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3．历史的前奏和历史的开端
我们一面等待北京的回信，一面继续搜集材料。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为苏维埃政权作过战？据中国彭明的统计，大概是四万多人。[1]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
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到底是由怎样的后备队提供的呢？加入红军的既然达到数万人之多，那么后备队伍总该有几十万人了。
这是几十万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贩把中国劳工成千上万地运来，有时甚至不知道他们确实的数目。这是一些勤勤恳恳的劳工。他们挖土、筑路、伐木、采煤、凿石、开矿，什么地方工作最困难，什么地方就有他们。
大批中国工人怎样来到俄国？他们怎样迎接“十月革命”？我们在外交部档案室发现了一封全俄华工联合总会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这封信详尽无遗地给前面两个问题作了解答。信上写道：
一九一五年初，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打得正激烈，各国工业部门都缺乏劳动力。协约国的三个成员国，英、法、沙皇俄国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廉价劳力，就注意到中国，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他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利。他们要把劳工运往欧洲，补充前后方劳力的不足。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同意把自己的人民运往外国。俄国是招募中国劳工的国家之一。俄国的欧洲地区，得到了约十万名中国劳工。工作、生活和气候条件，对中国劳工都是极端不利的。中国工人过着困苦悲惨的生活。而他们的命运，全掌握在公投和宪兵的手里，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在他们出国前，资本家所提出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到了外国才发现受了欺骗。他们既不能返回祖国，又无处申诉，更无权要求改善生活，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黄种人，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可以任意枪杀、鞭打、长期囚禁在沼泽和森林地带，挨冻受饿的中国劳工有的病倒了，但谁也不管他们。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员也没有为减轻本国侨胞的痛苦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况且“外交官老爷们”既没有工夫，也不像自找麻烦区处理这类“小问题”）。中国劳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生活、工作和死亡着。他们感到：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再也看不到故乡的太阳、亲人、家祠和祖坟了……
二月革命时期，中国工人算是透了一口气。宪兵溜走了。人们对待他们比较人道一点了，给了他们返回祖国的权利。一列列火车载着中国工人经由辽阔的西伯利亚铁路驶向中国。
十月来临了，同时“十月革命”也来临了。第三国际的口号深入了中国工人群众的心灵。拿起武器保卫“十月革命”的号召一传出，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就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所有的战线上，经受了国内战争的艰苦考验，他们忠诚地捍卫了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
革命前的报纸把穆尔曼斯克铁路工程称为“俄国的主要工程”。参加这项工程的中国劳工特别多。
这项工程的历史在《穆尔曼斯克铁路工程及该地区特写》一书（一九一六年彼得格勒出版）里被描写得特别精彩。
在这本书里，记载着领导该项建筑工程的专家姓名。工程师克鲁季可夫的姓名也在内。
要找到这位老工程师原来并不困难。我们很快就在列宁格勒会见了他。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条北极圈内的铁路的建筑情况。情况是这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沙皇军队需要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这大量的东西都需要向国外购买，用船只运到俄国海岸。但糟糕的是，“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波罗的海的港口被德国海军封锁住了；黑海的港口被土耳其封锁住了。只剩下北方——冻结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和水深不冻的穆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同外国联系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但穆尔曼斯克同外国来往则有着许多方便条件。
但是，位于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岸的穆尔曼斯克，在联结北方和全国的铁路之间，绵亘着上千俄里的荒地、森林、沼泽和冻土地带。建筑穆尔曼斯克铁路已经喊了三十年，但还是连铁路的影子也没有。
一九一四年年底，请沙皇“恩准”从国库拨款修建穆尔曼斯克铁路和穆尔曼斯克不冻海港。
奏折被批准了，经费拨了下来，勘测工作开始了。接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索罗克港铁路以及向北延伸至科拉港湾沿岸的铁路，也动工了。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千多俄里的铁路铺轨工程，以当时闻所未闻的速度向北极伸展着。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个工程。法国报纸写道：“……在俄国荒凉寂静的北方，正在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军事上带来绝大的影响。”
因为工程浩大，又完全没有建筑机械，所以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却又非常缺乏。俄国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赶到站好里去了，剩下的也大多在国防部门工作。
原来指望由英国包工带来的芬兰工人、德国-奥地利战俘和加拿大人作为建筑穆尔曼斯克铁路干线的主力。但事情远不是那么顺利。芬兰工人只干了几个月，伐木季节一到，就回家去了；战俘们只能算半劳动力，他们病的病，死的死；至于加拿大人，他们也闲了起来，抗议缺乏文化生活，对过于低劣的伙食极为不满，闹风潮，闹罢工，最后干脆撒手不干，返回大洋彼岸去了。
“于是才出了这样的主意，”克鲁季可夫说，“招募中国工人来干。请看，关于这个问题，建筑历史家是怎样写的……”他从书架上取出我们已经熟悉的彼得格勒出版物，读道：
鉴于劳力来源和劳力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又根据建筑远东铁路的经验，认为中国工人十分能干，工程指挥部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招募一万名筑路工人。
于是大批的招工员涌进了中国东北的农村。他们用工资高、伙食好和寒衣足这些假话去诱骗中国农村中的穷苦农民。
招工员把事先准备好的蒸笼拿给农民看，说：“你们每天就用这样的蒸笼蒸馒头吃”；把棉袄给他们看，说：“你们将领到这样的棉袄”；把质料好的鞋子给他们看，又说：“你们将有皮鞋穿！”
招工员这套花招真不错。高工资、厚棉袄和好皮鞋给了穷困的东北农民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愿意到穆尔曼斯克去做工的人们马上成群结队地来报名了。
那时，不仅北极圈内的工程需要劳动力，沿海区的港口，西伯利亚的森林，乌拉尔的铁矿，顿巴斯的煤矿，以及莫尔达维亚和南高加索的后方，都需要劳动力。根据某些材料的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二十万。
此外，还有数万中国劳工从美索不达米亚逃来俄国。原来，英国人根据同北京政府签订合同，曾经把中国劳工大批地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流域[2]的沙漠中的军事工地上做工。但是，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人也受不了。他们只得抛弃一切，逃到伊朗，再逃到南高加索边境。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被残酷剥削的中国劳工，流落到帝俄的广大国土上来。
“十月革命”巨雷一响，在颠沛流离、毫无出路的中国劳工中间出现了奇迹。阶级觉悟像磁铁一样把他们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红色的——好；白色的——坏！”中国劳工就是这样划分政治界限的。这样，他们就挺起了胸膛，走出了破烂阴暗的工棚，拿起了武器，同俄国工人、农民携起手来。
劳工们变成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
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经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考验。
同我们在塔干罗格相识的王树山，是参加穆尔曼斯克铁路建筑的千万中国工人中的一个。一九一八年年初，北方开始危急，在科拉半岛登陆的英美军队企图占领北极圈内的铁路干线。当时，王树山就在那个地区。
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北部边防部队。穆尔曼斯克铁路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了一封致交通、建筑工作人员的公开信，号召他们在各车站、车段和待避线上组织赤卫军。
执行委员会对于志愿兵登记的办法是这样说明的：“在名单里填上姓名、职别、国籍、枪号。”
王树山的姓名就在第一批赤卫军名单里：职别——筑路工，国籍——中国，枪号——102678。
王树山回忆道：“我们在彼阡加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后来我们在克姆车站旁保护铁路桥梁；随后开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后来又随同一支队伍开往彼得格勒。这支队伍里有三个中国连。”谁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王树山已经记不起来了。
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在列宁格勒国立“十月革命”档案局发现，在邢金山的自传中，得到了解答。邢金山写道：“一九一八年年初，我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志愿组织了赤卫军中国支队。这支队伍后来并入了斯庇利东诺夫的队伍。在他的队伍里我当选为中国第三连的副连长。”
可以看出，王树山和邢金山谈的正是同一个队伍。
我们在彼得格勒找到了王树山的一些同乡。他们中间有的人曾佩戴过写有“赤卫队”字样的红色臂章，三日前和王树山同住在塔干罗格的比较年轻的单堂方，也佩戴过这样的臂章。
不过单堂方到俄国来的道路和王树山的迥然不同。一九五〇年，俄国的一个团曾驻扎在中国。俄国兵伊万诺夫把单堂方带回了彼得格勒。那时单堂方还不到十二岁。
孩子在伊万诺夫家生活得还不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单堂方的温饱生活就结束了。伊万诺夫上前线了，并且这一去就杳无音讯。这个家从此失去了挑起生活担子的当家人。
单堂方给我们讲道：“起初，我进了糖果厂，每天做到十四到十六小时‘甜的’苦工；二月革命后，我转到我的同乡刘有三、赵昌庆等人工作的厂里去做工。厂里号召参加赤卫军时，我和我的几位朋友都报了名。
“在赤卫军章程里有这样的话：‘工人赤卫军的任务是保卫全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和种族。’
“‘不分种族’这句话特别使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说，今后白种人和黄种人都一样了。
“有一天，我和战友们执行护厂的任务。我正在工厂门口站岗，一个女工模样的中年妇女走来，她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保护工厂。’‘你为什么保护工厂？难道工厂是你的吗？’‘是我的，是你的，是全民的。’‘这话很对，同志，祝你值班顺利！’
“她把我叫做‘同志’，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
“报名加入赤卫军的人很多，但枪很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武器。我所服务的支队很幸运，从彼得格勒军械库里弄到了武器。就像当时报纸报道的，从这个军械库里搞出了四万多支步枪和几万支手枪。当遗臭后世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知道了工人赤卫队是用这些武装来武装自己时，连忙下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缴还武器。’这家伙真可笑！工人赤卫队队员们读了他的命令，当然谁也不去理它。
“以后？俄国同志与中国战士就用军械库的武器保卫城市，在纳尔瓦同德国人作战。”
王树山、单堂方和其他几位中国赤卫队战士都很幸运，他们好几次见到了列宁同志，听到了列宁同志讲话。
“我记得”，王树山说，“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工厂召集的群众大会上简单明了地向工人们说：‘为了结束战争，各国劳动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列宁走下讲台时，大家都对他鼓掌。当时王树山觉得，中国人鼓掌鼓得特别热烈。那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很多事理。宣传员告诉中国人，一九〇〇年，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义和团起义得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列宁，发表演说，反对沙皇俄国进攻中国；不顾刽子手们的威胁，大声疾呼地号召俄国工人起来全力反对制造民族歧视、欺骗工人阶级地真正敌人。
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发表在《火星报》一九〇〇年第一号上。该文抨击了参与镇压人民起义的沙皇政府，揭穿了殖民主义者的所谓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以及中国人憎恨欧洲文化和文明的谎言。列宁的话响彻了全世界：
“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并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
[3]
“我只见到列宁和听到列宁的讲话，”王树山说，“可是李富清最幸运，他还同列宁谈过话哩。他后来经常对我谈到这件事……”
李富清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盛典时，也给我们讲述了列宁的故事。当时外国代表团住在巍峨壮丽的乌克兰旅社里。会见李富清同志之前，我们得到旅社打来的电话：
“李富清同志说，”电话里通知我们说，“中苏友协交代他务必要会见你们。他听说你们要找他。”
“是的，”我们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会见他。”
“那么，请来吧！”
我们走进乌克兰旅社时，宽大的前厅里洋溢着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友谊的欢呼和相互问候的声浪。人们从这个人群中转到另一个人群去。可以听到中国话、捷克话、德国话、罗马尼亚话、波兰话、匈牙利话、法国话、塞尔维亚话、保加利亚话。语言不同并不妨碍相互了解。大家都感到和自己家里一样，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总是欢乐不已，谈之不尽。
其中，有的人是多年前在红军中作过战的，有的人是国内战争时期在国际部对里为苏维埃政权打过仗的。在体育宫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报告时说过以下的话：
“……由当时住在苏俄的最具有革命热情的中国、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芬兰、罗马尼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组成国际部对，同苏俄的劳动人民一道向革命的敌人作了战。”
[4]
离开热闹的前厅，走进电梯，就显得好像特别冷静。我们上到了26层楼；敲了敲值班人员指明的房门。一位服装整洁、身材消瘦、头发剪得很短，六十来岁年纪的人，从桌子旁站起来迎接我们。他就是李富清。
我们无须用翻译员，来自中国的客人俄语说得很不错。寒暄了几句之后，话题很快就转到他会见列宁的事上去了。
李同志说：“只要我或者，我总忘不了在斯莫尔尼宫做警卫的日子。
“我和另外三位同志担任警卫工作。有一天，我们在站岗，天气冷极了，风雪狂怒地刮着。谁当过战士，他就知道在这种天气里站岗的滋味。但是，我们仍然笔直地站着。
“我忽然看见列宁走来了。我是带岗的，就大声下令：
“‘立正！’
“虽然列宁同志走得很快，看他的脸色，显得心事很重，大概是正在考虑问题，但他一看见我们冲着风站着，好像他这时才注意到严寒的天气和猛烈的风雪似的。”他沉默了片刻，同情地摇了摇头，对我们说：
“‘这么冷，你们还站在风雪里。快到走廊上去，那儿有暖墙，总比较暖和些。’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是列宁同志一定要我们去。”又一次，列宁同志问我：
“‘怎么样？习惯吗？吃得好不好，生活怎么样？’
“我回答：‘生活得很好，吃得也不坏！’
“战士王才补充说：‘过去的生活哪里比得上今天的！’
“列宁同志说：‘和过去比较，生活是好了一点。但这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现在要建设苏维埃国家，那时候，才可以过美好的生活。’
“谈话结束时，列宁同志对我说：‘目前，你的俄语还说得不大好，你的同志也一样。要学习俄语，它对你们是有用处的。你们可以更明确地理解我国发生的事情。’
“列宁同志劝我们学习，同时自己也诚心诚意地向我们学习。
“有一次，他问我‘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中国话怎么说。我们告诉他是‘您好’。他又问‘Кушать’、‘пить чай’怎么说。我们当然很高兴，都抢着回答说‘Кушать’是‘吃饭’，‘пить чай’是‘喝茶’
“列宁为了记住中国生词，反复念了好几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列宁同志已经会用中国话和我们打招呼了：‘您好！同志们。’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您好！列宁同志。’
“列宁同志没有忘记他要我们好好学习俄语的话，他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女教师。上第一堂课时，她给每人发了一本初级课本，说：‘这是列宁同志给你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吩咐给你们发课本。’”
李富清不慌不忙地讲着。有一天，警卫员领到了新皮靴。靴子要穿起来合脚才舒服。可是李富清和王才两人领的皮靴都大了一点。他们请求管理员给换一换，但是管理员说：“我这里又不是皮鞋工厂。”于是李富清和王才决定去找列宁。他们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李富清和王才挟着皮鞋，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接待室。起初女秘书甚至不肯通报，她想说服年轻的中国战士：“你们何必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到这里来？难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间来管你们的皮靴？”
可是李富清和王才不肯走。他们深信，如果列宁同志知道他们在等他，他一定会接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申诉。
最后，女秘书只好让步。她摘下电话筒，报告列宁说李富清和王才要求接见。获得允许后，她就叫他们到列宁的办公室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坐在大桌子后面写字。战士们进去时，他把纸笔放到一边，大声用中国话说：“您好！”又说：“同志们，请坐，有什么事吗？”
“列宁同志，”李富清说，“我们领的皮靴不合脚，不好穿，可是管理员又不给换。”
“怎么不给换？”列宁耸了耸肩说，“皮靴，对于战士来说，是非常重哟的东西。如果战士没有合脚的靴子，就不成其为战士了。同志们，你们的抗议提的对……”
列宁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叫来女秘书，把纸条交给她。纸条上写了些什么，李富清可不知道，不过他们很快就换到了合脚的皮靴。
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后，李富清就很少见到列宁了。
后来，李富清上了前线，在第一骑兵军服务。他在顿河清剿过哥萨克白匪，在波兰前线作过战，在波列科普打击过弗兰格尔的骑兵，负过四次伤。在第四次负伤痊愈后，他被送到军事学校去学习。[5]
列宁同志逝世时，李富清给军事学校的同学被派为仪仗队员，站在伟大领袖的灵柩旁边。
所有这些经历，都深深地铭刻在李富清的心里。他牢牢地记得伟大列宁的形象。回到祖国后，他又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了一名革命战士。
和李富清在一个团队里服务的同志们，常常听到他讲述列宁的故事，他们都称他为“列宁的战士”。
[1] 彭明著：《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页。——译者注
[2] 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译者注
[3] 《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译者注
[4]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译者注
[5] 中苏友协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后，曾去基辅。李富清在基辅会见了第一骑兵的战友之一德罗任。这一天，两位战友一直待在一起，李富清在德罗任家里看到了一张当年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照片。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黄了。但还看得出年轻的李富清的样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乌克兰》杂志报道说：“这一次会见，很快就传到了中国。报纸上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李富清在基辅会见了老战友》。”——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