战斗精神的我国政府首脑以及新政府的全体阁员，现在却认为必须用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语言说话呢？
　　刚刚闭幕的彼得格勒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是革命民主派夺取了政权，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集团夺取了政权，最活跃的那部分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是自觉地，而主要是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走的。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里已经指出过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现在我作一点补充。
　　我们的最高统帅考虑了这个事实以后，认为自己不得不回想到他本人有一度并不是没有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幻想。显然，对于我国那些还在莫斯科会议时期就参加了内阁并且鼓掌欢迎过亚·费·克伦斯基的具有战斗精神的闭幕词的部长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当然，有另一种风度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法国人说得完全正确：最美丽的姑娘也只能拿出她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更有趣也更难得到解决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为什么“拯救革命的政府”中属于工商业阶级和人民自由党的那些新阁员，如此轻易地接受了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情绪呢？
　　据我所知，以前无论这个党，也无论这个阶级，对这种情绪都是很少同情的。是什么东西如此突然地使它们现在去亲近这种情绪呢？
　　我想，在这里我们又碰到在其他欧洲国家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看见过的那种心理现象。
　　工商业阶级只有在它给自己提出某些征服目的，而达到这些目的在他看来是扩大它的经济力量的一种手段的地方和时候，才会主张进行战争。我们在现时的德国看到这种情况。可是当历史环境不允许资产阶级给自己提出类似的目的，那时它就不爱战争，而它的思想家们就宁愿梦想永久和平。当然，在一个国家遭到敌人的侵犯，并且有成为自己的一个邻国（或一些邻国）征服计划牺牲品的危险的那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即使充满着爱好和平的意图，也不会不参加民族自卫的共同事业。但它的参加这个事业往往是犹豫不决和萎靡不振的。碰到几次严重的失利以后，它就会充满着很难折服的信念，确信继续战争不合理，并且或多或少地公开要求开始和平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也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愿望，同无产阶级坚决要求无论如何要继续进行防御战争的战斗意志敌视地对立着。我们在一八七〇年末和一八七一年初，在法国同德国的单独决战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不知道，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们对过早地（象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同普鲁士缔结和约极端不满的结果。
　　我想起这一切，就要问自己：难道俄国的工商业阶级也开始充满着这样的信念，相信我们继续反抗德国将是无益的，而且为了最快地缔结和约，应当进行一切试验，直到包括试行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空想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国资产阶级开始倾向于和平，那么，同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情况相反，它不会碰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早就坚决地跟着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分子走了。只有俄国无产阶级中间最有觉悟的分子才懂得，我国资产阶级倾向于同德国讲和的思想，这样就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全民族的利益、而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我国最有觉悟的工人现在已经看到，如果俄国被德国战败，损失最大的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参加所谓护国派。
　　糟糕的只是无产阶级觉悟分子对于觉悟不高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暂时还很微弱，而不能克服沾染了齐美尔瓦尔得精神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些群众的影响。因此，如果不自欺欺人，现在就应该承认，假使我国工商业阶级开始考虑到和平，假使参加“拯救革命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空想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一般说来俄国的事业，特别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事业就处境不妙了：我们的国家就避免不了德国的经济压榨；我国的无产者就避免不了长期的失业以及某一部分无产者必然（由于失业）变成“潦倒的人”。
　　这就是改组后的我国政府的声明所表现的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爱好和平的精神为我们开辟的令人沮丧的远景。谈这些远景是难过的，然而不谈是犯罪的。形势如此，必须说明真象……
　　除了这些令人沮丧的远景以外，声明也提出了另外一些远景。不过这须待下一次再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