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篡改

篡改列宁政治“遗嘱”的秘密产生于列宁开始口授自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日子里。在随后的年代里，直至前不久，一直有种说法，即列宁在1922年12月最后几天口授的内容后来被歪曲了，但是却没有能用文件证实这一点的直接事例。最终这种事例还是出现了。它们说明，斯大林在从列宁秘书处得到列宁口授内容的文本后有机会对其加以编辑。借助于文件的原件就可以证明其中的一次。下面的陈述目的不仅仅是确认篡改载入史册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份文件的事实，而且还要查明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

1970年，一页手稿从苏共中央总务部转到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该手稿是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起始部分的笔录。这份文件的珍贵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众所周知，《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打字稿发表的。而这里谈论的这份文件是手写稿，它是由阿利卢耶娃*亲手记下来的。可见，目前这是列宁秘书处工作人员亲笔记下来的、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内容的唯一手稿原件。

[* 娜·谢·阿利卢耶娃（1897-1932），斯大林的妻子，参与了《值班秘书日志》的记录工作。正是她在1922年11月21日最先开始记这个日志的。她在日志中做的笔录是1922年12月21日中止的。很突出的一点是，接下去由沃洛季切娃做的笔录日期为1923年12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57-473页）。]

决定文件手稿珍贵性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内容与《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文件不同。

不同点有两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字稿是这样的：

请注意打字稿的第四段。*这一段说：“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作者标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 此处和下面提到的打字稿均指的是《列宁全集》第45卷（343-344页）上发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记录稿。]

在手写稿中没有划线部分的话。这是同一份文件手写稿与打字稿之间的第一个不同点。当然，有还是没有上面划线部分的话会大大改变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对比一下第五段的打字稿与手写稿，那么句子意思的改变就更大了。

我们看到，打字稿第五段是这样的：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作者标注）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手写稿中，最后一句的结尾是：“……对党的所有‘评判人’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用了“前途”（在打字稿中不带引号）一词的句子虽然严整，但却是被篡改过的。这句话是按照“遗嘱”的特性加以编辑处理的。用了“评判人”一词的手写稿（这个词在稿中加了引号，这并非偶然）则符合公文的特性和风格。

列宁到底称哪些人为“评判人”呢？列宁1922年12月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如下内容对此作了回答。该部分内容是从这一段开始的：“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2]

在这段文字中（它在意思上和形式上都与上一段紧密相联），列宁把“评判人”具体地点了出来——奥登堡。在这个名字的后面是寄希望于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复仇的政治侨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前途”一词），文章的表述风格是转文（要让我说，这是斯大林风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典型的政论风格、列宁的风格。

关于为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对列宁的文章加以“编辑”，将在下面陈述。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另一份同样需要给予简要说明的史料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存有一套集成一卷的文件，这是在1956年筹备出版列宁的“政治遗嘱”期间收集的文件。文件中附有一张卡片（原件），上面写有如下文字：“莫斯科，1923年6月7日，呈报加米涅夫同志，现寄出古比雪夫同志答应为党的档案馆提供的材料。”（签名无法辨认）^[3]

从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出的“答应提供的材料”，是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列宁口授内容记录的几页打字副本。最初，这些材料中曾有1922年12月24日至25日的口授记录（“遗嘱”）。以下情况可证明，这份记录后来被收走了。列宁的文件副本附有一张目录。例如，关于12月23日的记录内容是这样写的：“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两个建议。1.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作为加强中央稳定性的措施）。1.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在“目录”中还可看到：“第二封信。1922年12月24日。展开谈第一个建议：关于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评述）。”

可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古比雪夫在认真研究了列宁的口授记录后将它们交给了由加米涅夫控制的档案馆。这件事发生一年后，克鲁普斯卡娅于

1924年5月18日向中央委员会正式转交了列宁的文件副本。按照党的所有正式文献的说法，这些文件此前遵照其作者的意愿一直“精心”保存在列宁秘书处和列宁的亲友那里，而且装在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封中。

综上所述，现在来论证一下本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在历史学家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列宁决定不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了解自己1922年12月23日第一次口授的内容。依我看，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起初列宁准备给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发去好几封信——他通常都是这样做。但是，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行动迫使他作出了另外的决定。

实际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引人注目的是列宁向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的形式本身。他用了这样一些词语：“想同你们谈谈”，“我想提请”，“我想”。换句话说，尽管健康状况极为糟糕，列宁（就像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那样）还是开始了起草给例行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工作。*

[*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也病了。1922年3月23日，在十一大开幕前3天，他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附上了自己提交代表大会的报告的提纲，并请求在全会上批准这个提纲。他还宭求尽可能不安排他参加全会。3月27日，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60-62页。]

他估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时间还足够，政治局来得及研究他的建议。与此同时，列宁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健康并参加代表大会。**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4分钟时间里口授自己的又一封信时，他未作任何指示，包括自己的口授内容要保密这样的指示。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志中对这一事实做了如下确认：

[** 据《值班秘书日志》证实，1923年1月29日，列宁问医生，他能否于3月30日在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答复，不过允诺说，到这一天“他会站起来”。——见《列宁全集》第45卷第477页。]

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12月24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且是在斯大林的安排下发生的变化。在《弗·伊·列宁发文及指示登记簿》（1920年9月至1924年1月）上，12月23日的第8628号记录写道：“送斯大林（弗·伊给代表大会的信）。”^[5]这个记录证明，《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当天就到了党的总书记的手中。12月23日看了列宁的信以后，斯大林利用负责保持医生为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的权力，于12月24日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根据作出的决定，允许列宁口授其“文书”，但规定他“不应等候答复”。与此同时，还切断了有关“政治生活”的一切信息。*^[6]

[* 1922年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决议中说：“由斯大林同志承担在与工作人员个人交往及信函往来方面隔绝（作者标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人责任。”——见《苏共中央通报》1939年第12期第191页。]

面对新出现的情况，列宁决定将自己的口授记录全部作为密件。这样就出现了对政治局委员和皮达可夫的评价，这些评价后来作为列宁的“遗嘱”载入史册。除了个人鉴定的各种作用外，在这里还有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列宁分析和评价了当时政治局内的各种力量对比情况。

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列宁继续坚忍不拔地起草党中央提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所包括的那些秘密文件时，他认为这些文件与自己准备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应该构成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显然，斯大林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力一，在充分了解列宁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篡改列宁文件的情况。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的发展经过如下。

1922年12月21日，经费尔斯捷尔教授许可，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下了列宁的一封信，并把它发给了托洛茨基。应列宁的请求，托洛茨基在外贸垄断问题上坚持着他们的共同立场。这封信中说：“不要停止不前，要继续进攻”，为此要准备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收到信以后，托洛茨基便开始按列宁的请求行事，不过表现得很谨慎。^[7]

12月22日从加米涅夫发来的便函中得知列宁给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以后，斯大林就开始阻挠这一行动。在1922年12月22日那天，加米涅夫写信给斯大林：

斯大林马上就回了信：

在这一天，斯大林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甚至“不体面地谩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信给加米涅夫：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12月23日从沃洛季切娃送来的文件（《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一部分）中得知，列宁建议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且“在这方面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托洛茨基12月24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自己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方案。他此时还不知道，列宁已经“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1922年秋天，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但却与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相对立。

对有关上述种种情况的文件加以分析便使人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斯大林的地位已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他下决心要改变列宁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便函的内容。结果，在上面提到的古比雪夫收到的那批文件中，恰恰就出现了在《列宁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那个“正式”记录文本。这绝非偶然。

文本很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被“编辑”了。这几天中央委员们看了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关于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立场。斯大林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此问题主持的讨论会。^[11]众所周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到1922年12月已经互相接近了。^[12]

在1923年1月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国家管理问题曾多次交换信件。斯大林认为，国家机关应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按照他的意图，增加到5人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团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应该归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斯大林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而按照托洛茨基的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担当统筹和领导国家经济机关工作的角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接受国家计委主席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由于打算实现自己的设想，而且显然在谋求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所以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建议他担任的职务。

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起特殊作用的想法，以及列宁预见到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个人之争的尖锐化，卷入了这种纯粹的行政计划。在1922年12月23日对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国家计委的建议总体上表示赞成以后，列宁在12月27日的信中具体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托洛茨基不应该当国家计委主席，因为“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13]

这几天也把列宁12月23日的口授记录拿给托洛茨基看了。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记录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文本。

在让托洛茨基看“编辑过的”列宁口授记录的同时，斯大林实施了另一个行动。其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从列宁秘书处得到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在收到列宁的第一封信以后无疑会等着后面的来信）。斯大林的行动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列宁对他视之为俄共（布）中央的两位“杰出领袖”所作的评价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14]

有关列宁政治“遗嘱”问题的书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断言，虽然列宁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可能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不仅看到了1922年12月23日的记录，而且还看到了列宁后来口授的其他所有记录。^[15]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文件可以使人直接下结论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不同，他能了解全部情况。《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刊登了以“列宁遗嘱”为题的瑙莫夫答记者问（续篇登在3月25日）。该文仅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了解1922年12月下旬的列宁“遗嘱”内容这个问题。后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对瑙莫夫“含糊不清”的言论作了如下澄清：有人在1988年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看法（作者标注）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将”遗嘱“转交俄共（布）中央的日子——作者注）前，极有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9日前，已经了解了某些笔录（列宁的口授笔录——作者注）的内容”。此文发表后，苏共中央自然而然收到大批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具体是谁在1922年12月秘密阅读了“遗嘱”？瑙莫夫的答记者问显然令人推测，托洛茨基了解“遗嘱”的内容。《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发表了两封信（1922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加米涅夫给斯大林的信）。编者按中说：“刊登的加米涅夫和福季耶娃的信会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1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经验丰富的档案专家在发表这两封信时措辞如此谨慎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文件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列宁“遗嘱”？对一些文件加以分析便可确定事情的如下基本轮廓。

1922年12月29日晚，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突然来找自己的顶头上司加米涅夫（作为列宁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代理列宁的主席职务），“先是口头，然后书面”怍了声明。加米涅夫马上把她的声明送给了斯大林。

福季耶娃写道：

从福季耶娃的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她写道，在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从列宁秘书处发给斯大林的只有12月23日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开头部分。从加米涅夫在福季耶娃的“声明”上的附笔中可以看到，了解这个文件（仅此文件）的有加米涅夫本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可见，福季耶娃、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文件，它证明，只有12月23日的笔录“错误”地从列宁秘书处发到了中央委员会。可是，如果像沃洛季切娃12月23日在《值班秘书日志》中记录的那样，列宁未下过任何有关保密的指示，那么她的错误又何在呢？

从沃洛季切娃的证词来看，她1922年12月24日才得到这一指示。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个证词，不过现在要指出，其他一些史料也记下了让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看列宁“遗嘱”（12月24日至25日的笔录）的事实。

前面已经指出，在1923年5月前，古比雪夫和加米涅夫已经知道了列宁“遗嘱”的内容。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在1923年8月，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曾与斯大林通信。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详谈，现在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知道列宁“遗嘱”的内容，而斯大林却干脆写道，他对列宁“遗嘱”一无所知。^[19]总之，了解1922年12月23日笔录内容的人如下：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他得到的是已经编辑过的文本）、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被史料确认了解1922年12月24至25日笔录内容的人要少得多。这些人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古比雪夫、加米涅夫。

1922年12月，古比雪夫是中央书记。中央书记能否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总书记汇报他收到的文件的情况呢？很清楚，他不能。但是，仍然无法用文件来确认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将列宁的文件从列宁秘书处转交给斯大林的事实。

不过，《值班秘书日志》证明，列宁曾两次告诫沃洛季切娃：第一次他告诫她12月24日的笔录要保密，第二次他这样做是在12月29日，福季耶娃书面指出了这件事。只标注着靠后的这个日期的文件到了古比雪夫手里（这意味着也到了斯大林手里）。12月29日晚上，斯大林用手中的文件向托洛茨基解释，已不可能再得到列宁以后的口授笔录。

针对托洛茨基手中的文本（经过编辑的12月23日的笔录）、斯大林采取了一个使它无法与原件核对的行动（与此同时，了解这个文本原有内容的人，例如克鲁普斯卡娅，也都不再提及此事了）。斯大林采取的行动是，把福季耶娃的声明文本发送给托洛茨基，并在上面亲手写上：“已阅。斯大林。仅送托洛茨基同志阅。”托洛茨基也亲笔在声明上写道：“已阅。我当然未向任何一位中央委员谈起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托洛茨基。”^[20]需要指出的是，据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这件事。他很可能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明白，在这件事上斯大林让他上了当。

为人所知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它证明，托洛茨基在1922年底没看过列宁的口授记录，更不了解这些记录中有列宁就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计委问题发表的见解（列宁在12月27日口授了有关内容）。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6月2日把这个口授记录转交给了季诺维也夫（有关内容详见下文）。在此之后，作出了将其散发给政治局委员的决定。1923年6月8日，托洛茨基对中央秘书处说，他尚未收到这份文件。^[21]

总之，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91年4月以前公布的文件及研究人员加的文件注释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是否看到过列宁“遗嘱”？

不过，一批新文件在1992年4月为大众所知。如果将其中的一个信息与以前公布的信息加以比较，那么在我们看来，它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1922年12月看了列宁的“遗嘱”后，向托洛茨基隐瞒了“遗嘱”。同时他歪曲了列宁的第一份口授记录，也就是说，他进行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