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4．“同志”，这是个好词儿
李富清和代表团欢庆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节后，就回祖国去了。我们又开始采访，继续把回忆材料一笔笔地记录到我们的笔记本上。
我们记录了已经退休养老的王福山的故事。我们是在格罗兹内同他认识的。他是哈尔滨人，一九一四年来到俄国，比他的同乡们要来的早一些。他在乌克兰杜布那城附近做过工，住的是土窑，每天干12小时的活——挖战壕，可只有35戈比工资。
“以后，”王同志回忆道，“爆发了革命，来了乌克兰反革命分子，又来了德国人……这可把我搞糊涂了，我弄不清到底是谁在跟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这时一位名叫米哈依尔的俄国同志帮助了我。他是一位火车司机，我当时在他那儿当司炉。他给我讲布尔什维克，讲列宁。我逐渐明白了：我是工人，布尔什维克要使工人的日子过得好，是为工人服务的；而哥萨克白匪、彼得留拉分子却要叫一切照旧，他们认为不公平是天经地义，公平是荒唐之谈，想叫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
“我对米哈依尔说，我要去找布尔什维克。
“我躲躲藏藏地在森林里走了两夜，想摸到河边去。河这边是白匪，对岸才是布尔什维克。我游过河去，到了岸边，有人喝道：
“‘谁？’
“‘自己人！’我一面大声回答，一面站住了脚。
“‘什么自己人！举起手来！’
“我走上河岸，红军战士看见我，就说：‘哦！中国人……来吧，来吧，同志，不要怕！’
“他们了解我。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参加了红军。我也知道我是到了自己人这边，就和到了同乡家里一样。‘同志’，这真是个好词儿。
“我被编入了中国营。我们的营长是匈牙利人雅可夫，副营长是山东人唐富顺。我在基辅打了第一仗，那是大的彼得留拉匪帮。后来我们攻打克列明楚格、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我的枪忙得很。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作战。”
当过赤卫队队员的李新红，和王福山一样，也知道为什么作战。他目前在莫斯科皮鞋工厂里工作。
李新红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俄国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我们大家全都互相了解。在俄国革命初期，这种互相了解给了我们很多好处。旅俄华工联合会派宣传员到萨马拉我们工人住的工棚来宣传，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说，讲吧，讲讲俄国革命，大家都乐意听。传单发来了，只要识字的人大声一念，他身旁马上就围满了人。
“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是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我们称布尔什维克为红党。红党领袖列宁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当我们知道列宁号召工人参加红军时，许多中国人都去报名，我也报了名。
“在我服务的中国国际营里共有五百人。我们在伏尔加河沿岸，在基辅等地方作战。
“在前线，我们知道了除我们之外，红军部队里还有另外一些中国支队。我听说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国国际支队，在西伯利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加入了红军；又听说第九步兵师第十八中国连在南方作战。这个连完全是由顿巴斯的矿工组成的，它的连长，听说是李生安，副连长是魏炳成。
“我还听到过许多关于乌拉尔中国团的事。加入这个团的中国人是在一九一五年年底来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好几千中国工人在那里起早摸黑地做工，监工对他们比对待牲口还不如。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中国工人就起来反对阿拉帕耶夫斯克的社会制度，击溃了警备队，打死了不少警备队员。
“后来，武装警察开到伐木场来镇压。二百多个工人被抓走了，送进了州监狱。他们中间有的人被罚服苦役，有的人被鞭打示众，遭受了种种侮辱性的处分。
“‘十月革命’来临了，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中国劳工全都站到‘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来了。他们成立了中国国际团，英勇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当时的团长是任夫成[1]。”
“我们跪着射击，红军中的俄国战士觉得很奇怪。”李新红继续说，“为什么跪着？’他们对我们说，‘那样会暴露自己，非常危险，应该卧倒！’
“可是我们不听劝告。我们认为跪着比较方便：可以看清射击的目标，看清打着敌人了没有。如果知道自己又干掉了一个敌人，这一天并没有白过，那心情也就特别愉快。
“我们为俄国工人农民的事业而奋战，就跟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战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锁链是相连的。如果俄国劳动人民砸开了这条锁链的几个环节，那么中国劳动人民要挣脱这条锁链就会容易得多了。”
唐卿三的回忆在我们的本子里，也占了不少篇幅。唐同志的地址是阿夫吉恩科民警少校从罗斯托夫寄来的。在莫斯科，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养老的革命老战士所住的木房子。我们同他谈了很久。
唐同志讲起自己的经历来真是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他说：
“我是山东人，但在年轻时就到了沈阳。只要能赚到一口饭，哪儿有工作，我就到哪儿去。然而，就是这样，吃饭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每一个工作，总有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在等着抢它。当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过剩，无法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可是又无处可投奔。要投奔别处，也得有盘缠呀！
“谁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中国劳工突然吃香起来了。战争的年代不仅要很多人去打仗，而且要修筑许多新的道路，砍伐许多木材，还要采煤和开矿。这一切都需要工人，可是哪儿去找呢？当然是中国！那个时候再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更多了。
“于是，我们被集中到招工所，又被运到各国去。英国人把中国工人运到美索不达米亚去筑路。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运到古巴和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去做工。俄国人把中国劳工运到沿海地区和西伯利亚去伐木采煤，修筑铁路。
“一只只轮船，一列列火车，把中国人运到外国去，人数多得连数也数不清，看来总有几十万，也许有上百万人。
“到俄国来的大都是东北人。我跟包工于文谈好，也决定来。他把我编进工人队里，并把我们这一千五百人运到鄂木斯克，他在那儿已经承包下修筑铁路的土方工程。这是一九一六年年初的事。
“于文原来是个大骗子。大概包工都是这一号人。在沈阳跟他订合同的时候，他说，挖一立方俄丈土就给三卢布。这样的工资很不错了。我们算了算，干它一年，可以赚到不少钱。
“但是，到了工地后，才知道是上了当。挖一立方俄丈土，于文给我们的不是三卢布，而是一卢布，同时还得扣除买手套、皮鞋、棉袄、铁铲、铁锹、十字镐等各种费用。他也没有忘记罚款这一手，一点芝麻大的事都有罚款的可能。他还在我们的伙食方面大捞一笔：卖给我们的大米，比市价高出两倍。
“总而言之，到领工资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一文钱也拿不到手，有的人甚至还反欠于文一笔债。
“春、夏、秋三季我们就是这样干着。后来，冬天来了，泥土冻得像石头一样，工程也结束了。
“我们要求回家，但是于文说：‘你们到哪里去呢？反正家乡也没人白给你们饭吃。我看还是跟着我好，我已经包下了一项新的工程，在乌克兰的基辅附近。基辅可是个好地方，那边气候温和，土地松软，伙食便宜，那才真正是一个好挣钱的地方哩！’
“我们知道于文这家伙是靠不住的，但还是同意跟他走。不跟他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上了火车，火车把我们从西伯利亚一直载到乌克兰，穿过了整个俄罗斯。
“我们想，在基辅该下车了。但快到基辅时，于文说，还有一段路。
“这一次，他用最卑鄙得手段欺骗了我们。我们忽然发觉，我们的车厢被锁上了。就这样，火车又开了好几夜，不知道把我们载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火车停住了，车厢上的锁打开了，我们才能走出来。
“一下车，就看见一条大河，还听到远处传来打雷似的轰隆声。我们很快就打听到这条河是多瑙河，打雷似的轰隆声是炮声。我们被运到了罗马尼亚边境靠近前线的地区来了。
“原来于文瞒着我们，把我们卖给了另一个中国包工。这个包工在这儿承包了修筑公路、架设铁丝网的工程。
“我们打算揍死于文，可是那坏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反正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真理，我们只好开始干活。
“一九一七年，爆发了革命，整个俄国都沸腾起来了，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给我们讲解正在发生的事。
“军队从前线撤退时，那个从于文手里把我们买下来的中国包工，把我们带到蒂拉斯波尔附近。我们在那儿采伐木材，晚上就睡在森林中的棚子里。我们仍旧和从前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
“这样的日子过得并不久。一个人的眼睛可能被蒙住，但他还是能感到太阳光。我们是一些被蒙住眼睛的人，但是革命的光芒却射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当中一些比较机灵的已经认得一些俄文。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消息：俄国人推翻了沙皇，他们再也不许懒惰的地主、残暴的官僚、贪婪的商人为非作歹了，他们要做生活的主人。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做列宁。这个人，对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当时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孙中山。人民相信列宁，都跟着他走。
“后来，一些俄国同志到我们的棚屋里来了。他们给我们讲列宁的故事，给我们讲解俄国发生的事情，讲解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工人农民革命的目的。有一个人，特别同我们谈得来，我记得他姓列文桑。他说：‘你们是自由人，为什么还坐在棚屋里？为什么要怕自己的工头——包工？为什么让他发号施令？你们知道，俄国工人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弟兄，他们对你们伸出手来说，中国弟兄，我们一道走，一道去争取自由吧。’
“有一次，列文桑同一位戴着俄国军帽的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这人就是孙福元。
“孙福元在我们的棚屋里留下了。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从中国东北来的。他在俄国待得比较久，会说俄国话，还认得俄国字。而最主要的是，他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布尔什维克。
“孙福元在棚屋里住下后，和我们大家相处得非常好。他认为，伟大的斗争时刻已经来到了，必须组织一支赤卫军中国支队。他说：‘我们下一代的命运，就看俄国工人和农民能不能取得胜利。因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孙福元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不少事情，所以都愿意跟着他走。
“这个工场的中国劳工，大多数加入了孙福元的支队。我们领得了服装和武器，每天拿好几个钟头去操练。当我们学会了步枪射击、机枪射击、使用刺刀以及列队行进和各种步兵口令之后，我们这个支队就正式起名叫中国国际营。
“我们在蒂拉斯波尔附近打了第一仗。我指挥一个班。我们的连长姓刘，跟我们一样，也是包工头于文从沈阳招募来的工人。刘同志有军事才能，指挥得很出色，善于迅速掌握情况，及时作出适当的决定。
“打了第一仗后，接着是第二仗、第三仗……第十仗……我们走遍了整个乌克兰，同德国人、乌克兰反革命分子、邓尼金匪帮和波兰人作战。
“瓦普尼亚尔卡附近的一次战役，我记得很清楚。事情是这样的：离瓦普尼亚尔卡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梁。一个俄国营和我们中国营刚过了桥，挖好战壕，几架敌机就飞来了。敌机并不注意我们，却把桥梁炸毁了。这一来，就把我们和自己的部队切断了；弄得我们真是走投无路，看样子要不当俘虏就只好死在战壕里了。
“我们班里有一位姓杨的战士，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他对连长说：‘刘同志，给我几个人，我们去把桥修好。’
“我们连有十个人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一起去的还有十个俄国同志。桥头那儿毫无隐蔽，就在敌人的炮火下工作。我们躺在战壕里用火力掩护他们，不让敌人接近。
“就这样坚持了一昼夜。修桥的二十个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杨同志也牺牲了。但到底把桥修好了，随即，增援的部队也赶到了。
“我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在医院里躺了很久。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中国营的同志。”
我们问唐同志，这个中国营的营长姓什么，叫什么？
“杨吉劳。他后来当了首长，指挥整个师。”唐卿三答道。
“什么师？”
唐卿三还记得他当年的首长指挥的部队，他以军人素有的准确性说出了这个师的番号：
“第四十五沃伦斯克红旗步兵师。”
原来是这个师！……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想想看，这个著名的师原来是中国同志指挥的。
我们又问了唐同志许多问题。在谈话中，出乎意料地听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唐同志认为杨吉劳不是中国人。他中国话都不会说，哪能算是中国人！
这位中国营的第一任营长、后来又当了四十五师师长的人，究竟是谁呢？
为了找出这个谜底，我们只好去翻阅四十五师的历史。
翻开四十五师历史的第一页，我们总算知道了这位神秘的师长。原来在内战时期，这个师的师长是杨吉尔。
指挥蒂拉斯波尔中国营的也正是他。在杨吉尔亲笔写的《一个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录》里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吉尔就是杨吉劳。——我们没有想到在中文里没有俄语“P”（尔）这个音，唐卿三可能是把杨吉尔这个姓照中国音读的。
这样，一切疙瘩都解开了。
在《一个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录》里，关于中国营的事占了不少篇幅。
“除了指挥俄国部队之外”，杨吉尔写道，“我还指挥着一个中国营。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情！
“我想这个营是工农红军里的第一个中国营。这个营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有一次我值班？我躺在屋子里的干草……这一个前线的黑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黎明时分，朦胧中听到有人不断地叫我。我睁开眼，面前站着一个穿蓝衣服的中国人，他反复地说着一个词：
“瓦西卡……我是瓦西卡……
“我问他：‘你要什么？’
“‘要中国人么？’
“要什么中国人？……
“可他总是说着那么一句话：‘要中国人么？'
“我始终不明白他的意思。
“过了两个来钟头，那个中国人走进指挥部来，他打着手势要我们到院子里去。我们走出去一看，这才明白过来。院子里整整齐齐地站着四百五十个中国人。‘瓦西卡’喊了一声，大概是‘立正’吧，他们马上双腿一并，挺直了身子。原来这些中国人本来在战线后边采伐木材，罗马尼亚人怀疑三个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便把这三个人枪毙了。中国人恨透了那些罗马尼亚人，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又冷又饿，那模样真是惨极了。
“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武器却很多，运也运不完，没办法，只好丢掉。于是我们决定把中国人武装起来，难道他们不会打仗吗？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英勇的战士……我们给他们发了服装和武器，我被任命为他们的营长。不久，中国战士被派去守卫蒂拉斯波尔的旧炮台。
“我最先认识的‘瓦西卡’和中国大尉孙福元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孙福元是一位好战士，其实就是他指挥的那个营，我只作一些原则性的指示。起初，我和中国战士间因为语言不通，很难互相了解，‘瓦西卡’就当了我们的翻译（他之所以能当翻译，只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善于用表情和手势表达意思罢了）……每当我打着手势要‘瓦西卡’翻译什么时，两人就得演一场滑稽剧。
“……我们的岗哨设在河岸上。我经常去查岗，要是我不和‘瓦西卡’同去，就准得出麻烦！到处都不让你通过。哨兵先是雄赳赳地端枪对着你？大喊‘站住！’等他弄清楚了，就笑了起来，然后又得说：‘营长，请！’诸如此类的客气话；等我查过所有的岗哨，已经够累了，然而又有人喊‘站住！’又是子弹推上膛，眼看就要开枪……于是又得告诉他，我是营长，但他还是认不来……头几天真是麻烦透了。
“后来，我们渐渐熟悉了。等到每个人都认识了我，不是我吹牛，他们都很爱戴我。
“……中国人很刚强，什么都不怕。有的人即使是亲兄弟在作战时牺牲了，他也不会气馁，他会走过去把死者不肯瞑目的眼皮合拢来，然后拿起枪来，把子弹收集在军帽里，跪在死者身边，向敌人射出一颗颗子弹。只要他认清了谁是他的敌人，敌人就一定要倒霉（我们这些来自蒂拉斯波尔的中国人，都牢记着罗马尼亚人给他们的侮辱）；为了消灭敌人，中国人个个都准备战斗到底。
“……我们走遍了乌克兰和顿河，最后到了沃龙涅什省。在这漫长的征途中，我们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蒂拉斯波尔中国营在卡拉奇地区差不多全部被哥萨克白匪杀死了，特别是，他们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在被骗放下武器后被杀死的。这是多么惨痛的事啊！”
关于这件事，唐卿三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接到了命令，叫我们放下武器，不带武器继续前进。既然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于是我们放下武器，空手站着。突然，哥萨克白匪骑兵跃马奔来，挥动马刀，对我们乱砍乱杀。我们手里既没有步枪，也没有机枪，真是手无寸铁……大家一下都弄得不知怎么办好。——我怎么能保住了这条命，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当时就剩下我们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了。其余全被哥萨克白匪砍死了。”
“你们为什么要放下武器呢？”我们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命令嘛！”
“莫名其妙的命令！……你们被包围了吗？被俘了吗？"
“哪能被包围！……我们从乌克兰开到俄罗斯去，当然不是被俘。中国人哪能俯首就俘？"
真的，中国的红军战士是英勇不屈的。魏里基卢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的报道可以证实这一点。这篇报道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和思潮，现在把它的全文抄录如下：
“在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内战时期，革命之所以能不断地获得胜利，不是由于武器的精良，而是由于战士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有所认识……我们的任务是揭穿谣言和骗局，尽快地把国际兄弟的英雄事迹传达给渴望前线好消息的工人和农民。
“现在发表西线某旅旅长讲述的一件真人真事。
“因为作战部队人数不多，又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都在岗峦起伏的地方，所以常常发生彼此被包围、被迂回袭击等情况。有一次，某连若干战士被敌人围困，苦战也未能突围，结果全体壮烈牺牲了。就连机枪排只剩下几个中国战士，这些优秀的红军战士曾击退了敌人多次优势兵力的围攻。最后弹药用尽，他们当着敌人的面，挺身立起，每人用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壮烈地殉职了。为了救援兄弟部队，他们尽了自己神圣的职责。这些英雄主义的事迹，只能出现在那些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们身上，出现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
“中国工人们远离祖国，自觉地为革命而牺牲，这是革命精神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战胜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残余……无名的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心里！……”
然而，在卡拉奇附近所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杨吉尔的回忆录里，找到了这个答案。根据被迫同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的规定，从乌克兰开往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必须在边界上放下武器。
“……我们分成三路纵队前进。”杨吉尔写道，“中间的纵队是从前当过斯塔夫罗波尔部队指挥的波利谢维奇上校率领的，我们的中国战士也归他指挥……
“波利谢维奇是纪律严明的人，他发出了命令：放下武器，轻装前进……我们的人刚刚放下武器，哥萨克白匪的两个骑兵连，马上从村庄里窜了出来，挥动马刀，砍杀手无寸铁的人；没被砍死的全被活捉去了。他们不放过一个中国人。他们说，中国人残忍，没有良心，是德国人的间谍[2]。因此，他们把中国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波利谢维奇一看不对，连忙冲上前去解救，他说：‘为什么这样？这是正式谈判好了的。我们执行了命令，可是你们……’暴徒们不等他说完，就把这位现在已经懂得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忠实战士也杀害了。”
年轻的红军里的第一批部队之一——蒂拉斯波尔营就这样壮烈遇难了。
[1] 1918年12月28日《公社社员》报道说：
“在维雅战役快要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夫成同志壮烈牺牲了。
“任夫成同志在中国侨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了苏维埃俄国……
“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经常在晚上召集起觉悟比较高的中国人，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共产主义的道理，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
“革命战士们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夫成同志。”
现居塔干罗格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单堂方曾经告诉我们说，任夫成已经返回祖国去了。所以我们写信给北京中苏友协总会，信内谈到了任夫成的生平，请设法寻找这位同志。发信后不几天，我们就在《公社社员报》上发现了有关任夫成的报道，才知道任夫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原注
[2] “十月革命”后，有一种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刊物，把中国劳动者作为中伤的对象，污蔑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出版人民委员部，竭力同这种卑鄙行为作斗争。这里，抄录一则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发表的简讯：
“中国侨民联合会曾对《彼得格勒新报》提出控诉，因为该报曾发表弗马·拉伊粱污蔑侨居在彼得格勒的中国人为德国间谍的文章。中国侨民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该报刊登上诉文章，显然有挑拨离间，唆使读者敌视中国侨民的意图。”——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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