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及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
7月联合全会

在隐瞒列宁“遗嘱”的整个过程中，这次全会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全会的前几次会议上，有关列宁晚期的一些信件的情况并不是讨论的对象。这几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是在全会即将结束时（全会于7月14—23日举行），列宁“遗嘱”问题成了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首先向斯大林提出挑战的是在7月21日晚间会议上发言的季诺维也夫。他在发言中承认自己曾犯了不少错误，首先是在1917年，他当时曾经反对过列宁。但他同时称，列宁认为他“纠正了这一错误”。

季诺维也夫接着表示，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他的第二个错误，这次错误尚未纠正过来。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季诺维也夫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季诺维也夫说：“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三次警告……第一次警告是在遗嘱中提出的，其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把斯大林同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性格粗暴——这只是小问题，而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我委婉地转告斯大林……”^[1]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第二次警告是列宁同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中提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政治错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诫全党要警惕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他实际上预测到了格鲁吉亚的起义……”

“第三次警告是这样的，”季诺维也夫说，“在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宣布与他断绝同志式的关系。这三次警告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么认真负责地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事实表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季诺维也夫得出以下结论：“我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领会到这三次警告之间的联系。我一直以为，事情不会搞到斯大林现在已经搞到的这种地步。”

接下来，季诺维也夫透露了他和布哈林于1923年8月10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的内容，信中谈到了“遗嘱”。按照季诺维也夫的陈述，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确在一封信中建议（党的十二大）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把这封信的事告诉您。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您对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态度过于偏执，因此我们不想让您更加激动。”^[2]

季诺维也夫提到了两份以前未曾提到过的新文件，这样一来，斯大林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遗嘱”中列宁对他的批评了。上述文件之一，即列宁那封宣布与斯大林决裂并要求后者为其对自己妻子的粗暴无礼而道歉的信，最终也没有在全会上宣读。斯大林通过另一种方法摆脱了困境，是什么方法，我们下文再作介绍。至于第二份文件，总书记在这一问题上公开欺骗了全会。他只是在1926年8月13日向全会提交了《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声明说：“对于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发言和声明中对我个人进行的攻击，我声明：1）我根本没有收到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1923年8月10日发自基斯洛沃茨克的什么信，虚构的信件中的虚构内容即是谎言，是诽谤……”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谎言”和“诽谤”在70多年后被找到并被公开发表。^[3]

布哈林的骗术略高明一些：他说的有一半是实话：“关于‘1923年8月10日的信’，我坚决否认曾经发出过这封信。加米涅夫当时根本就不在基斯洛沃茨克。我们（季诺维也夫和我）曾经发过一封信（通过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这封信完全是另一个内容。应我的请求，斯大林把这封信寄给了我。下面我就公布这封信的内容（信的原件在斯大林同志那里）。”紧接着布哈林公布了1923年7月29日写的那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

全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虽然争论同时涉及斯大林派同“新反对派”之间斗争的几个方面，但关于列宁遗嘱的问题却被一再提及。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斯大林的回答，因为他是反对派在“遗嘱”问题上的主要打击对象。而他也很快作出了回答。

他首先讲述了在全会举行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说，在3天前全会休会期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向全党隐瞒了列宁的一封信，即所谓的遗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跟着“大声叫嚣，说中央将列宁的信隐藏起来，不让全党知道。”“而今天，”斯大林接着说，“托洛茨基同志又在这里重复这一论调。”斯大林称：“这是……最严厉的指责。”因此他建议全会按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么这种指责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中央委员会一刻也不应当呆在台上；要么中央委员会是正确的，即它没有隐瞒文件，——那么就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诋毁中央。”^[4]

此时，斯大林于1925年制定的行动方案又派上了用场，那个方案制定得非常出色，使他借托洛茨基之手“揭露”了伊斯曼。

斯大林正确地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新鲜”。不过他还是详细地向全会讲述了“一个名叫伊斯曼的反革命人物”是如何“在自己的一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中指责我党的领导人，指责我们的中央，称他们向全党隐瞒了列宁的一些文件”。斯大林说，伊斯曼在自己的书中“居然无耻地借用托洛茨基同志的名义，致使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在报纸上公开而坚决地宣布同他划清界限”。接下来，斯大林讲述了自己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并提到了他1925年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的那份材料。然后，他继续陈述了事件的进程：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在场），要求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斯大林接着还援引了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两人声明的内容。总书记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托洛茨基声明中的下面一段话：“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毒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创建的党的利益。”在引用了托洛茨基声明（对斯大林来说，声明中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中的另外一段切中要害的话之后，斯大林用以下这段结束语“彻底击垮”了这位对手：“或许不妨再说一遍，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也曾交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审阅，并且令二人感到满意。”^[5]

在对付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克鲁普斯卡娅。他从后者的文章中引用了一大段话，这段话中说道，伊斯曼“叫嚣什么遗嘱被隐瞒——这是在公然诽谤中央。”斯大林随后得出以下结论：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的……这说明，中央不折不扣地、完全准确地实现了列宁关于他的信的意愿。”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提出质问：为什么他们无视事实，“重复伊斯曼的诽谤之辞？他们是在诬蔑党，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的确，被点名的几个人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斯大林现在把他们推下了陷阱，而这个陷阱是他们一年前为自己布下的。

斯大林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关于发表列宁信件的问题，不过他是这么说的：“我手上有三封列宁的信，第一封是他评价中央领导人的信，第二封是关于民族问题的，第三封是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期间写的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的信。这三封信均未印发，均未发表。”斯大林强调，前两封信曾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宣读”，而关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没有在任何一次党代会上宣读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当中还没有一人知道这封信”。^[6]

接下来便上演了由斯大林精心策划、并由他的同党们积极配合的一幕。斯大林在讲话中不断地强调，他一直主张，不但要“宣读”、而且要发表“遗嘱”，但有人在这一问题上一再妨碍他。“我要对各位说，”斯大林说，“在十三大上，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内，没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将这些信件公开发表，大会所有代表，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在表决时都赞成不在报刊上刊登这些信件。”斯大林接着信誓旦旦地向全会表示，而他本人至今仍主张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完全有权在这里听取这些信件的内容”，然后“将其附在速记记录之后”。^[7]

事情进展顺利，但顺利的局面被克鲁普斯卡娅和加米涅夫的讲话打乱了。

克鲁普斯卡娅看来是略微回过点味儿来了，于是她试图让全会相信，列宁当初是想让全党了解到“遗嘱”的内容的。

她当时是这样说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将‘遗嘱’传达到全党。至于以何种方式传达——我没有跟他谈过，因为他当时重病在身。但他当时吩咐我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证将这一文件的内容向全党传达下去。由于第一篇文章以‘致党代会’为标题，于是我认为必须找中央委员会，让中央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方式向全党传达那些被称作‘遗嘱’的文章。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这些文章的决定是政治局作出的，是那些决定如何向全党传达这些文件的领导同志作出的。”^[8]

克鲁普斯卡娅在这里讲的完全属实，但她随即遭到了会议主席雷科夫的反驳。

雷科夫说：“我手头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的一份文件的原件。她现在声称，在党的十三大前夕，她坚持要求将列宁同志的那份经常被人们称作‘遗嘱’的文件向全党传达，同在党代会上传达相比，这种传达范围更广。我在这里要宣读的是她在1924年5月18日写的一份署名‘克鲁普斯卡娅’的文件。这份文件中写道……”

雷科夫接下来宣读了确实是克鲁普斯卡娅亲笔所写的一份文件，并且将他宣读的这份由克鲁普斯卡娅署名的文件的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9]

雷科夫继续对全会代表们说：“你们现在听到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声明，而这一声明与她在1924年5月18日的信中亲笔写的内容完全是矛盾的。”

此后，雷科夫作出如下总结：“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某些人此时站出来宣布，有人隐瞒了文件，而所有这些同志当初都曾在我刚才宣读的文件上亲笔签名，而且文件当即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引文中提到的那些文件向党的十三大进行了传达。”说完这一切，雷科夫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因此，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很对，他在报纸上把那些关于列宁的文件被某些人隐瞒的论断称作是对党的诽谤。”^[10]

我们要指出的是，雷科夫在宣读上面那份文件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宣读了文件的一部分。只要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起她在那份文件后面所写的内容，雷科夫就会像一个被当众揭穿秘密的魔术师一样陷入尴尬境地。这个秘密在于，雷科夫明显寄希望于克鲁普斯卡娅的坏记性。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5月18日的那封信的下面（就在当页）补充写道，列宁的那些文件是“要向全党传达的”。雷科夫没有宣读这句话。

雷科夫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做了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偷梁换柱。随后他提议宣读列宁的文件。在一致通过关于在全会上宣读文件并将其记录在案的决议后，雷科夫请斯大林发言。

斯大林先是声明，他并不想参与“同志们之间的纠纷”，而后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宣读列宁的那些文件。他最先读的是列宁评价中央领导人的那封信（1922年12月24—25日记录）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在读完这两份文件后，斯大林作了“若干说明”，其目的是提醒全会，过去违背列宁的建议而推举他担任总书记的正是在座的代表。事实上，有的全会代表并没有参加过以前党代会，因此，许多事情他们还是头一回听说。可以说，斯大林很会利用逻辑推理，他说，列宁建议党代会“考虑”将他从总书记位置上撤换下去的问题，而十三大各代表团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追述道，经讨论，“所有代表团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接着回忆说，他在十三大结束后的“第一次全会”上就提出辞职，但未获通过。斯大林高声说道：“我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我是个不自由的人，我服从了全会的决定。”

在谈过他“被迫”留任总书记一职的经过后，斯大林简要地向全会讲述了他后来是如何努力“摈弃自己的粗暴作风，改正自己的错误”的。^[11]

斯大林在讲活中还称，他当年曾保护过托洛茨基。他说，在1923—1924年那场争论中，“党内一部分人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极端措施”，而他则“反对将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他“当时并没有站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派一边，而是属于温和派”。

托洛茨基听到这番话后按捺不住，当即反驳道：“谁也不会相信这话的。”但他立刻得到回答：“去问问您的同伙季诺维也夫吧，他会告诉您一切的。”

在这次伴随着斯大林的讲话而发生的言辞交锋中，的确提到了并非所有与会者都了解的一件事。斯大林当年确实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针对托洛茨基而提出的“极端”措施。他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他考虑到了托洛茨基的威望，知道党内支持托洛茨基的人虽然不多，但都有影响力。然而更主要的是，斯大林看到可以利用托洛茨基来牵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对最痛恨的敌人托洛茨基的真实态度。他表面上是在利用客观事实来说服那些对党内上一次权力斗争的所有复杂细节不甚了解的代表，实际上，他将谎言和表面事实混在了一起。

“我在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发表讲话，”斯大林这样回答托洛茨基的反驳。

“我声明，我当时对托洛茨基采取的是温和政策，我坚持让他留在政治局，我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坚持这一意见，该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2]

斯大林接着说，托洛茨基对此“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这是他的事。”随后，斯大林将话题转回到“遗嘱”问题上，对以上所言进行了如下总结：“……我尽力遵照列宁向我下达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指示，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平息要求将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位同志的激动情绪。”

在“保护”了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却又开始根据“遗嘱”来对付托洛茨基。

总书记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了“遗嘱”，他说：“信中写道，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应‘归罪于他本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改掉‘过分自信’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缺点。”列宁的确指出了托洛茨基的这两个缺点，但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来的，而斯大林却精明地将这两个缺点放到了一起，并把它们同列宁死后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看来，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托洛茨基并没有改掉“非布尔什维主义”和“过分自信”这两个缺点，而这两个缺点结合在一起，使他不再服从列宁。总书记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同志就有权修正列宁主义，并不意味着，当他修正列宁主义时，我们应当点头称是。信里并没有说，托洛茨基有这个权利，即使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应归罪于他本人。”

托洛茨基对这种显然没有道理的论断反驳道：“那是过去的事情”（指非布尔什维主义）。而斯大林的回答明显是要糊弄那些从来没拿到过“遗嘱”原文的与会者（而许多人的确是头一回听到“遗嘱”的内容）。斯大林是这样回答托洛茨基的：“信中没有‘过去的’字样，只说了‘非布尔什维主义’。瞧，如果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归罪于他，他就好像有权修改列宁主义似的。”^[13]

斯大林此时对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和并非很久以前的政治观点所做的这种独特的诠释，其实完全是一种对概念和场合的偷换，然而他的发言却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全会速记记录对这一时刻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众人齐呼：说得对。”斯大林在读罢列宁那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之后，应托洛茨基的要求又读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列宁于1923年3月5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另一份是列宁同年3月6日就同一事件写的题为《致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的便函。在读信的时候，斯大林或者是要检验一下托洛茨基对1923年3月份的情形到底记得有多清楚，或者是在宣读时一时口误，他在宣读列宁3月5日写给托洛茨基的那封信时是以下面一句话作结尾的：“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

当斯大林读完信之后，托洛茨基指出：“要么是誊写的时候出了差错，要么就是另外还有一封信，但我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最后写的不是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而应该是致以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有人反驳道：“真是吹毛求疵。难道您想修改列宁的原文吗？”还有人说：“这是自命不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更正：“是的，文中说的是‘致以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保存的卷宗（1923年那几个月的文件副本都按日期顺序装订在一起）里，上述信件的措辞正是托洛茨基所记的那样的。^[14]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列宁大概还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便函，而斯大林想看看托洛茨基是否知道这封便函。托洛茨基并不知道，于是斯大林放心了，但也因此而再次为历史留下了他决不“教条”地对待列宁文稿的证明。

在对托洛茨基抨击了一番之后，斯大林又继续向全会证明，他和列宁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原则性分歧。

在读完了列宁于1923年3月6日写的那封便函之后，斯大林说：“你们看，列宁的这封信和上封信一样，甚至都没暗示有什么原则性分歧，信中只是说斯大林‘纵容’奥尔忠尼启则，只是提到了对‘格鲁吉亚事件’参与者的‘迫害’。特别委员会研究过这一事件，同志们也都知道，姆季瓦尼同志是对还是错。”^[15]斯大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这个问题，他忘了强调一下，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列宁的这封信并不矛盾。随后他开始宣读列宁于1917年10月所写的《给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的信》。

斯大林的意图很简单：听了1917年的这封提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信以后，就连那些动摇分子也会得出与伏罗希洛夫相同的结论，伏罗希洛夫当时高声说：“一切就像现在这样。列宁的话真是一针见血。”而斯大林在读完信后只是说：“对这封信，我认为无须再作任何解释。”

不过一切并没有结束。在批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又把矛头转向了托洛茨基。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假如列宁写“遗嘱”的时间不是1922年，而是再晚一些，在党内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写“遗嘱”，那么他对托洛茨基的政治面目就肯定是另外一种评价了。斯大林是这样论证他的这一观点的：“我可以列举一系列文件，说明列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评价完全不同。1922年，在列宁写‘遗嘱’的时候，在尚未发生1923年大辩论的时候，在尚未出现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时候，在托洛茨基也还没有公开修正列宁主义的时候，列宁作出的是一种评价。”斯大林接着说：“谁敢说，在两年后的1924年，当托洛茨基公开修正列宁主义的时候，列宁还会对托洛茨基给予同样的评价？”接下来，总书记引用了托洛茨基191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的片段。总书记认为，那时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在建立一个反对列宁的集团）类似于“当前党内的形势——目前正在形成一个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现在反对的则是斯大林。^[16]

关于列宁“遗嘱”的争论并没有以斯大林的讲话而告终。争论各方后来还纷纷就“个人问题”发表了书面声明。我在这里只介绍一下这些声明的总体情况。这些声明刊登在1926年7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速记记录的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党的干部看到了这些声明。声明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从全会速记记录的顺序来看，季诺维也夫是第二个发表声明的人。他在声明中丝毫未提“遗嘱”，但他“就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发表了看法。季诺维也夫指出，总书记在十四大之后曾谋求与他结盟来对付托洛茨基，也曾谋求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对付他。他认为，他所建立的新联盟（同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是个“讲原则的”联盟，其目的是要进行“反对偏离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17]

托洛茨基在“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中谈了以下一些内容。他称斯大林“再度利用致奇赫伊泽的信”的做法完全证明总书记是个“不正直”的人。托洛茨基写道：“这封信是在党内派别斗争激化之际写的。在那场斗争中，列宁百分之百正确。那场斗争早已成为过去。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我党其他成员来说，13年前写的信现在听起来很古怪。在过时的派别斗争的垃圾箱里乱翻腾，这只能用来蒙骗那些不了解过去的年轻的党员，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搬弄是非，制造阴谋……”^[18]

托洛茨基指出，列宁也看到了斯大林的这种不正直，因此要求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换下来。

托洛茨基接下来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所谓的‘遗嘱’中，针对我个人说出了他认为需要说的话，他回顾了整个过去，其中包括那次派系斗争，其目的是要帮助党做好将来的工作。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试图替列宁发表意见，试图说明，列宁在当前这种斗争形势下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是不对的，因为假如列宁现在与我们在一起，那么斯大林同志就不可能继续当总书记，从而也就不可能利用党的机构来破坏党的政治方针，瓦解列宁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领导层，同时也不会出现当前这场斗争。”^[19]

托洛茨基陷入了艰难境地。总书记称他在评价“遗嘱”方面是伊斯曼的领路人，同时又强调：托洛茨基谴责了伊斯曼。不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找到了出路，他宣称：“当伊斯曼借‘遗嘱’问题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反党事件的时候，我谴责了他。不过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人利用‘遗嘱’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全党这一点，在一些会议上仪凭记忆来引用‘遗嘱’中的话……例如，列宁在谈到我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时，指的是我的过去，而斯大林等同志却不止一次地随便解释，好像列宁把我称作非布尔什维克。人们不得不问一问，列宁怎么能要求人们不要向一名身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委员提起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在这里，对我本人的诬蔑变成了对列宁的诬蔑。”^[20]

《布哈林同志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内容相当充实。布哈林在声明中说：

除此之外，布哈林在声明中还说：

接下来，布哈林公布了该信的全文：

这里应当再次强调一下，斯大林无疑是阅读了列宁口授的所有文件，但他却一直否认这一事实。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斯大林1923年夏季的往来信件直到1991年才公开披露。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打发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到基斯洛沃茨克休假，他本人则与加米涅夫留在莫斯科，从而单独决定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做法引起了季诺维也夫和支持他的布哈林的不满。下面这封季诺维也夫致加米涅夫的信就反映了这种不满情绪：

此后的来往信件全是围绕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提出的改组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管理处的方案来谈的。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些信件中的以下内容最为重要：季诺维也夫写信告诉斯大林，列宁的确写过那么一封信，要求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换下来。

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斯大林8月7日装出了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样子，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回信如下：

就这样，斯大林留下了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他正式否认自己知道列宁1923年1月4日所写信件的内容。因此，尽管季诺维也夫明明知道这一切，但在1926年7月全会上却无法证明自己不容置疑的正确。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也向1926年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主席团发去一份声明。她把斯大林完全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她在声明中说：

乌里扬诺娃在这里指的是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一副毒药的那一次。

在7月全会结束很久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乌里扬诺娃对上述这份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和布哈林的“协助”下写的声明完全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她实际上完全否定了自己为1926年全会所写的声明。她写道：“关于弗·伊（指列宁——作者注）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28]她接着说：“声明是应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请求而写的，其目的是利用伊里奇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使后者在反对派的攻击面前得到一些保护。反对派利用弗·伊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来做文章。这封信谈到了与斯大林决裂的问题。这是由一件私事引起的——弗·伊因斯大林对娜·克（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作者注）态度粗暴而感到愤怒。在我当时看来，这基本上是件私事，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利用这件私事追求政治目的，谋求团伙利益。然而到了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同弗·伊的几次谈话及其政治遗嘱联系起来，把这件事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考虑之后，我开始明白伊里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的真正态度。”^[29]

很晚才“醒悟过来”的乌里扬诺娃列举了一系列事实，来证明她在列宁对斯大林态度问题上的改变后的观点。

她提到了列宁的一段话，说列宁对托洛茨基虽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对他的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乌里扬诺娃写道：“当时，在托洛茨基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特别是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虚荣心很重且非常偏执的人。他们的个人荣辱常常凌驾于事业的利益之上……弗·伊的威望遏制了他们，使他们之间的这种敌意无法达到弗·伊去世后所达到的程度。”^[30]

乌里扬诺娃也提到了列宁托付给斯大林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她写道：“1921—1922年的冬天，弗·伊自我感觉很不好。头痛和工作能力的丧失强烈地折磨着他。我记不准是在什么时候，反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某一天，弗·伊对斯大林说，他可能将死于瘫痪。他要斯大林保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要帮他搞到并且给他一些氰化钾。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要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请求呢？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人，是一个从不多愁善感的人。除了他，这样的请求没人可托付。”^[31]

乌里扬诺娃接下来写道：“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弗·伊对斯大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当时，弗·伊认定，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于是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叫斯大林来见他。他一再坚持这一要求，使人无法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那里最多呆了5分钟。他从伊里奇的房间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讲，弗·伊请求他给他一些毒药，说现在该履行当初许下的诺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他吻了弗·伊，然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认为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再次回到弗·伊跟前，对他说，他问过医生后确信，一切并非毫无希望，现在还不到履行诺言的时候。弗·伊的情绪明显好了起来，同意放弃自己的请求，不过他又问斯大林：‘您在哄我？’‘您什么时候见我哄过您？’斯大林回答。他们就此分手，此后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直到弗·伊身体好转以后……”^[32]

乌里扬诺娃上面的这段回忆是有关斯大林下毒害死列宁的说法（托洛茨基在临死前不久曾写文章提出这一说法）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现在让我们回到1926年7月全会。

乌里扬诺娃在自己的“声明”中还谈到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写道：

同我们上面所讲的一样，很久以后，乌里扬诺娃对这件事换了一种说法：斯大林当时把她叫到电话跟前，以相当严厉的口吻——显然，他认为列宁不会知道这事——命令她不许同列宁谈事情。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面对此已有交待（斯大林有一天把乌里扬诺娃叫到办公室，开始向她诉苦：他数夜没有合眼，因为列宁在生他的气。斯大林请求乌里扬诺娃为他求情，乌里扬诺娃这样做了，但是列宁对此没有作出什么反应）。^[34]

斯大林在7月全会上也发表了一份表面看上去很准确的、内容详尽的声明。下面摘录了他的8点声明中的一部分。其中一点称托洛茨基是诽谤者。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迫使托洛茨基指责伊斯曼为诽谤者，这一次，斯大林把他们两人扯到了一起，开始指责托洛茨基是诽谤者，这很具有代表性。在斯大林的这份声明中，偷换概念的做法被广泛运用。总书记在声明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