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新版序言
普里莫·莫罗尼[1]
1987年，在塞尔吉奥·比安奇的宝贵帮助下，我和巴雷斯特里尼开始编写《黄金暴徒》，当时马上要到六八的二十周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有很多书将在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大部分是七十年代斗争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电视上也都在讨论当年的冲突在政治与社会上取得的成就。总之，气氛非常活跃，电视上还重播了一些纪念“七七运动”周年的内容。
但是，我们对纪念和庆祝活动（目的本来就不恰当）将历史事件妖魔化或者神圣化，将“好”与“坏”区别开的做法并不满意。
按照它们的说法，评判标准在于是否使用暴力。这是肤浅的，对于这场持续了十年以上、涉及成千上万社会主体的冲突，不能仅用道德来评价它的斗争形式。显然，这是为了重建“体制”，同时将几百人继续关在第一共和国的监狱里（理由仍然充分得很）。
实际上，为了伪造那十年的历史，意大利自七十年代末就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机制，还赋予了那个年代“铅弹年代”（Años de plomo）这一沉重的名字。
如果说，为了维持合法性，恩里科·贝林格[2]的意共有伪造与隐瞒事实的主要动机，那么“议会外团体”的前“领导人物”同样也想否认和区分他们过去与现在的利益。
带着这些想法，我们开始写作《黄金暴徒》：这是关于六七十年代运动的一本书，它尽可能忠实于反映革命浪潮的复杂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尽量“客观”，虽然这本来也做不到。相反，我们将高尚地带着批判性站在“运动”这一边，反对权力、反对制度的历史观及其伪造的历史。因此，虽然这很难，但我们希望在“讲述”冲突的历史中尽量公正，不偏袒任何在那个历史时期的“体制外运动”中产生的无数思想与组织。
这样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置于真正的迷宫——政治的实验室中，而“历史的”必然将二十世纪的各派革命运动汇集其中。
因此，我们开始整理书目，想找一种简单的方法来逐步说明运动的“灵魂”，它们使得这场运动不仅反对国家和体制内工人组织，而且还反对旧的左翼政党。
这本书在四到五个月内写成，最初我们在罗马，后来应芭芭拉（Bárbara）与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夫妇的邀请，来到米兰写作。
在我们的房间里堆满了七十年代出版的、业已从市面上消失的书，以及来自卡卢斯卡（Calusca）书店历史档案和我们同志个人收藏的数百本杂志和文件。
我们每个上午都在和同志们（基艾罗·达基尼〔Giairo Daghini〕、弗兰科·贝拉尔迪和莱蒂奇亚·保罗齐〔Letizia Paolozzi〕等人）交流，他们对定稿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月里，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写，只慢慢定下了一些范围，除了从大堆文献中“取材”之外，我们也在这些范围中进行了一些叙事。
同时，我们将内容限制在了严格的时间范围内（1960年7月至1977年12月）。
很快我们意识到，靠文献（仅仅是引用“必不可少”的文献，也需要将近一千页的篇幅）来深刻地剖析历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最好是结合“口述历史”和直接叙述的形式，再以最重要的证据和文件作为依据。
除了一般、完整与详尽的历史——这是我们当然要给的——之外，对那场非凡的存在主义与政治的反抗，我们还要考虑为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提供一幅足够广阔且简明的全景。同样，书中也详细解释了激起反抗的原因。因此，一方面它是工具，是在迷宫中行走的指南针；另一方面，尚未解决的矛盾曾对（工人运动的）历史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们又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讲述和“重现”带头反抗的那一代人，他们曾参与的“革命运动”的复杂性。
我们从阿格奈什·海勒[3]和一些人所说的“存在主义反抗的一代”（五六十年代）来寻找“六八年代”的根源：从美国披头士到黑豹党；从反对“政党制度”和拒绝被“代表”，到去中心化的政治自我组织；从深入主体自治的必然，到拒绝生产“单向度的人”的社会；从尝试建立“阶级的制度实体”的条件和必然，到批判性反对；还有往往是暴力的、从形式民主到“形式制度”的变迁。
从根本上说，必须理解存在主义与政治自决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从对家庭的激进批判，延伸到了学校、工人世界、政党、“整个制度”和国家，最终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世界反对派阵营。从日常生活本身开始，它惊人地将“解放所有人是解放每一个人的必要条件”和将所有世界“南方”的解放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反对派”在国际上得到统一。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分析：为了深刻的主观自决，迫切需要一场对权威与统治基础的反抗。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意大利从战后工业重建（它像一幅农民世界和城市工人世界的旧拼贴画）发展到更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同时，福特制导致了工厂的大规模转型和从南方农村到北方工业区的大批农民工。
福特制是发展的必然过程，它带来了消费社会，将社会等级秩序“合理化”；它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甚至扩展到了政治代表形式。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新资本主义正如其名，是一套包含民主创新与警察镇压的庞大体系。穷途末路的落后政治制度没能回应一个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而这一群体被困在了对新生产纪律的拒绝与社会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之间。
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统治方式的反抗倾向，另一种是“反文化运动”，也就是完全拒绝现实社会，企图“逃离”到一个理想社会的倾向，革命运动在其中晕头转向。
我们也在书中反复强调“反文化”与政治的割裂。1968年底，这种割裂业已形成，1976年的兰布洛公园（Parco Lambro）节上，曾有过一次无私却失败的尝试，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它是“七七运动”前的一个短暂而戏剧性的插曲。
1976年，兰布洛公园盛况
近年来，一些著名的民主主义历史学家为考察六八年代的起源做了重大的贡献。这么说，它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正如西德尼·塔罗[4]所言，在意大利漫长的反抗运动周期中，斗争对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塔罗在《民主与混乱》（Democracia y desorden）一书中，对1965—75年间的约五千起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反抗运动为意大利民主的发展做出了尤为重大的贡献：个人从想要代表他们的政党手上获得了更多自治权；新的政治主体走上舞台；还有1968—69年间达到高潮的运动的“过火要求”也通过一些改革得以实现。塔罗认为“一场巨大的浪潮席卷了一切，只留下一片狼藉”。因此，六八年代被重新定义为对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极具戏剧性的意大利的冲突，主要是由政治制度的落后所造成的。
从书里能够看到，与事后的伪造相反，意大利冲突的高潮是和空前扩大的个人与集体的自由在同一时刻发生的。这一点和过去几十年不同。尽管堕胎和离婚权等，已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实现，意大利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是由“自下而上”的“运动”获得的成就，而体制内左翼政党从来没有重视过它们。此外，意大利争取《劳动法》的过程和西方工人运动的历史也没有关联。
但六八年代古老乌托邦的最后一幕与塔罗的分析背道而驰。六八年代绝非为现代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它只不过是对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的最后尝试。也就是说，六八年代的形象和它对社会极端主义与公共生活的坚持，是与它对基督教或共产主义等乌托邦的伟大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六八年代是作为理想社会的古老代表与现代化进行对抗的最后尝试。
但是，即便它们是“无私”的，我们也尽力避免倾向性的解释。我们试图强调的是七十年代的运动如何付出巨大努力，建立了一套与当代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深刻地反对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模式，简而言之，反对追求效率的福特—泰勒制的等级模式及其本质，使它在社会和工厂中“被消灭”。
因此，运动就像是统治模式的镜像，是劳资冲突达到的成熟、彻底又不可复制的表现。
对运动各派倡导的政治出路，许多人感到不满，他们看到这些出路实际上带有资本主义的陈腐和偏见，但我们对那些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像夺取冬宫——的运动给予了重点关注。七十年代运动很可能是自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其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重大“爆发”。在历史及其矛盾中，运动以其全部的社会与政治智慧给福特—泰勒制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它们表明，这种模式并非永恒，它将在达到最终形态后从内部开始崩溃。
在这场冲突中，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不可逆的变化。八十年代末“政党制度”（包括左翼政党）的衰落，不过是这场冲突的结果。工会和共产党的悲剧，恰恰在于它们没能理解和感受革命浪潮的非凡创造力。相反，它们和寡头资本与国家镇压机关结盟，严厉地压制了运动，这实际上也让它们走向了自我毁灭。
生产制度的重组或许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历史要求，又或是国际资本在结构上的需要，即需要对福特—凯恩斯模式进行彻底改变。但这不能，也不应当意味着对“资本计划”的消极接受。尽管“运动”彻底结束并改变了历经五十年后已经行不通的资本主义周期模式，我们还是要强调，主流左派消极接受了它，并将生产与社会变革的主动权再交给了同一个资本。
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例外”的做法成为了正常的统治模式。“例外”的逻辑终于打破并摧毁了第一共和国（1948—94）残存的民主秩序。整个“政党制度”也从根本上帮助建立了这个扭曲的统治形式。它将重大的司法与裁决权下放给了地方法院，还出台了“特别”法令——它本应是临时性的，却成为了“正常”的法律。其中批准以“特殊”方式建立十几座“特别监狱”，以完全违宪的方式运作。为此，以“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或其他社会现象为借口，越来越多的所谓“民主处在危险中”的说法被提出，而这些“危险”在任何情况下从未真正威胁到民主制度。
这条制度转型之路，必须面对改变了的生产环境，而粗暴打破“法治”是出于“新资本主义”的内在需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深入分析。但要指出，造成成千上万人被控告和被关押、数十人死亡（两方皆是）的意大利戏剧性的暴力冲突，本身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的政治背景。
西方世界许多人正确地认识到，意大利的运动是解读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社会与生产实验场所之一。新的阶段仍然难以定义：有些人称它为后福特主义，即“丰田主义”。另一些人将它称为后工业时代。
意大利刚过去的九十年代是一个黑暗动荡的时代。谎言掩盖了真相（包括“思想贫瘠”（il pensiero debole）、“新文艺复兴”的滑稽戏、“让意大利成为一个伟大工业国家”等等）。国内与国际层面的资本重组早已完成多年，它的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将其定义为真正的“革命”。
伴随这些“上层”过程的是毒品泛滥、“非法资本”扩张、思想堕落、城市青年“反文化”，最后是被困在工厂里的工人们，他们无能为力又饱受压迫，为自己的前途经受痛苦。
在一次对话中（1985—86），我记得有位老工人说了一句夸张但含有深意的话：“我们就像‘等候最终方案’的犹太人。”这句话可以命名为“工人的恐惧”。恐惧似乎成为了主导情绪，这些工人就好比时代的弃儿。他们的眼里只有毒品，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接触毒品都是直接（显然是当中最年轻的人）或间接通过亲戚和熟人的（这也戳穿了毒品问题只涉及边缘化青年的谎言）。工作环境受到新兴技术的冲击，一夜之间，人力劳动被残酷地取代了。
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的许多分析都有局限，尽管政治制度经历了“内部革命”，也许我们还不了解时代需要：我们没能完全理解，当时进行的是向成熟资本主义全面转变的真正时代变革。举个例子，要说“工人被打败了”，这是真的，但它有更深刻的原因，要抓住现实变革的政治意义，它过去是、现在仍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也全然是由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引起的。如果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意大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它，这主要是由于冲突和反抗运动的高度成熟，尤其是集中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与自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的转变比其他地方更具有戏剧性的色彩，这样就更好理解：为了实现转变，“必须消灭”反抗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集中。
如今的意大利，历史上饱受诟病的“政党制度”已被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十年间，一切能够抵挡这种可悲转变的力量都已被击溃和压制。体制内左派无法给一条出路。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混杂的新“代表形式”，而七十年代运动的丰富遗产却被否定和遗忘了。
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希望这本书成为回忆的工具。然后，引用一位作家的话（顺便一提，我不喜欢他），也许这话也是不对的：“人与权力的斗争，亦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5]。
[1] 普里莫·莫罗尼（Primo Moroni，1936年6月17日——1998年3月30日），意大利作家、出版商、政治活动家。195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56年加入意共。1960年参加了热那亚示威运动。1963年退党。1971年创办卡卢斯卡书店（libreria Calusca），容纳波尔迪加派、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后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心。此后积极出版革命著作。1998年逝世。——中译者注
[2] 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1922年5月25日——1984年6月11日），1943年加入意共，同年发起成立西西里共青团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2—16日担任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副高级专员。1945—1946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任意共青年阵线书记。1949—1956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1949—1951年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书记。1957—1958年任意共撒丁岛委员会副书记。1962—1966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68年任意共拉齐奥省委书记。1968—1972年任意共中央第一副书记。1968—1984年任国会议员。1972—1984年任意共中央总书记，任内鼓吹“欧洲共产主义”。1984年因中风在帕多瓦逝世。——中译者注
[3] 阿格奈什·海勒（Agnes Heller，1929年5月12日——2019年7月19日），匈牙利哲学家。1947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9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出党。1953年纳吉出任总理后，恢复党籍。1955年起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教。1956年支持匈牙利革命，因反对卡达尔的政策再次被开除出党。1958年被开除出布达佩斯大学。1963年起担任匈牙利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支持布拉格之春，后抛弃马克思主义。1977年流亡澳大利亚。1986年移居美国。2019年因溺水逝世。——中译者注
[4] 西德尼·乔治·塔罗（Sidney George Tarrow，1938年11月3日—— ），美国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 应出自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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