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尾声 1927年4月6日清晨，当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大批的宪兵、警察到北京的使馆区。根据西方和日本驻华使团的事先安排，张的部队和警察顺利通过使馆区大门，直趋苏联使馆内的兵营。他们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机构，查封了所有的文件，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俄国人和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 接着，北京政府发出官方通告，指控苏联驻华使馆违反外交豁免权，为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李大钊）提供避难所。但是，这种特殊的指控缺乏足够的证据。中共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勉强地承认李被迫在苏联使馆寻求庇护，并且说李被捕前曾“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继续领导北京党组织的活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内的兵营里与他会面，他就住在那里。有时，李还秘密进城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李大钊的长女星华曾经记述了她父亲被捕和遇难的事件经过。她回忆道，事件发生以前就有了危险的先兆，在她家遭洗劫前的几个星期，张作霖已经派特务在她家周围活动。4月初，她家的两个工友冒险进城买东西没有回家。这时，大家都想他们可能被捕了，全家充满了忧虑的气氛。“几天以来，也常有父亲的朋友们，偷空来劝父亲离开北平；父亲对他们的劝告，反倒不很注意。母亲当然时时为父亲担着一份心，……但是，这对父亲也是毫无效果的。”[1] 星华回忆说，4月6日早晨，她正坐在外间屋的长木椅上看报，父亲在里间屋伏案写作。突然，她听到枪声，连忙跑进屋里。父亲要她不要害怕，迅速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迎接着这响声，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哼气，只是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同一天，李大钊的夫人和次女也被逮捕，关押起来。10天以后，星华和她的母亲、妹妹被带到法庭，在那里，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李大钊像往常一样，身着传统的灰色学者长袍。法庭审讯之前，李恳求法庭释放他的妻女。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纯朴的乡村妇女，两个女儿年幼无知，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于是，法官立刻命令把星华和她的母亲、妹妹押回监狱。“‘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了。 “那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和穿便衣的侦探，以及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时蜂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有一支手枪；枪口对着我和父亲，发出无情的冷光。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用小白绳给牢牢的拴着胳膊，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像牵一匹狗似的，毫不放松的拉着；从他那向两边披散着的长发间，露出一条苍白的脸来。一看便知，显然他是受过苦刑的，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 “那粗大身格，满脸横肉，有一双阴险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向阎振问道： “‘你认识他吗？’ “他只简单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他在狡猾的冷笑着，又郑重的吩咐他的左右： “‘看好，别让他得空自杀，先把手枪给夺过来！’ “他手下的那一伙，立刻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随后，很仔细的在父亲身上搜了一遍。父亲是永远保持着他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在残暴的斥叫下，父亲束手受缚，我眼看着他们把父亲拖走了。我当然也免不了要被那群暴徒们牵走。”[2]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李大钊的夫人和女儿在牢里感到十分虚弱，命运未卜。结果在4月28日晚上她们终于被释放。第二天，她们从报上得知，父亲与另外19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于昨日被处以绞刑。 李大钊被害的消息传开以后，各界人士无不愤慨，强烈抗议奉张的暴行，报纸也普遍谴责奉张的罪恶行径。北京政府害怕李的葬礼会变成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拒绝把李的遗体交还给家属，暂时停放在一所寺庙里。4年以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代表李夫人介入此事，政府才准许为李大钊举行正式的葬礼。葬礼期间，张作霖在1927年所担心的政治动乱终于发生了。下面是当时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新闻报道： “已故的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李大钊的葬礼昨日清晨变成激进的示威活动，导致40名学生被警察和宪兵逮捕。
1951年，在中国发现了李大钊被害的线索。香港《大公报》刊登了由沈阳发回的一条电讯说，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赵玉书被逮捕，由此发现了罪犯“过去所隐瞒的一段罪恶历史。1927年，他曾担任张作霖的上尉副官，率领大帅府的40名士兵，逮捕了我们的革命导师李大钊和另外20个人。罪犯是第一个绑李的人，在李向法官据理力争时，他竟拉紧绳索，用拳头打李。……他还扒掉李的衣服，抢走李的钱。……罪犯已被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于1951年2月22日执行死刑。”“大约有700多人，其中多是学生和工人加入送葬队伍，他们从宣武门外的一所寺庙出发（自从李在1927年4月被张作霖处死以后，他的遗体一直停放在那里），当灵柩到达市中心的西四牌搂时，为了作街头公祭，32个抬棺人停了一会儿，一时间这里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人群拥满马路，各种车辆全都断绝了往来。这时，一些激进的学生高唱国际歌，散发传单。 “警察和宪兵立刻进行干预，企图阻止学生们的行动，但学生毫不畏惧，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警告。在冲突中大约有40名学生被捕，其余的人得以幸免。20名学生被带到警察局，其余的人被押往宪兵司令部。后来，送葬的队伍继续护送灵柩去西山。下午，在那里举行了葬礼。 “已故领袖的朋友和崇拜者送了各种各样的挽联和祭文，一个名叫山田的日本人送的祭文上写道：‘李大钊同志，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虽然你的遗体很快将被埋葬，但你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你流的血已经成为我们行动的力量源泉。大钊同志，安息吧！我们决心战斗到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为止。’一位朝鲜共产党人送了一副用朝鲜语写成的挽联。”[3] 尽管当张作霖命令对李大钊施以绞刑时，李年仅38岁，但是他的命运似乎比他的朋友和同事陈独秀的命运更少些悲剧色彩。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避开了1927年的绞索，但以后的岁月充满着沮丧和挫折。他要对导致1927年中共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过失负全部责任。由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被免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两年以后，他又因有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之嫌被开除出党。又过了半年，他被投入国民党监狱。1941年，他死于癌症。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幻灭性人物，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他仍旧徒然地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信仰结合在一起。 虽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领袖，共产党人宣称是这场运动的合法继承人。但在中共的史书当中，他在那一时期的作用完全被忽略了，他的名字出现时，通常被作为“大叛徒”的象征。垄断现代中国政治的两种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之间，既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也没有积极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地位。而它们本来可以在陈独秀活着的时候为他提供一个政治避难所，或者在他死后提供他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真实记录。 不可能有人知道，假如李大钊还活着，他会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没有人敢肯定，像后来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中所宣称的那样，李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但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据我们所知，在他牺牲时，头脑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动荡的早年，还是在1927年的灾难之年，李大钊都在为自己1919年开始革命生涯时所建立的革命目标而奋斗，他曾经表示：“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4] 今天，在中国，李大钊被誉为最英勇的革命烈士。在共产党的历史著作中，他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这些著作中，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被夸大了，以至于有失历史的真实。尽管在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他的评价时，他没有能冲淡毛泽东的光辉。应该说，对李大钊的赞美与对陈独秀的诽谤，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寻找英雄与异教徒这种政治上的需要。由于李是革命的唯意志论倾向和民族主义冲动意识的先驱者，这两者始终支配着作为马列主义翻版的毛主义。而陈代表着国际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势力，这种势力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将逐渐消亡。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李大钊的思想和著作。因为要让那些自称自己在理论上已经做了历史的、普遍的正确创新的人承认思想上受到别人的恩惠，那是很不情愿的，即使在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恩惠时，也仍然如此。然而，问题本身似乎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对毛泽东思想发展所做的优异研究当中认为的那样，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受益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李不仅在1918至1919年冬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毛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且还向毛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在1919年曾经向年轻的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1925年，毛重新发现了农民，但正像施拉姆所指出的：“李大钊很可能在1919年就开始走上那条重新探索的道路。”[5] 在1919年中发表的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性著作中，他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发生了共鸣。他们都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的统一体，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未来是繁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成为席卷全球的伟大潮流。这些都是毛在1919年从李那里接受的观点。此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紧密地遵循李大钊所提出的原则。无论是屈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法则，还是最终放弃这一法则，他们都相信人的意愿和觉悟是塑造历史本体的无穷的力量。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限制直接革命行动的机会。事实上，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先决条件的真正缺乏似乎要求中国人不断地发挥实现这些先决条件的巨大力量，而且把这种条件看作是使中国能够更迅速地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前进的有力条件。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有必要找到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想的主观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历史唯物论，他们都确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根本不是以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充满信心为基础的。相反，他们完全信赖人产生的现实内在的主观力量的能力，即李大钊所主张的，在中国已经过几个世纪积累的“过剩的人的能力”的巨大宝库。思想、意志以及人的自我觉悟将真正决定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种由民族主义的冲动所激发的能动的、唯意志论的冲动，甚至于反过来又增强了民族主义的冲动。对于毛泽东和李大钊来说，他们最关心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和再生，但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再生。尽管中国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却不允许它落在历史的进步发展之后。要实现这种再生，不仅要接受而且也要改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造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包括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容代之以救世主的民族主义形式的内容。这种民族主义认定，中国不仅完全有资格加入到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当中，而且她在世界革命中注定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李和毛关于中国的再生的设想中，革命的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成为支持这种设想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虽然他们相信这种再生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特别是要以那些将根据从西方传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价值观书写新的中国历史的青年为基础。但是，这种对旧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厌恶又伴随着一种眷恋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及赞美中国历史的骄傲情感。 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反映在他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上，这一理论同政治实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李还是毛，他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然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根据客观社会阶级标准为基础分析政治形势的需要更多的斗争观念。“无产阶级觉捂”比无产阶级自身更重要。由于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国“无产阶级”所处地位的优点，李大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的内在觉悟赋予整个中华民族。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有反映，在他的这些文章中，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在于中华民族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对历史的经济力量的唯意志论的急躁情绪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动（即使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放弃中国社会唯一进步的社会阶级的意愿。这个阶级是仿效西方的偶像形成的，而不是扎根于广阔的革命的“民族”土壤。 大概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直接导源于李大钊，如果没有李，毛也完全可能产生同样的思想，走上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然而，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浸入中国社会产生了特殊的思想、理论倾向，这些倾向与中共推行的政治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7年以前的几年，李和毛的政治观点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中间尤以政治与思想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李那样，毛热情地而不是勉强地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因为他完全寄希望于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而不只是单独的社会阶级。最终，李和毛都放弃了特殊的统一战线，参加和领导发动农民的斗争，着手组织农民暴动。20年代中期，毛大概不依赖于李的政治领导，但却依靠李在1919年的理论的指导。但是，他们拥护根据相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设想所制定的相似的政治战略。 1927年以前，中共革命战略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后者尤其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共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运用这些基本战略的过程中，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特殊的创新，这些创新，又为中共的成功提供了保证。正像研究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创新是成功的，但毛的真正创新在政治战略和策略领域，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作为这些创新的先决条件的思想、意识因素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在中国，共产主义以农民武装暴动的形式出现（事实完全如此）并不是预先规定的。假如我们设想2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民起义完全是自发的（这是错误的历史设想），在纯粹农民自发性基础上，而不是在理论观点和理性倾向上赞美农民的造反力量、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战略；那么，恐怕有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这种可能性，而有些则不能。 李大钊之所以想放弃西方城市和无产阶级对中国农村的影响的原因和理由，也同样适用于毛。在巧妙地运用群众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方法上，毛是列宁主义的小学生，他比李更关心维护出现的正统理论。然而，从根本上讲，他和李一样，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唯意志论的解释，怀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冲动，思想上受民粹主义观念支配。这些理论要素构成毛主义农民革命战略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当然，有一种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特殊决定论变体倾向于把中共看作不过是巨大而深厚的社会力量手中的玩物。对这种“科学”理论的实践者来说，在研究当中，科学似乎无足轻重；因为他们相信，不深入到创造历史的人的思想感情，照样可以进行历史分析。对他们来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因素可能与共产党浸入乡村所发生的作用毫无关系。然而，那些到乡村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离开城市之前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渴望。事实上，在农民身上具有特殊的民族主义天性，乡村的环境无疑又增强了农民的民族主义。但共产党员在改变中国农民内在的排外感情，输入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方面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群众民族主义”有时并不是从乡村的基本力量——农民那里表露出来，最终传达到毛和他的同事那里的。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由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根据其主观意愿塑造历史的杰出人物从外部灌输给农民的。 李大钊没有活到亲眼见到他所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是他所建立和倡导的理论指引着他的后继者取得了这一胜利。他几乎从没有对毛泽东提出的非正统战略表示过疑义，因为他奠定了发展这条战略的基本路线。他可能没有看见他曾经设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将带来的共产党中国“真正的人生”。但是，中华民族的再生与中共政权的建立足以使他感到欣慰，因为“少年中国”之再生的观念始终是他整个世界观的真正核心和感情寄托。 注释： [1] 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15—16页。 [2] 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17—18页。 [3] 《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天津，1931年4月25日。 [4] 《李大钊文集》（下），第118页。 [5]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3年，第14—19页。 |