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失业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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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失业与积累

新技术　实际工资　产量的停滞　应该责怪消费者吗？　或许应该责怪外国人吗？　
或许是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投资和积累　利润　利润、资金和信心　积累和生产率　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

新技术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采用“新技术”是大量失业重新出现的原因。这类“新技术”主要是以微电子学为基础的。至于为什么这种说法会很流行，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对技术变革可能存在的有害影响的恐惧心理，在失业增加时普遍增强，而在就业机会充裕时渐趋消失。例如，50年代的美国曾得过一种“自动化恐慌症”，然而一旦那些年代的低增长和高失业被60年代较为迅速的发展所代替时，这种“自动化恐慌症”也就消声匿迹了。同样，70年代的美国，由于和欧洲相比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因此明显地不太关心微电子学和就业问题。
　　许多工人有过因新的投资而失去工作的个人经历。在他们看来，新技术似乎是确凿无疑的罪魁祸首。最后，对具体产业部门的多次研究表明，就业机会总量的减少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结果。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很少是一目了然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里，新的投资往往是直接节省劳动力类型的，这类投资的增长速度比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要快。而且，由于产量的增长大于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劳动数量下降的作用，总就业量也在增加。当时没有一个因为技术变革而失去原有工作的人会发现很难到别处再找一份工作。
　　应该说，要从研究技术变革的形式和速度入手得出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结论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困难已经造成了两类相对立的分析错误。技术变革典型地提高了生产率这一事实，使一些人得出了工业中的就业人数必定要减少的结论。这种结论实际上否定了产量增长的可能性。赞成上述结论的一些较圆滑的学者虽然承认在某些工业部门减少就业人数的情况下产量会有所增加，但是并不认为在其他部门中的就业量会增加。
　　与此相对的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由于处在技术变革最前列的那些公司可以获得竞争利益，因而就有可能造成就业的增加。尽管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说明整个经济生活的就业模型。还有，当这种论点被应用于各国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它既然没有说明世界其他国家里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就没有说明这个国家在运转中所处的经济环境。这种分析虽然比一个乏味的平均数要好一些，可并不能给人以什么安慰。
　　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是由这样一些因素形成的，诸如：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和其他投入减少的程度、创新对于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影响程度以及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新技术是属于工业领域专用的还是对整个经济领域普遍适用的。最重要的是新技术是被引入到繁荣的市场环境中去还是被引入到萧条的市场环境中去，这决定着失业率上升的程度。
　　无人知晓当今正在出现的各种新技术，从经济学角度讲，究竟是怎样从性质上相互区别的。但是，无论整个经济状况是停滞还是发展，这些技术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终将得到广泛的运用。至于宣传界为什么将微电子学作为可能造成失业的一个根源而予以如此重视，或许这种讨论所必然具有的推测性质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在就业问题上，尽管要说微电子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是否将会产生不同于先前的技术变革的影响，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技术变革对失业率都只有比较轻微的影响。生产率的增长始终比50年代和60年代要低得多。因而，决不是那些新技术使得生产一个确定单位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得比以前更快了，相反，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的下降幅度比以前几十年慢得多。如果每个工人都象60年代那样连续每年增产3.75％，那么，1973年以后达到的2.5％的年产量增长率就将意味着就业率每年下降1.25％。到1981年底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也将达到劳动力总数的25％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不是实际记录的6.5％了。
　　失业率超过了前10年，并不是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破坏了就业机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实际工资

　　第二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失业率上升是工人工资提高得太快的结果。1983年初西德经济部长奥特•拉姆博斯道夫就表示过，他坚信应该由工人对失业率上升问题负责任。他说：“7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一直承受着过高的实际工资水平的沉重压力。目前的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劳动力现在已经变得过于昂贵这一事实”（萨契斯第255页）。
　　既然“过高的实际工资”是“利润不足”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对过度积累及70年代中期发生危机的分析（见第十一及十二章）看来似乎就和对实际工资水平所起的作用的这种强调相一致了。但第十二章的论述是，正是由于积累和可供利用的劳动供给之间的比例失调，成了70年代初盈利下降的根本原因。实际工资的提高不过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征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作用因素。
　　此外，在1973年以前实际工资迅速增加的时期里，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来看，在1965年—1973年的8年中，产品工资（雇用劳动力的真实成本）每年上升4.1％（见表15.1），而在1973—1981年的8年中，产品工资实际上比此前的8年要上升慢得多，但是失业率却飞快地上升了。正因为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急剧地下降了，所以即使是1973年以后产品工资增加慢得多的情况也仍然意味着利润在进一步下降。

**表15.1　　1965—198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和工资**
单位：平均年增长速度％
	生产率	产品工资
1965—1973年	3.5	4.1
1973—1981年	1.3	1.7
资料来源：见附录。

　　这种利润连续下降的过程还从两个重要的方面促使失业率上升。首先，它进一步阻碍了新的投资并因此缩减了需求。其次，它加重了经济萧条对于陈旧的、缺乏效率的工厂的压力，从而又加速了这类工厂的倒闭。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它将生产集中到生产率较高的工厂去进行，使平均劳动需要量降低了。但也因此而增加了失业救济金领取者的人数。
　　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提高产品工资同时也意味着提高以工人有效购买力表示的实际工资；产品工资比生产率提高得稍微快一些，这种实际情况有助于保持消费品的市场。因此，虽然提高实际工资是70年代危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对1973年以后的就业增长产生了一些互相对立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决不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失业率上升的背后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产量的停滞

　　从1974年的经济恐慌以来，市场萧条一直是对生产从而也是对就业机会最直接的抑制因素。由于寻找买主不容易，所以厂主们对提高产量一事一直踌躇不前。要解释这种产量停滞的原因，我们就必须先问一问，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事应该对消费力的呆滞负责任。现在已经有人拉出来了一些替罪羊。
　　表15.2 展示了一些主要支出因素在减缓总支出的增长速度方面起作用的情况。

**表15.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因素对提高销售量所起的作用（1960—1982年）**
	1960—1973	1973—1982	1973—1975	1975—1979	1979—1982
GDP平均增长百分比	5.5	1.9	-0.7	4.3	0.5
其中：家庭日常消费和住房	3.5	1.4	0.3	2.7	0.5
政府支出	0.9	0.4	0.5	0.4	0.2
企业固定投资	1.0	0.1	-0.9	0.7	0.0
企业资产存货	0.1	-0.2	-1.2	0.4	-0.6
净出口	0.0	0.2	0.6	0.0	0.4
说明：数字表明各个因素直接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83年12月，表5，以及较早一些年代的同类资料。

应该责怪消费者吗？

　　初看起来，消费支出的缓慢增长似乎是主要原因。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百分比降低了的3.5个百分点中，有整整2个百分点是因为生活消费品和私人住宅等主要由工人购买的商品的销售量增长得较慢造成的。
　　可是，工人作为消费者基本上是处在被动地位的（见第八章）。在任何时候，都主要是由其他类型的支出如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所规定的市场来决定就业水平，并由此决定工资总额。这一因素和各种税率一起构成了影响工人消费的主要因素。不论何时，积累率都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劳动生产率对实际工资的增长又有显著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从60年代的3.75％到1973年以后的10年中下降到了不足1.5％，从而抑制了实际工资的提高。生产率增长过慢就意味着成本提高较快，因此为了保持赢利水平，企业不得不用提高产品价格的方法来抵消货币工资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造成的影响。工人的购买力还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和纳税额的增加而受到更沉重的打击。这种购买力在1973年以后每年仅仅增长3％左右，低于1973年以前那些年份的增长速度。如果产品工资仅仅和生产率同步增长，那么购买力的年增长率将会再下降0.5％。
　　用于购买消费品和住宅的支出的下降幅度比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要小，储蓄在那些实际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降低表明了这一点。从1960年到1973年储蓄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从8.5％上升到了12.9％。这个比重在此后继续上升，在1975年时达到了13.6％的顶峰水平。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试图用多储蓄的办法来补偿通货膨胀对已有储蓄的实际价值的侵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随着通货膨胀局面的缓解，储蓄率就降了下来。到1980年时已下降到了11.4％。
　　既然工人对储蓄在他们的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比对他们的收入增长率有更强的控制力，由此可以确认他们对总支出所起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如果储蓄率继续按照1973年以前的趋势上升，消费的增长速度就会更慢——每年将近0.75％!
　　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美国特别强劲有力。在那里，储蓄率并没有随着70年代中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其后还从1975年的8.5％下降到80年代初期的6％左右。1975年，作为个人可支配收入一个组成部分的消费债务急剧下降，但是，在随后的经济高涨中又猛烈地回升了。抵押债务甚至上升得更为迅猛，从1975年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5％激增到1979年的54％。这些支出的增长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总支出水平，特别是用于购买住宅建筑方面的支出，尽管其他类别的消费处于呆滞状况。

或许应该责怪外国人吗？

　　事实证明：自从发现世界上还有外国人存在以来，他们一直是便于利用的替罪羊。70年代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酋长们看来就是充当这类角色的极好的人选。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石油价格上涨的结果，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了，从而起了减少总支出的作用。但是应指出的是：这种贸易条件恶化对1973年—1981年间发达国家所得收入的购买力实际上影响并不大，每年只有0.5％。再者，这种影响有一部分还被比进口增长更快的大量出口所抵消——进口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出口的一个结果（见第十六章）。这一现象在表15.2 中得到了反映：净出口年增长0.25％，从而以正平均数的作用影响了总支出。
　　恶化了的贸易条件对支出的消极影响和改善了的净出口状况对支出的积极影响并存，产生了我们可以在国际收支的变化中看到的作用。作为整体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1973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的国际收支顺差变为1981年也是相当于0.3％的逆差。据此可以说，消极影响确实存在，但作用很小。所以，从对总支出的直接影响这一角度来看，虽然石油输出国的酋长们所起的作用是令人沮丧的。但是这种作用非常之小。

或许是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在60年代，政府增加的商品和劳务开支为年增长产量的1％提供了市场，而1973年以后它只为年增长产量的0.5％提供了市场。由于美国的军事开支逐步收缩，70年代初期政府经常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1973年以后，用于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经常性民政开支也降低了增长速度，许多投资计划如住宅和道路建设计划被明显地削减了。
　　尽管政府支出增长得较慢，政府预算却从70年代初期的收支平衡状态变成了1975年以后的赤字状态，赤字数额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收入的缓慢增长抑制了政府税收的增长。虽然收入中用于缴税部份的比重上升了，但也没有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在平衡表的另一方面，上升着的失业率使失业津贴和其他职业变动所需的费用增加了。1973年以后，这类费用一年增加的数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5％，比1973年以前提高了一倍。
　　要不是政府迅速增加预算赤字的话，1973—1983年的经济甚至会更加萧条。然而这些赤字只不过是不景气时期国家预算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的产物。至于那些特征我们在前面那节文内已经描述过了。总之，政府并没有采取深思熟虑的步骤来刺激总支出。事实上，在1975年支出急剧增加之后（在1978年支出又一次膨胀，虽然程度要低得多），政府采取了收缩政策。
　　福利支出的减少是符合资方需要的。老板们反对高税率，因为它们会冲击利润。即使是向工人征税，由于工会试图用要求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保持纳税后的净工资收入水平，高税率所起的作用也将是提高产品成本。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要保持支出增长唯一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靠借债来筹措资金。高利率的政府公债固然可以为某些资本家提供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形式，但是这样一种金融资本的积累不能解决整个体制的问题。因为与生产资本的积累不同，它对提高生产率和潜在过剩毫无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了保持就业率而增加支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会增强工人的力量，还会妨碍资本家为有利可图的生产重建基础的企图。这些问题我们将转到第十七章来讨论。
　　简而言之，政府支出的缩减对1973年以后市场萧条局面的形成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它是一个独立的原因，也是对下述各种困难作出的一种反应。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投资和积累

　　1973年以后企业固定投资的增加对总支出增长所起的作用只大约相当于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这仅仅是60年代企业固定投资所发挥的推动力的十分之一。并且，甚至就是这么一点点推动力也被资本的贬值抵消掉了。总的企业投资稍稍下降了（见表15.2），这是造成市场萧条的决定性因素。
　　整个过程并不是平和地进行的。投资速度的急剧下降集中发生在1974—1975年（见第十三章）。而且，即便是在1975－1979年的“恢复”时期里，企业投资上升的速度也只相当于1960—1973年企业投资平均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在1979—1982年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当时所有主要国家集团都存在着这种经济停滞的局面。1973年以前的企业投资增长得越快，前后两个时期的反差也就越明显。
　　投资的停滞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且还不断地损害着积累速度的基础。在积累过程中，一个不景气的投资年份所起的作用与打一个嗝无异，但这样的情况要是持续10年就会造成经济态势的重大损失。总投资水平的停滞使每年的资本存量很少有增加。因为既然资本存量仍在增长，在以后的每一年中都将有更多部分的投资汉仅是为了满足更新己报废设备的需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973年之后的10年中积累率下降得很厉害：在1965—1973年间平均每年的积累率为5.3％，1974—1982年平均每年为4.1％，到1982年竟降到了3.5％。
　　积累率这样大幅度地下降是1973年以后这个时期中的重要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利润

　　获取利润是积累的主要动机。1974一1975年的大衰退之后，由于进口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压力减轻以及生产能力利用水平的逐步提高，利润率有所增长。
　　但是对每一个国家、对制造业和整个经济部门双方来讲，1978年的利润率都仍然比1973年要低——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来看就低得很明显。由于石油价格第二次暴涨以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降低，1979年利润率再度下跌。到80年代初期，制造业的利润率甚至比1975年还要低得多，商业部门的利润率也并不比1975年高。把1981年的利润率水平和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前一年的水平做一个比较（见表15.3），就可以看出利润率下降的猛烈程度。在各个国家集团中，商业利润率只有最高水平年份的一半左右，制造业的利润率则只有最高水平年份的大约三分之一。

**表15.3　　1960—1981年的利润率**　　（单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商业
顶峰年①	17.2②	22.3③	16.3④	32.0⑤
1981年	10.2	11.8	7.6	14.2
1981年／顶峰年	0.59	0.53	0.47	0.44
制造业
顶峰年①	23.6②	34.9③	19.9④	46.5⑤
1981年	8.9	10.3	5.2	13.3
1981年／顶峰年	0.38	0.30	0.26	0.29
① 指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的前一年。② 1968年。③ 1966年。④ 1960年。⑤ 1970年。
资料来源：见附录。

　　紧随着利润率的开始下降，1970年后制造业部门的积累率也转而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5.1）。然而就整个商业部门来看，尽管存在着利润率已经下降这一事实，但到1973年为止积累率仍然得以维持。只是在1973—1974年发生的种种事件打破了对繁荣的乐观期望后（见第十三章），整个商业部门的积累率才与利润率一起下降了（见图15.2）。

　　正象战后重建末期稳固确立的高利润率曾经作为杠杆将积累率推进到60年代中期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样，从那时开始下降的利润率随之也将积累率拽了下来。积累条件急剧变化（概括地说是获利能力的下降）这一事实，由于到70年代中期积累率仍未恢复而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与当时存在着一些被观察家们认为可以导致积累率恢复的其他推动力。
　　在1974—1975年间，相对于产品价格的上涨来看，材料和工资成本上升得很快，这也就是说“实际的”材料成本和产品工资上升得很迅速（见表15.4，那里用英国的有关资料表明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这样势必导致加速报废并增加换旧工厂的需要。1979年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产生类似的但又更加难以言喻的作用，因为当时实际工资增长得更慢（见表17.2）。可以预料，这些变化会鼓励人们进行降低成本的投资，特别是对能节约原料和燃料的有关技术进行投资。
　　迟至1974年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坚信投资情况将会比1956—1958年经济下降时期的投资情况较为令人满意。在1972—1973年的极度繁荣时期里，当生产能力的利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比以往持续了更长的时期时（《经济展望》，1974年12月，第21页），生产能力被严重过度使用的情况加剧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计是错误的，投资水平停滞下来，积累率也下降了。

**表15.4　　1973—1375年英国制造业中各种因素在总产值中所占比率％**
	燃料与原料	工资	毛利
1973	33.0	49.4	17.6
1975	36.8	52.2	11.0
资料来源：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1983年。

利润、资金和信心

　　利润问题的资料一般是一些历史资料。过去的利润，一方面是资本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被资本家作为期望得到未来利润的条件。虽然最近一个时期的实际收入情况显然有助于未来投资期望的形成，但实际收入情况并不是决定未来期望的唯一因素。“信心”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复杂和狡猾的牲灵（见第十四章）。在以往利润率情况的确切资料和对未来的预期那种较为朦胧的心理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投资资金的筹集情况就可以发现。
　　实际利润水平直接约束着可以从企业内部筹集资金的投资规模。所以在利润减少时，资本家只能靠增加借款或发行股票来保持投资。但他们实际上没有这样做。由于利润率暴跌，1974年的借款额确实迅速增加了，而且投资计划只能缓慢地进行调整。但是到1981年时，除了日本的资本家以外，资本家们非但没有靠更多借债的办法来保持投资，反而从企业内部资金来源中筹集了大量资金，这部分资金在投资总额中占据了较高的比率（见表15.5）尽管存在着下述事实，即：在美国和欧洲，由于税收和股息在毛利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以用来再投资（见表15.6），但资本家们还是使内部资金在投资中占了较高的比率。

**表15.5　　1973—1981年内部资金在固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①** 　（单位：％）
	1973	1981
美国	80.0	85.1
日本	57.8	53.0
欧洲②	68.8	72.3
① 非金融业的资料。② 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1981年第1卷

**表15.6　　1973—1981年税收和股息在毛利中所占百分比①**
	税收		股息和利息
	1973	1981	1973	1981
美国	17.6	10.5	39.0	48.1
日本	12.8	16.1	43.3	48.9
欧洲②	14.2	20.0	50.8	47.0
① 非金融企业的资料。② 法国与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同表15.5。

　　即便是在日本，作为投资资金一个组成部分的借款额也增加了。但是所增加的借款既不足以抵补交纳的税款，也不足以抵补在毛利构成中所占份额有明显增加的股息支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企业从外部筹集更多的资金呢？
　　由于股票价格下跌，股票的发行情况令人感到沮丧。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后，1974年“实际的”股票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左右（见第十二章）并且从此一蹶不振（见表15.7）。所以，尽管生产资本的积累在80年代初期就已发生，股票市场仍然被估计只能从那些生产资本中得到相当于1973年水平的三分之二的利润。这是一个清楚的迹象，它表明股份持有人预期当时的低利润水平将会持续下去。

**表15.7　　1973—1981年实际股票价格指数①**
	1973	1974	1979	1981
美国	100	70	58	58
日本	100	69	70	76
欧洲②	100	64	66	56
① 股票价格指数是用消费品价格来除的。 ② 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未加权平均数。资料来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资料计算。

　　代替股票发行可选择的办法是向银行借款或者是发行债券。1974年较高的名义利息率一直保持到1979年，尤其对长期借款来说是这样，1979年以后名义利率还在上升。可是要用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来计算，1981年以前的实际利率是很低的，甚至常常是负利率。然而，不管实际利率如何，名义上的高利率对于贷款初期的现金周转总是意味着一种沉重负担。那一类“实际”利率也是那些贷款在还清以前的终身利率。如果通货膨胀率以后下降了，那么按名义上的高利率所借的长期债款的代价将变得相当高昂。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与对获利可能性的预测互相影响。
　　对这类危险所作出的反应在美国表现为短期借款明显涨落，短期借款在债务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73年的35％上升到1981年的42%。可是这种情况在德国和日本并未发生，那里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企业和银行的联系也更紧密些。
　　作为一个外部资金来源，固定息率借款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负债产权率上升了——在德国和日本是五分之一左右，在美国则接近了二分之一。但是问题很清楚，资本家对于用增加贷款来进行的投资中所能得到的未来收益是否足以抵消利润率的下降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积累率未能恢复。由于年复一年收益都很低，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

积累和生产率

　　70年代初期生产率只有很小的发展（见第十一章），1973年以后发展速度减慢的现象更加明显了（见表15.8）。将商业部门作为整体来看，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只有前10年的一半。在美国，虽然仍有许多部门的生产率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最高的，但事实上1973年以后生产率根本没有提高。在制造业部门中，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甚至并不比60年代的增长幅度的一半高多少。

**表15.8　　1980—1981年生产率下降的情况**　　（单位：平均年增长％）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欧洲	日本	美国
制造业每小时的产量
1960—1973	5.1	5.7	10.5	3.4
1973—1981	3.3	4.2	5.8	1.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60—1973	3.7	4.3	8.4	2.0
1973—1981	1.3	1.9	2.9	0.1
资料来源：见附录，美国劳工统计局《基础资料》。

　　生产能力利用不足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在1974－1975年间以及在80年代初期尤其是这样。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从资本产出率下降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包含着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大量的属于企业经常性开支的劳力，如售货员和办公室职员，在产量下降时并没有减少，就连生产工人也不是主动去职的。只有在估计产量下降的情况将会继续下去的时候，在认为裁员的成本诸如退职金是值得的而且劳动力大军的反抗能被克服下去的时候，才会适当地削减就业劳动力的数量。许多公司只是用所谓的自然消耗办法（即不替补退职或离职工人）来缓慢地削减雇员数量。而在这一期间内，生产率下降了。
　　大体上说，由于经济衰退程度深化，加速废弃陈旧的工厂和解雇工人应该成为有利于生产率较快增长的一个因素。关闭陈旧的和缺乏效率的工厂应能提高生产率的平均水平，恰如射死了矮个子士兵将会增加一支军队的士兵平均身高一样。但是，1973年以后产品工资的缓慢增长表明：由于工资成本的提高而产生的废弃旧工厂的压力减弱了。而另一个方面，原料成本提高必然会增强加速废弃旧工厂的压力。
　　深化了的经济衰退对陈旧工厂的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由于那些继续运转的工厂中发生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在加速废弃缺乏效率的工厂的同时，因经济衰退而造成的低产量使效率较高的工厂利用不足的情况加剧了。这些效率较高的企业只有进行残酷的价格战才能得到足够的定货。这种做法可以把那些十分陈旧的工厂排斥掉，以便保持效率较高的工厂的产品销路，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得提高实际产品工资和减少利润。所以，这种情况只有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才可能发生。
　　当然，生产率的发展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现存工厂所发生的变化，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那些新工厂的设备状况。积累速度的渐次下降意味着新工厂加入实际生产的速度是缓慢的，这一情况部分地反映在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上。不过，这一指标实际上还低估了机械化速度下降的程度。这是由于旧工厂的加速废弃作为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在为考察资本存量所作的统计中没有得到反映。因为那种统计是以假设工厂按“正常的”速度报废为基础的。所以积累速度的下降始终是生产率降低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一个更难于回答的问题是：那些建立起来的新工厂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是否和旧工厂的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一样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对7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的作用看来比60年代要小（见第十一章）。不过由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低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想以综合统计资料为根据来了解1973年以后生产率的这一发展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即便假设这个趋势会得以保持，大部分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归因于积累的不足，这既是因为积累情况对生产率有一些直接的影响，也是因为积累不足会使产量停滞不前，而这和生产率问题是分不开的。产量的停滞进一步抑制了积累，还使人们对科技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失去了热情，同时又瓦解了繁荣时期所建立的高速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有效循环。在生产中引进新技术的过程进行得很慢，而且采用新技术的结果是造成失业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平或减少工作时间。

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

　　1973年以后，积累速度和生产率增长速度减慢，导致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减慢。尽管1974—1975年工资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地提高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利润减少了），但工人实得的税后收入在那几年中的增长速度只有先前年份的一半（这是因为总产量在下降）。这种低速增长的局面在其后的年份还继续存在。
　　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图15.3）无疑反映了失业率的迅速上升。这种状况削弱了工人在与资本家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局面下，他们被迫同意实际工资只能以比较小的幅度增长（见第十七章）。

图15.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工资和价格情况（1973—1983年）

　　面对着萧条的市场，通货膨胀原有的恢复能力却表现为这种制度（指资本主义）的一种惰性。失业率高，而工人却拒不同意削减工资，还针对上年的通货膨胀，为提高工资以保持或稍稍改善他们的实际工资状况而斗争。于是，雇主们让步了，并得以把提高了的成本大部分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转嫁出去。货币政策在1979年以前基本上扮演了一种允许信用膨胀到足以给生产的适度扩张提供资金，但又不使利率高到失去控制的程度的被动角色。通货膨胀则只是在缓慢地逐步下降。
　　1979年以后围绕石油价格上涨，情况有了变化。各国政府骤然收缩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试图把获利可能性受到的进一步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如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指出的：

　　“各国政府几乎无例外地用紧缩总需求的政策来对付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价格大上涨。其目的是双重的。它被断定对实现下述两项目标有重要作用：
　　1．防止国外价格的冲击变成国内工资一物价螺旋式上涨的内在因素；
　　2．防止在1974—1975年间曾出现的压挤边际利润的现象再度出现。
　　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一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看到他们的利润率有一种下降趋势。那时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能源和单位劳动成本引人注目地提高了，利润首先被用于补偿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收入大量减少，从而投资急剧下降。面对1979年和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保证雇主和雇员都明白通货膨胀式的解决方法将不会得到资金支持，从而使边际利润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必要使家庭和公司认识到，第二个这样的时期来到了——较高的能源价格可能会持续下去。因此重要的事情是公司应该抵制工人为补偿石油输出国组织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而提出的通货膨胀性质的加薪要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81年12月，第6—7页，重点为我们所加）。

　　在第十八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种方法的逻辑性。此处引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1973年以来有关积累的关键作用的结论性的说法：“最近10年里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再次证实了投资的重要作用。因此，和许多国家有关的一项主要政策一直是使资本的形成达到较高的速度。然而，在一种基本上是市场调节的经济中提高投资速度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同上）。这一说法无疑是对10年来有关情况的一种谨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