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十六 国际关系
东方集团
不发达国家
石油生产国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债务
发达国家不平衡的发展
国际货币
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
战后随即形成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在繁荣时期极少出现裂缝。冷战局面稍有缓和，但无论是东欧还是中国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商品市场。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不过却很少因此危害到它们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甚至持久的、流血的独立斗争也难以中断物资供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漠视东方世界，控制着南部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增长的情况并不平衡，但随着全面的迅速发展，这类差别可以得到调节。然而，在萧条之后的那些年月里这种结构破裂了。
东方集团
尽管各种政治关系明显恶化了，并且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第二次冷战”，而西方世界与苏联、东欧以及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却几乎没有变化。“东部贸易区”——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描述这些国家时所用的微妙说法——在7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以商品和资本的重要市场的面目出现，这些商品和资本是因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而闲置的。60年代发达国家向东方集团出口比重只有微小的增加。而1973年和1975年间这一比重却增长了一半。1976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出口的机械设备约有五分之一输入到东方集团国家。雪铁龙和菲亚特两大公司分别签订了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生产小汽车的重要合同，这些汽车向西方国家出口所得将足以抵补进口机械和技术的费用。通用汽车公司特许在匈牙利生产后轴以此换取贝德福特卡车。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在1974—1980年间签订了60多个建立化工厂和化肥厂的合约。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从1973年的30亿美元激增到1975年的90亿美元。
贸易中的新奇现象，从苏联购买百事可乐浓汁或西方技术中可得到的观念资本以及个别的商业活动规模都导致了对东方市场重要性的某种程度的夸大。即便在1975年发达国家对东方集团的出口也不足6％（两年前是4.5%）。
最近几年贸易急剧下降。到1982年东方集团的贸易逆差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东方国家以往的贸易扩张主要靠借款来获得资金的。他们欠西方国家的各种债务从1974年的20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900亿美元。在1975年至1980年中，西方银行每年的放债额超过50亿美元。这种情况表示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到1981年欠款的年利息总数就达90亿美元。东方集团变得不愿意多借款了，而且已不能够向萧条的西方市场出口更多的商品了，因而从西方的进口也急剧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东方集团的出口在1982年下降了大约14％，在发达国家的出口额中东方集团所占的比例降回到4.5%左右。
波兰的例子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它的债务占东方集团所欠的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它的外债清偿率（还本付息额在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982年超过了100％。为此，它不得不采取一项重大的偿债新计划，并且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突然发现它们再要借款实际上已不可能了。由于人们对存款是否能够得到偿还的恐慌感加强，1982年初匈牙利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了10亿美元。问题在于东方集团无力增加足够的出口以保证支付利息以及最终偿还本金。贷款国只有保持贷款与外汇收入（指借款国）间的一个“安全的”比率，他们才能增加未偿还贷款的价值。无疑，贷款和利息偿还额只有在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才能迅速增加。70年代流行的靠西方国家公司建立工厂来交换一部分产品出口的交易就是防止这类问题发生的一种尝试。对那些东道主国家来讲，这些交易是形成出口的一种方法，而对那些西方国家公司来说，这些交易为它们提供了廉价可靠的供应源泉。然而，联合国所作的统计表明：按这些“回购”协议提供的产品仅仅构成了向西方国家出口的5％左右（占苏联出口的10％）。到80年代中期按这些合同所供应的天然气可望占德、法、意三国可燃气需求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向日本提供的煤每年大约有600万吨。以苏联为主的东方国家每年还将出口价值10多亿美元的化学制品。就这些交易所提供的化工制品和小汽车一类产品来说，将直接和西方国家多余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如果这些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也迅速扩大，东方集团的出口才能发展到快得足以支付西方国家新贷款的利息的程度。
不发达国家
许多评论家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发达国家经济的萧条和失业状况。这个论点往往被用来为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作辩解。然而，这是相当错误的。南部集团的发展最初缓和了西方世界经济衰退的局面，而后来不发达国家没能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是南部集团本身的中心地区发生了经济萧条的结果。南部集团的情况与东部集团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的经济联系规模较大。例如，到80年代初期，巴西和墨西哥各自所欠国际性银行的债款和所欠整个西方集团国家的债款一样多。第二个重要区别是西方集团与南部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比西方集团与东方集团的关系变化更剧烈。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60年代进行的积累活动大致是并行的。从1960年到1973年间它们的年投资增长率分别为6.2%和7.6％。1973年以后这种格局改变了。在发达国家投资增长停止了，然而在不发达国家中投资在飞跃增进：在1973年至1979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0.7％。因此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占全世界资本投资的比例从1973年的16.5%上升到1979年的23.25％。70年代初期不发达国家的积累接近发达国家所达到的5.5%的速度。而到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下降到了4％，不发达国家的年增长率却达到了4％的2倍。
不过，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只是集中发生在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和少数建有成功的制造品出口部门的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而言，70年代的情况要比60年代更糟糕。虽有约半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年增长2％以上，然而60年代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曾已达到这一水平。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30个最穷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将近十分之一）发现它们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见表16•l）。
表16.1 1960—1980年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
（单位．年均增长％）
1960-1970 1970-1980
国内生产总值 发展中国家总计 5.7 5.6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 6.4 7.1
不发达国家 2.6 3.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发展中国家总计 3.1 3.0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 3.6 4.5
不发达国家 0.0 0.6
人均实际收入 ① 发展中国家总计 2.4 4.5
主要石油输出国 0.9 11.1
制造品出口高速增长国家 3.5 4.0
不发达国家 0.0 -0.3
①人均实际收入是指全体居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根据出口购买力的变化进行了调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1981年，第34页。 |
外汇是许多不发达国家最严酷的限制因素。紧随第一次石油危机而来的是商品价格的僵滞，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通过西方银行这一渠道举借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盈余资金。他们的大量进口需求一度为西方出口商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市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使得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70年代的后几年，商品价格大致保持在1974年的水平上，到1980年，商品价格比1970年高出了3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则意味着1980年的制造品价格并不比1970年高，1982年的经济衰退又使它们降低了20％。不发达国家也因石油价格上涨而蒙受损失。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交换比在1970年到1980年间年均下降1.7％，出口量年下降0.8%。因此，它们的出口购买力也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到80年代初，上述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一点。
石油生产国
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上涨提高了石油生产国的实际收入。1970年到1980年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出口购买力年增长18％，尽管由于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和采取了节能措施使石油输出国的出口数量停滞不前。在1973年到1980年间，非东方集团国家的收入中石油输出国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达到了12％。这些额外的石油收入中的大部分，或者作为利润或者作为向外国石油公司征收的税收增加了石油输出国政府的收入。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利润收入的比重从1972年的82％上升到1974年的90 %。
石油输出国政府已着手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国内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70年至1973年的21.4％上升到1979年至1980年的28%，也就是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产生的额外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被用来进行投资（见表16.2）。这种爆发性的经济增长最初为发达国家中那些身受经济衰退重压的产业提供了倍受欢迎的解脱机会。从数量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年增长14%，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数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增加到8％。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为机械工业特别重要的市场。到1980年时它吸收了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械出口量的10％和日本机械出口量的13％。西方公司也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必不可少和有利可图的技术。各种民间的服务如土木工程的进口在70年代按价值算增加了10倍。
表16.2 1960—1979年 石油生产国的投资增长情况
（单位：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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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3 1973-1979
沙特阿拉伯（建筑业） 8.1 ① 23.6
科威特 — 21.3
伊朗 13.0 28.9
委内瑞拉 7.3 14.1
尼日利亚 — 27.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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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663—1973年资料。② 1973—1977年资料。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1980年，第2卷，表6 A. |
对发达国家来说，石油生产国进行“积累”的理想方式显然是储存军事装备。这一方式本来应该为出口商品提供市场，应该造成毫无疑问的竞争力，并能减轻维持这些地区治安的费用负担。但实际上只有当石油生产国将石油财富运用于符合民众愿望的发展计划时，它们才能免除政治动乱之虑。在伊朗这一西方的中东战略中心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即使是最昂贵和最复杂的镇压技巧也只能推迟对腐朽制政权的反抗，而这种推迟会使反抗变得更凶猛，更具爆炸性。伊朗国王的垮台使人们对有利可图的武器出口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忧虑和恐惧，因为出口的武器正被用来反对它们的提供者。
政治不稳定并不是唯一的难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量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部门。在70年代后期，5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投资，约有五分之一投入了炼油、石油化工、化肥、基础金属和水泥工业。虽然工厂销售产品的增加使西方企业的定货大量减少，但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困难。仅沙特阿拉伯一国就计划在90年代时能够独占世界石油化工产品市场的4％到5％。如果市场扩展很快，那么，世界生产能力的这种增加也许可以不太困难地被消化掉。但是停滞意味着甚至是生产能力的边际增量——特别在肯定是以投入的增加为依靠的情况下——也给发达国家的各类产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③
［原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译者加上“（地区）”，本节其它地方亦如是。——录入者注］
在不发达国家中积累的另一极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在石油输出国的重工业投入生产之前，这些国家（地区）就开始对西方世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迅速积累是出口收益有巨大增长的结果，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出口的增加是来自较快的积累（见表16•3）。由于1970年到1980年间出口的年增长率为11％，他们的成功看来可以与日本的成功相媲美。
表16.3 1960——1979年新兴工业化家（地区）的投资增长
（单位：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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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73 1973－1979
南朝鲜 20.4 18.9
香港 4.6 ① 13.3
新加坡 16.6 4.6
台湾 14,2 5.0 ③
巴西 12.4 ② 6.5
墨西哥 9.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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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68—1973年资料。② 1965—1973年资料。③ 1973—1977年资料。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1980年，第2 卷，表6 A；世界银行，《世界统计》。 |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地区）中的佼佼者。亚洲最大的三个出口国（地区）——台湾、南朝鲜和香港——合计占不发达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制造品的大约一半。巴西和墨西哥提供了15％，新加坡、南斯拉夫、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合计则占15％稍强（在下面的讨论中，由于缺乏资料，台湾不包括在内）。整个70年代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制造品的比重增加了一倍还多，从22.1％上升到45％。到1980年，发达国家进口的制造品中有8.5％来自第三世界，而在1970年只占4.5％。
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不发达国家仍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制造品。1980年的贸易逆差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了1755亿美元（这相当于1970年发达国家制造品出口额的17％和1980年的将近20％）。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卖给不发达国家的车辆是它们向不发达国家购买车辆的31倍，化工产品是9倍，钢铁是7倍，机械产品是6倍。
不发达国家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仅有几项产品——他们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多于他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买的——是皮革和鞋类（3倍）以及服装（5倍）。这些部门的发展——再加上机械工业的少数分支部门的发展对发达国家造成了难题。对身受重压的德国服装生产商、英国电子生产商和美国电视机生产商来讲，整个不发达国家从它们国家进口为数甚巨的制造品这个事实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安慰。它们的市场逐渐被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吞并。1980年墨西哥、香港、新加坡和南朝鲜各自向美国出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香港和南朝鲜还向美国出口了10多亿美元的服装。南朝鲜又说服美国购买了10亿美元的轻工业产品。香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销售了10多亿美元的机械产品和服装。南朝鲜则劝说日本主顾接受了至少3亿美元的机械产品、纺织品和服装。既然发达国家的市场只是缓慢地在扩大，进口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排挤本国产品。那些承受了工厂倒闭和失业损失的人必然要谴责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再者，尽管生气勃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并没有从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获得巨额贸易盈余，但在和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盈余，另一方面它们和日本的贸易却出现逆差（见表16•4）。
表16.4 1980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贸易平衡
（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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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对象 美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地区）
南朝鲜 0 +1.4 -2.4 -1.0
香港 +2,5 +1.9 -4.2 +0.9
台湾 +3.3 +1.8 -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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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1 -9.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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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商品分类的贸易统计，C 辑，1980年计算。 |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发达国家出售的商品比它们从发达国家购买的商品更多，而宁可说是它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向美国推销生活消费品，同时却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因此，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间的摩擦主要地是以日本为一方和以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另一方之间摩擦的反映。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场所。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部门中，有很大一部份为跨国公司所有：在新加坡超过70％，在巴西超过40％；在墨西哥和南朝鲜占30％左右，在香港约为10%。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之中，有许多是由日本人的公司进行的。
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所造成的潜在问题被上述资料低估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来的进口货一直受到特殊措施的压制。关税己不再是主要的武器。1979年关税占进口商品货值的比率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美国分别是1.1％、2.9％和3.5％。但现在许多贸易是用“非关税壁垒”——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进口数量的方法加以限制的，这是为了防止进口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来抢占国内生产者的生意（见表16 • 5）。
表16.5 1983年贸易控制情况
（受到控制的产品类别百分率）
数量控制 价格控制
发达国家总计 23.3 7.5
美国 6.2 9.7
欧洲经济共同体 37,5 14.8
日本 1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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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保护贸易制度》，表7 。 |
这一类控制方法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平均幅度为26％（这些是不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仅为9％（这些是发达国家的典型出口商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商品有约9％受到价格限制，约15％的受到数量限制，这是依据所进口商品的产地国家来确定的，这种规定通常直接针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除了粮食和武器之外，所限制对象最普遍的是服装和纺织品（这类商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几乎有80％属于限制范围）和鞋类（在美国70％属于限制范围）。早在50年代中期，日本就曾同意限制纺织品向美国的输出量，英国则与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结了双边协定。1962年美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将进口棉纺织品的年增长率限制在5％的长期协定，为各种各样的双边协定提供了一种框架。1971—1972年美国与日本、香港、南朝鲜和台湾谈判，达成了一个适用于人造纤维的协定。1973年的多种纤维制品协定又将限制范围扩展到羊毛制品。它虽然提出了一个允许进口年增长6％的指标，但据此却大大有利于对“敏感性的”商品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在1977年，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威胁说要重新分配那些拒绝接受所提条件的国家的限额，这一协定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条件也更严格了。
“一旦各国政府为了对本国的工业负责而对来自某些国家的某些进口商品实行有选择的控制，各种各样的控制办法就不可避免地会蔓延滋生，直到出现全球性的对来自低成本资源国的进口商品实行控制为止。长期协定和多种纤维协定最初是正确合理的，其道理就在于：为了避免从一个固定来源的进口商品猛增而导致市场的崩溃，有选择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样也就背离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非选择性原则。然而，选择性的进口法规刺激了新的进口来源或多样化的其他产品。到后来这些新产品也受到了限制（根据多种纤维协定），就象限制任何新的生产者一样。一个贸易法规体系已经这样发展起来了，并逐渐成为更具全球性的体系了。这个最初是有选择地反对少数几个出口国家的体系，现在已发展到了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扩展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国以及对外加工业务，现在已经威胁到了发达工业国家内部如美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伍尔考克，第46页）。在70年代，只有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进行了真正有生气的积累。尽管8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它们仍然设法保持了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当南朝鲜向国外大举借债为积累提供资金时，债款被用来再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新增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找到了销路这个事实表明，增加着的债务是可以偿付的。那些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即第二个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地区，却几乎无力经受住8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局面。早几年间把它们当作理想主顾的银行家们开始为这些国家的信誉是否可靠做起恶梦来。
债务
有借款也就意味着有贷款。1973年后不发达国家巨大的债务累积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资金有盈余才有可能造成的。除了国内积累（用石油换得石油化工产品）之外，石油生产国还在国外积聚了资金财产（用石油换得石油美元）。他们的国际收支顺差在石油价格上大幅上涨后达到了顶峰（1974年达到650亿美元，1980年达到1070亿美元），此后由于开支和进口成本上升，顺差数量减少了。在1973—1981年的整个时期中他们的顺差总数达到大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他们的收入的15％。
尽管利润较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还是一直能借石油盈余资金来保持积累（虽然这是以提高他们已经高度紧张的外国资金比率为代价的）。面对停滞，他们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做。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准备把借债规模扩大到足以保持需求的地步。所以，面对不景气的出口市场和价格大涨的燃料账单，非石油生产的不发达国家如果要发展就只好被迫承受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1974－1981年间所有这些国家的逆差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逆差数的2倍。
它们的债务反映了这些逆差逐渐增大的影响。一种估计认为他们的债务总额达到了7500亿美元。增长最快的部份是欠西方国家私人银行的债务。1973年末到1981年不发达国家欠西方政府和像世界银行一类国际机构的债务上升近2倍，而欠私人银行的债务上升8倍。到了1983年初已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
在发达国家要想进行有利可图的放债机会已很有限的银行，发疯似地竞相吸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存款，将之贷放给南方国家。这看来是足够安全的。许多贷款的利率各不相同，以保证不管利率怎样变化都有利可图。
然而，债务国家受到上升的利率、到期偿付债务和停滞不前的出口收利的打击。有一种估计是：在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里，高利率使不发达国家失去了200亿至250亿美元。13个最大的债务国用于长期和中期债务的还本付息总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1974 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25％。1981年不发达国家应偿付的债款有1290亿美元，实际上已两倍于他们的外汇储备。墨西哥应还280亿美元，而它的外汇储备则停留在仅40亿美元的水平上。这种债务危机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许多政权——不论是军事的和独裁的政权如巴西和阿根廷，还是联邦共和制政权的墨西哥——借债部分地是为了转移民众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这些债款也有一部分存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或被送到别的安全的“避难所”；据估计在1981年和1982年期间有1000亿美元流出了拉丁美洲。
然而，即使所有的借债都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会产生各种问题。单独一个国家有可能避免这类困难。按国土规模比例讲南朝鲜累计的债款数比那些“成问题的”拉丁美洲的借债国家更多，但持续的出口成功保证了它有较高的债信。不过，要是所有的借债国家都以南朝鲜的规模进行积累的话，过剩的生产能力早就猛涨了。因为如果不能为那些产品找到市场，即便是生产性的投资也将劳而无获。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对不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种种成功迹象，西方世界必然会用各种贸易保护手段组成火网来作出反应（见下文）。
因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或无法从别处借到足够的钱以抵挡步步紧逼的债主，这些债务国被迫要求修改偿债期限。那些债权人则被迫向他们让步，至少是有条件地根据他们最近的偿债情况对他们的债务作出“重新安排”，1981年到1982年，有10个新的国家着手进行重新安排债务的工作，这比1956年到1970年整整15年里做出这种安排的国家总数还要多。重新安排的债款总数达到了2500亿美元。
这种局面是非常脆弱的。1983年最大的100家银行的资本约为1600亿美元，也就是拉丁美洲所欠债务的一半左右。最大的9家美国银行己借给墨西哥的款额相当于它们的资本的半数，其中大多数银行借给墨西哥和巴西的债款合在一起比它们的资本总额还多。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这些银行就会破产。银行家们私下里同意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倒账将对银行的利润水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也很可能对银行体系的信誉造成破坏性影响（见《金融时报》，1983年2月18日）。这一情况迫使银行不但要重新安排现有的债款，而且还要放出更多的贷款以使债务国家能够如期支付利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世界各国的银行继续向拉丁美洲的债务积存栏里填入更多的美元，而这些银行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然而，他们明白：由于他们那样做，或许这些钱就永无再见之日了；实际上，甚至只要能拿到利息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总共有约3000亿美元的债务是拉丁美洲所欠的。现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那里去的新借款不是作为生产性的长期资本投资，而是为了一个更急迫的目的：防止对世界性银行体系的可怕的突然打击。如果任何一个主要的债务国——仅仅指拉丁美洲国家，即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不能如期偿付它应付的利息款，这种突然打击就会紧随而来。以往由各个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所安排的连续的“最后一分钟”的现金注射，正是为了不让那个时刻迫逼到眼前而己。目前仍然是这样。但是，万一那个时刻到来，它就会象一场飓风那样横扫华尔街，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美国银行的倒闭；它将会使黄金价格飞涨；它将会在拖欠债务的国家产生政治局面的混乱；并且，最糟糕的是，由于信誉上产生了危机，它将会使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见《经济学家》1982年12月11日）。
重新安排债务和新的贷款一直是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供了一部分追加资金（给巴西50亿美元，墨西哥40亿美元，阿根廷20亿美元）。作为报答，它要求那些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各种强硬政策：减少政府赤字，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为改善对外贸易而实行货币贬值。墨西哥同意将它的预算赤字从1982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削减至1985年的3.5％，并将年通货膨胀率从100％下降到70％。这些一揽子政策是35年以前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欧洲和日本所贯彻的政策的“直系后裔”，对就业问题甚至有更具破坏性的影响。
“在此期间，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看来就象被一场飓风所席卷，每个月都将有数以百计的公司破产。上一年的私人投资下降了15％。据估计，几个月之间失业率就从8%跃增到了约13％，整个经济状态中不充分就业的人数无论怎么算都可能要占到45％左右”（见《经济学家》，1983年4月30日）。
根本的问题是：那些贷款中的大部分没有能够投资到这样－些行业中去，这些行业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利润，从而有可能支付债息和最终还本。这样，就必然要有人被迫付出代价。这里有三个候选人：一个是银行。如果贷款被无条件地注销了，那么，由于伴随而来的信用制度垮台的危险，银行股东们就要吃苦了。如果是政府从银行的船里把水舀出来，那就要让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来付出代价。剩下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不发达国家充分地压缩它们的经济，把进口减少到净外汇收入足以负担支付债务利息和偿还债款本金的程度；换言之，也就是使第三世界全力还清债务。所有为了解救这场国际债务危机的方案都必然包含着玩弄这三种可能性的把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的，现在它正听命于这些政府，试图强制实行第三种可能性的方案。但这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如果第三世界的阻力太大，或是世界经济中充满了敌对气氛以至于各种严厉的政策也不能使不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那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银行将不得不提供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都将会造成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收缩。
发达国家
不平衡的发展
1973年以来积累的下降主要发生在经济繁荣的发源地——日本和欧洲。到1982年时，日本因投资停滞使企业积累率下降到了5.7％，比70年代初期的积累率的一半还低。在欧洲，这一积累率从5.5％下降到了3.1％。在美国，1980年所达到的积累率为4％，这与70年代初的积累率相当。1982年它只下降到3.2％（见图16•l）。
图16.1 企业积累1970-1982 ①
百分数的变化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
在国际竞争的决定性部门制造业中这种格局甚至更引人注目。到1980年美国制造业的积累率比60年代时翻了一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则已下降到一半或不到一半。现在美国的积累率水平与日本相似，比欧洲则高一倍——一种令人震惊的转变（见图16•2）。
图16.2 制造业的积累1970～1980 ①
百分数的变化
①总的固定资本存货的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见附录。 |
但是，美国的经济既没有倒退到与日本相等的地位，也没有恢复它原先与欧洲相处时的有利地位。首先，美国的就业上升得很迅速：在1973年到1981年间制造业的就业年增长0.4％，而日本制造业的就业年下降0.3％，在欧洲则为年下降1.7％。所以，作为机械化指标的工人人均资本存货，在日本增加了约6％，欧洲为5％，美国则为4％。不过这个差别比过去的年份里要小得多（而且由于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和日本的旧设备磨损速度较快，这一点没有在资本存货的统计中得到反映，因此，这种差别可能被夸大了）。
但在生产率的成就方面差别极大。尽管工人人均资本存货增长较快，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低于1973年以前那个时期（见表15•8）。尽管机械化的速度不是很慢，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得比它的对手还要慢。日本的资本家用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实现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虽然比60年代要慢得多）。欧洲工业则采用解雇工人的办法保持了生产率较有节制的增长。美国的企业没能象日本和欧洲的企业那样，尽管积累率较高，生产率却停滞了。流行过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反污染措施和其他立法的影响、研究和发展经费的减少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是非常令人信服的。更关心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怎样来解释情况的美国资本家试图通过加紧向工厂基层进攻来解决这个难题（见第十七章）。
所以就生产率的增长而论，美国企业与欧洲企业相比处在一种不利的地位，而欧洲企业又落在日本企业的后面。但是竞争还要依靠汇率手段，因此，在对主要集团之间的贸易格局作出评价之前，我们必须来看看国际货币体系是怎样发展过来的。
国际货币
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见第十二章）并不象人们有时断言的那样对贸易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有政府试图抚平“骚动的市场”的干涉，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至今为止却一直在天天相当大幅度地波动着。不过这些波动——以美元和马克之间的汇率为例，平均每天为0.5％——在阻碍贸易方面被认为只有微小的影响。较为严重的问题倒是从一年到另一年的汇率变动倾向完全未能够消除各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别。以相对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的实际竞争程度有很大的变化（见图16•3）。从1973年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年与年之间的经常性项目差额在（＋）100—150亿美元到（－）100—150亿美元的范围内浮动。与美元相比，日元和马克都升值了，前者一直维持到1979年，后者则维持到1980年，升值幅度大大高于有据可查的它们的成本增加的低速度。1978年之后，特别是在里根的紧缩通货政策指导下，美元急剧增值了。所以，到1982年时这三个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回复到了1973年的情况。此外，将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些涨落似乎己抵消了。1974年到1981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为2.5亿美元，日本为12.5亿美元，德国则收支平衡。
图16.3 实际竞争状态，1970—1982 ①
①指与其他竞争者比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上升即竞争能力下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国际金融统计》1983年。 |
在汇率的变化使大多数国家的经常性支付状况大致保持平衡的那些年代里，美国仍然有能力为大量的资本输出筹措资金。这一投资相当于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那些年中的一倍（从货币数量讲）（见表16•6）。在1973年到1982年间各国政府所据有的外汇储备几乎增加了2倍。尽管在这些外汇储备中现在马克和日元的比重正在上升（1981年末分别为12.5％和4.1％），但仍然有70％是美元，而且这部份美元之中又有三分之二为纽约所掌握。美元至今仍保持着主要国际通货的地位，它被私营的国际性银行用来经营它们的业务，被各国中央银行作为储备的主要组成成分加以掌握。
对于有能力为连续的长期的资本输出供给资金的美国企业来说，好处就是在：除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之外还可以不断地把从国外得来的利润和利息收入积攒起来。从1975年到1981年美国资本从国外得到了1610亿美元的纯利润和利息。1974年到1981年之间每年的各项收入从155亿美元增加到330亿美元。在增加的收入中，一部分完全是已有的国外工业投资的较高的货币利润收入。但也有一部分是（420亿美元，净数）追加国外投资的利润，这一部分投资是由其他一些积累了美元储备的国家以相对较低的利息率提供的资金（在1974 到1980年中，美国的平均实际短期息率不足0.1%）。
如果说长期资本输出压低了汇率，那么其代价就是美元的币值高过了它应有的程度。在能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美国（至少是到里根当选时为止）甚至可能宁愿让美元的币值更低一些。但这一点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1977年把美元币值“咬”下来的尝试几乎导致了一场灾难：美元的过剩数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致于一旦投机活动被刺激起来，局面就几乎不能控制了。1980年末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处在16560亿美元的水平上。各国官方金融机构据估计拥有2 400亿美元（1570亿美元在美国境内，其余的在美国国外，特别是欧洲的美元市场上）。其他外国人在美国以外的美元存款有7000亿美元。如果所有这些钱款开始兑出美元的话，美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将只能够维持几秒钟。1978年中美国曾不得不作出紧急安排，从外国中央银行得到300亿美元的支援以躲开一场即将来临的美元崩溃危机。其他国家政府那时之所以愿意帮助美国则是因为一种疲软的美元将减弱它们的出口竞争力。如果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商还没有和美国的竞争者并肩缩减美国市场的压力的话，里根政府紧缩通货的政策对他们来讲将是一件幸事（见图16•3）。
表16•6 1975—193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单位：10亿美元）
商品贸易 －145.5
劳务及汇款 12.1
军事交易净额 －4.1
美国政府赠予（不包括军事援助） －24.7
利息与股息收益净额 161.5
经常项目差额 －0.7
直接投资（净额） －4 1.8
股票与债券投资（净值） －26.0
政府贷款 －19.6
长期资本 －87.4
经常项目差额和长期资本的差额 －88.1 ②
国外私人掌握的美元 ① －14.3
资金来源：
国外官方储备美元 91.3
美国储备的减少 －12.5
（其中黄金） （－0.2）
① 包括短期资本净值。
② 自1979年以后美国的各类帐目没有将某种资金占有的长期性质与短期性质相区分。
不过长期资本部分相对而言较少，并且已做出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资料来源：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82年6月。 |
贸易
从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减慢了。1973年到1981年间的年增长速度为3.5％，远远低于前10年年增长8.7%的速度。世界贸易在制造品这个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中的年增长为5.1%，与此相比，繁荣时期是10.8％。由于市场扩大得较慢而过剩的生产力在增长，竞争加剧了。
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获胜者和失败者通常是根据他们在制造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区分的。整个7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占的比重下降很大。日本则赢得了大部分，但在一个长时期的下降之后美国的比重也稍恢复（见表16•7）。到80年代初期，除了意大利以外的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只占据了一个较低的比重，到1982年时德国的比重仅仅只比美国和日本的比重高了两个百分点，而在1973年时它的出口要比美国高三分之一，比日本高三分之二。
表16.7 1973—1981年制造品出口比重
（单位：各自在三者总计中所占％）
美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
1973年 18.2 67.5 14.4
1981年 20.4 60.0 19.6
资料来源：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贸易》1982年，表A19，A20 ，A21计算。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都是制造品的主要进口者，不过1973年美国进口的制造品大约与它出口的制造品一样多，而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口的要多得多，几乎构成了这三个集团的制造品净出口（出口比进口少）的三分之二。日本进口制造品的比例一直很小，却提供了净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6• 8）。
表16.8 1973—1981年制造品的进口与净出口
（单位：各自占三者总计的％）
美国 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
进口
1973年 25.3 69.1 5.6
1981年 27.8 67.0 5.2
净出口
1973年 -1..8 69.0 39.0
1981年 3.9 41.3 51.9
资料来源：同表16.7 。 |
日本一方面是出口比重有了极大的增加，另一方面进口比重却没有增加，从而使它所占的净出口比重上升到了50％以上。由于美国的制造品贸易变为略有顺差，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占的比例下降较多。这个变化反映了日本的增强了的竞争能力，然而这也是为发达国家的贸易形势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需要的。
作为石油价格上涨的结果，三个主要集团都面临着燃料进口费用上升的类似情况。1973年到1981年美国进口燃料的净值上升了660亿美元，日本上升了63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则增加了810亿美元。他们还都面对着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局面。不过在美国的食品出口净值从60亿美元上升到210亿美元时，日本却反而要为食物进口多付100亿美元。因此，美国初级产品进口净值增加了52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是880亿美元，而日本是810亿美元。美国还在“劳务出口”（主要的是来自国外的利息收入）净值上挣得了一笔几乎等于它在初级产品进口上所受损失的数目的收入。在“劳务”收支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情况改进极小，日本则更恶化了一点。所以，如果美国只需要使制造品净出口增长120亿美元就可以象1973年那样保持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欧洲经济共同体要取得这种效果却要增长740亿美元的制造品净出口，日本则需要增加890亿美元。结局是美国在制造品净出口中获利100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是610亿美元，而日本是. 940亿美元。
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只是在发达国家以外的那些市场上增加它们的净出口（如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那么就不致发生什么摩擦。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就是这样做的。在制造品净出口中，输往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增加了410亿美元，输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加了200亿美元，输往东方集团的增加了50亿美元，输到较小的工业化国家的则增加了150亿美元。日本在除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的上述所有那些市场中也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在那些市场中它的净出口增长了190亿美元。美国虽然并无必要输出更多的制造品，但也向石油生产国增加了140亿美元的制造品输出，向别的不发达国家则增加了80亿美元。由此看来，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干得比他们必须要干的还出色，而日本却显然做得比较槽糕。这种体系之所以实现了平衡只是由于日本成功地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上进行了渗透。输往美国的日本制造品出口净值增加了220亿美元，输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则增加了100亿美元（见表16•9）。这一现象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要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的呼声。
表16.9 1973—1981年向各个市场的制造品净出口①
单位：10亿美元
进口国家 日本 欧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 石油输出国 其他不发达国家 总计
出口国家
美国
1973年 -6.9 -3.3 — 2.4 2.5 —1.1
1981年 -29.8 0.7 — 16.0 10.4 8.9
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3年 -1.8 — 2.3 6.6 11.1 39.8
1981年 -13.2 — -4.0 47.1 31.8 100.8
日本
1973年 — 1.9 5.6 2.5 7.7 24.7
1981年 — 12.3 27.3 22.0 32.7 118.3
①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净进口数字与相应的净出口数字不一致。
资料来源：同表16.7 。 |
然而，即便日本只是要保持较低速度的经济增长而又不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逆差不断增加，它的初级产品进口货值的上升也使它必须相应地增加制造品出口的净值。另外，美国和欧洲在第三世界市场中的成功意味着它们在制造品净出口方面必然会对日本欠下为数巨大的逆差。
制造品的进出口净差额并不是对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唯一影响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货物出口正在迅速扩大销路。这个事实对发达国家中面临着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进口竞争的服装制造商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安慰。美国的办公和电信设备公司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出售了70亿美元（净值为50亿美元）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并没有给美国的小汽车制造商造成什么深刻印象，这些制造商在1981年面对的是进口了价值接近于50亿美元（净值40亿美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的局势。而且，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制造品的进出口净差额还不大时，总的贸易量已经很大了（在1981年是400亿美元左右）。它和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制造品总值一样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日本进口的制造品总值的两倍。制造品贸易总量的增长也很迅速，1973年到1981年间数量上增加了约二分之一，比制造品生产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生产增长得较慢和失业率上升的时候遭受了进口渗透势力增长的威胁（见表16•10）。这种情况加强了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
表16.10 1970—1980年进口品在制造品表面消费品中的比率，
单位：%
1970年 1980年
总计 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 总计 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
欧洲共同体 20.4 2.5 31.8 4.6
日本 4.7 1.3 6.2 2.4
美国 5.5 1.3 8.6 2.9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表4。 |
贸易保护主义
197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贸易已经常常受到某些方式的控制。属于控制范围之内的制造品贸易的比例从1974年的约13％上升到了1982年的30％左右。
第一流的技术一直是谈判时“自愿”限制出口的对象。至今为止已被运用的、包括面最广的这类措施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所采用的，但美国也已经用上了这种方法。《经济学家》杂志在“是进口还是毁灭”的标题下讨论了这些方面的情况的发展：
“根据现有的协定，在任何年份中，每100个英国的汽车购买者中只有11个人可以选购新的日本产汽车。每100个法国的汽车购买者中则只有3人可以购买新的日本产汽车。美国也有同样的做法。虽然在夸夸其谈什么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但里根政府限止美国人在一年之中（本月中这个限期被延长了4个月）购买的日本产汽车不得多于168万辆。
“欧洲最近签订的那个协定比美国的协定走得更远。它把贸易保护主义远远地扩大到了人们所熟悉的对纺织品、钢铁、造船和各类汽车的老保护圈之外，直到把建立产科医院也作为它的贸易保护对象。日本人一直被迫同意“节制”一系列产品的出口，其范围从石英表、叉式升降车一直到工作母机（在这方面他们“将特别注意到法国的市场”）。这个协定还对在共同市场上销售的日本产磁带录像机强制规定了数量限额，并对欧洲国家自己的厂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的最低比例作出保证。今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出售的日本录象机不得超过455万台，其中包括60万套以成套散件形式出口、最后在英国和西德的日本录像机工厂里组装的录像机。欧洲制造厂家则保证向共同市场出售120万套，而且这批商品的价格将不会因为受到日本商品的削价竞争而降低”（《经济学家》1983年2月19日）。
在1982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强迫在美国出售汽车超过10万辆的公司要在美国制造或购买至少相当于这些汽车价值1 ％的商品，在此数之外每增加1万辆汽车的销售，相应的在美国制造和购买商品的比例也增加1%，最高限额是允许出售90万辆汽车，但那时在美国制造和购买的商品就要占这些汽车价值的90％了。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最激烈的斗争可能一直是有关钢铁的斗争。1982年6月，美国政府发现有9个国家的政府在“不正当地”补贴它们的钢铁工业（英国钢铁公司被认为是最坏的冒犯者）。经过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同意采取一种定额分配制度，但一份有关谈判情况的报告详细地指出了这种定额分配制度的局限性。它说：“减轻来自欧洲人的竞争压力并不能使美国钢铁厂商得到他们所指望的进口压力的解脱。关税和限额制度不过是湍急的河流中的石块。它们只能短暂地使水流减速。被关在美国门外的欧洲公司将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些竞争有时是针对着美国公司的。而且，那些不需服从定额分配制度的生产者，特别是日本、南朝鲜和加拿大人，将通过努力把更多的产品转移到美国市场中去的办法来对这种竞争作出反应”（见《经济学家》1982年12月25日）。
紧张局面也涉及到农产品。世界食品出口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比重从1976年的8.3％上升到了1981年的18.3％，品种有肉类、奶制品、谷物以及食糖的出口，这些出口得到了8 0亿美元左右的津贴。
加强贸易保护的趋势导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从1979年的7亿美元上升到了1981年的27亿美元。在同一时期里西欧的投资则从82亿美元增加到了124亿美元。70年代后期的美元贬值使得外国人在美国建立工厂变得较为有利了，这就提供了一种刺激因素。美元贬值还使得美国在国外的投资减少了（从1979年的250亿美元下降到了1981年的90亿美元）。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作用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论说：“70年代的时候，海外直接投资主要与邻国的原材料供应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利用有关，而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日本已经很明显地把出口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一种明显与贸易摩擦的加剧及贸易保护制度的威胁有关的转变”（《经济展望》，1982年12月，第60页）。但是，海外投资，甚至是和国内生产厂商的合作，可能只不过是把问题推后一个时期而已。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一直有一种压力，它要求重新给“国内产品”下定义，以便把有关的关税制度和定额分配制度扩展到适用于和欧洲生产厂商合资的企业所生产的日本汽车（如日本的本田公司和英国的雷兰德汽车公司合资企业的产品）。
“自愿限制”日益显示出其不完善性。无论一种特定产业得到什么利益——况且这些利益可能会受到在第三世界市场上加剧了的竞争的限制——它对整个局势所起的作用总比对有关产业的收益总额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把日本汽车排斥在国内之外固然会削弱日元的地位，然而因此也增加了其他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汽车生产厂家所受压力的解除被对其他部门压力的加强所抵消。已知日本积累的活力和它的进出口贸易格局，就可以知道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日本的顺差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一点是对日本人所造就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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