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5．途中相遇
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老战士所追述的故事，或者是因为他们受俄语水平的限制，或者是因为他们记忆模糊，很多具体情节我们还无法获得。例如，参加红军的中国工人，有的不直接参加中国支队，而参加了俄国部队，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特列齐雅柯夫的协助下，我们才整理出下面的一些资料来。特列齐雅柯夫就是我们为了，上述目的而进行长途采访时所会见的第一个人。
一九一八年年初，特列齐雅柯夫指挥着向北高加索且战且退的哈尔科夫赤卫军部队。
哈尔科夫战士们在塔干罗格附近一个车站上碰到十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起初，他们只犹豫不决地站在一旁，后来，才鼓起勇气，走近来说话。
原来，他们是从德聂伯河畔穷凶极恶的乌克兰白匪那儿逃出来的。他们诉说中国人在麦利托波尔备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迫害。我们的战土听了都非常同情他们。
特列齐雅柯夫叫给中国人开饭，自己就到车站值班员那儿去催促开车。过了很久他才回来。他在指挥部车厢旁边又看见了那几个中国人。他觉得很奇怪。原来他们是特地在这儿等他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问题。问题很重要，他们要求加入哈尔科夫部队。
“怎么，为了面包就参军吗？”指挥员直率地问道。
同特列齐雅柯夫谈话的中国人在回答之前，用中国话说了几句，他的同伴们都不约而同地伸出粗壮的手来。
“指挥员，看到他们的手了吗？”当翻译的人说，“有手就有面包。我们不是要你的面包，我们是要打白匪，要打仗……
尽管特列齐雅柯夫很愿意收下这批中国人，但他认为有必要说清楚：
“你们并不了解我，可能我不是你们理想的指挥员。”
当时，在长官与新参加红军的战土之间说这样的话是极为平常的，因为当时的指挥员都是大家公举的。
这位中国同志的代表严肃地回答道：
“请告诉我们，你究竟是个怎样的指挥员？我们好考虑考虑。”
中国战士在操练
特列齐雅柯夫三言两语地把自己介绍了一下。他是哈尔科夫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火线学会了打仗，负过好几次伤，得过四次乔治十字勋章。哈尔科夫制造厂工人组织游击队时，大家推举他当指挥员，因为他懂得军事。
他的话被翻成了中国话。中国人都热情洋溢地说：
“工人，好……我们也是工人……这样的指挥员，对我们很合适。”
“好吧，既然合适,就要听从我的命令……”
晚上点名时，介绍了新来的战士，并发出了如下的口令：
“中国同志们，站队！”
这几个中国人就这样加入了特列齐雅柯夫的部队。另一些中国同志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巴夫罗格勒革命团。这段情节，我们是在所谓“斐定的练习本”里看到的。这是一位当过巴夫罗格勒革命团政委的教员斐定写在一个练习本上的回忆录。
但是首先应该说一说我们是怎样得到这本回忆录的。
采访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后来竟弄得我们两个人对付不过来了。我们向国防部总政治部请求协助，马上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舍夫琴科上校建议我们要求各军务部协助进行工作。
“各部有国内战争时期老战士的名册，军事委员部也可以帮助你们。”上校说，“我们可以给有关部门发出指令。”
指令起了作用。大家都行动起来了。访问国防部后一个星期，我们又到了顿河的首府——罗斯托夫。 各边区、州、市、区的军务部、政治部和军官俱乐部的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北高加索军区的《红旗报》发表了一则题为《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的消息。
“中国志愿兵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功绩，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然而，这些历史资料还有待搜集和整理。
“现在，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两位作家正在收集史料，预备写一本反映两国人民为了捍卫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在战场上产生的巩固起来的友谊的书。
“《红旗报》编辑部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希望革命老战士、内战的参加者和全体读者，将记述内战时期中国人英雄事迹的回忆录，以及较为完整的资料寄给编辑部。
“编辑部要求一切知道现居我国的国际战士住址的人，曾在红军部队里和国际战士共同作过战的人，提供和协助收集必要的资料。”
不久，编辑部收到了各地的来信。在这些信件中，有的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说:“未能发现任何有关苏联内战时期中国志愿兵的材料。”有的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充实了我们的笔记本。
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军务部政治部主任布尔金上校来信说：
“根据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市、区的军委会的报告，同退伍及预备役军官、将军的谈话，以及边区国家与党的档案室的资料,提供如下准确的材料:
“王乔成，北京人，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曾居克拉斯诺达尔市，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去世，葬在市立公墓，即将在他的墓地建立纪念碑。
“李文银，内战时期的中国志愿兵，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八九一年生，现住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苏维埃区，在‘祖国集体农庄’积极地工作。在当地有很高的声誉。
“王福—尼古拉·依万诺维奇，北京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一八年志愿加入刘棣宗指挥的国际连，当机枪手，现居第比利斯区第比利斯镇依斯波尔考莫夫街三号。
“此外，在第一巴夫罗格勒革命团还成立过一百八十人的中国志愿兵连。这个团的政委就是目前领取特种养老金的斐定同志。斐定同志现住戈利维奇·克留切夫斯基区库太依斯村。
“兹附上斐定同志的回忆录一份。”
于是，斐定同志的练习本就到了我们的桌子上。练习本里记述了一些非常动人的故事。
斐定写道:
“我们巴夫罗格勒革命部队，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初从拉宾斯克车站出发，沿着拉宾斯克—阿尔马维尔—齐霍列茨克铁路前进。
“我们两列火车开到齐霍列茨克车站，停在一条待避线上。在我们的列车旁边，停着八节货车车厢，里面坐满了中国人。他们看见我们是武装部队，看见我们帽子上有红星，便向我们热情地欢呼：‘赤卫军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打倒有产者！’
“我们一群人向他们跑过去，他们把我们拉进车厢里，我们紧紧地拥抱一阵之后，便交谈了起来。可是言语不通，双方都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
“这时候，三个中国同志跃身跳进了我们那节车厢。其中一个俄语说得很好。
“经过他的翻译，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来历。原来他们是被招募来修黑海铁路的中国工人。他们工作了两年多，现在要取道莫斯科回祖国去。”斐定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觉得很奇怪，中国人嘴上说他们多么渴望回家，可又那么热情地关心着我国革命的进展。他们问：红军的力量强大吗？白军的实力怎样？听说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是真
的吗？苏维埃对白种人和黄种人同工同酬，这话确实吗？等等。
后来，话题忽然一转，一个中国人谈起鸦片的事来。他听说苏维埃政权不容许贩卖和吸食鸦片。这时，另一个中国人站了起来，望了望政委，又望了望刚才谈到鸦片的同胞，开始一字一句、 有条不紊地讲起话来。他的表情那么严肃，斐定以为他在背诵祈祷文。
但是这位穿破蓝棉布裤子的中国工人，不是在背诵祈祷文，而是在讲述列宁写的文章。的确是在讲述列宁写的文章。政委在翻译的帮助下，知道这位中国人是在讲述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他怎么得到这篇文章的，那正是俗话所说，只有上帝才晓得。但事实总是事实。工人们都记得列宁抨击欧洲资本家用暴力在中国取得贩卖鸦片权利的文章。
“我们在睡觉，”中国人说，他把手背贴在脸颊上，表示中国受了鸦片麻醉在睡觉的样子，“可是我们不应当睡觉，我们要起来，起来闹革命……”
斐定和交谈者的周围围满了战士。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后来索性在月台上开起群众大会来了。红军战士和中国工人混杂在一起了。行李车代替了讲台，许多人走上“讲台”发表了热情的演说，他们谈到中俄两国劳动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们拥护苏维埃政权。”中国翻译说，“ 我们也恨透了资产阶级，可惜没有武器揍他们。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请吸收我们吧！……”
“欢迎！”红军战士欢呼着回答。
夜里，我们的列车后面新加了几节货车车厢，从齐霍列茨克开往克雷洛夫。货车车厢里坐着中国志愿兵，他们已经编为巴夫罗格勒团中国战士连。连长就是替斐定当翻译的那位中国青年。
第二天，中国连就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他们在叶卡德琳镇附近同哥萨克白匪打了一仗。中国人打得很顽强、很英勇。
后来，巴夫罗格勒团开往顿河一带。战事暂时沉静了下来，于是中国连便被派去做警卫工作，守卫两列火车。车上住着团部，还存放有粮食、弹药和武器。
“中国战士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顺利地完成了守卫任务。”斐定写道，“后来我负了重伤，躺在担架上等着去往医院。中国战士走到我跟前，一手按胸，频频地向我鞠躬。我问翻译‘瓦西利’，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礼节，表示尊敬红军。’”
“一九一八年七月，” 我们继续阅读斐定的笔记本，“在顿河前线，或者照当时的说法，在沙西科和吉斯梁科夫前线，展开了敌众我寡的激烈战斗。中国红军战士守卫的列车和我们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据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经过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以后，于夜间转移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再从草原转到阿斯特拉罕去了。
“总而言之，我可以说，这些优秀的中国人背井离乡，在第一个苏维埃国家里奋不顾身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作战，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斐定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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